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一帶一路”與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中）
【本文原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8期，觀察者網將全文分上中下三篇刊發，本篇為中篇，上篇可點擊本鏈接查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美國的情況更糟糕。美國開始認為自己佔有道義的制高點，唯我獨尊，更加不講道理。小布什上台以後，宣佈美國退出《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簡稱《反導條約》，開始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
美國失去道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國力完全金融化了。在尼克松擔任總統之前，美國是依靠軍工資本發展的，與金融資本相比，軍工資本還算是進步的，但是尼克松之後，美國放棄實體經濟，開始搞金融資本，這就對美國造成極大傷害。
道德與勞動是不能分離的孿生子，國家和人一樣，如果不勞動，這個國家的道統基本就失去了。古羅馬也是如此。古羅馬剛開始是勞動，國家在這一時期處於上升階段，但是後來古羅馬開始打仗，大量使用戰爭中掠奪來的奴隸代替國民勞動，而古羅馬的人則觀賞動物表演、人獸肉搏，這樣，當戰爭停止、奴隸來源中斷時，國民便失去了勞動能力，古羅馬也就由此衰落了。當一個國家失去實體勞動之時，也就是這個國家衰落之日。
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軍工資本家大獲其利；蘇聯解體使大量浮財再次湧入美國。但是，佔便宜與吃虧是一個問題中可以互相轉化的兩面。中國人常説“過錯”，過了就叫錯。中國人説“罪過”，小過曰錯，大過曰罪。人的缺點就是優點的過度使用。節制使用的優點才是優點，不節制使用的優點就會變成缺點。這就是東西方認識論中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美國的衰落跟它過度使用和享受自己的優點是有關係的。1972年美元指數下跌以後，從1979年開始走高，1985年達到高峯。（如圖110）
圖1
但是，美元指數達到高峯靠的並不是國內生產，而是中國和“亞洲四小龍”在這個歷史階段加入了美元體系，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紅利：國際上巨大的美元需求使美元成了美國的產品，美國從一個商品生產和出口大國異化為美元生產和出口大國，金融成了拉動美國經濟的主要產業。此後，美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兩極分化也開始迅速擴大。
國家完全靠金融支撐是不行的，過度金融化會毀滅勞動力和基礎產業，而且也不能持久。所以到1985年，美元指數開始下跌。國內實體經濟不振，跌下來的美元只有通過海外拉起，其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通過國外的動亂讓世界財富流入美國。里根政府是如此，奧巴馬政府也是如此。因為美國國內沒有多少實體生產，沒實體，貨幣就沒有產品支撐。人什麼時候總得吃飯和穿衣，這是唯物論的基本道理。
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不是國內勞動而是海外超額剩餘價值的存在。一國勞動可以支撐一個民族國家，卻撐不起一個帝國。超額剩餘價值量的降低必然引發帝國的危機，這時就需要另一個富裕的國家垮台並由此為帝國的延續提供浮財。19世紀40年代，歐洲陷入危機，其間發生了歐洲大革命，馬克思還為資本主義下達死亡通知書，發表了《共產黨宣言》。
與此同時，英國於1840年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了中國，1857年英國又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並在隨後完全佔領印度殖民地。這使得中國和印度兩個的財富流入歐洲，此後歐洲又進入了所謂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維多利亞時代”。美國與英國同理但略有不同。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巨大的發展，而美國通過美元輸出獲得了大量的浮財和低廉的商品。但這樣的浮財同時也使美國失去了勞動能力，對外形成產品依賴。這種依賴不能持久，不想1992年蘇聯解體，其國民財富大量向西方流失美元指數於21世紀頭幾年又出新高。
很明顯，這美元指數的這兩次高峯都不是由美國自己勞動而是由外來浮財支撐而出現的。第一個高峯促成了美國金融資本上升，第二個高峯推動了美國資本的金融化。
中國是後發國家，沒有被捲入其中，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掌握了“種樹”的能力，而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只收獲了“樹上的果實”。為什麼德國始終不放鬆製造業？這是因為德國深受金融資本之害。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在大量外資的刺激下出現短期繁榮，可沒幾年國家就陷入全面危機。德國曆史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説得好：
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因為力量的反面――軟弱無能――足以使我們喪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們既得的財富難以保持，就是我們的生產力量，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自由，還不僅是這些，甚至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都會落到力量上勝過我們的那些國家的手裏；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已經有了充分證明，意大利共和國、漢撒同盟、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車之鑑。11
現在在李斯特所説的“前車之鑑”中，可以再加上21世紀初的美國。美國充分享受着中國製造的產品、中國生產能力卻因此得到了提升的同時，美國生產能力卻在嚴重衰落。下面表中的數據表明，經濟虛擬化是美國衰落的主要原因。
