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亞洲古地理與中華民族發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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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與北線即中國西北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地區和西南即中國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地區較為豐富和完整的史前人類遺址發現不同，目前我們缺少更多的中華古人類南線遷徙即從開遠－祿豐古猿到雲南元謀人、再到柳州人的文化之間的原始文化連續層樣本78，這可能是第四紀末期因氣温變化導致的海平面普遍上升吞沒了這一時期在此線，尤其是在此線陸橋地帶遷徙和生活的人類文化遺址。據日本學者田家康在《氣候文明史》中介紹了全新世氣候的回暖及由此產生的海面水位大幅抬升的場景：
當時的海面水位與最終冰期中最寒冷的時代相比上升了120米以上，與新仙女木事件79時相比，也上升了50米。新仙女木事件之後海面水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勞倫冰蓋和斯堪的納維亞冰蓋等北半球巨大冰蓋的融解，在丹麥的北海遠洋從距今9000年到5000年前海面水位每年上升約46毫米，至距今5800年的時候位於現在波羅的海所在位置的融冰湖與北海相連。在同一時期，不列顛島也與歐洲大陸分離開來。日本在距今1萬年到5000年之間海面水位也上升了35米，造成對馬海峽完全被淹沒，開始有暖流流入日本海。80
如此大面積的生存空間在近萬年的時間內為海水吞沒，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歷的最為嚴重——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和2011年日本地震引發的海嘯造成的損失只是它的九牛一毛——且不可抗的災難， 學者賈耀鋒認為“5000a B.P.（即距今5000年——筆者注）左右我國新石器中期文化衰退、斷層的出現是氣候變化導致環境惡化、人類尚無力抗爭的結果”。81
2004年12月在重慶被發現的冰臼羣，圖/新華社記者徐旭忠
這次海平面上升將更多的生活在整個中國海82極為廣闊的陸橋地帶的舊石器時代的原始部落及其遺址全部吞沒，海水向中國內陸大面積西侵以至我們今天難以在這一區域找到與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或再往前推至800萬年前的祿豐古猿）與進入全新世的新石器人類化石和遺址之間的鏈接環節。而目前我們已發現的舊石器遺址多存在於西部高原山地的現象，亦是這一“海水吞沒”説的反證。日本學者田家康帶着遺憾的語氣寫道：
有一些研究者將這種沿着海岸線生活的策略稱為“Go to the Beach”策略，可是最終冰期結束後海平面重新上升，當時海岸線附近的遺址現在絕大部分都沉入了海底，未能留下考古學意義的證據。83
可喜的是，近年來江浙丘陵高地已有了更新世和末次冰期古人類考古發現，可以肯定，隨考古技術手段的進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這類發掘可能不會像中國西南地區豐富，但還會陸續出現。
另外，中國已開始建造全電力推進動力、排水量860噸的水下考古船84，可以肯定，隨着深海探測技術的發展，距今年10 000～6000之前曾生活和狩獵在東海及南海水下海濱地帶舊石器考古成果將更為豐富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遠征，從青藏高原出發——中華古人的大遷徙向亞太地區推進
中華人種由森林古猿中分化出的距今1500萬～800萬年的人科“開遠-祿豐”古猿進化而來85。中華人種從她誕生那天起就註定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遠古時期始，她就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扮演的不僅是參與者，更是主導者的角色。遠途遷徙能力是考驗古人類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標。考古資料顯示，當時具有蒙古人種特徵的中華人種從中國西南開始的遷徙已遠至澳洲和北美洲，幾乎覆蓋了整個太平洋周邊區域。
寒冷是導致古人掌握火種保存技術的動因，同樣也是更多的失去火種或沒有掌握火種保存技術的古人羣向暖温的南方遷徙的重要動因。距今20 000～15 000年的末次盛冰期為古人類南下提供了可能的地理條件。中國學者謝傳禮教授帶領的團隊研究得出結論：盛冰期海平面下降使黃海渤海陸架全部上升成陸，總面積達457 000平方公里；東海僅殘存沖繩海槽，面積約350 000平方公里，是現代東海面積的1/2左右，末次盛冰期時中國海古岸線向太平洋方向最大遷移距離超過1000公里。盛冰期時南海面積比現在縮小了1/5左右，殘存面積約2 800 000平方公里。南海周圍海檻深度較淺的海峽均以關閉成陸，僅在東北方向以巴士海峽與太平洋相通，在盆地東南部以民都洛海峽與蘇祿海相通。
謝傳禮教授為我們提供的《中國海末次冰期低海面時古地理圖》《末次盛冰期中國海輪廓》86圖表明，在末次盛冰期黃海、渤海的全部和東海的一半和南海1/5的部分是可以步行通過的平原或陸岸地帶。在當時從雲貴及藏南南下的一部分古人完全可以沿馬來西亞兩側的淺海低地南下至南亞、東南亞，甚至遠至澳洲；東進的部分古人還利用南海和東海的海牀，經今天台灣島和大陸之間的“海峽陸橋”或“東山陸橋”87北進朝鮮、日本88，繼而北進越過白令陸橋直抵美洲阿拉斯加並沿美洲太平洋西岸繼續南下89。
在這南北兩路中間，還有一部分由青藏高地東進至今中國華東、中原地區。恰好，第四紀未（距今10 000年）氣温大幅回暖，這大大降低了古人遠途遷徙的禦寒成本90。
目前在澳大利亞已發現的人類化石中的年代最早的不過距今30 000年，吳汝康認為，“以後還可能發現更早一些的人類化石，但不可能太早，一般估計不大會超過50 000年很多。因此可以肯定，澳大利亞的土著人是由其他地區的早期人類遷入的。”91
學界早有澳洲土著人種來源於中國廣西柳州的説法。弗裏德曼（L.Freedman）、洛弗格倫（M.Lofgren）在1979年提出澳洲土著人種來源在澳洲曾經有過兩次互不相干的遷移。一是南路，一批以粗大骨骼為代表的體格魁梧的人來自東南亞，可能從爪哇經過帝汶而進入澳大利亞西北部，然後沿西海岸南下；另一是北路，可能從東南亞中國華南來的體態較為纖細（根據骨骼）的人羣，經過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幾內亞而進入澳大利亞東北部，隨後沿東海岸南下，其中一部分也許最後越過陸橋而到塔斯馬尼亞。
這兩批不同來源的人羣互相混雜，產生了現代澳洲土著人，其形態介於這兩種祖先類型之間。索恩（A.G.Thorne）分別於1977年和1980年，直稱在中國廣西柳江發現的柳江人頭骨與澳大利亞發現的凱洛（Keilor，距今13 000年）頭骨有着明顯的相似性狀，顯示它們之間有着一定的親緣關係。中國古人類學家吳汝康説得肯定：“柳江人是在我國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種的最早代表，同時其許多性狀在一定程度上處於蒙古人種與澳大利亞人種之間。”92吳先生1989年發表的這一論斷為2008年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宿兵實驗室的基因研究成果所佐證。據報道：
東亞人羣的Y染色體單倍型中存在一種東亞特有，但分佈奇特的單倍型－D174單倍型（又稱YAP單倍型）。它在中國的藏族、日本人和東南亞阿德曼羣島人羣中有很高的頻率（>30%），但在其他東亞人羣中頻率很低。宿兵實驗室（助理研究員石宏）最近對D174單倍型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發現它實際上代表了一個非常古老的東亞現代人的Y染色體單倍型。
經過對73個東亞代表人羣的分析，他們認為D174單倍型起源於東亞的南部，且其由南向北的遷徙大約發生在距今6萬年前，遠遠早於發生在25 000－30 000年左右的那次大遷徙，可能是發生在東亞大陸最早的大規模現代人羣的遷徙。由於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惡劣氣候以及新石器時代(10 000年前)以來華夏文明的擴散，現在的東亞人羣中只有少數人羣保存了那次史前遷徙的遺傳印記。93
澳大利亞近鄰地區的人類化石考古發現反映了澳大利亞土著人和中華人種之間的關聯。
考古學家發現爪哇的瓦賈克（Wadjak）頭骨，一方面有一些性狀與澳大利亞土著人相似，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與蒙古人種相似。其年代可能是全新世94。另外，菲律賓塔邦洞（Tabon Cave）發現的頭骨，一方面有與澳大利亞土著人相似的一些性狀，另一方面又與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101號頭骨有相似的性狀。在加里曼丹發現的尼亞（Niah）頭骨和在新幾內亞發現的艾塔普（Aitape）頭骨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些發現表明這一地區的土著“它們既與澳大利亞人種有一定的聯繫，又與蒙古人種有基因的交流；也暗示原始人類從我國華南地區逐漸遷徙到澳洲的可能途徑”95。
我們再看來到太平洋東岸的印第安人。
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認為是美洲的土著民，過去曾被稱為紅種人，以為他們的皮膚是紅色的，“而實際上膚色是黃的，是黃種人的一個分支”96。關於此，吳汝康先生在其著作中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廣泛和更為豐富的肯定性佐證：
美洲人（印第安人）的起源問題也是長時期來有很多爭論的一個問題。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一般都同意人類最早是從白令海峽進入美洲的，不管是乘船還是通過一度連接亞洲和北美洲之間的陸橋。但對最早進入的時間仍有爭論。
美洲人是在什麼時候起源的？有人認為美洲在距今1.15萬年或1.2萬年前沒有人類的蹤跡，有人則認為早在距今5萬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已有人類。
從考古學上看，1926年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福爾索姆（Fulsom）附近發現了尖狀器，同時發現有絕滅的野牛骨骼。1932年又在該州克洛維斯（Clovis）附近發現了年代更早的另一種尖狀器，測定的確鑿年代為距今1.15萬，伴有猛獁象骨骼。這是在美洲已發現的年代肯定的最早的考古遺物。更早的遺物雖有許多報道，但其可靠性都不能肯定。
從美洲人的體質形態來看，全部美洲土著人（連同愛斯基摩人）在形態上是很相似的，如色素、髮型、多種血型、門齒類型等都非常一致，沒有像在非洲、歐洲、更不用説澳洲那樣大的變異。他們的形態性狀與西伯利亞和其他東亞的黃種人非常接近，因而其起源是在較近的時期，最多是1.4萬～1.2萬年。97
1960年，中國人類學家吳新智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山頂洞人代表原始黃種人，而與中國人、愛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特別接近98。地質學家李四光先生在《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一書中則説的更為肯定：
從新人階段起，現代各主要人種開始分化出來。例如上述在我國發現的山頂洞人具有黃種人的特徵，是蒙古人種的祖先。99
與澳洲和北美洲相比，東北亞地區的日本人和朝鮮人與中華古人的聯繫更為密切。日本出現人類應該在至少30 000年前，但人骨化石發現卻十分貧乏。迄今為止比較可信的早期人骨化石，僅有日本沖繩縣港川採石場發現的距今約18 000年的港川人100。考古發現表明柳江人和日本港川人則可能是那些東進和北上中華古猿在大陸內地及日本島留下的後裔。
當時的日本列島從北海道到九州四個島一一相連，瀨户內海在當時也是陸地。現在的津輕海峽，當時有寬為7～9千米的從海底浮上海面的大陸架，連接着渡島半島和津輕半島。北海道的北段也與西伯利亞相接，整個日本列島在當時是一片一直延伸到九州的鹿兒島和西南諸島的弧形陸地101。
在日本長野縣野尻湖的立鼻遺址出土了距今30 000年的人類狩獵古菱齒象的遺址。這些遺址全部分佈於洪積台地或內部。雖然可能當時也有一部分部落沿海岸線生活，以採集魚或貝類為生，但很可能海岸附近的遺址在海平面上升過程中被淹沒了。愛知縣知多半島的先刈遺址距今9000年，位於水下十幾米處，在遺址中發現了當時人們所採集的魚和貝類。102
據錢方、凌小惠教授的研究，早更新世末期，中國東部海域處於退潮期，古海岸線位於現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最大海退發生在距今54萬～52萬年和18萬～14萬年兩個時期，古海岸線位於今外陸架，水深150～200米處。晚更新世最大的一次海退時期約為距今18 000年，海岸線位於外陸架，水深約為100～160米103。錢方、凌小惠教授認為：“中日史前文化的交流即開始於更新世。”104大約10 000年前，冰河期後天氣大幅轉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島與亞洲大陸為水所分離。田家康教授認為：
日本在距今10 000年到5000年之間海面水位（海平面—筆者注）也上升了35米，造成對馬海峽完全被淹沒，開始有暖流流入日本海。在日本，這一海面水位上升的過程被稱為繩文海進。105
關於日本港川人的起源，吳新智認為：港川人和中國南方的柳江人之間的親緣關係要比中國北方山頂洞人接近，因此推測港川人更可能來源於中國南方而不是中國北方或東南亞地區。或者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港川人和柳江人在並不久遠的過去有着共同的祖先106。“自長谷部言107以來，日本學術界普遍認為日本最早的居民可能來自亞洲大陸，特別是華南地區”108。
中國學者王令紅在研究38個顱骨13項測量數據的平均平方距離聚類圖時發現，日本舊石器時代的港川人、繩文時代的現代人跟大約同期的華南居民有最接近的親緣關係，而且總的來説，港川人類似於柳江人。至於港川人與柳江人之間的形態差異，王令紅認為，這“可能表明港川人遷入日本本土的時間要比柳江人生存時間更早些”109。
吉林自然博物館的湯卓煒教授通過ABO血型基因頻率的異同，將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親緣關係研究範圍進一步擴大到朝鮮人，結果如下表所示：
中國人、朝鮮人、日本ABO血型基因頻率表110
先看朝鮮人與中國人的親緣關係：在O血型和B血型的基因頻率上，中國華北人和朝鮮人相差很小；中國雲南人和朝鮮人在B血型的基因交流中關係也很密切，但與華南人的ABO血型綜合比值相差很大。因此，華北人、中國雲南人與朝鮮人有很密切的親緣關係。
再看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親緣關係：在O血型基因交流中，日本人與中國華北人關係接近，第四紀冰河期的廣泛陸上通道為這種基因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考慮到O血型是古老血型，所以，中國人與日本人親緣關係有悠久的歷史。但是較晚的B血型基因交流中，由於海平面上升導致陸島分離，中國華南人與日本人的O血型基因交流中斷，由此出現中國華南人與日本人B血型、中國雲南人與日本人A血型基因頻率接近的數值。
