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璋：千古奇冤——焚書毀圖劉大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孔璋】
幾天前，梅新育先生的一篇文章在闡述難民問題引發的“內外之別”的時候，採用了“劉大夏毀壞鄭和下西洋圖書資料”作為依據，頗有些趣味，也引起了一些讀者的討論。鄭和下西洋各類檔案被毀以致失傳，是劉大夏乾的嗎？如果不是，這個鍋該給誰？
上文引自《創龍傳》第八卷，作者田中芳樹，人稱“坑王之王”，又號“皆殺的老賊”，辣手無情殺死了黑髮魔術師、金髮獅子和天才畫師的壯舉而名動八表……當然，以上不是重點。
引文中提到了兩個人：一個是鄭和，他是明朝最有名的宦官之一，另外一個，是劉大夏。
哪怕在歷史愛好者的圈子裏，劉大夏的名字也算不上太響亮。能夠記住這名字的人，一般都會鎖定一個印象：那就是，他燒了鄭和千辛萬苦帶回來的海圖……以及其它相關資料。
早在抗戰期間出版的《中國南洋交通史》，便明確記載説“劉大夏便將保存在兵部的檔案銷燬”，而此後圖書，多因襲此説，時至今日，“劉大夏燒鄭和海圖”的説法，不僅僅是固化進了田中芳樹這樣的小説家腦海裏，就算是正經治明史，寫論文的專家們，也多有直接引用此論者。而當年《河殤》大紅特紅的時候，這事例更是經常被撈出來作為炮彈，證明中國自古以來便缺乏海洋思維，抱殘守缺云云。
上世紀80年代某紀錄片截圖
上文引自《客座贅語》，作者顧起元，萬曆間人，一直以來，這段文字都是劉大夏焚書説最有力的證據。
然而……
上文作者嚴從簡，嘉靖後期進士，早顧起元數十年，他的記載中説的很明確，劉大夏對海圖檔案所作的是“先所匿”，並在詢問的時候放言“當毀之”，也就是説，他只是威脅要毀掉這些海圖，並沒有真的動手。
時間繼續向前，這次的作者是陸樹聲，嘉靖前期進士，早嚴從簡又數十年。雖然時間上更加接近劉大夏的年代，他的記載反而更加簡略，只説他“先檢得，匿其籍”，並沒有記錄什麼豪言壯語，當然更沒有什麼燒圖的事情。
而在與顧起元同時期的作者中，記錄下了劉大夏與鄭和海圖之事的也不止一人，比如，復社張岱：
張岱所記事情，與嚴從簡大致相同，包含了“藏圖”、“建議毀圖”與“此位當屬君”三個關鍵劇情，所差者，只在詳略，而這似乎也是當時記載劉大夏事件的主流模式，比他和顧起元稍早的焦竑，在《玉堂叢語》中記為：
比他們又晚了數十乃至百年的清宋宗元、史潔珵，在記載此事時，也基本沿襲了這個 “藏圖——建議毀圖——此位當屬君” 的框架，所差別者，只在文字詳略，人物形容。
可以看出，由嚴從簡完成的這個故事框架已經足夠完善，使後世的筆記作者們沒了深度改造的自信或熱情，而與這個完整且傳承有序的發展相比，顧起元的“焚之”説，更像是一位一時衝動，於是在自己的平行世界裏弄死了阿朱的同人作者。
至於為什麼這一時衝動的同人，最後能夠蓋過所有其它認真寫設定的同行，我倒覺得不難解釋：畢竟，誰不喜歡更加激烈的衝突與劇情呢？就算是剛剛還這麼辛苦為劉公正名的我，如果真開了一本穿到成化年間的書，如果真寫到了劉大夏的劇情，那我會怎麼選擇？是會選擇在劉大夏離開後從落滿灰的倉庫裏把書再翻出來的世界線？還是會選擇神兵天降，救下海圖與未來的世界線？
顯然是後者啊，與爽比起來，考證重要嗎？！
……更何況，鄭和海圖，確乎是沒有流傳到後世的。
寫到這裏，我們似乎已經大致證明了劉大夏的清白，他並沒有燒卻那些珍貴的海圖，他只是在某個時間點藏起了這些海圖，並因此而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不過，是這樣嗎？
