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委內瑞拉問題的癥結是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為什麼左翼、右翼政府都搞不好經濟？
委內瑞拉要在7月30日舉行制憲大會選舉，這是總統馬杜羅主張召集的，遭到了反對派的全面抵制和激烈反抗。反對派在7月16日組織了一次“非官方”的諮詢性全民公投，就反對召集新制憲大會進行表決，結果有七百多萬人蔘與，約98%的人表示反對。
馬杜羅之所以要召集新制憲大會，是因為他的黨派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中失利，反對派掌握了議會多數，他想通過制定新憲法來抑制反對派。馬杜羅是查韋斯的接班人，查韋斯的黨派自1999年以來在歷次議會選舉中都是屢戰屢勝，從未淪為少數。
1999年的時候，查韋斯召集過制憲大會，制定了一部具有民粹主義直接民主色彩的憲法。為了使召集制憲大會表現得更有直接民主的合法性，查韋斯事先舉行了“是否要召集制憲大會”的全民公投，結果獲得90%左右的支持票。在公投結果的激昂鼓舞之下，全國展開了競選制憲大會代表的轟轟烈烈活動，參與競選的人士非常多，從精英的律師醫生到草根的販夫走卒，從體育明星到占星術士，從土著印第安人到現代化的警察……成千上萬的人亢奮地投入了競選，爭奪131個制憲大會代表席位。當時各種各樣的候選人拿着五花八門的憲法條款提案，走街串巷拉選票。那是一次有極廣泛的民眾參與的制憲，尤其是底層的草根民眾表現出巨大的參與熱情。
經過幾個月熱火朝天的競選鏖戰，支持查韋斯的候選人大獲全勝，他們奪得131個席位中的125個，查韋斯派絕對控制了制憲大會。1999年8月召開了制憲大會起草新憲法，草案在12月份舉行的全民公投中獲得批准，新憲法正式生效。
查韋斯的支持者在街上設置攤位拉選票，他們都穿着查韋斯的“代表色”——紅色。
這次馬杜羅要召集新制憲大會，事先沒有舉行“是否要召集制憲大會”的全民公投。他不舉行如此的公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舉行的話，他將得到“不”的結果，7月16日的“非官方”公投結果就説明了這個問題。
杜馬羅的執政黨失去支持是和委內瑞拉目前惡劣的經濟形勢密切相關的。通貨膨脹極端嚴重，低價食物藥品大量缺乏，無錢購買高價食品的民眾衝入超市搶劫，街頭抗議遊行持續不斷……引發這惡劣形勢的導火線是石油價格暴跌，石油是委內瑞拉的主要產品，它需要出口石油來進口食品藥品等民生必需物品，石油價格暴跌後委內瑞拉無力購買足夠的進口產品，也沒有錢來支付低價食品補貼，因而造成匱乏和通脹。
委內瑞拉的貧民窟極多，這是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個貧民窟。委內瑞拉石油儲量豐富，但由於石油收入分配極度不均，很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種情況在查韋斯執政之前尤為嚴重，貧困人口高達70%。正是嚴重的貧富不均，使查韋斯的左翼民粹政策得到了大量民眾的支持，他能夠在1999獲選成為總統。
這種搶超市的街頭暴力現象在委內瑞拉的歷史上並非第一次發生，二十多年前委內瑞拉也發生過因食品價格爆漲而引發的搶超市風潮，在那次風潮中至少有二三百人死亡。正是那次風潮醖釀了查韋斯的“玻利瓦爾革命”和“21世紀社會主義”。
食品依賴進口是長期以來困擾委內瑞拉的問題，不過委內瑞拉並不缺乏發展農業的資源，它擁有大量適於農耕的土地，可是農業卻總是發展不起來。查韋斯曾經聲言要解決食品依賴進口的問題，他之前的執政者們也提出過類似的口號，但卻沒有一個人能夠走出困境。無論是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還是其他人的經濟自由主義，都沒有能夠解決食品依賴進口的問題。
委內瑞拉的肥沃土地很多，即使是圖中的這個西北部山區，也可看到大片適於農業的土地，中部大平原的肥沃土地更是廣闊無垠。但是，委內瑞拉卻不能解決“食品依賴進口”的問題，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的政府、20世紀資本主義還是21世紀社會主義都沒有解決。