比較結論1：中國華北人與日本人乃至朝鮮人——他們的遠祖很可能是全新世海平面上升期間分別從其羣居地東海濱海大平原西上至華北陸地、北上朝鮮半島、東上至日本諸島的人羣——在O血型基因反映出較密切的親緣關係，中國雲南人及華南人與日本人的親緣關係主要體現在A、B血型基因的更密切的交流上。“這種基因交流可能要追溯到史前時期。但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史不及華北人與日本人之間那麼久遠。”111
比較結論2：按A、B、O血型基因交流頻率的綜合比值看，中國人與朝鮮人有更密切的親緣關係，尤其是華北人和中國雲南人與朝鮮人之間有密切的親緣關係。比較而言，朝鮮人與日本人的親緣關係較之中國人與日本人的親緣關係更為密切，但總體上看，朝鮮人與中國人無論在體質特徵還是A、B、O血型系統的特徵上都表現出更強的親緣性。
綜合上述，湯卓煒教授最後得出結論：“東北亞地區的蒙古人種中，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之間有明顯的親緣關係，受地質、地理等條件的影響和限制，三者之間的親緣關係略有差異，差異主要表現在A血型或B血型基因頻率上。但是在古老的O血型基因頻率的相似性上，反映出華北人、日本人、朝鮮人的同源性。”112
上述研究結論在18年後得到日本學者研究報告所佐證。2012年11月1日，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研究人員在日本《人類遺傳學雜誌》網絡版上提供的基因分析報告認為：現代日本人是由日本列島的當地居民繩文人和來自東亞大陸的彌生人不斷混血形成的。
報告認為：舊石器時代後期，繩文人的特徵是，成年男性身高不到160釐米，成年女性不到150釐米，面龐輪廓清晰，眉間（前額中央）突出，鼻根凹陷，眉毛濃重，大眼睛，雙眼皮，嘴唇稍厚，顎骨發達。而來自東亞大陸（主要經過朝鮮半島）的彌生人與繩文人相比，臉較長較平，鼻根扁平。彌生人的牙齒比繩文人大，身高也比繩文人高。研究人員分析了來自日本、中國、歐美等500多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數據。結果顯示，現代日本人是由日本列島的繩文人和主要來自東亞大陸的彌生人不斷混血形成的113。
這一結論與日本學者田家康的結論不謀而合，田家康在《氣候文明史》一書中認為：
在追溯母系系譜的線粒體DNA的種類比率上，日本人和中國台灣以及西南諸島的人種之間存在相似點，由此可以證明日本人是從南方移居而來的。之後從繩文時代居住在東北亞的集團，又途經朝鮮半島渡過大海來到了日本。在繩文時代之前的剝片和石刃等舊石器當中，有許多類似尖頭器等與亞洲大陸北部的文化相關的物件。114
當然，在距今4萬年前，還有另一支來自北方西伯利亞部族（尼夫赫族與阿伊努族）“在海平面下降時輕鬆地徒步經過庫頁島南下到了日本列島”115：
在最終冰期極寒期中，由於海面水位低下，人類可以從歐亞大陸北部徒步經過庫頁島，或者取道西南諸島到達日本列島。但是，從距今1萬年前開始日本列島與大陸分離，繩文人被孤立，形成了獨特的文化。116
通過上述多方面的資料，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蒙古人種從青藏高原出發的那次遠征的足跡，其規模之大以至它幾乎覆蓋南北太平洋沿岸和南太平洋的主要陸島，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後來進化為中華古人並對亞洲乃至世界歷史發生重大影響的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族羣。而促成這次中華古人大遷徙的真正動因，當歸因於第四紀全球性的冰川活動。冰川期的到來迫使這次大遷徙的蒙古人種在北、中、南三個方向中，更早和更多地選擇相對温暖的南方路線，並由此對這些地區的遠古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至於那些北上遠至日本、北美的中華古人，其動遷時間也絕不可能僅始於舊石器晚期的柳江人，它可至少追溯到更早的雲南開遠-祿豐古猿及稍晚的元謀猿人時期。他們利用亞間冰期的氣候回暖117持續北上。直到距今1. 65萬年前，全球的冰川開始融化，大約在1萬年前大理亞冰期消退，這為此間分佈於華南華東的中華古人大規模北遷創造了條件，其中部分人越過白令陸橋到達北美。
細石器是隨複合工具的發展而興起的。它是用間接打擊法從一類形制的石核上製取細石葉，用於鑲嵌作工具的利刃。華北細石器傳統的細石核形制獨特，工藝精緻，反映了細石葉的部分生產過程，對於研究細石器的生產技術及其演化有重要意義。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舊石器考古學家蓋培先生説：“可以肯定，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美洲人不是起源於美洲的，因為在美洲至今沒有發現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人類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18
蓋培先生將20世紀70年代初在河北陽原虎頭梁村附近發掘的二百多件楔狀石核與美洲阿拉斯加的科布科河下游的阿克馬克遺址發現的石核的類型及加工方法比較後得出結論：“華北與美洲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有過密切的文化聯繫”，而“華北是楔狀石核的發源地，美洲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是從華北分佈出去的”119。
蓋培先生在1977年發表的上述觀點得到考古發現的肯定。1985年，賈蘭坡、陳淳先生髮表《亞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聯繫》，通過對中國、東亞、東北亞和西北美大量細石核的觀察、對比和研究發現“北美西北部的細石器從類型、工藝來看與東亞、東北亞的細石器沒有什麼區別，但文化內涵顯得單調，而且數量上也遠不及亞洲地區的豐富。自北向南，形制工藝呈衰退跡象。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北部見有用兩部器為荒坯的楔形石核，向南幾乎全變為以角礫為荒坯，形制粗糙，枱面也變修理為不修理，採用自然面為枱面成為一大特點。”120
賈先生將華北細石器細石核大致歸納為六種主要類型，發現其中以楔形、錐形石核最常見，數量最多，它們從東亞、東北亞經白令陸橋到達北美西北部，然後一直向南分佈到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大約北緯46°。最後賈蘭坡先生認為：“華北地區正是這一洲際文化帶傳播的起點和淵源所在。”121
此外，生活在滇藏地區的中華古人的另一支從青藏高原北麓轉東進入中國西北的中華古人與當地土著融合後進化為西侯度、藍田、北京、大荔人乃至整個仰韶文化的居民，他們共同創造了仰韶文化。吳新智等認為：“山頂洞人頭骨與因紐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相似。柳江人頭骨與琉球羣島港川人男性頭骨相似的程度比其與山頂洞男性頭骨相似的程度更大。”122
這部分從青藏高原北下轉東的中華古人在東進的途中與沿南海、東海海濱平原北上或定居於此的中華古人共同創造了最原始的東亞文明，而後因海平面上升迫使從四面八方匯聚並生活在東海海濱廣闊大平原的東亞古人被迫向周圍高地疏散遷移，由此開始了東亞居民民族化的進程；在距今6000年前不斷上升的海潮追逼下向西進入中國大陸的部分——蚩尤則是其中的重要一支，與由西而東並駐中原的部落先民——黃帝部落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迎頭相撞併發生激烈的衝突。衝突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最初文明。
餘永梁先生説：商周民族在地理上分佈顯然不同。商是東方民族，發祥地是山東。123
童書業先生説：原來古代所謂“中國”人其實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的代表是殷商，西支的代表是夏周。夏商周三代原是三個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東方，血統與東方夷族很是接近，從種種方面看，或竟與淮夷為一族。124
福建漳州平原由海積層和近代堆積組成，“14C測定年代2500~8000 B.C.”1989年12月，漳州蓮花池山海拔24~40米的台地考古發現在晚更新世期間的數以百計的舊石器製品125。此間正是東海南海海水上升完成期，爭奪和遷往高地是這一時期古人們的主要活動，從這個活動開始是東亞古人的分裂和新的交融。
當然，我們説中華古人對東亞及乃至太平洋一些地區的影響並不是單向而是雙方甚至是多向融合的過程。筆者主張吳新智教授於1998年提出的中國“人類進化附帶雜交”的假説，“雜交使得住在中國的人羣雖然經過長時間的演化，仍舊能與其他人種保持在同一個物種內”126，而生活在這“同一個物種內”的各類族羣的總和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進化的最初胚胎。
事實上，當時到日本乃至朝鮮等的先民可能不主要是單方面從現在的中國大陸，而是從當時生活在還處於裸露狀態的渤海、黃海平原的中華先民在海平面上升的推壓下“大難臨頭各自飛”127——四散登陸或登島的結果；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在生活在南海、鄂霍次克海甚至白令海等海下盆地中的古人中。這些從海底盆地四散登陸的先民，後來被海水完全隔開並由此形成了亞太各民族的先驅。
從歷史的意義上看，今東亞許多民族本是一家，其“家長”則是中華先民。
三、在火的旗幟下：中華各民族的融合與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初成
當歷史進入約250萬年前開始的第四紀冰期，全球氣候迅速變冷並出現地質史上規模最大的冰川活動。冰期極盛時，北半球高緯地區形成大陸冰蓋，格陵蘭冰蓋覆蓋了格陵蘭和冰島，勞倫大冰蓋掩埋了整個加拿大，並向南延伸至紐約、辛辛那提一帶。歐洲將近一半被斯堪的納維亞冰蓋覆蓋。西伯利亞冰蓋則佔據了西伯利亞北部地區。在我國，據李四光研究，相應地出現了鄱陽、大姑、廬山與大理4個亞冰期。現代冰川覆蓋總面積約為1630萬平方公里，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11%。128
從距今約180萬年至約4000年前，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的舊時器和新石器時期。其間中國古人的社會組織經歷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階段。
與此同步的中國氣候的變化是由印度板塊大陸的北向衝擊導致青藏高原急劇隆起越過2000米以上[129]，這導致中國現代季風的形成。由於高原對大氣環流的熱力和動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亞一帶冬季不再受暖平流影響，冷空氣得以聚集成強大的冷高壓；位於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陸熱低壓得以維持、興盛；印度季風因此與東亞現代季風環流系統得以建立。青藏高原的隆起進一步推動中國西高東低的地貌形成和由此阻礙西南暖濕氣流長驅北進和北方冷空氣因高原隆起而不能順利南下與印度洋暖流交匯並形成雨水，只能集聚在西北內陸，這樣便造成中國西北內陸受下沉氣流控制並導致乾旱和乾冷。
從第四紀走出來的人類可謂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考驗。距今2萬～1.4萬年，全球氣候進入“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一個與現代間冰期氣候環境反差最大的時期”130。冰期最盛期時、陸地冰蓋和海冰擴張、海洋表面温度降低，海平面大幅下降。這一方面擴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增加了他們抗寒的難度。全球地表比現代低4～5℃ ，其中北半球低12～14℃。
當時全球陸地的1/3被冰蓋，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120米131。中國東北、華北地區低10℃ 左右，華中地區低8～9℃，而華南地區只低2～4℃。當時中國東部最北部的年平均氣温達－15℃以下；陸上南北年平均氣温的最大差異達50℃以上。在西部地區，西北地區年平均氣温較今低10℃以上，西南地區低7℃，青藏高原低6～9℃132。這時中國約1/3的邊緣海面下降而成為陸地，西太平洋淺海大面積裸露，使得海洋對中國大陸的水汽供應量大幅減少133。
不難想象，在進入第四紀冰川寒冷的壓力下，向相對温暖的南方赤道方向遷徙將是更多的中華古人的明智選擇。但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人類抵禦天災的能力都不足以保證整個部落在短期完成這樣的長途遷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因抵禦不住寒冷和大型猛禽的攻擊而死亡134；相反，那些因學會利用火的部落，則會在這場大災難中掙脱出來並因此獲得進化135。
中華古人學會用火的歷史可能要追溯到至少180萬年前的西侯度人136和170萬年前的元謀人137。有了火，人類，尤其是生活在北緯30º以北的人類才能度過寒冷的冰川時期。西侯度人、藍田人、北京人得以存活，無疑都是由於他們首先學會控制和利用火的技術。
在第四紀冰期，人種的延續與火及火種的延續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羅米修斯盜火的傳説表明在當時火種保存能力關係到整個部族的生死存亡。
2015年3月，考古學家在山西沁水縣發現了舊石器晚期的古人類遺址。在2.6萬年前的地層中有6處火塘和用火遺蹟。有一個火塘保存相當完整，火塘中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除後，有一小淺坑，坑底的土壤已被燒紅。火塘周圍由拳頭大的礫石圍成石圈，石圈外圍還有幾塊扁平礫石，這些扁平礫石就是石磨盤138。這説明，在兩萬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生活在中國北方山西沁水高地的古人類已具有相當成熟的保留火種的能力。
同年4月，在河北張家口泥河灣的考古遺址中也有同樣的發現：位於周家山東坡一坍塌洞穴內，發現了近3米厚的文化層。其中很多用火遺蹟，好幾層灰燼，而且2平方米範圍內發現8000多件石製品、動物化石等遺物。初步推斷該遺址距今1萬~3萬年間，屬於舊石器晚期139。不難想象，那些專司保護火種的人與今天手握核按鈕的人一樣，在本部落中被奉若神明，始終保持着至尊的地位。
與此同時，火，就成了第四紀包括中華古人在內的北半球大部分部族的圖騰並因此被納入其審美視野，比如希臘神話中對普羅米修斯的讚頌，中華民族中黃（煌）帝、炎帝都被賦予“火”的尊位。而那由火神反映出來的原始先民對火的崇拜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大概均可追溯到第四紀末次盛冰期中華先祖對寒冷的恐懼及由此產生的對火的抗寒功能的敬畏。
末次盛冰期過後，又是大暖。距今12 000萬年前的全新世（距今11 500～8000年）氣温迅速升高，與此相應的降水迅速增加，全球氣候已與現代相近。某些區域甚至出現較現代更為温暖的氣候。如赤道西太平洋海域較工業化前高0.5～2℃，北半球中緯度的歐洲東南部、高緯度的極地等地區的氣温可能高出工業化前2ºC以上，南半球中低緯度較今天高0.5～2℃，東亞地區氣温升至與現代相當或略高。距今8000～4300年時，地球氣候進入一個較今更為温暖的時期。北半球中緯度的中國東部、美國大部，氣温高出現代2℃以上140。