作為官至尚書的重臣，同時也稱得上一代名臣，劉大夏《明史》有傳，從他鄉試出仕，一直記錄到歸家而卒，生平事蹟，一一錄之，卻唯獨沒有關於鄭和海圖的這部分！
要知道，這是明代啊，士人以廷杖為榮的明代！清流們點開了所有蹭熱點的技能樹，刷滿了所有騙聲望天賦的明代！劉大夏的這起事蹟，如此典型，足以讓任何以“直臣”、“錚臣”為標誌的士人喜出望外，將之奉為生平亮點，可偏偏，在收入國史的傳記當中，卻沒有這件事情？
也許，是資料丟了？畢竟，明清之際，戰火交加，許多典籍從此永絕，到了清人修明史的時候，很多事情不可復得，也是説得過去的。
然而，我們上面曾經提到過史潔珵、宋宗元這兩個名字，史潔珵於康熙年間作《德育寶鑑》，宋宗元於乾隆年間作《正經》，兩書中皆錄有劉大夏匿海圖事，而且還都是詳細到了預言他必將當上兵部尚書的版本。兩者時代一前一後，正好覆蓋了《明史》修撰的時期，從這個角度來講，修書者沒有見到這條資料，是説不過去的。
實際上，在記錄劉大夏生平的典籍資料中，沒有提到鄭和海圖事的並非孤例，比如説：
林俊，成化年間錚臣，以“死諫驚天變”而留名史籍，他是劉大夏的同事和好友，並在劉大夏死後，為他作了墓誌銘，在這篇碑文中，回顧了劉大夏的生平事業，卻完全沒有提到鄭和海圖的事情，這，又是為什麼呢？
細看全文，我們會發現，《劉公神道碑文》與《明史*劉大夏傳》的共同點可遠遠不止無視鄭和事情這一處……比如説：
這裏的紀錄寫的相當簡略，但與《明史》對照，就能看的比較清楚了。
劉大夏少年成名，科場早達，很年輕的時候便為庶吉士，成了儲相之選。他的履歷起於兵部，先作國防部檔案司一處處長，再任國防部檔案司司長，在司長的位子上時，發生了一件大事。
當時還是成化早年，活躍在舞台上的權閹中，以汪直（沒錯，就是他，與方應物內外勾結的“死太監”！）最為耀眼。和明清時期的大多數權閹不同，汪直的風格很唐宋：他好武事，也確有邊功。
這一天，汪直聽説越南和老撾打仗，還打輸了，就向皇帝進言説：安南之地，秦人闢之，漢人復之，唐設交管，宋伐升龍，就是本朝，也有張國公南征偉績。如今聖天子在上，他們國中生亂，我們應該趁機去打回來，打下來後，把不聽話的人小腳趾砍掉，從此以後，就沒有交趾，只有交州！
皇帝説，好！汪直就趾高氣揚的來到兵部，要調取永樂年間對安南用兵的紀錄，以作參考。可劉大夏堅決的把檔案扣了起來，就是不給，還説服了當時的兵部尚書，終於把這件事平息下來了。
……以上，便是劉大夏藏匿安南檔案的完整事蹟，
從上面兩則記錄來看，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劉大夏不止藏過（或燒過）鄭和的海圖，還藏過徵安南的檔案，而在資料取捨上，《明史》的修編者們沿續了林俊的選擇：舍鄭和事件，而取安南事件。是嗎？
這樣説，對，但也不全對，因為，翻檢更多史籍，我們會發現，《明史》的取捨並不只是和林俊相同，還和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相同，和尹首衡的《明史竊》相同，和鄧元錫的《皇明書》相同，和袁袞的《皇明輔世編》相同，和傅維麟的《明書》、徐乾學的《明史列傳》，和王世貞的《兵部尚書劉大夏傳》相同……所有這些典籍，所有這些作者，他們全都作了同樣的取捨。
如果上面那些材料的説服力還不夠的話，我們不妨再來看看這段話。
但是，為什麼呢？按理説，這兩則材料同樣發生在劉大夏擔任兵部郎中的期間，同樣是力拒中貴——以及中貴所代表的皇帝的不正當的要求，多麼完美的表現，並在短短几年間復刻，足以相互輝映，這麼漂亮的材料，為什麼一定要捨棄其中之一呢？