我在查韋斯執政時代去委內瑞拉作過考察，和查韋斯黨派的人以及反對派的人都有接觸交流，也看過他們的農業項目，還有其它的社會發展項目。通過考察我漸漸領悟了委內瑞拉問題的癥結，為什麼它雖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卻無法解決食品依賴進口的問題？為什麼它的豐富石油資源會不斷製造出社會動亂？
石油財富如何造就了70%貧困人口？
委內瑞拉的石油儲量高居世界第一位，比沙特阿拉伯還要多，雖然油質不如沙特，但仍然是一筆令人羨慕的巨大財富，其人口數量和沙特差不多，都是3千1百萬左右，不過，人均GDP兩國卻很有差距，沙特是高收入國家，委內瑞拉只屬於中高收入國家[1]。
委內瑞拉最初發現石油的時候是在軍人獨裁時代，漫畫中的這位軍人是戈麥斯（Juan Vicente Gomez，1857-1935），他統治了委內瑞拉30年左右，在他任內開發了第一口油井。委內瑞拉的街頭有大量政治漫畫，很多水平相當高，這就是其中的一幅。
委內瑞拉的第一口油井於1912年開發，那時是軍事強人獨裁時期；1958年以後，委內瑞拉進入民主政治時代，實行西方式的兩黨競選的代議制；1999年查韋斯競選獲勝，開始推行左翼民粹主義的政策。縱觀委內瑞拉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可以看到石油對委內瑞拉的經濟和政治產生的深刻影響，既帶來了滾滾的金錢，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石油給委內瑞拉經濟帶來的第一個大問題是“荷蘭病”，這是許多石油生產國的通病。它主要有兩大症狀：一是非石油行業的萎縮，二是通貨膨脹。這兩個症狀在委內瑞拉都非常嚴重。非石油行業的萎縮造成了大量的失業，這些失業者很難進入石油產業，因為石油是資本密集型行業，能吸納的就業很少。於是，一邊是石油暴富者，另一邊是非石油的失業者，社會向兩極分化。“通貨膨脹”更加重了兩極分化的程度，面對飛漲的物價，低收入者、失業者的生活愈加窮困，陷入了赤貧。在查韋斯當政之前，委內瑞拉的貧困人口高達70%，他的左翼民粹主義對窮困者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是他能夠競選獲勝的重要原因。
除了“荷蘭病”，石油還給委內瑞拉經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財政赤字大增。石油本應該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由於國際石油價格的波動，使不善於規劃未來的政府適得其反，“因福得禍”。當石油價格高漲時，財政收入大增，政府大手大腳花錢，還推出許多建設週期很長的大工程；國庫的豐盈又使得近水樓台者很容易貪污，腐敗之風瀰漫開來。當石油價格猛然下降之後，政府收不住自己的手腳，那些未完成的大工程需要繼續投資，蔚然成風的貪污行為更剎不住車，國庫驟然虧空。政府只好借債來填充國庫、繼續維持開支，因此造成了大量的財政赤字。從1970年到1994年，委內瑞拉的外債從GDP的9%增加到53% 。
石油給委內瑞拉的經濟帶來的是病痛式的問題，給委內瑞拉的政治帶來的則是一個更可怕的毒瘤式問題。石油收入造就了一個龐大的相關利益集團，他們成為委內瑞拉的政治經濟精英的核心，主宰石油工業，也主宰政府。他們和貧困的民眾兩極分化，形成了不能溝通、沒有共識的兩個階級。在這樣的階級權力結構之下，他們掌握的政府總是推行優先保護他們自己利益的政策，而以犧牲普通民眾的利益為代價。當經濟受到巨大震盪的時候，這種犧牲會把普通民眾推入無法承受的境地，引發觸目驚心的結果。1989年的撤銷價格補貼引發的搶超市暴亂，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80年代石油價格大跌，政府財政收入巨降，委內瑞拉貨幣貶值，某些精英乘機利用貶值時期的外匯政策來貪污投機，結果造成國庫徹底虧空。1989年初，在國庫虧空的窘迫情況之下，委內瑞拉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款，來應付財政問題。IMF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以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著名。它的核心宗旨是，讓市場決定一切，政府不要以社會效果、貧富調劑等等為理由來干涉市場。它堅信市場化能最有效地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不要怕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只要蛋糕做大了，窮人最終也能分到一杯羹。
