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熱捧聽證會是如何把美國推向衰落的？
【三天之內，連續出了兩段視頻，CNN高管被曝私下承認“通俄門”是“胡扯”、“沒有肉的肉夾饃”。美國親特朗普人士****一時沸騰。可還記得嗎？就在幾周前，“通俄門”聽證會同樣鬧得沸沸揚揚。CNN假新聞不少，但被逮到自己承認的可不多，夠吸引眼球；然而，受很多中國人熱捧的國會聽證會，也許更值得人們深思。作為美國製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聽證會已經成了美國結構性問題的縮影之一。】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美國國會最近召開了一系列聽證會，都是針對特朗普與“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聯邦調查局、司法部等“神秘”部門的首腦紛紛登場。這些聽證會受到熱捧，成為大眾關注熱點，不少人上班請假去看聽證實況，很多酒吧聚集着人羣“議論國事”，社交網絡更是充斥着五花八門的熱議熱論……
這種“大眾關心國事”的現象並非首次出現，以前也曾有過，譬如克林頓總統和萊文斯基的緋聞事件，當年也是萬人空巷地看聽證會、熱火朝天地“議論國事”。
“關注小事、忽視大事”的歷史性現象
從表面來看，最近的事件和當年克林頓的事件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涉及總統，都涉及“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對總統的彈劾。從深層來分析，這兩個事件更是有驚人的相同點。
第一個相同點是這兩個事件的中心關注問題都不是國家的“緊迫大事”。
克林頓的婚外情可視為是家庭的大事，但不是國家的大事；對婚外情的説謊不同於對國家大事的説謊，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樣的國家大事説謊，可以使美國發動戰爭、陷入泥潭，造成對國家利益的傷害，而對婚外情的説謊，並不會影響國家利益。
近來的聽證會關注的中心問題是“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這個問題可視為國家“大事”，但它不是“緊迫大事”。因為外國干預民主選舉是由來已久的普遍現象，並不是俄羅斯搞出的突發緊迫事件。
長久以來，外國干預美國，美國也干預外國，不僅干預民主選舉，而且干預民主選舉出來的“民選代表”的政策制定，以色列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出色，美國在這方面有長期的經驗。要預防外國干預選舉，應該由專業機構搞，而且要機密地搞，如果鬧哄哄地搞得讓外國都知道了，預防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第二個相同點是，在這兩個事件被大眾熱火朝天關注的時期，一些真正緊迫的國家大事卻被忽視。
當克林頓婚外情中的女主角萊文斯基公開作證時，基地組織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對美國大使館發動了恐怖襲擊，造成重大傷亡，這是基地組織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911襲擊的前奏。克林頓當時下令用導彈轟炸了基地組織在阿富汗和蘇丹的幾個據點，但立刻有政敵指責他是想用導彈轟炸來淡化緋聞事件。基地組織的活動沒有引起大眾的關注，大家熱切關注的是緋聞事件。
2014年的萊温斯基，圖片來源：wiki
目前特朗普政府面臨着很多需要處理的緊迫國家大事，譬如如何取代被廢除的奧巴馬醫保、如何重建美國老化失修的基礎設施、如何打擊伊斯蘭國、如何解決敍利亞問題……但這些問題卻被“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聽證會沖淡。
如此關注小事、忽視大事的做法將會對國家的長遠利益造成損害，二十多年來的美國曆史已經證實了這點。在克林頓當政的1990年代，隨着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衰落，美國處於“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絕對優勢地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握有一手空前的好牌。但是20年後卻情況大變，“美國衰落”成為國際政治中的熱詞。是誰把美國的一手好牌打爛了呢？“關注小事、忽視大事”是罪魁禍首之一。
下面將要敍述的幾個事件勾勒出這罪魁禍首的“犯罪”蹤跡，以及使得這些“罪行”得逞的美國體制中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體制的結構性問題
第一個結構性問題是美國民主體制中的選民“有權利、無責任”弊端，筆者在關於“民主主義與優主主義”[1]的論述中指出過西方民主理論三大邏輯誤區，其中之一是“不負責任的權利造成自毀機制”。