據統計，1990年，美國第一產業即農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是0.25%。而到了2013年，美國就跌至-8.4%。而同期中國第一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分別是1.91%和4.1%。再看第二產業，也就是工業。美國工業的特殊性就在於它的工業及國內就業基本是靠軍工拉動。1990年的時候，美國工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是-0.11%，而中國是1.32%；但是到了2013年，美國的第二產業的貢獻率就上漲到19.4%。
為什麼？原因在於有了海外戰爭。海灣戰爭期間，“愛國者”導彈的傑出表現使美國的軍工產品訂單暴增。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迅速拉動軍工生產。2017年4月，美軍又向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投下有“炸彈之母”之稱的GBU-43炸彈，這是特朗普變相做的商業廣告。他既不想打仗又想收穫當年“愛國者”導彈帶來的軍火贏利。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也是一樣。美國説要打朝鮮，無非就是想給世界做幾個軍工產品演示，以便更多地獲得軍火訂單。戰後歷史表明，美國軍工投資率與失業率成反比存在；在失業率高的時候，軍工投資就低。如圖2、3所示：
圖2及圖3
通過美國的基尼係數變化也可以看出軍工生產對美國社會和穩定作用。美國基尼係數較低的時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時貧富差距也是較小的。這是因為有了越南戰爭。有戰爭，軍工業就發展，人們就有工作。隨着美國人的生活好起來，貧富差距分化也在加大。通過這些可以看出，美國日漸虛弱。而今後美國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還得回到那句老話：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引起戰爭。舍此，美國別無出路。
第三產業在短期內得以魔幻式飆升，美國可以算得上經典案例。1990年美國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是1.05%，23年後即2013年竟飆升至89%。而此時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加在一起，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只有11%，而且第二產業基本上是軍工業。如給今天的美國病診，那就是“腎虛火大”。腎是國家實體經濟。尼克松之後，美國從產品生產國變為美元生產國，脱實向虛，基本放棄實體生產，最終導致了這種情況的出現。
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聲明説：“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12毛澤東同志的判斷對於今天的美國也是適用的。
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美國經濟金融化，由它帶給世界的價值觀的進步性也逐漸消失，它曾經追求的民主也異化為少數富豪的“民主”。美國為什麼會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金融化導致兩極分化現象從南方世界逆推至美國國內。一方是“朱門酒肉臭”，另一方是“路有凍死骨”，最後發展到極端，就爆發了“9·11”事件和“佔領華爾街”運動。
這説明美國金融資本已經無法再繼續維持它的帝國統治了。如果沒有另一個“蘇聯”——比如中國或歐洲——的垮台來挽救，那麼作為帝國的美國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曾經的中國清王朝和印度的卧莫兒王朝的衰落挽救了處在危機中的英國和歐洲大陸資本主義國家，曾經的蘇聯衰落也挽救了處於危機中的美國。
美國小布什總統上台時，美元指數已跌至低點，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近20年的時間使美國陷進泥潭裏不能自拔。由此，美國進入衰落。
二戰結束迄今，美國發展依靠兩種資本。在尼克松之前依靠的是軍工資本。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軍工資本獲利，軍工資本也因此不斷坐大並反客為主。之後，為了保持自己的利潤，它誘逼着美國必須繼續打仗，先後發動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表面上看是為了所謂的“遏制共產主義”，實則是為了滿足美國軍工資本的利潤。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在今天就是華爾街財團——需要美國不斷擴張，擴張可以帶來軍火貿易，而軍火貿易的增長又反過來增加了它們影響政府的權力。
1960年美國國家安全各部門僱用的人員達37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457億美元，約佔政府預算的58%，佔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
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後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麼不願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裏。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131973年6月5日，毛澤東告訴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説，越南戰爭“花了1200億美元，打了11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軍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類”14。
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參與歐洲戰爭，他就是這麼告訴美國軍工資本家的。1939年1月31日，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向下面在座的軍工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交底説：