向IMF借款，就要實行IMF主張的政策。其主張的一條重要政策是：政府撤銷對民眾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補貼，因為這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涉，也能減少財政赤字。委內瑞拉政府實行了IMF的政策，撤銷了一些民生必需品的價格補貼，譬如汽油、麪包、牛奶、通心粉等等。霎時間，汽油的價格上漲了一倍，公共汽車的票價提高了一倍，食品的價格也大大上漲了。這些商品的漲價，對精英們的生活影響不大，因為這些東西在他們日常生活開支中所佔比例很小；但對貧困大眾來説，則傷害極重，這些商品在他們的日常開銷中所佔的比例很大，若要漲價一倍，他們根本無法支付。這次撤銷補貼的漲價引起了暴亂，貧民窟的羣眾搶劫食品超市，政府派出軍隊鎮壓，結果在首都加拉加斯造成了至少二三百人的死亡。我在委內瑞拉的時候，好幾個當時在貧民窟生活的人向我描述過這次事件，他們都有認識的朋友被打死打傷。
這幅漫畫描述了委內瑞拉自1959年建立民主體制後的狀況，左上角叼煙斗者是貝當古（Romulo Betancourt，1908-1981），被稱為“民主之父”，委內瑞拉的民主體制很快發展成為兩黨腐敗分肥的“盟約民主”。圖的右中下部表現了1989年在加拉加斯發生的食品漲價引發搶超市而槍殺貧民的事件，大眾對這個事件的不滿醖釀出查韋斯的玻利瓦爾革命。
石油蛋糕為什麼分不好？
石油資源是委內瑞拉的一個大蛋糕，把石油開採出來做成蛋糕並不太難，難的是如何把蛋糕分得有利於經濟發展、有益於社會和諧。分蛋糕成為委內瑞拉百年來的社會難題和權鬥焦點，同時也是腐敗滋生的温牀。
委內瑞拉人很愛吃蛋糕，到處可見這樣的蛋糕店。委內瑞拉的石油財富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大蛋糕，如何分好這個蛋糕，成為委內瑞拉歷史性難題，引發過無數社會問題。
委內瑞拉最初發現石油的時候是在獨裁體制時代，軍閥總統把開採石油的特許權給了自己的親信，那些親信又把特許權賣給外國石油公司，石油開採操縱在外國公司手中，外國公司獲得了高額利潤，它們支付給委內瑞拉政府的特許權使用費都流入了特權階層的腰包，廣大平民得不到好處，腐敗和不公的狀況極其嚴重。這種狀況引發了反抗獨裁、爭取民主的運動。
這幅漫畫描述了委內瑞拉獨裁統治時期的狀況。
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委內瑞拉爆發了民主運動，人們希望民主政治能夠解決腐敗和不公的問題。經過二三十年的鬥爭，委內瑞拉終於在1959年跨入了民主政治時代，政壇上形成了兩大政黨：自由派的民主行動黨和保守派的社會基督教黨。兩黨競爭，民主選舉，不再有軍人獨裁。在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初年代裏，貪污腐敗狀況有所改善，但很快就“故態復萌”，而且發展得“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當石油價格上漲、國家財富大增之後，豐盈的國庫誘惑着無數近水樓台者，貪污腐敗之風瀰漫得更為深廣。委內瑞拉的民主政治成為學者所稱的“盟約民主”，在“盟約民主”的框架下，主要政黨的精英們簽署盟約，保證無論誰當選，政治經濟特權都只在他們中間分享。委內瑞拉的兩黨簽有盟約，按照選票的比例來瓜分石油財富的各項肥缺，肥水不流外人田。正是這種盟約民主的腐敗和不公，石油資源豐富的委內瑞拉才會有70%的貧困人口。