大眾傾向於關注“抓眼球”的東西，不喜歡費力去了解複雜的深奧事情，如果沒有責任機制讓他們費力費神去關注複雜、枯燥的“大事”，他們會津津樂道於具有娛樂性的政治新聞。
“婚外情緋聞”“俄羅斯干預大選”都有好萊塢大片式的娛樂性，適其所好，正中下懷。由於大眾握有選票，而選票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這種“關注小事、忽視大事”的傾向就會使政府也忽視重要大事，以至於自毀手中的好牌。
第二個結構性問題是由於美國在“言論自由”原則的指導下，允許利益集團遊説政府。利益集團關注的是自己集團的利益，不是國家整體的利益，因此他們在進行遊説的時候，盡力把政府和大眾的關注引向有利於他們集團的事情上，這些事情很可能是國家的小事，同時，他們也會盡力讓政府和大眾忽視那些會對利益集團不利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很可能是國家的大事。
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中，利益集團若想要遊説一項對自己有利的政策，除了需要遊説執政者，還需要遊説大眾，因為執政者是大眾選舉的，如果大眾反對這項政策，執政者考慮到連任選舉的問題，也會不敢貿然行事。
所以，在遊説執政者的同時，利益集團還在媒體上大作宣傳，充分利用大眾不願進行復雜思考的傾向來達到遊説目標。當遇到複雜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願意接受簡單明確的答案，而不願意花時間精力去做負責任的研究和思考。於是利益集團便大力宣傳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簡明答案，而且在宣傳中使用煽情的畫面和話語，這樣的遊説是很容易打動那些不願進行復雜的理性思考、而願跟着情緒走的人。
美劇《紙牌屋》裏也少不了聽證會的戲碼
下面四個事件在美國走向衰落的過程中都起了推波助瀾的重大作用，而且都是由於美國體制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的。
事件一：醫保困境和克林頓醫改
醫改事件彰顯出利益集團如何利用大眾不願對複雜大事進行認真思考的特點，製造簡明答案來為集團牟利，最終使國家衰落。
美國的醫保制度可以説是發達國家中最差的，突出表現在成本高、效益低方面。比較美國和英國，從醫療保健支出佔GDP的百分比來看成本，2010年美國是17.7%，英國是9.6%[2]；從醫保覆蓋面來看效益，英國提供了覆蓋全民的公費醫療，而美國雖然花錢多，醫保卻不能覆蓋全民，有15%的美國人沒有任何醫保[3]；再從國民的健康狀況來看效益，英國的預期壽命比美國高（2010年英國是80歲，美國是78歲），英國的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美國低（2010年英國是千分之5，美國是千分之8）[4]。
如此糟糕的醫保是迫切需要改革的，克林頓總統在1993年就推出過醫改方案[5]，但這件極為重要的大事在利益集團的遊説攻勢下，被打入冷宮，使醫保造成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使美國自毀地把自己推向衰落。
醫改這件大事有三個特點。（1）醫改非常複雜，又與民生密切相關，大眾希望能夠得到不復雜的簡明答案。（2）醫改與醫藥財團、保險財團的利益關係重大，這些財團投入了巨大資源來遊説執政者，同時也遊説大眾。（3）醫改與國家、社會、大眾的長遠利益密切相關，美國有大量人口沒有醫保，即使有醫保的人也受到保費昂貴、服務欠佳等等的困擾，還有美國企業的醫保費用加重了勞工成本、減低了國際競爭力，對美國經濟發展不利。
從社會的長遠利益來看，進行醫保改革應該是當務之急。但是，克林頓的醫改卻流產了，因為財團營造出了一個簡明的邏輯，成功地遊説了大眾。這個簡明邏輯是：“克林頓醫保改革要搞出一個官僚機構，官僚機構都是浪費的、無能的，其結果必然是醫療費用上漲、税負增加。”
克林頓的醫改報告有1000多頁，內容非常複雜，涉及許多重要的問題，但極少有人去看全文、去關注那些真正重要的問題。大多數人樂意接受的是有生動畫面的、易於理解的電視短廣告，這恰恰是財團打出來的。
這些廣告掩飾真正重要的問題，把不重要的問題歪曲強調，使“關注小事、忽視大事”朝着有利於財團的方向發展。據一項民調顯示，75%的被訪者根本不明白醫改報告中最重要的機構是什麼。[6]但是大多數人卻都相信了財團的廣告：“克林頓的醫改是浪費無能的官僚機構”。
由於大眾聽信了財團的簡明邏輯，克林頓的醫改遭到了強有力的反對，不得不流產。其後續結果是，現行的、問題叢生的醫療體制不僅繼續維持着，而且還向着有利於利益集團、有害於大眾的方向惡性發展。在1999年至2009年期間，美國的醫保費用增長了131%（同期的一般通脹只有28%），保費飛漲給醫療保險公司帶來了巨大利潤，在2000年至2009年期間，美國十家最大的保險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50%。[7]
醫療費用的上漲不僅直接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收入和健康，而且間接影響了美國企業的勞工成本和競爭力，成為了一隻導致“美國衰落”的自毀推手。