全新世大暖期盛期中，中國東部地區年均氣温較今約高2.5℃。其中長江流域以南地區高2℃，長城以外地區高3℃以上；青藏高原地區增温幅度最大，年均氣温可能較今高4～5℃，“與全球同緯度其他地區相比，中國可能是升温最大的地區之一”141。以浙江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為代表的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時年均氣温18～20℃，較今高出2～4℃。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提供的從最終冰期開始的海平面上升圖142表明，這次因氣温上升導致的海平面上升是急驟而迅速的，其間出現的海平面上升，給當時人類帶來的幾乎是滅頂之災。第四紀末期匯聚在此前還袒露着的東海和南海海濱大平原的連同生活其上的東亞古人多為呼嘯騰昇的海水所吞沒。當時海侵範圍如此之大以至於大陸與今海南島、台灣島和朝鮮半島、日本羣島之間曾裸露着的大片海牀，到第四紀末期（距今6000年）都成了一望無際的大海。據中國地質科學地質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錢方、凌小惠介紹：
在中國長江、黃河等河流入海處的水下有古三角洲存在。黃海、東海大陸架中黃土堆積和大型哺乳動物的發現更證實了這些地區曾經出露海平面之上。如薛萬俊等，利用鑽探和物探資料恢復了南海北部的第四紀地質環境的演變歷史，在早更新世末期，本區處於海退期，古海岸線位於現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時本區存在七次高海面和七次低海面，其中640～620千年和390～370千年兩次高海面海侵範圍最大，古海岸線在今日水深30～50米處。143
當歷史進入距今9000年，氣候變暖、冰川消融，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中國東海海平面開始上升，至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國的仰韶文化時期，據文煥然製作的《遼寧南部10 000年來海平面高度的變化》144及劉明光先生提供的《華北平原的成長》兩圖可知，中國黃海海平面較今天提升近15米，此間海岸線大幅向內陸西移，渤海灣的海岸線在距今7400年已向西漫至燕山、太行山腳下145。
在大洪水侵入大陸的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保存比較好的舊石器遺址多集中在高原和丘陵高地的原因；同樣也會對盤庚“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146句中所包含的生活經驗有更深的理解。當時，在大水中逃生除了飛翔外就是攀登高地。能帶領本部族人民爬向和佔領高地，是檢驗其領袖能力及是否值得部民尊敬的重要指標。這一來自生死的經驗使中國人產生了尊嶽為神的觀念。楊義《易卦序論》：“險而止，山也。”147這一卦解與盤庚“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聯邦”出於同一語境。同一語境下，中國古代“天子祭名山大川”148的活動，可源於中華先民“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的生死實踐。
“萬億萬歲，有一大水，崑崙飛浮。是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149何新、何幼琦先生均認為：《山海經》中的崑崙山就是今日的泰山150。這個見解是正確的，因為今之崑崙山出現在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之後，此後中國西部的崑崙山周圍不會再有大水環繞的可能，而東部的泰山則依託山東丘陸高地成為“飛浮”於大水之上的“崑崙”山。
據劉明光先生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圖集》，華北平原在距今7400年只是一個海灣。最初古沖積呈扇形向東發展，從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以及漳河等許多河流也開始在各自的出海口形成沖積扇。只是到距今4200年時，黃河改道向東南流入黃海時，黃河三角洲迅速向東南伸展，漸次與東面的山東丘陵和南磯的淮陽丘陵相連接。淮河水系逐漸形成，山東丘陵西側出現一帶湖泊地。距今2120年，也就是説到西漢以後，黃河再次改道向東北流入渤海，此後，黃河三角洲迅速與漳河、滹沱河、永定河等沖積扇漸次相接，海河水系漸漸形成。
如果我們將時間定格於距今4200年前的歷史，那時山東丘陵連同矗立於其上泰山（崑崙）“飛浮”於大水之上的景象就是真實可信的。而在這樣被大水淹沒的生活環境中，山東丘陵遑論泰山就成了先民們爭奪最為激烈的地方，而能帶領部落人民進入山東丘陵繼而泰山的即能夠“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的“古我先王”，自然就是人民最為敬仰的領袖人物。
由此，後來天下大定或有大功告成帝王，都要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以此證明其地位的合法性。漢代班固《白虎通義》説：“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禪，以告太平也。”151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有專章論述：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52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153
《國語》説“禹封九山”，古文獻多將此神化，如從距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時的感受體會，“九山”只不過是給當時對大水還心存餘悸並對華北地勢不熟的先民找出的最後的“避難所”。 楊義真是一語中的：“險而止，山也。”美本質上起於對人類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出於對美的想象。現代人類對山從而對仙的讚美多出於這一生死語境。
人類規模遷徙活動在任何時候都同時是一種文化創造和再創造的活動，早期人類在適應和改變環境的同時也在改變着自身。第四紀的環境變化使早期中華先民在抵禦自然災難的鬥爭中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和最初的審美傾向。
對於生活在中國東部的古人類而言，海平面大規模升高無疑是一場不可抗拒的沒頂之災。這樣大規模的災難對東亞大陸及各島國（如日本、菲律賓等）周邊的古人類觀念及其文化都不可能不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正如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或第四紀冰川氣候不可能不對受其影響的人類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一樣154。譬如在北緯30°以南的整個亞洲地區曾普遍流行對神鳥的崇拜，就是人們面對呼嘯而來的海侵渴望獲得空中救助的意識的反映。
在許多民族的遠古神話中，神鳥都與洪水的傳説相聯繫：如中國“精衞填海”的神話就是當時人們幻想借助大鳥戰勝海侵的意識的反映，大鳥最後被美化為鳳作為圖騰供人們崇拜。比較巴比倫的洪水傳説中鴿子或烏鴉探水的故事、希伯來和後來希臘神話洪水傳説中的鴿子與橄欖枝的故事以及地中海人的“方舟”意識，與中國“葫蘆兄妹”的故事之間有着驚人的相似，這是因為生活在同緯度的亞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人類都曾經歷過同種災難，同種經歷產生出同樣的文化感受。
據考古，在美索不達米亞遺址底層有距今6000年前洪水層的存在；阿拉伯灣在從距今1.5萬年前到6000年前海岸線曾向內陸推進了1000千米以上155。在東海發生的同樣情景也發生在西亞：黑海在距今9800年前是淡水湖，其水位比現在低100米左右156，日本學者田家康寫道：
由於8200年前事件的影響，西亞的氣候變得寒冷乾燥，人們於是移居到了適宜發展農業的黑海沿岸地區。然後，從地中海流入的海水襲擊了居住在湖畔的人們。由於黑海的湖面在兩年之間平均每天上升15釐米左右，人們不得不放棄村落，拼命往高處逃生。也許正是這次災難作為洪水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最後變成了諾亞的洪水傳説。157
東亞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恐怕要追溯到180萬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和雲南元謀人；而與中華古文化有原生關係的，恐怕應為地處中原的前者。關於西侯度遺址發掘情況，《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西侯度文化》有如下記載：
西侯度遺址位於黃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約170米的古老階地上。共發掘32件石製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經過加工的石器。動物化石中有個保存兩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頭蓋骨。它的左角靠近角節的主枝上，有一個橫斷面呈V形的溝槽，其上具有明顯的人為切割或砍斫的痕跡。右角也有刮削痕。具有類似人工刮削痕跡的鹿頭蓋骨還有一件。
這兩件標本表明，當時人們可能已製作骨器。化石中還有一些顏色呈黑、灰和灰綠色的鹿角。馬牙和運動肋骨，化驗表明是被燒光的。遺址出土有魚類和巨河狸，證明當時這裏有較廣的水域。哺乳類中絕大部分是草原動物。也有適於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動物。表明當時西侯度一帶為疏林草原環境。而絕大多數哺乳動物屬暖温帶以北的種類，則説明當時的氣候比今天涼爽乾燥。
據地質時代劃分，西侯度文化當處於第四紀初期。與第三紀不同，這是全球性氣温變冷的時期。應用同位素技術來分析古海水的温度，太平洋温度從第三紀始到末的3000萬年中下降了8℃。這説明第四紀全球性變冷的趨勢異常強烈。此間，每次冰期來臨，氣温大幅度下降，極地冰蓋增大，雪線下降，山嶽冰川發展。在間冰期，氣候轉暖，冰蓋和冰川退縮，但隨之而來的是普遍的海浸現象。
與雲南元謀文化不同，西侯度處於現在的北緯30°、東經110°的位置，位於中原內陸，遺址高出河面約170米的古老階地上，這裏儘管避免了被海水吞沒的危險，但卻隨時受着寒冷的威脅。如果説，距今1500萬～170萬年間的開遠－祿豐古猿生存的最大威脅是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所產生的地殼震動以及間冰期出現於東部沿岸的大面積海浸，那麼，到第四紀的包括西侯度人在內的整個黃河以北的華夏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脅則是寒冷的氣候。
西侯度遺址中帶切痕的鹿角和動物燒骨的發現，顯示當時那裏的先民們已掌握使用火和保存火種的技術。哪裏有寒冷，那裏就必須有火種158。可以設想，隨着一次次冰川期159的來臨，黃河以北那些失去或沒有火種的氏族將成批地被凍餓而死，而那些得到——甚至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盜得——並有能力保住火種的部族則相繼得以存活和繁衍。由此可以説，西侯度人對於後來古華夏人的最大貢獻不僅僅在於其石器工具的先進，而在於他們為後代傳下了火種。
在第四紀，火可不主要是為了烤肉，而是為了保命；在當時，火塘裏若沒了煙火，恐怕整個部落就要滅種——這大概就是中原人用“不絕香火”160表達傳宗接代意識的最初動因，黃河以北的文化恐怕也會由此發生斷代；自然，後來的華夏文化也就不可能延續。
浚哲中華，長髮其祥161。從藍田人和北京人用火痕跡的連續性看，火種及其保存技術對於華夏民族及其文化的延續起着關鍵作用。有了火，就有了部族的繁衍，有了部族的繁衍，就有與之相應的火神的傳説和對火的崇拜。
與鳥崇拜產生於全新世海水上升期間先民對洪水的恐懼一樣，火崇拜也是產生於第四紀盛冰期間先民對寒冷的恐懼。崇拜火的部族，我們不妨在下面的章節中稱之為“火族”，其文化我們不妨稱之為“火文化”。
四、在火的旗幟下：炎黃部族的“南北矛盾”與中華古典辯證思維發生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説：“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162在中原文化中，“華族”即火族。《釋文》：“火，化也，消化物也。”163。《説文》：華（華），花也，榮也，煌煌光明狀。這些都是火燃狀的描述。“華”“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鍇説文系傳》：華（華），本音和，故今人謂華表為和表164。由此，從精神層面理解的“華族”，從早期實踐的層面為尚火之族，繼而推論，日本族取“和”，朝鮮人取“韓”，當與中華（漢）火文化同源。
至於後來出現的“華夏”一詞，就是中華尚火民族——此可視為中華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國；“華”是火族屬性，夏，則是國號。“夏” 《國語》：“大也。以為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165《禮記》：“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166華夏兩字賦予夏國家至美至偉的語義。呂思勉先生説：“華和夏是雙聲字，難保本是一語。”167
而“漢族”的稱謂，歷史學家范文瀾認為，是劉邦建立漢朝以後的事168，劉邦曾被立為漢王，轄巴、蜀、漢中三郡，其主要活動地區為漢江流域。《尚書·禹貢》篇：“番冢導漾，東流為漢。”“漢”字與“華”“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躍躍然之生動狀；不同的是，前者形意盪漾於水，後者形意煌煌於火。《説文》：“漢，漾也”；漾，即漢水的別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漢水或閬中水，此地有漢高祖廟169。漢王劉邦得天下名國號為“漢”，此後，“漢”的稱謂便由原來的地理領域引申到人文領域，漢人、漢族、漢語、漢字，以至漢奸等。呂思勉認為：“漢族的名稱，後起的。是漢有天下之後（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國王朝的名字，做吾國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則有稱中國人為秦人的；後乎此，又有稱中國人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170
鑑於火在華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關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時期，燃火便是具有神聖意義的儀式。《尚書》171中的《堯典》開篇似乎就是對燃火儀式的記錄：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172