查韋斯1999年當政後推行左翼的民粹主義路線，石油收入被大量用於改善貧困民眾生活的社會福利項目，譬如供應大量價格補貼的低價食品，解決窮人“吃”的問題。查韋斯的民粹政策雖然使得貧困人口有所降低，使不公問題有所緩和，但腐敗問題卻依然如故，這從被曝光的大量貪腐案件中可見一斑，譬如下面這個與查韋斯宏大經濟發展項目相關的腐敗案。
查韋斯當政後，石油收入的分配向窮人傾斜，政府設立廉價民生基本物資商店，出售補貼的低價食品。這是查韋斯當政時的一個廉價店，出售的食品都是基本生活必需的。在2014年石油價格暴跌低迷之後，政府沒有足夠的石油收入來補貼低價食品，馬杜羅政府因而面臨巨大壓力。
查韋斯的經濟模式是什麼？
在查韋斯的經濟發展規劃中有一個宏大的項目，是要發展一個以糖廠為中心的經濟綜合體。委內瑞拉的食糖依賴進口，正是查韋斯極力想解決的“食品依賴進口”中的問題，這個糖廠建在委內瑞拉中部大平原，那裏適合種植甘蔗，而且那裏不是沿海發達地區，正好還可以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幫助弱勢貧困人羣。項目的藍圖是，國有的糖廠和周圍的農業合作企業要形成一個凝聚的大社區，農業合作企業向糖廠供應甘蔗，糖廠榨用過後的甘蔗廢料給農民作有機肥料。在這個大社區內，還要逐漸發展其它工業，農業產品也要向多元化方向發展，這裏要提供15000個就業機會，要發展出各種非石油行業，要使食品不再依賴進口。但是，項目開始沒有多久，就發生嚴重的貪污腐敗事件，十幾個官員被起訴，嚴重挫傷了項目的發展。
在查韋斯提出的一系列經濟發展項目中，不乏頗有創意的另類新思路，這些新思路構成了21世紀社會主義提倡的另類經濟發展模式，被稱為“內生髮展模式”（也稱為“民主參與的大眾經濟”）。這個另類模式對主流模式的挑戰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二是抗衡“利潤第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反全球化方面，它企圖構建由生產者、消費者、社區組成的凝聚性交易體，形成以社區為核心的生產消費本土網絡，而不走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市場道路。在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方面，它大力推動合作企業，倡導合作企業以凝聚為目標，而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這個模式希望合作企業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希望內生髮展能夠創造社區所需要的多元經濟，希望本土網絡能夠促進本土農業發展以減少食品進口。
查韋斯很想解決“食品依賴進口”問題，他的21世紀社會主義大力提倡合作企業，這是西北山區中的合作企業的農田，這裏的農業合作企業有不少辦得很成功。
在委內瑞拉我考察過幾個成功的內生髮展模式案例，譬如一個農業合作企業和一個果醬廠合作企業，都已辦了十年左右，都很成功，這個果醬廠還在拉丁美洲婦女合作企業大賽中獲得一等獎。那個農業合作企業是種植蔬菜水果的，與附近城市的幾個零售合作企業（超市）進行了合作，協商價格，計劃產品；由於零售合作企業植根於城市的社區，和社區中的消費者關係密切，因此相當瞭解消費者的需求，可以根據需求來要求農業合作企業進行供給。這種供給需求的平衡不是通過市場達成的，而是通過社區中的生產者、消費者之間凝聚性的密切溝通實現的。農業合作企業成員説這樣的經營模式有兩大優點，一是他們知道了應該種植什麼東西，不必承受生產了賣不掉的風險；二是價格合理，以前個體農民把產品賣給中間批發商，那些商人總是壓低價錢來剝削農民；在這種模式中，農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保證產品質量方面，他們生產有機農產品，不用化肥和農藥。
山區中有一個婦女辦的果醬合作企業很成功，在拉丁美洲婦女合作企業大賽中獲得一等獎，她們的產品主要通過各個社區進行直銷。這是廠裏的簡易零售櫃枱，除了賣自己的果醬罐頭，還賣附近其它合作企業生產的文具等產品。