慕尼黑會議後，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於9月29日——譯者注）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裏，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説：“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15
越南戰爭拉動了美國的軍工利潤，但戰爭的負擔卻超出了美國的國力，讓美國人民不堪重負。而結束戰爭的前提是不能讓軍工資本家虧損並以此換得壟斷資本家的支持。為此，尼克松把軍工美元移換石油美元。就這樣，石油美元把金融資本拉了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對美元的鉅額需求使美國金融資本獲得超額利潤、迅速坐大並反客為主，成了美國的主宰。
伊拉克戰爭失敗後，石油美元從而金融資本一家獨大的局面維持不下去了。可南方世界已被榨乾，現在華爾街金融資本只有回吸自己所依賴的母體——美國——的血了。這樣就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什麼美國人要佔領華爾街而不是白宮？因為華爾街的少數人掌握着金融資本，決定着美國的大小事務。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向華爾街金融資本開火，又把軍工資本請了回來。但軍工的市場主要是戰場，這樣美國的歷史又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邏輯，要打仗，不然就消化不了龐大的軍工借款和投資。美國沒有自己的國家銀行16和企業，借來的錢如不見利潤，資本家不幹，這樣，特朗普就要下台。
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戰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還的利潤，而美國又沒有發動如此規模戰爭的能力，其他國家也不願捲入戰爭。這樣，特朗普任內最大的敵人並不是中國或俄國，而是和平。在當今世界，誰要與和平為敵，那幾乎就是與人類為敵；與人類為敵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就失去了道統。
為什麼中國的金融沒有走上美國式的道路？這是因為中國有重實體輕流通即“重農輕商”的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黨指揮槍的鐵打原則和高效的民主集中的政治體制。美國衰落的教訓告訴我們，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和以國家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制不能丟。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銀行和企業，猶如一個人沒有腎和血，僅靠體外輸液，身體是支撐不了多久的。有國有企業向國家納税，政府就有獨立的税源。反之，依賴“納税大户”，政府就依靠誰，沒有自己獨立的税源，政府就沒有力量。印度、美國都吃了這方面的虧。
另外，有税源，就有銀行，這樣銀行也得掌握在政府手裏。如果沒有自己的企業即國有企業，就不會有獨立的税源，再沒有銀行，那政府就得借錢，就得看資本家的眼色行事。美國就是這種情況，所以，它只能向華爾街借錢，其政策推行首先得徵得華爾街的同意。
與以往不同，這次特朗普借債的對象從以往金融資本家轉向軍工資本家。軍工資本給可以美國帶來就業，但保持就業的前提是軍火銷量，而只有大規模的戰爭才能拉動軍火銷量。現在美國軍工資本家已迫不急待地需要戰爭，而且還是大規模的戰爭。可進入21世紀的美國人民已經打不動了，這就是今天美國的問題所在。美國在2000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可以獨步天下的國家，才十幾年的時間，今天的美國已豪情不再。
鑑於這樣的歷史教訓，2017年4月19日，習近平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察時強調：“一個國家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戰略選擇，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必須發展實業，做實體經濟，不能夠脱實向虛，我們還要繼續推進工業現代化。”17經濟上的脱實向虛是今天美國衰落的主因，以至生活方式嚴重金融化的美國已成為世界和平的對立物。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歷史已進入需要大變革的時期。
三 世界歷史已進入了質變的臨界點
五十多年來，世界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18中呈現出“否定之否定”式的規律性變化。我們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沒有像蘇聯和美國那樣進入被歷史否定的行列，恰恰相反，中國通過自我“否定”即自覺改革的方式還獲得了巨大發展。
20世紀50年代，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1950年2月14日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國由此打破西方的封鎖，鞏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我們並沒有綁在蘇聯的戰船上，而堅持獨立自主。
1953年赫魯曉夫上台。赫魯曉夫有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他既想和中國合作，還要干涉中國內政，不懂得如何與中國共產黨打交道。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表示蘇聯過去援助中國建設的三個長波電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揮其在遠洋活動的潛艇，希望雙方合作，由中方出資3000萬盧布、蘇方出資7000萬盧布，使用時間雙方各佔50%，用4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