在我看來，這個取捨的原因，相當簡單：因為……劉大夏，他根本就沒和鄭和海圖打過交道啊！
在考察歷史資料或文學故事時，“事蹟的復刻”是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遠的，有桀與紂那幾乎一樣的惡行，近的，有南北朝時那些瘋癲程度差不多的君王，從山東到浙江，幾乎每個地方都會有乾隆品嚐並賜名的小吃，而從四川到湖北，諸葛亮發明過的饅頭豆腐乃至牛肉乾，足以塞滿最大號的廚櫃；任何評書當中，總能找到“廢柴主公、搖扇軍師、白袍小將和黑臉莽漢”的組合，至於過五關斬六將的黃飛虎，和過五關斬六將的關老爺，那，應該是咱們每個人都曾經比較過的困惑罷？
畢竟，故事的結構，終究就只有那幾十或幾百種，而精彩且又符合人物設定的故事，更是可遇不可求，象這種與人物形象特別契合而又精彩的故事，在傳説中被不停的變形、複製，於神話或民間文學史的領域中，真是最為常見的事情。
在我看來，劉大夏的冤屈是雙重的：**他不僅僅是沒有燒燬海圖，不……不止於此！他甚至根本就沒有與鄭和海圖發生過什麼關係！**他早年最著名的事蹟，是藏匿檔案來對抗權閹汪直。而隨着時間流逝，口口相傳，事實被傳頌者按照自己的誤解或喜歡來重新上色：對扛一名很早就倒台的太監？怎麼比得上對抗皇帝的索求更加痛快？安南？沒人聽説過的地方，怎麼比得上就修建在南京城裏的寶船廠！
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劉大夏就莫明其妙的變成了比他本來事蹟更加偉大且戲劇化的英雄，勇敢地用違反大明律的行為，來阻止皇帝輕浮的妄行，並因此贏得尊重，被認為是真正的重臣之器。
而之所以這件如此有名的傳説沒有被收錄進《明史》，在我的判斷中，是因為在雍乾時期，仍有足夠多的資料留存，使修史者能夠分清哪些是歷史中的真實，哪些又是後人增飾的光彩。
畢竟，**劉大夏和大多數明臣還不一樣，****他是雍正年間認定有資格增祀歷代帝王廟的七位朱明臣子，**與李文忠、楊士奇、于謙們並列，以這樣的身份，他的相關事蹟，是不可能不被作極細的調查與鑑別的。
甚至，我還有一種猜想：張廷玉們能夠如此果斷地把這麼精彩的一段材料刪除掉，很可能是因為，直到滿清中期，鄭和海圖——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罷——還留存在皇家檔案之中，能夠隨時調閲到原件的編者們，當然就只會用大笑來面對顧起元——以及之前之後各位同人們——的創作。
但是，正如我們總是看到的一樣：人民，最廣大的人民，先天就更喜歡戲劇和野史，而不是嚴肅的正史，先天就更喜歡精彩的故事，而不是乾巴巴的考證。所以，最終留存下來，贏得最大市場份額的，不是認真考證、存之國史的張廷玉們修的傳記，不是有所憑依、仔細拓展的陸樹聲們的故事，而是顧起元的版本，這個最誇張，最激烈，最容易讓人們興奮起來，讓人們引申和借用的版本。
順便説一下，就算是徵安南的檔案，也同樣在傳言裏遭到了“被焚”的命運，清康熙年間，已經出現了“劉大夏安南焚籍”的版本，所幸，這個版本最終沒能廣泛傳播，劉大夏也終於逃脱了以“Double Firer”（雙料縱火人）之名被人銘記的命運。
劉大夏作為曾經的名臣，今天的名聲，可以説是相當之差：特別是在論壇之類的地方出現時，十次倒有九次半要作為“萬惡的拖後腿的保守勢力”的代表，歸根結底，這都要算到顧起元的身上，而如果沒有之前陸樹聲嚴從周們前後數十年的鋪墊修飾，顧起元大概也不會如此自然的把“當焚之”給修正成“焚之”並傳諸後世。