雖然有這些成功的案例，但這些案例卻沒有被成功地推廣。委內瑞拉註冊的合作企業很多，但有60%的合作企業根本沒有運作，即使是運作了的合作企業也多數辦得不好，食品依賴進口的問題完全沒有解決。為什麼成功的經驗不能被推廣呢？根據我在委內瑞拉的觀察，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和查韋斯的黨派並沒有用很多精力來推廣這些經驗，同時那些想辦合作企業的人也沒有花精力來學習，他們的精力大多用在競選等政治活動方面。在委內瑞拉的城市和鄉村，到處可以看到政黨的各路人馬在忙不迭地搞競選、作演講，很少看到他們在做政策推廣的具體工作。在基層有很多查韋斯支持者組織的玻利瓦爾革命小組，這些基層小組的精力也都用在選舉、辯論、遊行等政治活動方面。其實這些小組中有不少成員也同時組織了合作企業，但“政治壓倒經濟”，他們沒有時間去學習研究合作企業的經驗。這種重政治、輕經濟的現象是和查韋斯的體制有直接關係的。
直接民主造成了什麼問題？
查韋斯的體制以“人民主權”“直接民主”為特徵，主張要讓大眾直接參與國家政治，而不是依賴議員代表來“代議”。所以，在查韋斯領導下公投通過的1999年憲法強調人民主權，這突出地表現在重用“公民投票”和“大眾罷免”方面，譬如，由議員組成的議會不能彈劾總統，但是大眾可以直接罷免總統，只要徵集了足夠的公民簽名（20%的登記選民）要求罷免總統，就可以舉行罷免公投來決定總統的去留。
查韋斯之所以強調這樣的直接民主，是因為他看到以前的兩黨競選的代議制民主產生了“盟約民主”的腐敗，精英享受特權，平民盡受剝削。
為了抵制精英、依靠平民，查韋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領導方法，他利用每週播出的電視節目“嗨，總統”來直接和大眾溝通，在節目中用平民化的語言講述政策，號召基層大眾採取行動。在基層成立了很多玻利瓦爾革命小組，這是他依靠的基礎，利用來貫徹他的政策。他不重視政黨組織的建設，缺乏有組織能力的中層幹部，他認為中層幹部容易變成官僚腐敗的精英，所以有意將其邊緣化，因而採取了總統發佈號召、直接指導基層小組的工作方式。這些基層小組在競選中的確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可以挨門挨户拉選票，使得查韋斯在頻繁舉行的公投中能夠屢屢獲勝。但是，這些小組在推廣需要專業知識的政策方面就顯得無力，譬如他們沒有能夠很好地推廣那些成功的合作企業經驗，表現出政策執行力低下，尤其是經濟政策的執行力無能。
為了提高大眾參與政治的能力，查韋斯也進行了努力，譬如利用石油收入來資助很多教育項目，這些項目以“使命”（mission）來命名，深入到基層草根和貧民窟，期望大眾提高教育水平後能夠更好地實踐人民主權、行使直接民主的使命。1990年委內瑞拉的中學入學率是55%（當時的世界平均值是51%，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值是54%），2010年提高到81%，2015年達到90%[2]。文盲也大大減少了，1981年委內瑞拉的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是85%，2001年提高到93%，2007年以後超過了95%[3]。
查韋斯用石油收入資助很多使命教育項目，這是西北山區的一個提供中學課程的使命教育項目，參加者多數是家庭婦女，她們由於早婚和貧窮，年輕時沒有上中學，現在她們有了第二次機會，為了照顧她們的特殊情況，還允許她們帶着孩子來上學。
我考察過一些這類的教育項目，不僅有中學教育的，還有大學教育的。在一個山區小鎮我和大學教育項目的負責人有過較深入的交談，她告訴我民眾熱衷學習的大學課程有八類：新聞、法律、教育、社會管理、環境管理、體育教育、醫療保健、農業經濟。在我接觸的參加她們教育項目的學生中，沒有見到學農業經濟的，多數是學新聞和法律的。這些學生説之所以選擇學新聞和法律，是為了更好地為社區服務。在查韋斯的玻利瓦爾革命中，很多社區都建立了自己的新聞機構，有報社，有電台，我在首都加拉加斯還參觀過一個貧民窟的電視台。
成立社區草根新聞機構的目的是要抗衡精英操縱的新聞機構，從而獲得大眾的話語權。這些新聞機構在委內瑞拉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譬如2002年右翼軍人發動政變，拘捕了查韋斯，草根新聞機構發出巨大的聲音，號召民眾上街示威，最後迫使政變者投降，釋放了查韋斯。在歷次選舉和公投中，草根新聞機構都表現得功不可沒。
