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下層社會儒家思想”與中國今日之現代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前一篇提到，作為新型“中國思想”的毛澤東思想是一種革命思想，其源泉，既來自於馬列主義，也來自於“下層社會儒家傳統”，兩者相輔相成。

所謂“下層社會儒家傳統”，是一個自秦漢之後兩千年曆史中的真實存在，它在王朝週期的“昇平世”中持續保存並發展，而在王朝覆滅前後的“據亂世”則突出地表現出來——無論造反領袖來自何等低下的社會階層，出於何等低下的民間宗教，最終都可以聚集充足的儒家思想道義資源，爰舉義旗，號召天下，以“天命”的名義引領一次改朝換代的革命，並在奪取江山之後進行“道統”重建。

其中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如“天命”觀、“道統”觀、民本主義、“大一統”和“張三世”等，都包含在儒家經典當中，是儒家傳統中根深蒂固且歷久彌新的一部分。

一、“下層社會儒家傳統”本質上是現代化國家的產物

其實，中華文明中獨有的“下層社會儒家傳統”，自始至終就是一種“現代化思想”。

從“中國思想”本原上看，早在夏商周時期即已逐漸成形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天道的思想、民本的思想、大同的思想等，大大先於所有其他思想體系而帶有了現代化因素。所以，中國先於所有其他文明而建成現代化國家，並不奇怪。

根據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中國的秦朝是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他得出這個結論的主要根據是，秦朝先於世界上所有主要文明建立了統一的、多層次的、非人格化的官僚行政機構，並確立了反宗族、抑豪強的政治原則。

這個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但卻只涉及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早熟的現代化國家，在削弱豪強和宗族勢力的同時，也促成了下層社會的解放和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的崛起，這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前者是自上至下的角度，後者是自下至上的角度。

福山並非沒看到這一點，他寫道：“東周衝突背後的癥結是舊貴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尋覓新機會，以攀登權力的階梯。”（《政治秩序的起源》）然而真正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實際上，下層社會的崛起也是現代化國家的一大特徵。因為這一現象具有必然性，會在每一次舊秩序瓦解、新國家重建的過程中規律性地出現。

中國的王朝興衰史充分見證了這一點：王朝末期一旦發生州郡羣立、叛軍蜂起，就是舊秩序的徹底瓦解，而最終從逐鹿中原的混戰中重新一統江山的新王，往往不是世族之後，反而是寒門子弟，甚至就是赤貧的佃户。

放在世界歷史中比較，這個現象在大的文明體中卻絕無僅有。自古以來帝國王朝的改朝換代無不是貴族集團之間相互鬥爭的結果，與下層社會沒有關係，偶爾會有平民人士登上大位，但多半是作為傀儡被推出，背後並不是以整個下層社會為主體的歷史運動。

而在中國，從秦亡漢興開始，常常就是一種以整個下層社會為主體的歷史運動。這種運動不是奴隸起義，也不是農民造反，而是天下皆反，民間起兵，是駱賓王所寫的“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鬥平”。

由下層社會推動的歷史運動只可能在現代化國家中出現，因為它是廢封建、抑豪強、譏世卿的必然產物。而作為一個直接的結果，它也決定了中華文明獨有的“現代化的”改朝換代方式——在維持政體不變、政治文化不變、“道統”不變的前提下週期性地進行政權更替。

所以人們會在中國歷史上看到這一有別於其他文明的特殊現象：坐天下依靠儒家傳統，打天下也依靠儒家傳統，上層社會從中吸取綱常禮教的學説，下層社會從中接受重建“道統”的思想。兩部分內容會在“治國平天下”這個層次上相互衝突，而在“修身齊家”層次上則完全一致。

這也不難理解。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而是大一統現代化國家的週期性重建和再造。由於打天下和坐天下兩個階段都是天下人共同參與的全民運動，沒有儒家傳統作為共同的思想資源、提供共同的行動指南，是不可想象的。

為什麼太平天國必然失敗？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新思想是一個徹頭徹尾背離中華儒家傳統的異端，儘管藉助了基督教的影響，打出了“奉天討胡”的義旗，但卻完全無法連通“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當然也就不能促成“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這種天下皆反的大形勢。