目前，書家對這段文獻的解釋過於理想化，這是由於這些文獻在秦之後發現和編輯時加入了當時維護和頌揚統治者意識形態的需要[173]。在各家註解比較中，筆者採信張祥平先生的解釋，認為他的解釋更貼近經歷過冰期大寒劫難的中華古人敬畏火的意識。張祥平先生在《中華先民崇拜煙火圖騰——<堯典>記載的人類學史實》[174]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對《堯典》這段開篇文字做出新解釋，認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當時的人們祝禱時的合唱詞”。如果將句中“勳”通假為“燻”，“欽”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煙火）嗣”，“讓”通假“燃”，恢復四字一頓的簡明格調後，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燻（勳）薪（欽）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其意譯為現代白話就是：
説起古時的酋長堯，那正是：放散燻煙，柴火通明，以文（煙火）為圖騰的氏族子孫們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夠（使柴薪）燃燒起來，光輝灑向四方，達到天上和地下。
張祥平先生認為：開篇放散燻煙，柴火通明的場景，與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十二字的場景正相吻合。“燃”，對於視火為生命的遠古先民來説是在開啓重大活動前必須進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儀式，因此，用“燃”通假“讓”，更符合當時的生活實際。
張祥平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以“華”為總括，其源可溯至《堯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證則在《舜典》中“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句中的“華”，是對舜最高的讚譽。毛澤東也説：“華者花也”175。花，《説文》：本作華。榮也光華也，由於崇拜煙火及其光華，所以酋長們多用光華亮麗物品作裝飾及象徵物。中華者，處於中心地帶和中央地位的光榮之族；用現代的話解釋，可謂是精英中的精英。
這裏需要補充的是，中華先民對煙紋的崇拜和讚美實則是對火的崇拜和讚美，後來出現的“文明”即是煙（紋）火（明）兩類物質的集合體，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書·舜典》“受終於文祖”[176]句中的“文祖”，孔傳解釋為“堯文德之祖廟”，文祖，實則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護者也；“文祖”，即以火為祖。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傳説中炎帝尚火。《説文》：“炎，重火也。”黃帝崇拜太陽。“黃帝”在《尚書》《莊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黃”“皇”通用，光，皇同音；“黃”，《説文》：“古文從光”。《易傳》：“曰煌煌似黃”；《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177《春秋運鬥樞》：“玄泊有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178
這説明黃帝是太陽的人格化身。炎黃二帝同為火族，所尚有異，但其淵源均與火崇拜有關。火，是古人類，特別是第四紀人類所感受到的最直觀和最具體的熱源，據法國人類學家列維•留爾提出的原始思維中的“互滲”原則179，在農業發生前後，中華先民很自然會把太陽理解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學者田家康説：“由寒冷和乾旱引起的民族遷徙，對人們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響。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融合，給新思想的萌發提供了土壤。”180進入第四紀末期距今即1萬年的時候，氣候迅速轉暖，距今8000年時候，氣温大幅暖升，此時中國歷史入新石器時期。距今5000年，氣候升温已達峯值，此間也是傳説中的炎黃二帝的活動期。
氣温上升使中國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間又大幅擴張，勞動收穫也相應豐富起來，但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的先民的生存空間因海侵卻在大幅壓縮，他們被迫西退並在途中與中原部族發生衝突，而由東而西的蚩尤與由西而東的黃帝在涿鹿發生的衝突只是其中的場景之一。
物質的豐富又會導致本來合二為一的華族部落的分化，炎、黃兩分便是這種分化的結果。姜姓炎帝是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黃帝是崇尚太陽的高陽族。他們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藍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類利用傳説的形式把這漫長的歷史轉化為神的歷史。《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蛟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181“姬姓族以姜姓族為其母族。姜與姬累世通婚，世代為婚族。”182《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農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183徐復先生在《訄書洋注》認為：華，即陝西華山184，古華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縣附近有古華城）；黃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黃帝族稍偏東，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許昌、新鄭一帶，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陽、內鄉一帶，或直到今湖北隨州一帶。兩部族當為同一血脈並奉同一火祖。
炎黃兩族中，炎帝族較先採取農業生產方式[185]和較熟練使用生產工具（火和石斧186），因而文明程度相對較高，較先佔有優勢。炎帝族從中原向南擴張與很可能因海侵的壓迫從東部沿海西進的以蚩尤為首的東夷九黎部發生了衝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聯合黃帝並在涿鹿大敗蚩尤187。炎黃二族的這次聯合使中華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團。此後，炎黃二族的火圖騰合二為一，他們的後代便被稱為“炎黃子孫”。
但是，炎帝族在抵禦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屢戰屢敗使之在炎黃聯盟中喪失了權威188。而聯盟中黃帝部落對蚩尤作戰的勝利確立了黃帝在部落聯盟中的權威。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滿，雙方在阪泉189據説是為了爭奪與部族生存攸關190的鹽池191而發生了三次較大規模的衝突，炎帝失敗192。此後，黃帝勢力控制中原並進一步向黃河下游擴張，黃帝文化也由此成為黃河流域的正統。
傳説中幫助黃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領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摯，居曲阜（山東曲阜），號窮桑帝。此乃黃帝族向東發展的一支，與當地以鳥為圖騰的夷族193雜居，改進並發展了夷族文化。
顓頊，相傳是黃帝子昌意的後裔，居帝丘（河南濮陽），號高陽氏，用黃帝文化征服並改造了當地九黎族文化。
帝嚳，相傳是黃帝子玄囂的後裔，居西亳（河南偃師），號高辛氏。帝嚳有四妻，分別生棄、契、堯、摯四子。棄為周祖先，契為商祖先。
阪泉之戰後，姜炎族分流，炎帝與黃帝兩族的文化也隨各自階級地位的變化及其遷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顯差異。“歷史上唐堯、虞舜、夏、商、週三代，相傳都是黃帝的後裔。”194大體説來，黃帝族勢力在黃河中下游的發展改變了這一地區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態，形成較為統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陽的黃帝族的正統文化，而阪泉失敗後姜炎族的去向對中原周邊，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區的文化形態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中國古史裏往往只看地名的遷徙，便可推溯出民族遷徙的痕跡來。”195今陝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縣有羌白鎮，甘肅古有羌水（發源於岷縣），這與“羌”字有緣的地名由東向西繼而向川藏南遷的路線196表明，從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遷的便是後來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轉，《説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童書業《姬、姜與氐、羌》：“古姬、姜之族似與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關係。‘姜’之即‘羌’，近人論之詳矣。”197章炳麟《檢論·序種姓》“羌者，姜也”，“神農所部，蓋兼西域、青海，內得隴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觀其樓櫓嚴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壯觀也”198。“姜，姓也，逋子為氐、羌。”199這説明羌人不僅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為姜炎族中從事遊牧業即“姜戎”200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實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農業畜牧業分離的結果。
“遊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羣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201而農業從畜牧業中分離出來更是遠古人類生產方式發生的帶有質變意義的大革命。與人類從採集業轉到遊牧業所產生的革命意義一樣，人類從畜牧業轉移到農業使人類進一步擺脱了對自然的依賴，從自然的歷史進一步向自覺的歷史繼而從自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變。
姜羌火（華）族分流的本質是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分離。姜炎火（華）族南下的部分堅持原有的農耕生活方式，而從中分離西遷、繼而向西南進發的羌人則繼續其遊牧或半遊牧生活方式。這些南下和西進的姜炎後裔將炎帝的拜火意識傳播到中國西域、西南，乃至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地區，並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區別於中國東部華族的火族文化。比較而言，中國東部的火文化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領域也就更廣泛，如太陽，為天上大火，華，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華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號。《説文》中太、大二字本為一義：“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説文》：大之顛。
羌族是我國西部尚火併行火葬的民族。《呂氏春秋·義賞》：“氏羌之民，不憂其繫累，而憂其死不焚也。”202中國中原炎帝的自然火與黃帝的天上火及東夷的“神鳥”相互化生出太陽、火鳳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則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對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態。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徵着神聖、正義、光明、純潔；在中國東部，太陽、火鳳凰等則是與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
中國東部河姆渡出土的雙鳥朝陽象牙蝶形器，其圖案反映了河姆渡時期東部夷族的鳥崇拜與黃帝族的太陽崇拜相融合並以太陽圖騰為中心的觀念意識。在中國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為“太陽神鳥”的金鈽，飾品圖像中的鳥類圍繞着的與其説是太陽不如説是自然火。圖中的火苗栩栩如生，這是由海濱東進的東夷鳥文化與位於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後的藝術表現。
説文：“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203司馬遷在《史記》中更是將東夷直稱為“鳥夷”204。童書業先生説：“禹貢作時東方沿海一帶尚有以鳥為圖騰之部族，蓋古時東方各族本多以鳥為圖騰也。”205胡厚宣先生從甲骨文中先後找出八塊甲骨上的十條卜辭材料，發現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頭上都有一鳥形，鳥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認為甲骨文中王亥字樣中加鳥形，胡先生説：“王亥的亥字，為什麼要加一個鳥旁呢？我們以為這便是早期商族以鳥為圖騰的遺蹟。”206
對鳥的崇拜是東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對空中鳥類飛翔能力的渴望。高飛能使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離漫天而來的海水。商是黃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詩經•商頌•玄鳥》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207句，就是用神鳥來確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鳳（鳳），可能是南方鳥族與風族融合繼而又與火族融合的圖騰。先民認為鳥的飛翔是由於風的神護，於是風鳥合一的“鳳”（鳳）便應時而生。《説文》：“鳳，神鳥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屬續也。其精為鳥，離為鸞故。”[208]鳳，亦為風神；同時，鳳皇（亦作“凰”）也是火鳥。正是這種產生於冰期凍災和暖期水災帶來的雙重苦難的經驗，造成了當時中國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為主題的圖騰體系和東部濱海地帶的以鳥（風）為主題的圖騰體系及其相應的審美文化。