查韋斯的玻利瓦爾革命鼓勵草根社區建立自己的新聞機構，這是加拉加斯貧民窟自辦的電視台，剛剛製作了一部政治討論節目，背景畫中有貧民窟（右上角），有揮舞旗幟的示威活動（右下角），還有社會主義的標語（正面）。
我在委內瑞拉觀察到，這些新聞機構熱切參與政治討論，也搞社區活動（音樂會、電影會等）和社區服務（路燈維修、水電供應等），但沒有看到他們作經濟政策的研討和推廣。他們在協助大眾參與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培植提高政策執行力方面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關於委內瑞拉的政治經濟詳情，可參閲尹伊文《在世界邊緣的沉思》，內有詳細闡述。）
在遠離首都的小山城中，也有社區自辦的新聞機構，這是山城社區新聞機構中的幾位工作人員，他們穿着政治信號強烈的衣服，上面有查韋斯和格瓦拉的頭像，牆上掛滿了政治海報。
結構性的致命因素是什麼？
政策執行力低下是委內瑞拉經濟失敗的致命傷。分析查韋斯的體制可以看到兩個結構性的原因導致了這個致命的問題。
第一個原因是“選舉”，在民主選舉的政治框架中，當政和推行政策都需要靠選票，拉選票是第一要務，如果沒有足夠的選票，當政者無法當政，其主張的政策，別説推行了，就是出台也不可能，因此必須把主要精力投入拉選票，剩餘精力才有可能放到執行政策方面。
第二個原因是“沒有構建具有執行能力的組織隊伍”。查韋斯看到以前的兩黨代議制造就了腐敗的執政精英隊伍，這些精英有專業的執行力，但道德腐敗，只執行有利於特權精英的政策，結果導致民眾憤懣，社會動盪。因此，查韋斯採取了反精英的民粹路線，使得執行力淪喪，政策無法執行，政績無法取得，結果也導致了民眾憤懣和社會動盪。
筆者提出過“優主政治”的概念[4]，若用優主政治的理論來分析委內瑞拉的問題，可以更進一步地認清其癥結。
優主政治的核心關鍵是要構建一個由優賢者組成的優主集團來主政，優賢的標準有兩條，一是具有優秀的執政專業能力，二是具有為社會長遠利益服務的道德。當然，建立這樣優主集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有制度能夠把優賢人士挑選出來，其次要有機制使這些人保持優賢，不要蜕化腐敗，而且還要和草根大眾緊密聯繫，接地氣。正是由於構建優主集團的艱難性，很多政治家會望而卻步，認為優主是精英，無法保證他們一定是優賢的，而且歷史上有太多精英腐敗的例子，因此他們把希望寄託在與精英對立的大眾身上，認為大眾不會腐敗，讓大眾直接參政可以解決問題。
查韋斯的“人民主權”“直接民主”理念就是要讓大眾直接參政，而不是讓“優主”來作領導。他相信人民大眾本質是優賢的，希望他們都能夠成為“優賢人士”，他把大量資源投入了使命教育，期盼培育出優賢的大眾參政羣體。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即使是在石油價格高昂的黃金時代，在個人政治魅力超強的查韋斯治下，優賢的大眾羣體並沒有湧現出來。在能力方面，雖然拉票、宣傳、助選的大眾參政能力表現得很好，但執行政策的能力表現十分欠佳。在道德方面，大眾中不少人表現得腐敗，很多腐敗事件在大眾及相關的組織中發生，譬如合作企業引發的腐敗問題。
合作企業是21世紀社會主義提倡的“民主參與的大眾經濟”模式中的重要元素，鼓勵大眾組織合作企業，以抗衡唯利是圖的、剝削勞工的資本主義公司，理想的合作企業的組織結構是“任何工種都不受到歧視，任何職務都不享受特權，企業成員之間平等，共同參與計劃來決定生產。”查韋斯當政以後制定的憲法明確規定， 國家要推動和保護合作企業。政府設立了“大眾經濟部”，這個部的職責就是支持合作企業的發展，負責把政府的合同定單優先簽給合作企業，向合作企業提供低息或者無息貸款，對合作企業減免税收。但是不少合作企業並沒有按照21世紀社會主義的理想原則來經營，而是通過腐敗手段來獲得政府的合同訂單和優惠貸款，更有甚者，一些合作企業甚至充當貪腐行為的洗錢機，大量盜取公共錢財。
查韋斯派把精力集中在拉大眾選票方面，不重視建設優賢的執政團隊，他的反對派也基本如此。我在委內瑞拉接觸的反對派們，也是把精力集中在拉大眾選票方面，而且學習了查韋斯“動員草根基層”的方法，查韋斯是在基層搞使命教育，他們發明了到基層去搞法律援助，以此來建立基層組織拉選票。他們激烈批評查韋斯的經濟政策，但當我問他們自己的具體經濟政策是什麼的時候，卻竟然説不出來。