而反觀1946年之後三年半的“解放戰爭”和“蔣家王朝”的覆滅，恰恰就是天下皆反，民間起兵，是最新一次以下層社會為主體的歷史運動。左翼知識分子發動輿論聲討，青年學生成羣結隊奔赴延安，城市居民舉行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國民黨軍隊成批地投誠起義，解放區的百姓踴躍參軍、踴躍支前，這些都不能簡單用“農民革命”概而論之。

那種認為儒家傳統只有統治術、沒有革命思想的觀點，那種認為毛澤東思想只有馬列主義這一個脈絡、沒有儒家傳統源泉的觀點，都是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儒家傳統和毛澤東思想，各自都有千百棵形態各異的“樹木”可以各取所需，但這並不是全部，只有將它們放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橫向比較中，放在歷史長河的縱深視野裏，才可以看清它們作為“森林”整體的獨特風貌和特殊價值。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典籍無數，大師雲集，早已是一片獨一無二的森林，外來的樹木自由地生長在其中，但不會改變森林全貌。在今天這個“文明衝突”或“文明競爭”的世界，森林整體的意義更加突出。這個意義，從文明的角度看，就是古老的中華文明變身成為了一個現代化文明，在世界的眼裏，也就是儒家文明的現代化。

儒家文明之所以能夠實現現代化，甚至有可能實現一種超越西方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的本土化現代化，必定有其內在的原因。而如前所述，作為儒家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下層社會儒家傳統”，不僅在兩千年時間裏伴隨現代化國家的週期性重建而“其命維新”，近百年來又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成功結合，生成為新型的“中國思想”，僅從這一點上來看，就完全有理由將其作為重要的內在原因之一。

雖然思想界關於中華儒家傳統在現代化中的價值和作用問題還遠遠沒有形成共識，但近年來，由於向西方學習的潮流出現了退潮，在政治實踐中迴歸傳統的趨向已經愈加明顯。

這也可以理解為是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走到今天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因為作為後發的、非西方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也遵從着塞繆爾·亨廷頓的“兩階段論”規律，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第一階段即將結束、第二階段即將開始的那個關口上。

二、“下層社會儒家傳統”與現代化“兩階段”的關係

本系列文章推出之前，曾向曹錦清教授徵求意見，曹教授寫了一段回覆，其中包括如下一段話：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提出，所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把西方化當作現代化，用西方化引領現代化。隨着發展後自信提高，非西方國家就開始第二步現代化，進入去西方化，迴歸本土化的現代化階段。中國當下正走上第二步。

這兩個階段不僅是認識的發展，也是實踐的發展。在中共革命階段，毛澤東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馬克思主義中的西方因素拋開，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學習其中現代化的內容。

中共領導的改革開放，第一步是從80年代開始的，以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當下正走到第二步，開始去西方化，迴歸本土的現代化。

去西方化不是去現代化，而是現代化的繼續發展。只有現代化的不斷深入，才能真正區分哪些因素是西方內在的，哪些因素是現代化的，是普適的。

現代化的核心是高新技術和製造業。中國現在在高新技術和製造業上在接近西方，但還沒有完全趕超。由於已經出現中國趕超西方的趨勢，所以到了需要提出區分西方化和現代化這個問題的時代；同時，由於中國還沒有趕超西方，所以不可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十年二十年之後，中國處於工業化的前沿，和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超過西方，就不會仰視西方了，就能把西方和現代化區分開來，中國就能重新提出現代化的敍事。”

“和諧”與“復興”

曹教授為本文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在此深表感謝！下面繼續討論其餘部分。

根據這個“兩階段論”理論，今天的中國，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已經有條件、有能力邁出“第二步”了。

這是中國的光榮，因為在所有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中國是第一個來到這個關口的。

與俄國近現代歷史進行對照，看得更為清楚。俄國自彼得大帝統治時期（1689-1725），啓動了“以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的第一步。但是這個進程導致了水土不服，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動盪，並最終引發了布爾什維克革命。

革命後的俄國接受了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並將其變成一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重新發起了向西方的挑戰。然而，從俄國本土的斯拉夫主義立場上看，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儘管表面上形成對立，但實際上雙方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它們都是現代的、世俗的，都以實現自由、平等和物質富裕為最終目標。這也就意味着，在長達三個世紀的西方化進程中，1917年之後的紅色俄國實際上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西方，並更加密切地與西方纏繞在一起。這一進程，直到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退潮才徹底宣告結束。