至於後來的“鳳”與“凰”的融合，則可能是東夷蚩尤在涿鹿被黃帝打敗後被迫接納黃帝部落太陽（天火）圖騰並將其與東夷鳥圖騰融合的結果。《河圖帝通紀》：“風者，天地之使。”209，以前是風舉鳥210，現在則又加上了風助皇，“鳳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廟底溝出土的日鳥護身符和陶飾，其中不少神鳥肚上畫一太陽圖案；馬王堆漢墓及漢瓦當中的鳥立於日中的“日中鳥”。
比較二者，我們會發現中國東夷鳥族由東向西與黃帝太陽火族在衝突中最終融合為一體。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鳥族勢力大的地區，太陽被囿於鳥腹中；在北方黃帝太陽族勢力大的地區，認為“風從火出”211，鳥被括於太陽之中。黃帝族王於中原後，由“鳳凰火精”衍生出的“鳳凰涅槃”[212]的觀念便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審美。
隨時間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佈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在西部只有貴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東部中原地區卻不為民俗所接納。在陝西、青海（循化、卡約）、甘肅（寺窪·馬家窯、齊家）等地的石器文化發掘中均發現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跡[213]。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呂思勉認為：“氐羌是一個大族。從秦、隴、蜀三省之交，曼衍於青海、西康兩省，都是羌地。”呂思勉還在這句話後加了一個註釋：“現在所謂康，疑即羌字的舊讀。”[214]呂先生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對中華文化影響最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敗旅中向南方荊楚一帶遷移的部分。《淮南子·時則篇》：“南方之極，自北户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高誘注：“赤帝：炎帝。祝融，火神。”[215]《帝王世紀》：“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嘗別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犧牲之命，故號神農。”[216]
這説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極”的一支是火族中的農業部落。其首領大概就是祝融。《國語·鄭語》説祝融乃“高辛氏火正”[217]。高辛是炎帝族號，火正即火官。其實，炎帝、祝融均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確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釋是把祝融理解為姜炎族阪泉之戰後南下族羣所信奉的首領或圖騰。
後來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説明楚人的先輩可能就是從中原敗北南下並與當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從資料上看，他們給楚地帶去了農業知識。祝融在楚人眼裏的形象後來還轉化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陽神，同時，鳳也是祝融的化身[218]，這是南下的火族與東來的鳥（鳳）族圖騰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結果，炎帝族南下並與荊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荊楚文化。
在山東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繪有日月山圖案的陶器，對於這個圖形學人歷來解釋不一。有下部為“山”説[219]，也有“雲”為“海波”[220]説，筆者以為它反映的是火與太陽的結合。“火”，甲骨文的寫法為，此與中間圖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黃炎二族蜜月時期的圖騰指示。在這裏炎黃文化融為一體，天火即太陽與地火合二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陽也。”[221]黃帝有時也變為火神，《管子·輕重戊》：“黃帝作鑽遂生火。”[222]華夏古文化在黃河中下游初具雛形。
值得指出的是，黃炎火族在中國黃河中下游的傳播，其意義不僅僅是物質的；它之所以註定要對整個亞洲發生巨大影響，是因為它在傳播的途中對中原周邊地區原住民的圖騰意識不僅具有大衝擊力，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這是中華文化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質。與其他民族的圖騰如鳳、虎、熊、日、月等比較，火是反映事物辯證法最靈敏和最直觀的材料。它既可“生生”[223]，又可天生；時消時息，時陰時陽，彼此辯證，撲朔迷離，以至被列寧稱為“辯證法奠基人之一”[224]的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規律地燃燒和熄滅的結果[225]；“世界是萬物的整體，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着、按規律熄滅着的永恆的活火。”[226]列寧讚揚説：“這是對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絕妙的説明。”[227]
大約比赫氏稍早卻與中國老子同期的瑣羅亞士德是中亞拜火教的創始人，其哲學充滿辯證色彩。列寧説：“波斯哲學（和宗教）學説中的火是某種類似的東西。”[228]在先秦中國，火（華）族文化象只大熔爐，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鑄為一體併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認識論基礎，與之相反，印度婆羅門教則原樣保留了那些無數小神，這對後來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體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説太陽、神鳥（比如火鳳凰）等圖騰與火圖騰已融為一物的數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整個中國石器時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難發現貫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題。比如，北京人遺址中的赤鐵礦粉屑染成的紅色獸牙；半坡遺址中的紅色染料和塗有硃紅的人骨；再如流行於整個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紅與黑為基調的紋飾[229]和以火和太陽光芒為主題的圖案，它們所反映出來的宗教和哲學的內涵遠大於其色彩美學的內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學觀念最忠實的記錄。色彩的含義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質內容，它是一種宗教感情的表現符號。若將這些符號與火和太陽為主題的圖案聯繫起來考察，就不難發現，它們所表現的是古中華文化中最初的陰陽意識：紅為陽，陰為黑。大概是黑夜裏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獸侵襲的經驗使狩獵時代的先民產生了紅色可避邪的意識。紅，火也[230]。“火，陽也。”[231]石器時代的墓中人骨上塗朱及後來文化遺址中在房宅牆壁及地面上塗朱的現象，大概就是這種“避邪”意識的文化表現。今天中國人仍有紅喜黑喪的觀念，這些都可以發源於火（華）族文化的陰陽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中原地區的傳播的史實中得到解釋。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説，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32]就在火族文化（淵源於稱雄中原的黃帝族文化）以中原為中心隨其建立的王朝統治範圍的擴大而成為主體文化，而處於臣屬地位又不甘於這種地位的蠻夷戎狄諸族團也自發地產生着與其對應的反壓迫和反霸權的文化。
最終賦予反壓迫文化以理論形態的是地處黃帝王地“卧榻之側”即魯皖荊楚等地而又備受屈辱的東夷南蠻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敗旅南下部族的後裔。自有祝融旗號以來荊楚部落就受四面強敵的威脅。夏殷兩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夏時，“融降於崇山”[233]，並助夏人戰勝三苗。居於楚地的“三苗”土著[234]受到南下的炎帝敗旅的擠壓向西南遷移，這部分人大概就是後來苗族的先祖，他們又與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獨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後漢書·西羌傳》開篇就説“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235]與之相呼應的是，苗族遠古傳説中的《開天闢地》就從其始祖“姜央”開篇[236]。據考“姜央又叫姜炎”[237]。苗族奉蚩尤為祖先，而《路史•後紀四》稱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238]。
殷時，殷王武丁興師南下討伐荊楚，荊人深受其侮。《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239]。這反面説明當時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絕望！與巴比倫囚困中的猶太人[240]在絕望中創造了耶和華大神並以耶和華之口來傳達他們渴望解放的意識一樣，絕望中的荊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創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學並推舉出自己的代言人。結果，荊楚學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貴族文化率先發難。他從哲學的最高範疇“道”入手，闡發出與中原正統文化截然對立的世界觀。
他説：“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41]老子很像耶和華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場，向統治者宣佈弱者必勝的規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242]一句話，只有給楚國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統治者才可能與之共處，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戰勝統治者的“人道”。
馬克思、恩格斯説：“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的直接產物。”[243]炎黃分裂同時也是本屬火（華）族內部出現的“南北分裂”： 被統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終推出可以與佔據統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識形態，這就是道家老子的學説；黃帝正統的“北方世界”最終也推出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孔子的儒家學説。兩者正奇相合，成為發育中華文化的最初的具有理論形態的基本酵母。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244]孔子的“道”強調的是一種君臣上下的禮節關係。老子則認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245]。孔子言“中”：“中庸之為德也，至矣乎，民鮮久矣。”[246]老子亦言：“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這裏的“中”與孔子的“中”不同，前為中止，後為中空。從思維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採源於尚中意識的正、反、合邏輯，不同的是，孔門之“合”的結果是對立面的調和；而老子的“合”則是向原始迴歸。關於此，龐樸先生表述得極精彩：“儒家是由二進到三，以三來中和二；道家則是由二返回一以一來泯滅二。”[247]寥寥數語，道盡兩門真義。
不同的哲學及其創立者在歷史上擔負着不同的功能。德國康德和黑格爾的歷史貢獻在於，前者用“二律背反”從外部規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歐洲神學至尊，從而引發了歐洲近世革命；後者則用“對立統一”從內部規定了世界，將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精神聚合為一。前破後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歐洲思想解放和建設的歷史。同樣的歷史現象也出現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老子的道家學説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學説則將老子解放了的思想進行整合從而將羣眾團結和組織起來。二者互補且不可或缺。
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只有被壓迫者才最渴望變化，因而只有他們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老子用以“無”為本的“道”否定王族貴族以“有”為本的“道”並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對主義的判斷方式來否定王族世界的絕對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變成了一個二元互補的存在：“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248]是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249]。在老子看來，貴族以平民為本，其間無絕對貴賤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250]。絕對存在於相對之中，權威的肯定存在於權威的否定之中；繼而，老子告訴統治者：“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251]放棄統治才是最好的統治，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252]