事件二：金融危機和衍生品辯論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是一隻更為重量級的自毀推手，它的重擊對“美國衰落”產生了更為重大的影響。這隻自毀推手之所以能夠如此猖獗，是“忽視大事”的結果。
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1990年代的金融去管制，尤其是不受管制的金融衍生品惡性膨脹。在1990年代，一些新型金融衍生品開始活躍起來，當時的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曾經警覺到這個問題，並且向國會報告要注意監管，要對此事關注重視。[8]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直接影響金融財團的利益，為了能夠不受監管地牟取暴利，金融財團作了大量的遊説工作，讓這個重要問題被忽視。
這件將對國家經濟產生深刻影響的大事所涉及的問題具有如下的特點：（1）金融衍生品非常複雜，大眾不易理解，衍生品不直接進入大眾生活，很容易被忽視；（2）此事與金融財團利益相關，他們投入了大量資源進行遊説，使衍生品的重大危險性被忽視；（3）這個問題與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相關，本應極度重視。
在1997年至1999年期間，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力主要對金融衍生品進行監管，國會和政府相關部門對這個問題展開過辯論。由於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大眾不理解，沒有興趣去關心，很自然地就忽視了。為了使執政者也忽視，金融財團花費大量資源去遊説國會議員和相關人士。他們的遊説很成功，國會明確表態金融衍生品不是需要監管的問題，因此禁止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進行監管，力主監管的主席在1999年不得不辭職。
這件對美國經濟產生致命影響的大事就如此地被忽視了，那些妖魔鬼怪的奇異金融衍生品在被忽視的陰影中惡性生長，大肆氾濫。在金融海嘯前夕，不透明的衍生品總值竟然膨脹得超過2007年美國GDP的二三十倍，直接釀成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成為美國經濟“自毀”的經典事件。
事件三：恐怖襲擊和婚外情緋聞
第三件“關注小事、忽視大事”而導致自毀的事件是克林頓的萊文斯基緋聞案[9]。
這個事件和金融衍生品的特點恰恰相反，金融衍生品是事關重大而複雜，緋聞則是無足輕重而簡單。其突出的特點是：（1）問題簡單，大眾易於理解，而且具有娛樂的刺激性；（2）緋聞本身與財團利益無關，但政敵可以利用緋聞獲取政治利益；（3）克林頓的婚外情與公共利益幾乎沒有關係。
雖然這不關乎國家重大利益，但在整個1998年及其前後的一長段時間裏，緋聞事件佔據了美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從調查克林頓的婚外情，到政敵設置圈套讓克林頓對婚外情的撒謊轉化成“作偽證”“妨礙司法公正”，再到政敵以“作偽證”來彈劾克林頓，曠日持久。
在這段時間裏，大眾的興趣都集中在緋聞上，其它真正重大的事情反被拋到腦後，甚至連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的襲擊也沒有引起大眾足夠的注意。1998年8月7日，美國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的兩個大使館被炸，二百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這個消息卻沒有萊文斯基8月6日開始向大陪審團提供證詞的新聞更引起人們的亢奮和興趣，大家興致勃勃地追蹤緋聞，無暇旁騖。
當美國中央情報局確認爆炸案是基地組織所為後，克林頓在8月20日下令用導彈轟炸基地組織在阿富汗和蘇丹的幾個據點。立刻有政敵指責導彈轟炸是想淡化緋聞事件，企圖轉移大眾的視線。不過，大眾的視線並沒有被轉移，對緋聞的興趣遠大於基地組織，而且曠日持久。1999年3月，萊文斯基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訪問，有七千萬人收看，打破新聞秀收視紀錄。
當大眾爭相追看緋聞消息的時候，有關基地組織的新聞被打入了冷宮。在緋聞熱潮期間，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發現了基地組織活動一些蛛絲馬跡，但都沒有追蹤調查。譬如911劫機案中的一名劫機者在1999年就被情報機構獲知參與基地組織活動，可是他的名字卻沒有被列入監視名單，以至2001年他能夠順利進入美國進行911劫機暴行。[10]