然而，這顯然不是陸樹聲顧起元們的原意。
在他們的初衷裏，劉大夏是極值得敬佩的前輩，作的是極匡世風極正人心的事情，在他們記下這些關於鄭和的故事時，心中當是滿盈着感動、崇敬。乃至責任感的。
然而，數百年後，曾經被視為高貴的行徑，成了無法原諒的惡行，曾經可以令家門也因之榮耀的事蹟，成了不可言説的恥辱，而劉大夏，在數百年間享受了本不應享受的“名聲”之後，也終於要錯愕的面對一個新的未來：開始因為自己從來沒有作過的事情，要遭受到無比猛烈、認真的詛咒與痛罵。
那麼，為何鄭和下西洋的圖紙和各種檔案現在找不着了呢？
關於這個問題，學界歷來眾説紛紜，目前來看，至少可以確認在嘉靖年間，社會上便已出現鄭和海圖及寶船製造方略遺失的傳言，也許，這並非空穴來風。
從上述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整個鄭和航海事件的輕視或者説是仇視，是一種相當廣泛存在的，且相當吻合於當時的政治正確的思潮。之所以會在嘉靖中期以後密集出現“劉大夏藏圖”説乃至“劉大夏焚圖”説，大約也因為這實在便是很多人的期望。
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明朝中後期，也就是當時的“文物保護”做的怎麼樣。
明朝萬曆年間有一個叫劉若愚的太監，先拿他來做個參照。這廝特別八卦，愛玩愛打聽事兒，把明皇宮內的一些阿貓阿狗的事情編成了《酌中志》一書，書中有不少萬曆年間的禮儀、掌故，頗有些史料價值。
《酌中志》記載，宮中的文書、字畫、手卷歷史札記等有所謂的翻曬制度，以防進一步損毀。但是即便這樣還是出現了萬曆十四年宣德皇帝的文淵閣大印被盜事件、佑國殿金聖像被盜事件和萬曆三十年御製的珍珠袍被盜事件。而且《酌中志》有這樣一段令筆者扼腕嘆息：
明神宗朱翊鈞老師從那個神秘的“萬曆十五年”開始就基本上不怎麼上朝了，理政弛懈，有司懶政怠政，甚至瀆職胡作非為的事情絕非罕見。萬曆年間連皇宮大內這樣一個有着優越的文物管理資源的地方都出現了“十減六七”的現象，而且更是出現了一些很尷尬的場景，比如宮內文檔管理人員勾結廚子雜役等，成系統地偷資料到大街上販賣：“……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
更別説明末各種天災人禍、政局板蕩對文物保存造成的大規模人為損壞：李自成進京，多爾袞進關無不伴隨着各種腥風血雨，即便是鄭和下西洋的各類檔案能僥倖存活到清代，又能躲過八國聯軍的兵燹之災和清末皇宮的各種監守自盜嗎？要知道最後連末代皇帝溥儀都在忙着和他弟弟從宮裏往外倒賣文物啊。
明朝國祚277年，但能留下的檔案現在僅存4000餘件，《明代檔案總彙》把它們編成了101冊，相當大的一部分還都是明末天啓、崇禎時代的檔案。
所以筆者大膽揣測，鄭和檔案被毀失傳，極有可能是由於常規意義上的文物散佚，未必是主觀動機很強的某個人或某個團伙有意將其毀掉。
儘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過去幾十年以來，在南京、江蘇太倉、福建泉州、雲南昆明、斯里蘭卡、也門等地發現了不少有關鄭和的遺蹟和文物，大大促進了對鄭和下西洋這一壯舉的研究，地上地下新史料的發現，也算是對原本保存在明朝宮室的鄭和遠洋的資料檔案流失的一個不小的彌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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