不難看出，華夏古文化中的道儒兩家當屬同一種思維形式發散出的分別反映不同社會利益的文化體系；而這兩種文化體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時代流行於中原地區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華（火）文化。前者在中國歷史上更多地為被統治和被壓迫階級所接納和發展，後者在中國歷史上則更多地為統治和壓迫階級所接納和發展，兩種文化體系在中華文化中相輔相成，生生不息，構成中華文化的主體內容，並對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
五、簡短的總結
新生代以來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造成印巴次大陸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氣稀薄、自然震災與冰川期的到來，迫使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中國古猿人即中國雲南開遠-祿豐猿人在大量減員後逐漸呈扇形向北、東、南三個方向的低地遷徙[253]，他們進化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種特徵的中華古人。嚴寒的氣候使他們掌握了取火技術，而火的掌握又使他們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進；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沒的廣闊的南海濱海大平原東進，雲南元謀人、廣西柳江人、馬壩人便是他們與當地土著衝突和融合的後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並沿東海濱海大平原北上進入日本、朝鮮。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時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沒中國東海和南海的廣大濱海平原地區並大大壓縮了中華古人類的生存空間，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現在中國的華北華東地區，而在中國東部沿海發現的龍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遺址，則是這部分西退的中華古人與當地原住民衝突和融合後的結果。
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與從青藏高原進入中國西北地區並與中原地區擴張的中華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則是他們的遺址——發生衝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與炎黃部族的衝突，及後來的黃炎二族的內部衝突和後來炎黃兩部的非對稱型分裂。前者導致中華民族的一體化融合，後者導致本為一體的中華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現。而黃帝族在中原的勝利及隨後中原地區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則保證中華各民族的多元發展始終沒有脱離一體的格局，在此基礎上，中華民族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發出來的陰陽意識繼而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
遷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類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標。中華先祖由東亞大陸出發，覆蓋整個太平洋兩岸及南至澳大利亞的遠途遷徙，與當地土著衝突融合後造成了遠古時期的亞太出現以蒙古人種為基本特徵、以中華人種為主體人種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並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體的文化佈局，這為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中世紀農業文明的引領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天道無情，適者生存，勇者勝。中華民族經過嚴酷的自然淘汰後來到這個世界，落駐東亞大陸，從誕生那天起，她就開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換地的偉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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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仙女木”是寒冷氣候的標誌植物，因此用來命名北歐地區出現的寒冷事件。“新仙女木”的“新”表示末次冰期的最後一次寒冷事件件，約出現於12 500~11 500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後氣候變暖，進入温暖的全新世。
[80]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6頁。
[81] 賈耀鋒：《中國境內人類古文化發展的氣候環境背景》，載《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第100頁。
[82] 中國海，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的總稱。
[83]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84] “這艘水下考古工作船由我國著名的船舶設計單位中船重工701研究所設計，使用全電力推進動力方式，排水量860噸，全長56米，型寬10.8米，型深4.8米，設計吃水2.6米，可以基本滿足我國水下文化遺產工作的需求，併為水下考古專業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平台。承擔建造任務的重慶長航東風船舶工業公司，是一家已有80年曆史的國有大型骨幹企業。他們將在14個月後的2013年年底，將這隻船交付文物部門。據瞭解，這艘水下考古船的主要工作海域為我國沿海，包括西沙海域。”《我國第一艘水下考古船開始建造》，載《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5日，http://politics.gmw.cn/2012-10/25/content_5477011.htm。
[85] 1970 年在湖北建始縣高坪龍骨洞的早更新世晚期地層中，發現 3 顆下臼齒，研究者認為它與南方古猿纖細型較接近。此外，在湖北巴東縣、廣西南寧市所收集的一些下臼齒，可能也屬於南方古猿。這些統稱為南方古猿化石，地層年代為上新世到早更新世，距今約 500 萬～ 100 萬年。南方古猿的早期類型極可能是從猿到人的過渡生物，纖細型中的進步類型可能屬於或接近第一階段的人類。
[86] 謝傳禮等：《末次冰期中國海地理輪廓及其氣候效應》，載《第四紀研究》，1996年第1期，第5頁。
[87] 在台灣海峽海底，靜卧着一道橫亙海峽的淺灘。這道淺灘發端於福建省東南沿海的東山島，向東延伸到海峽中部的台灣淺灘，再向東北，經澎湖列島而後直至台灣西部。學界通常稱這道淺灘為：“海峽陸橋”或“東山陸橋”。地理位置在北緯22°33´至23°46´和東經117°10´至119°21´之間。
[88] 參閲錢方、凌小惠：《中國第四紀環境變遷對日中文化與古人類交流的影響》，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
[89]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90] 吳新智認為：“在冰期時，中國的氣候雖有降低，但是東部和南方的大部分地區還是適於人類生存，尤其是在華南，連現在生活於炎熱地帶的猩猩、象、犀牛、獏、靈貓等哺乳動物連綿不斷地大量繁衍，何況是人類。”吳新智：《20世紀的中國人類古生物學研究與進展》，載《人類學學報》1999 年第3期。
[91]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頁。
[92]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頁。
[93] 該研究結果發表於國際學術刊物《BMC Biology》（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41-7007/6/45），來源：《宿兵實驗室揭示東亞現代人的史前遷徙路線》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網站，http://www.kiz.cas.cn/xwzx/zhxw/200810/t20081030_2385141.html。
[94]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頁。
[95]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09頁。
[96]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頁。
[97]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頁。
[98] 轉引自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頁。
[99] 李四光：《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科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頁。
[100] 張雅軍：《日本人羣的種族起源和演化》，載《世界歷史》，2008年第5期。
[101]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頁。
[102]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103] 參閲錢方、凌小惠：《中國第四紀環境變遷對日中文化與古人類交流的影響》，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
[104]錢方、凌小惠：《中國第四紀環境變遷對日中文化與古人類交流的影響》，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
[105]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
[106] 吳新智：《日本石器時代居民的起源和親緣性》，轉引自張雅軍：《日本人羣的種族起源和演化》，載《世界歷史》2008年第5期，第30頁。
[107] 長谷部言（1882—1969），人類學家、解剖學 家。生於東京。1906年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任京都帝國大長谷學醫學院副教授，新瀉醫學專科學校教授，至1920年任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教授。這期間主要講授解剖學。後到德國留學，在馬丁（R Martin）教授指導下學習人類學。1938年任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院教授，主持人類學教研室，1939年創設人類學科。主要著作：《日本民族的形成》（1949）。
[108] 周國興、張振標：《大龍潭人骨的研究——兼談港川人與華南地區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古人類的關係》，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頁。
[109] 湯卓煒：《從ABO血型系統看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緣性》，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頁。
[110] 湯卓煒：《從ABO血型系統看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緣性》，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頁。
[111]湯卓煒：《從ABO血型系統看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緣性》，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頁。
[112] 周國興、張振標：《大龍潭人骨的研究——兼談港川人與華南地區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古人類的關係》，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頁。
[113] 《日本基因研究稱日本人是東亞大陸與土著混血》http://world.huanqiu.com/well_read/2012-11/3235637.html。
[114]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
[115]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
[116]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頁。
[117] “末次盛冰期內40～25ka BP時存在着9次短期變暖事件，其變化過程呈現出突變特徵，即温度在很短時間內突然增加6～8℃（從較現代低12～13℃增加到較現代低5～6℃），降塵減少，每次變暖的持續時間500～2000年。氣候這種快速波動在110～15ka BP期間共發生了23次。”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
[118] 蓋培：《從華北到美洲——關於華北與北美舊石器時代的文化聯繫》，載《化石》，1977年第2期，第1頁。
[119] 蓋培：《從華北到美洲——關於華北與北美舊石器時代的文化聯繫》，載《化石》，1977年第2期，第3頁。
[120] 賈蘭坡、陳淳：《亞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聯繫》，載中國太平洋學會主編：《太平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0頁。
[121] 賈蘭坡、陳淳：《亞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聯繫》，載中國太平洋學會主編：《太平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頁。