又譬如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官員早在1998年就調查到基地組織在美國的一些活動，但他的相關報告卻被輕率地拋擲到一旁。[11]這些蛛絲馬跡的活動線索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沒有進行認真的追蹤調查。如果追蹤調查基地活動能像對克林頓緋聞那樣“窮追不捨”，911的悲劇也許就可以避免。
“關注小事、忽視大事”自毀了防止重大災難的機會，加速了“美國衰落”。
事件四：美國衰落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自毀性傷害是至今都無法作出全面估量的，軍費的龐大負擔，伊斯蘭國的崛起，難民潮的湧現，伊朗勢力的增大……在21世紀“美國衰落”的歷史演變中，伊拉克戰爭無疑是最致命的衝擊之一。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指控薩達姆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12]，涉及的問題有多層面的特點。（1）問題表面簡單，大眾能夠理解，但深層卻非常複雜，譬如，如何確定伊拉克是否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若伊拉克確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否會對美國造成傷害？對中東、對世界有什麼影響？這些不是一般大眾易於理解的。（2）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後的伊拉克戰爭與多個利益集團相關，親以色列的集團、軍火集團、石油集團等等都和戰爭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3）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原本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很小，因為伊拉克即使擁有這些武器也不會用來攻擊美國，但對伊拉克開戰則對美國利益的影響非常巨大。
由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表面簡單的特性，利益集團製造了危言聳聽的相關新聞來吸引注意力、煽動大眾的恐懼心理；又由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伊拉克戰爭問題深層的複雜性，大眾一是沒有可能自己去調查真相，二是沒有興趣認真研究中東、世界、軍事、外交、經濟等複雜問題，因此很容易被利益集團的危言聳聽所忽悠。在利益集團的引導下，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深深地陷入了軍事、外交、經濟的困境，自毀地把自己推向衰落。
美國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嗎？
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握着一手空前的好牌登上世界頂峯；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美國步入了“衰落”。這由盛而衰的轉變並不是因外力所至，既沒有外國的挑戰干涉，也沒有強力的自然災害。這轉變源於美國民主體制內的結構性因素，“民主選舉”、鬧哄哄的聽證與辯論所導致的“關注小事、忽視大事”就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美國登上頂峯的那段時期，美國的民主體制也被推上“歷史終結”的寶座。“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將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態”的福山語錄風靡世界，讓世人相信這最終形態的人類政府必由美式“民主選舉”產生。當美國從頂峯衰落下來的時候，這種最終形態已無法使人信服，尤其目睹了民粹主義通過選舉勝利來推行偏執政策之後，一些美國學者也發出了批判的聲音。
今年5月，美國自由主義的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的兩位學者發表了一篇論文批評“美式民主選舉”，大題目中就明確指出“選舉使我們愚蠢”[13]。文章批判了對“民主參與”的迷信，這種迷信把民主視為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萬靈藥，不重視“專業精神”，讓對政治問題無知的選民來參與政治決策。他們指出，這種迷信已使美國的政治脱離了正常軌道，他們呼籲美國要進行政治改革，不過他們也無奈地認識到，目前這種聲音還無法對抗“民主迷信”造成的根深蒂固觀念。
美國如果能夠進行政治改革，衰落的趨勢還有可能逆轉，否則或許將在衰落的道路上繼續下滑。尤其當沒有感染“民主迷信”的國家能夠實行優主政治而快速崛起，美國佔據的“世界老大”地位將更快地喪失。
參考資料：
1.《民主故障頻發，下一步是“優主”嗎？》（觀察者網）。