反對派的很多批評是非常情緒化的，缺乏客觀理性的態度。譬如，查韋斯引進了兩萬名古巴醫生，派他們在委內瑞拉的缺醫少藥地區服務。反對派對此項政策激烈批評，指責古巴醫生和委內瑞拉醫生“搶飯碗”，但客觀事實是，古巴醫生是在缺醫少藥的貧困地區服務，那些地方是委內瑞拉醫生不意願去工作的，並不存在“搶飯碗”的矛盾。
委內瑞拉的人均醫生數量稍高於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值，但比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值低。[5] 委內瑞拉醫生多數集中在環境優裕的地區，都不意願去貧民窟那樣的地方，古巴醫生的服務解決了這個問題。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對我説，古巴醫生在貧民窟非常受歡迎，貧民窟中有很多幫派流氓，這些人在貧民窟經常進行搶劫等暴力活動，但他們從來不對古巴醫生行暴，甚至還主動給古巴醫生“保駕”，讓醫生能夠平安行醫，因為這些人深深地知道，貧民窟太需要醫生了，這裏的“行醫飯”委內瑞拉醫生是不要吃的。
熱衷情緒化地批評政敵，不注重基於客觀現實的政策構建，如果這樣的反對派當選，委內瑞拉的經濟也很難搞好。目前反馬杜羅的黨派們，街頭示威規模宏大，不亞於當年查韋斯支持者的街頭行動，但在經濟政策方面，並沒有提出很好的方法來。
這是在2009年關於取消總統任期限制的公投之前，查韋斯的反對派和支持派在街上拉票，反對派舉着“不”（no）的牌子，支持派舉着“是”（si）的牌子，後面還有一輛支持派的宣傳大巴。公投、拉票、遊行……這類活動在委內瑞拉多如牛毛。
委內瑞拉的歷史啓示了什麼？
委內瑞拉的歷史向人們顯示：
資本主義不實行民主選舉，導致了軍人獨裁，石油財富被獨裁者和極少數人攫取，社會貧富不公，經濟患上“荷蘭病”。
資本主義實行了民主選舉，導致了“盟約民主”，石油財富在兩黨精英中分配，政治腐敗，貧富懸殊，“荷蘭病”猖獗。
社會主義實行了直接民主，導致草根大眾熱情參與政治，但缺乏政策執行能力；石油財富的分配傾向了窮人，貧富差距減小了，但可持續性脆弱；貪腐仍然存在；“荷蘭病”仍然不能治癒。
如果社會主義能夠實行優主政治呢？如果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優賢人士能夠主政呢？……在直接民主中，豐滿的社會主義理想缺乏具有執行能力的人來推行，結果變成了現實中的骨感骷髏；在優主政治中，豐滿的社會主義理想可以由具有執行能力的人來推行，就有可能在現實中保持其豐滿。
實行優主政治的關鍵是構建優主集團，查韋斯由於目睹過“盟約民主”的精英集團的腐敗劣跡，因而懼怕建立有專業執政力的精英集團，想擺脱精英，讓大眾直接參與執政，結果並不理想。
要想建立一個完美的優主集團的確不容易，而且也不現實，挑選出來的優者很可能有缺點，進入優主集團後很可能蜕化腐敗，也很可能變得不接地氣。優主政治的挑戰就是要不斷地改進挑選的制度、創新反腐的方法、開通接地氣的途徑，使優主集團的人即使不是100分的優賢，也要儘可能地是90分、80分、70分的優賢。優主政治是對體制設計的挑戰，因為需要不斷改進體制中的具體程序，不像民主選舉，程序是固定不變的。
民主政治是相對容易的、挑戰較少的，但其結果很可能是骨感的；優主政治是相對困難的、挑戰繁多的，但其結果很可能是豐滿的。
[1] 2013年以美元計算的人均GDP，委內瑞拉是12237，沙特阿拉伯是24934。（世界銀行數據）
[2] 世界銀行數據。
[3] 世界銀行數據。
[4] 參閲《民主故障頻發，下一步是“優主”嗎？》（觀察者網）。
[5] 每千人的醫生數量，在1990年，委內瑞拉是1.564名，中高收入國家平均值是1.36名，高收入國家平均值是2.115名；在2001年，委內瑞拉是1.939名，而在差不多同時的2000年，中高收入國家平均值是1.539名，高收入國家平均值是2.663名。（世界銀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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