[122] Weidenreich (1946)發現周口店北京人的體質特徵中許多是與現代蒙古人種一致的。吳新智（1990）：“山頂洞人頭骨與因紐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相似。柳江人頭骨與琉球羣島港川人男性頭骨相似的程度比其與山頂洞男性頭骨相似的程度更大。”（均見吳新智：《中國遠古人類的進化》，載《人類學學報》，1990年第9卷第4期；《中國與日本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關係》載《人類學學報》，1988年第7卷第3期。
[123] 餘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載於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頁。
[124] 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載《童書業著作集》第二卷，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36頁。
[125] 曾五嶽、尤玉柱：《福建首次發現舊石器》，載《人類學學報》1990年8月，第283~284頁。
[126] 吳新智：《古人類學研究新進展》，載《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第22卷第5期，第3頁。
[127] 《增廣賢文》：“人生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
[128] 李四光：《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科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頁。
[129] 參見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武漢地質學院編制：《中國古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5版，第80頁。
[130]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31]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32]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133]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頁。
[134] “南方古猿的壽命是短促的。在南非一個地點的纖細型，約有1/3以上（35%）死於成年以前；在南非另兩個地點的粗壯型的壽命更短，約有一半以上（57%）死於幼年和少年期。”李四光：《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科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頁。
[135]人類使用火的歷史現已大為提前。布雷恩（C．K．Brain）和西倫 (A．Sillen) 教授在南非Swart Krans洞穴中從距今1000萬至1500萬年前的含南方古猿粗壯種的角礫岩層掘出59 488件動物骨化石碎片，其中有270件變黑的標本，經過組織學和化學鑑定，被確認是火燒過的。據認為這是人類使用火的最早證據。（詳見《人類學學報》1989年第8卷第3期）
[136] 西侯度考古化石中還有一些顏色呈黑、灰和灰綠色的鹿角、馬牙和動物肋骨，化驗表明是被燒過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
[137] “在元謀人化石產地地層中，發現大量炭屑，長徑一般在4～8毫米之間，最大的有達15毫米者，小的有1毫米左右。這些炭屑大多分佈在黏土的粉砂質黏土中，少量夾在礫石透鏡體內。最密集的有兩處，分佈的上、下界約3米，大致可分三層，層與層之間相隔30～50釐米。耐人尋味的是，凡有炭屑的地方總是伴隨有動物化石。1974年、1975年，在同一層位中找到幾塊顏色發黑的骨頭，其中部分骨頭經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鑑定可能為燒骨。這些炭屑、燒骨、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都離元謀元人牙齡化石出土點不遠，並同在一個層位內，這不是一個偶合現象，我們認為，不能排除元謀人用火的可能性。”張興永：《祿豐臘瑪古猿在人類起源研究上的地位》，載《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頁。
[138] 《下川遺址可能是2.2萬年前人類棲居地》，載《光明日報》2015年3月8日，第10版。
[139] 2012年，河北張家口泥河灣馬圈溝遺址發現200萬年前人類餐食大象的“遠古人類的餐廳”，轟動一時。去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約150萬~160萬年的石溝遺址再次發現了古人類的用餐場面。2015年4月至12月，河北省文研所在泥河灣大田窪台地及周圍地區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33處。在山兑村南發現比較集中的遺址羣，“面積大，範圍非常廣。地層比較清楚，距今三四十萬年，可以從中探尋人類遷徙和生活方式。”
還有在後溝遺址發現一處人類生活遺址，距今78萬年。位於周家山東坡一坍塌洞穴內，發現了近3米厚的文化層。其中很多用火遺蹟，好幾層灰燼，而且2平方米範圍內發現8000多件石製品、動物化石等遺物。初步推斷該遺址距今1萬年到3萬年間，屬於舊石器晚期，應該是一處古人類長期居住地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網：《河北省東方人類探源工程昨日披露新發現 泥河灣首個洞穴遺址露真容》，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127/52948.html。
[140]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41] 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142]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頁。
[143] 錢方、凌小惠：《中國第四紀環境變遷對日中文化與古人類交流的影響》，載周國興主編：《中日古人類與史前文化淵源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頁。
[144] 引自文煥然、文榕生著：《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頁。
[145] 參閲劉明光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華北平原的成長》，中國地圖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頁。
[146] 譯文：“從前我們的先王想創建比前人更多的功勞，就遷往山地去。用這個辦法減少洪水對我們造成的災禍，在我國立了大功。”參閲江灝、錢宗武譯註：《今古文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頁。
[147] 轉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三十八•地部三》（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
[148] 轉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三十八•地部三》（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
[149] 轉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三十八•地部三》（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頁。
[150] 參見何新：《諸神的起源》，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51] 轉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禮儀部十五》（第五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頁。
[152]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八《書第六·封禪》，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頁。
[153]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八《書第六·封禪》，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頁。
[154] 印度神話《等待新娘的山神》中還有人們對“地上所有山都像生物一樣，不斷升高變大，不管什麼地方的山都不斷長高”的恐懼。（見王樹英編譯：《印度神話傳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155]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頁。
[156]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頁。
[157]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頁。
[158] 2012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科研人員發現了距今將近50萬年可以初步確定為古人類用火的火塘遺址。那個時候的人不僅能控制火，還可用火加工食物，是人類踏入文明的重要標誌。《本溪廟後山遺址發現火塘遺蹟》，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40444.html。
[159] 第四紀冰川期共有5次，分別發生在距今180萬年，70萬年，30萬年，10萬年和6.5萬年前。
[160] ［元］馬致遠《岳陽樓》第二折：“但得一男半女，也絕不了郭氏門中香火。” ［明］李贄《復士龍悲二母吟書》：“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峯先生香火矣。”茅盾《霜葉紅似二月花》九：“你是兼祧了兩房的，錢家的香火，就只在你一人身上呢！”
[161]《詩·商頌·長髮》有“浚哲維商，長髮其祥”，意思是在讚揚商湯立國；筆者藉此句式頌揚中華民族亞洲發祥的世界意義。
[16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頁。
[163] ［漢］劉熙：《釋名》，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
[164] 《康熙字典》，參閲《漢典》，http://www.zdic.net/z/16/xs/534E.htm。
[165]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頁。
[166] 呂友仁、呂詠梅譯註：《禮記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頁。
[167] 呂思勉：《中華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168] “漢以前人相信黃帝、顓頊、帝嚳三人為華族祖先。黃帝族與炎帝族，又與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漸融合，形成了春秋時稱為華族、漢以後稱為漢族的初步基礎。”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92頁。
[169] ［明］曹學佺著：《蜀中名勝記》，重慶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頁。
[170] 呂思勉：《中華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171] 《尚書》又稱《書》《書經》，為一部多體裁文獻彙編，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和《周書》。戰國時期總稱《書》。《尚書》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西漢初存29篇，因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現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較《今文尚書》多16篇）和東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多25篇）。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172] 冀昀主編：《尚書·堯典》，線裝書局2007年版，第3頁。
[173] 毛澤東注意到了這一點，1964年，他在《賀新郎·讀史》一詞中曾批評説“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1975年5月29日，他在讀書中評論説：“每一部史書，都是由繼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凡關係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頁。
[174] 該文載於《文史知識》1992年第9期；轉載於《新華文摘》1993年第1期。
[17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頁。
[176] 冀昀主編：《尚書·堯典》，線裝書局2007年版，第10頁。
[177] 轉引自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六•皇王部一》（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4頁。
[178] 轉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七•皇王部二》（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64頁。
[179] ［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180]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頁。
[181]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6頁。
[182] 何新：《雅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183] 《二十五別史·世王本紀》，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4頁。
[184] 章炳麟著，徐復注：《訄書詳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頁。
