林毅夫：吾道不孤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答謝致辭，首發於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微信號，原題為《林毅夫：吾道不孤》，恰好回應了他的晚輩同事、北大金融系副教授唐涯的文章《歸國從教三十年 林毅夫在孤獨中前行》。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佈，外標題為編者所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毅夫】
今天從早上到現在，我自己講了許多話，也聽了同事、朋友、同學們講了很多關於我的話。此時此刻，我內心裏只有三句話。第一，我是一個特別幸運的人。第二，我內心充滿了感激。第三，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一羣人。
首先，為什麼我是很幸運的人？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幸運的大時代裏， 1952年我出生的台灣非常貧窮，在成長過程中我目睹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1979年我剛到大陸的時候，大陸比我出生時的台灣還貧窮，我來後大陸經濟飛速發展，讓我再次目睹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
中國的發展奇蹟，讓我有幸到世界銀行工作，站在小時候從來不曾想象過的國際舞台上。那幾年我經常訪問世界各地貧窮落後的國家，考察非洲的農村時不禁讓我想起小時候住在小縣城裏，暑假到舅舅家裏去幫忙做點農活，放牛、在田裏撿稻穗的影像不時湧現心頭。
世行期間，林毅夫走訪了很多非洲國家，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出爐提供了鮮活的素材。圖為2013年林歸國之後再赴非洲考察，與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握手。
有幾次非洲農村的小孩，看到世界銀行的副行長來了，一羣大人陪着，他們跟隨在後用充滿羨慕的眼光看着我。小時候我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舅舅家的村子裏偶爾會有地方的小官來視察，村裏的大人前呼後擁，我曾經也是跟隨其後看熱鬧的許多小孩之一。我常想今天非洲那些小孩將來會不會像我一樣，有機會受到比較好的教育？有機會看到生他們養他們的國家擺脱貧窮？有機會走上國際舞台？
如果我不是成長在台灣和大陸這樣一個大發展的時代，我自己會不會是在台灣一個小縣城裏面庸庸碌碌的人？我的下一代會否還是跟隨在大人後面看熱鬧的小孩？我有幸生於貧窮，長於欣欣向榮的大時代，世界上許許多多國家的小孩，他們沒有像我這樣的幸運，他們可能生於貧窮，長於貧窮，甚至也死於貧窮！
生活在兩岸中國這個大時代裏不只是我一個人，能得到各位今天的讚譽，反思自己一路走來，最主要是我從小就有了很多在關鍵時刻——用我們台灣話講——牽成我的“貴人”。
我是一個有六個孩子的家庭排行當中的小孩，上有兄長、姐姐，下有妹妹。我特別幸運，小時候不僅得到父母格外的呵護，而且兄長、姐姐也無私地幫助我，在我受教育、成長的過程當中，他們已經工作了，會省吃儉用給我買書、給我零用錢，照顧我、鼓勵我。
結婚成家後，天涯旅居，聚少離多，妻子無怨無悔地一路跟隨。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對父親也特別諒解。就像各位剛才講的，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我的辦公室經常是朗潤園裏的最後一盞燈，常年回到家裏已是凌晨之後，孩子都已經熟睡了。他們讀小學時，必須在五點起牀七點趕到學校上早自習，多年是住在同一個屋子裏，一個星期難得見一次父親的面，他們沒抱怨過我沒有像其他父親一樣陪他們做作業，參加家長會。
我成長的過程中，從小學開始，到中學、大學，老師們也都格外給予了我關心、幫助。我特別感激小學時的李錫樓老師，是他發現了我這隻醜小鴨；中學的莫凱老師讓瞭解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民族悲哀；如果沒有芝加哥大學舒爾茨教授的慧眼，我大概不會成為一名經濟學家。
我在工作上也得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幫助。從台灣軍校畢業後到了部隊當連長，當時的營長讓我認識到青年人的當擔。到了大陸後，得到了許多領導的關心，特別是1982年接到舒爾茨教授的邀請到美國讀書時，大陸領導能夠以培養人才的胸懷放行。
從美國回來，當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杜潤生老先生，今天早上錫文（陳錫文）已經講過了，以老一輩革命家的胸懷來接受一位從海峽對岸過來的年輕人，給予信任和重用。
從美國回來，杜潤生（左一）杜老舉薦林毅夫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在發展所的同事，包括當時的所長王岐山和錫文、杜鷹、其仁（周其仁）等同事不把我當作外來的人。開始時，我確實像今天上午杜鷹所講，不瞭解中國的國情，如果説我現在對中國經濟問題把握得比較好，都是在發展所那幾年的共事中從他們那裏補了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經濟學家最欠缺的一課。