2. 資料來源：經合組織（OECD）。
3. 資料來源：美國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奧巴馬醫改法案（合理醫療費用法案）開始實行之後（2014/2015），這種情況有所改變，覆蓋人數增加了。
4.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5. 克林頓在1993年提出了醫療改革方案，目的是要實現全民醫保，其主要內容包括：要求僱主必須為僱員提供醫療保險，沒有工作的人由政府協助獲得醫保，成立新機構“醫保聯盟”（Health Care Alliances）來監管醫療機構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等等。這個醫改方案遭到保險商、醫藥商、保守主義政見者等等的強烈反對。克林頓和民主黨的醫改在1994年正式宣告失敗。
6. 參閲D·鮑克（ Derek Bok, 哈佛大學校長）：The Great Health Care Debate of 1993-94 (Public Talk, Online Journal of Discourse Leadership)。
7. 資料來源：美國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和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8. 在1997至1999年期間，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布魯克斯蕾·邦（Brooksley E. Born)認識到新發展起來的金融衍生品存在問題，要求國會批准讓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來監管金融衍生品，但遭到國會的拒絕，1999年國會通過法案禁止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監管金融衍生品，隨後布魯克斯蕾·邦辭職。金融衍生品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惡性發展，成為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的一個重要原因。金融海嘯發生後的2009年，布魯克斯蕾·邦因為有勇氣指出金融衍生品的問題而獲得了“勇者剪影獎”（Profiles in Courage Award）。
9. 克林頓在1995至1997年間曾經與白宮的見習生萊文斯基（1995年時22歲）有過不同程度的性關係。1998年，原本負責調查克林頓在經濟等方面問題的獨立檢察官斯塔爾（Starr），把重心轉向調查克林頓的“性騷擾”問題。斯塔爾是克林頓的政敵共和黨人，在對經濟等問題調查無果的情況下，集中精力瞄準與“性騷擾”可能相關的事情。萊文斯基的一位朋友將她私下講過的和克林頓親密關係的情況報告給斯塔爾。雖然這種親密關係不是性騷擾，但當克林頓在接受調查時宣誓説自己與萊文斯基沒有性關係，這個行為構成了“作偽證”。1998年12月，眾議院以“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通過了對克林頓的總統彈劾，隨後案件轉入參議院進行審判。根據美國憲法，參議院需要有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才能定罪。由於克林頓的民主黨在參議院中的席位超過三分之一，同時也有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沒有投贊成票，最終，克林頓被開釋。
10. 這位劫機者是Salem al-Hazmi，沙特阿拉伯人。
11. 聯邦調查局官員Robert Wright在1998年發現了基地組織在美國的籌款渠道，並追蹤到一位沙特銀行家的相關信息，但這些信息都沒有被引起重視。
12. 美國在2003年以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理由入侵伊拉克，這個行動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受到很多國家的批評。美國在伊拉克並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還造成一系列惡劣後果，譬如，戰爭造成了大量的傷亡，軍費使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大增，薩達姆政權垮台打破中東權力格局，使美國宿敵伊朗的勢力擴大等等。
13. 參閲Jonathan Rauch 和 Benjamin Wittes：“More professionalism, less populism: How voting makes us stupi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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