1958年6月7日，毛澤東讀到彭德懷於6月5日提交的報告後批示：“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入，則不要回答，拖一段時期再説”19。同年6月28日，蘇聯又希望借用中國沿太平洋海岸線，提議“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明確告訴蘇聯大使帕維爾·尤金(Pavel Yudin) ：“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20“斯大林的東西”，也是沙皇的“東西”。 毛澤東這時生氣的是，中國剛結束了俄國霸佔中國遼東的歷史，赫魯曉夫怎麼又學着沙俄搞起新的“華俄道勝銀行”21來了？毛澤東對尤金動情地説：“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22
説到毛澤東拒絕赫魯曉夫，就不能不從19世紀末中俄合作的“中東鐵路”説起。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需要與沙俄建立反日聯盟，為此允許俄羅斯在中國東北修建鐵路，這就是著名的“中東鐵路”。中東鐵路北段從滿洲里到綏芬河，是俄羅斯修建的，俄羅斯佔股份51%，中國佔49%。科技人員連同其家屬過來，需要管理，這樣警察繼而軍隊就得來並在中國東北鐵路沿線形成國中之“國”。這樣兩國在中東鐵路上就結了怨。毛澤東出生後第三年這條鐵路開始修建，最後這條鐵路又是在毛澤東手裏收回的。
如果懂了這段歷史，就懂得了赫魯曉夫當時的那個“合作”建議，即使從加強中蘇友誼考慮，毛澤東也是不能接受的。毛澤東經歷過近代中東鐵路從修建到收回的那段歷史，知道如再重複中東鐵路的合作方式的結果又會重複幫人反幫出仇人的老路。
赫魯曉夫聽不懂毛澤東的好意，隨即翻臉，轉而到美國尋找艾森豪威爾的“合作”，要聯美製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計劃修“三線”，預防美蘇南北兩面夾擊中國。此時，毛澤東在《七律·冬雲》一詩中説：“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虎豹指的是美國，熊羆是指蘇聯。當時的中國對這兩霸的態度就是“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在這個困難期，我們堅決走自己的路，不順從任何霸權大國。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些當年的赫魯曉夫乃至戈爾巴喬夫的影子：赫魯曉夫修柏林牆，特朗普修墨西哥牆；赫魯曉夫想跟美國改善關係，卻將手伸向古巴，弄出一個“古巴導彈危機”，這讓他灰頭土臉，除了美國人民的反感，結果是一無所獲。特朗普想跟中國改善關係，卻將手伸向朝鮮半島，弄出個“薩德”導彈危機，其結果除了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外，也將是一無所獲。
還有，戈爾巴喬夫放棄華沙條約組織，特朗普想放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開始跟過去的盟國“親兄弟明算賬”了。當一個國家開始把政治當買賣來做的時候，其國力就開始萎縮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適用於描述當今美國特朗普的執政風格：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麼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痴”。這些有用的白痴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複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23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赫魯曉夫向美國全面妥協，勃列日涅夫則走向與美國全球爭霸。赫魯曉夫帶來的是國家形象受損，勃列日涅夫帶來的是國力透支。就這樣，與美國全面爭霸的政策將蘇聯拖倒了。
註釋：
[10] 周晶：《透析美元45年沉浮週期》，http://www.fsfund.com/news/2015/02/05/100935/1.shtml。
[1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年1961版，第46～47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
[15] 資料來源：《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頁。
[16]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包括十二家銀行及其分佈在全美各地的二十五家地區分行。各聯邦儲備銀行都是準公共機構（部分私有、部分政府所有），他們的股東來自聯邦儲備體系在各區的成員私人商業銀行。這些成員銀行購買本區聯邦儲備銀行的股票（成員資格要求），法律規定這些股票每年支付的股利不超過6%。
[17] 《習近平在廣西強調：紮實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人民日報》2017年4月22日，第1版。
[18] “從歷史維度看，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的大勢日益強勁，變革創新的步伐持續向前。各國之間的聯繫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人類戰勝困難的手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豐富。”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人民日報》 2017年5月15日，第3版。
[19] 《對蘇聯請求在我國建立特種長波無線電台問題的批語》（1958年6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頁。
[20]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頁。
[21] 華俄道勝銀行是沙俄和法國對中國進行殖民掠奪的金融機構。1886年由俄、法與清廷合股組成。 總行設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後改設在巴黎。享有在華髮放貸款、發行貨幣、税收、經營、築路、開礦等特權。1926年停業。
[22]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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