在發展所工作時，我同時也在北大兼職當副教授，平新喬、孫來祥等當時也都正處青春年華的同事一起試圖推動北大經濟學教育的革新。
後來成立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其他幾位創始同事對中心的發展做了諸多貢獻。雙學位的構想是易綱提出來的，海聞作為主管行政的副主任設計了許多制度安排，維迎給國內帶回了博弈論，後來其仁、國青（宋國青）、盧鋒的加入提升了政策研究的水平，大源（胡大源）的無私奉獻才有了MBA和EMBA的項目，解決了中心持續發展所需的資金。
1995年春，北大中國經濟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哈佛大學教授帕金斯夫婦、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張佳利、邢惠清、趙普生、行桂英、陳曦等給中心打造了一個服務教學科研的行政文化。正是這樣一羣有共同的情懷、責任和抱負的青年人，才能夠創造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段歷史。
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得益於很多朋友的幫忙，蔡昉和李周是我早期的主要研究夥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郜若素、德來斯戴爾，香港科技大學的鄭國漢、雷鼎鳴，國內的韋森、張軍、史晉川、巫和懋、張曉波、鞠建東、文一等則幫我在切磋中前進。
同樣重要的是學生們，從他們那裏我獲得了教學相長，劉明興、張鵬飛、胡書東、盛柳剛、陳斌開、徐朝陽等為我在芝大的約翰遜講座和在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提供了許多幫助。
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後是徐佳君、王勇、付才輝、陳曦的同心協力、全神傾注，才能夠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產生了國內國外的影響。
要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偉大的時代和這麼多人的幫助，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上個月，《解讀中國經濟》第十種語言版，阿拉伯語版在阿聯酋的國際書展上發佈，主辦方舉辦了一個對話會，和我對話的是阿布扎比的文化局局長。他提了一個問題，他説這本書結構宏偉、邏輯清晰，特別有助於讀者瞭解中國經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問我是如何寫出來的。
《解讀中國經濟》阿拉伯語版在阿聯酋的國際書展上發佈，左二為林毅夫。
我回答，其實這本書不是為了幫助讀者瞭解中國，我寫這本書，去做那些研究，是為了幫助我自己瞭解中國，寫出來後我很高興在幫助我自己瞭解以後，也能夠幫助其他人瞭解中國。
作為一位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我何其有幸得以兩次親歷人類歷史上的增長奇蹟，在幫助我自己瞭解這些奇蹟背後的道理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成敗的經驗時，我積累了許多和現在主流理論不一樣的觀點，抱着野人獻曝的心情，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我希望這些研究也能夠幫助世界上許多仍然深陷貧困陷阱的國家，找到一條走向繁榮的道路，我衷心希望前面提到的曾經跟在我後面的那些非洲小孩也能夠生於貧困長於欣欣向榮。
今天這個會最讓我高興的是讓我有了“吾道不孤”的喜悦，從上午到現在各位的發言中，我覺得我們有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的共同認識，我很高興大家都贊同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今天與其説是慶祝我回國任教30週年，我倒覺得今天是在座的各位以及我自己的一個新的起點，大家一起推動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貢獻中國的智慧於世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我們現在做的才剛剛是一個起點，未來的天地會更寬廣，未來的成就會更大。雖然説我今年65歲，按現代人的標準還只是青年，但和在座的許多同學們比，就像毛主席曾經講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今天最主要的意義在於未來的世界是屬於中國經濟學家，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的世界，尤其是年輕學者的世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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