[185] 《説文》：秋時萬物成而孰。《律書》曰：辛者，言萬物之新生，故曰辛。《律曆志》曰：悉新於辛。釋名曰。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
[186] “從典籍記載看，炎帝族號高辛氏，而黃帝號高陽氏。關於高辛這一稱號的含義，過去尚未有過確解。實際上，辛即薪的本字。辛在甲骨文中形如，取象於以斧析木之形。有薪（辛）即能得火，所以高辛氏其實初義應正是火神之別號。又，天上之大火星所在的東方星區，古天文文學中稱作‘析木之津’而東方之歌則名‘破斧之歌’”。何新：《諸神的起源》，黑龍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頁。
[187] 需要説明的是，炎黃與蚩尤之間的涿鹿之戰與黃炎二帝之間的阪泉之戰的時間先後，歷來説法不一，司馬遷在《史記·帝王本記》中認為涿鹿在先，何新先生在《諸神起源》中採用此説。而范文瀾則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則以阪泉為先。呂思勉在《中華民族源流史》中則認為司馬遷“未免自相矛盾”，推測“兩役或竟是一役”。筆者採用司馬遷的説法。
[188]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史記·五帝本記》。
[189] “阪泉應在今山西省南部解縣境。大抵這兩部族的勢力均在向北伸展，渡過黃河。”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26頁。
[190] “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
[191] 錢穆認為：“解縣有著名的鹽池，或為古代中國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一個目標。因此佔到鹽池的，便表示他有為各部族間共同領袖之資格，黃、農兩部族在此戰爭，殆亦為此。”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26頁。
[192]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史記·五帝本記》。
[193] 《説文》：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
[194]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頁。
[195]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26頁。
[196] 在今甘肅岷縣東南的岷江古稱羌水，因羌族居區而得名。屈曲東南流，至今舟曲東古桓水（即今白龍江）合。又東南至文縣東與古白水（即今白水江）合，東南至今四川廣元西南入嘉陵江。故今白龍江、白水江與岷江合流的一段，古皆有羌水名。此途沿岸很可能亦為羌人南下入川、滇的路線之一。
[197] 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載《童書業著作集》第二卷，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82頁。
[198] 轉引自《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頁。
[199] 章炳麟著，徐復注：《訄書詳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頁。
[200] “姜戎，春秋時西戎之別種，姜姓。”章炳麟：《訄書詳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頁。
[20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頁。
[202] 《呂氏春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404頁。
[203] 《康熙字典》，參閲《漢典》，http://www.zdic.net/z/16/xs/534E.htm。
[204] ［漢］司馬遷：《史記》卷六《五帝本紀·舜》，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205] 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載《童書業著作集》第二卷，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81頁。
[206] 參閲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第七章《圖騰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3、146頁。
[207] 袁愈荌譯：《詩經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頁。
[208] ［清］陳立撰，吳則虞校：《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77頁。
[209] 轉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天部九》（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
[210] 《國語》曰：“飄風之末，不能舉鴻毛。”［宋］李昉：《太平御覽•天部九•風》（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頁。
[211]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宋］李昉：《太平御覽•火部一•火上》（第七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84頁。
[212] “天方國古有神鳥名‘菲尼克司’滿500歲後，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按此鳥殆即中國所謂鳳凰：雄為鳳，雌為凰。《孔演圖》雲：‘鳳凰火精，生丹穴’。”郭沫若：《鳳凰涅槃》，《郭沫若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
[213] 黃河沿岸的卡約文化以循化哈特拉山和蘇志遺存為代表。阿哈特拉類型的地域是《後漢書·西羌傳》所記最早的羌族的一支——析支羌活動地區，此部落活動商代已開始。
[214] 呂思勉：《中華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頁。
[215] ［漢］劉安著，顧遷譯註：《淮南子》，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81頁。
[216] 《二十五別史·世王本紀》，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4頁。
[217] “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0頁。
[218] 參見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頁。
[219] 陸思賢認為它表示先民觀察到的“太陽落山”時的景象。陸思賢：《神話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
[220] 何新：“中圖下部的齒狀物，舊説為山，不確。可能就是海波之形。”何新：《諸神的起源》，黑龍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頁。
[221] ［清］陳立撰，吳則虞校：《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77頁。
[222] 黎翔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07頁。
[223] 《易•繫辭》：“生生之道之謂易。”吳樹平等校點：《十三經·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頁。
[224] 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頁。
[225]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考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赫拉克利特著作殘篇》（上卷），商務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8頁。
[226] 轉引自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頁。
[227] 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頁。
[228] 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頁。
[229] 仰韶文化中的陶面色調由西向東呈下列變化：馬家窯（甘肅）：黃黑為主；馬廠（甘肅）：前期，紅黑為主，後期黑彩約底；半山（甘肅）；紅黑相間；半坡（陝西）；紅黑為主；廟底溝（河南）：；黑為主，紅少見；大汶口（山東）：紅為主，有時紅黃兼用。參見吳山編著：《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裝飾藝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30] 《説文解字注》：紅，“南方閒色紅也。工聲。户公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呼果切。”
[231]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二》（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64頁。
[232]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頁。
[233]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周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1頁。
[234] 呂思勉認為所謂“三苗”並非今日苗族的先祖，而是姜帝族本身，説：“姜為姬敗，乃南走，服九黎之民而君之，時曰三苗。”（呂思勉：《中華民族源流史》，第224頁。）故筆者用“土著”一詞表明今日苗人乃當時受到北方擠壓後向西南遷移的民人，至於其血緣關係，已不是我們問題的重點。但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姜炎族南下後進一步將蚩尤殘餘勢力即所謂“南蠻”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擠壓。
[235] ［宋］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西羌傳》第87卷，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869頁。
[236] 伍新福著：《苗族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237] 鄭莉：《蚩尤和炎帝關係考》，《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第76頁。
[238]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路史卷》。
[239] 周振甫譯註：《詩經》，中華書局2002年，第552頁。
[240]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耶路撒冷，滅猶太王國，俘大批猶太人而歸，史稱“巴比倫囚虜”。公元前538年波斯國王居魯士陷巴比倫，釋猶太囚虜返巴勒斯坦。據説，猶太人在囚困中創造了耶和華神。
[241]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36頁。
[242]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32頁。
[243]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頁。
[244] 《論語·學而》。
[245]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15頁。
[246] 《論語•雍也》。
[247] 龐樸：《陰陽五行探源》，《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第93~94頁。
[248]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80頁。
[249]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21頁。
[250]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23頁。
[251]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30頁。
[252] 陳鼓應譯註：《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28頁。
[253] 第四紀冰期來臨也迫使其他動物向低地遷移。據《光明日報》2015年12月23日消息，中國科學院青藏專項組工作人員日前在西藏阿里札達盆地海拔4195米的地點發現了400多萬年前的佩裏耶上新鬣狗化石。據介紹，這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大型碎骨型鬣狗，它的發掘出土為第四紀冰期動物“走出西藏”的假説提供了有力證據。鬣狗科是一種外觀似犬、個體中等偏大的食肉類動物。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其中一部分擁有了比犬類更加強壯的上下頜和更鋒利的牙齒，能夠輕易咬碎獵物骨頭來食用裏面的骨髓，被稱為“碎骨者”。
此次發現的佩裏耶上新鬣狗便是著名的“碎骨者”之一，與現今生活在非洲的斑鬣狗有着親屬關係。“這是繼雪山豹鬣狗之後在這裏發現的第二種鬣狗類化石，它為第四紀冰期動物‘走出西藏’假説提供了依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李強表示，此前札達盆地發現過最早的披毛犀、最早的雪豹和最早的北極狐等珍貴化石，加上這次佩裏耶上新鬣狗化石的發現，有理由相信：在第四紀冰期來臨前的上新世和更早的時期，很多大型哺乳動物已經在青藏高原上開始生活，並逐漸適應了高原上的嚴寒極端氣候；上新世至早更新世時期，佩裏耶上新鬣狗這類“碎骨者”跟隨着獵物從青藏高原往低海拔地區遷移，成功擴散至歐亞大陸的北部地區，中國很有可能是佩裏耶上新鬣狗這一類“碎骨者”的起源地。
據瞭解，西藏札達盆地上新世同期的食肉類動物多樣性相當高，除了佩裏耶上新鬣狗與雪山豹鬣狗外，至少還有3種犬科動物和1種貓科動物。要養活這麼多捕食者，無疑需要當時有足夠豐富的獵物才行。事實上，札達盆地同時期還發現了大量食草類動物的化石，也佐證了食肉類動物在青藏高原上新世時期的繁榮是有科學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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