今天的俄國，沒有完全接受自由主義，但也放棄了共產主義，其結果是它與西方之間的隔閡反而更加擴大了，再次回到了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那個鴻溝的兩邊。正如亨廷頓所説：“一個西方的民主主義者可以與一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思想上的爭論，但他不可能與一個俄羅斯的東正教民族主義者這麼做。”（《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但問題在於，這次向本土化的迴歸，卻不是現代化的“第二步”，因為它的“第一步”並未完成，前蘇聯在高新技術和製造業上沒有趕超西方，因此這次迴歸更像是返回到三百年前被彼得大帝所創造出的那種“無所適從”狀態。

從中可以對比出中國的不同之處和優勢所在：

第一、對於非西方文明來説，接受馬列主義實際上意味着在與西方的對抗中進一步的西方化、去本土化。但是，從俄國的歷史經驗中看，這種特別的西方化方式，雖然使俄國得以擺脱西方的控制，並與之鬥爭，卻也始終未能讓俄國取得超越西方的優勝地位。理論上的雄辯未能轉化成為國際競爭中的能力，早期的那種信念——共產主義使得俄國從一個落後的亞洲國家一舉變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併成為一場席捲全球的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但最終失敗。其結果就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在俄國並未真正完成。

第二、反觀新中國。1949年建國後前三十年通過運用馬列主義實現現代化，也是在與西方的對抗中進一步的西方化、去本土化，這一點與前蘇聯早期歷史類似。但不同的是，中國在具備了足夠強大的國力以確保完整主權、抵抗西方霸權之後，又進行了以“改革開放”為名的路線大轉折，“與國際接軌”、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這就是不同於前三十年的一種在與西方的合作中更進一步西方化。這一路線執行了三十年，終於逐步實現了對西方的趕超。也就是説，新中國這兩個三十年的兩條不同的西方化路線合在一起，真正完成了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第三、如今回顧地看，兩個三十年，與西方對抗的西方化，與西方合作的西方化，先後順序沒有錯，不同側重沒有錯，轉換時機的把握也沒有錯，最重要的決策都對了。這在非西方文明的現代化歷史中幾乎獨此一家，絕無僅有。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保障了這一點？為什麼在建國後會正確地選擇國家統一優先、國家建設優先、公有經濟優先？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又能正確、及時地出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項基本原則”、“三個有利於”、“軍隊要忍耐”、“韜光養晦”等重大國策？單憑馬列主義並不能確保做出全部正確選擇，近一百年來世界上出現過很多馬列主義國家，大多數都失敗了。單憑儒家傳統當然也不能確保做出正確選擇，近一百多年來中國進行過多次現代化轉型努力，前幾次也都失敗了。可見，真正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就藴含在兩者的結合之中，缺一不可。

第四、中國現在正處在即將進入“第二階段”的關口，西方化所能提供的現代化動力即將枯竭，必須越來越多地轉向本土化的現代化，這是所有非西方文明現代化轉型的必然規律。這也就意味着，各主要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競爭，將從比“誰的西方化更利於現代化”轉變為比“誰的本土化更利於現代化”，或者説比“誰對本土思想和文化資源的運用更利於現代化”。毫無疑問，在這種新的競爭中，中華文明獨特的優越性將充分體現出來，長達兩千年的大一統現代國家歷史，長達兩千年的“下層社會儒家傳統”，以及這一傳統與馬列主義在實踐中的成功結合，都將成為獨特的競爭優勢。

回到本文的標題所問：“下層社會儒家思想”是現代“中國思想”一部分嗎？回答是：不僅是，而且必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與馬列主義和中國幾代領導人的集體智慧一起，引領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進程，推進本土化的現代化。在中國踏上現代化征程第二階段的今天，尤其需要中國本土思想資源創新。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已經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古老文明的復興所潛藏的思想活力和令人期待的可能性。畢竟，中國作為大一統國家性質不會變，人民共和國的性質不會變，“以人民為中心”理念不會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會變，而這些，無不是偉大的中華儒家傳統中的固有之義。

這個“中國思想”系列已經連載了四篇，將暫時告一段落。在此，特向所有給予關注、加入討論、提出意見的讀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正是你們的積極參與討論，給了作者以不竭的動力，在不斷探索理論前沿、開創新的思想的路上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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