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西方深陷“新平庸“之際，中國經濟學趁勢崛起
【12月12日，觀天下講壇第14期將邀請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英國倫敦前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羅思義先生，主講“我為什麼號召世界向中國學習”，敬請關注！點擊鏈接查看活動詳情及報名。】
林毅夫近來在其題為“迎接中國經濟學家世紀的到來”的演講中指出，2050年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或從美國轉到中國：
記得在1995年，中國最重要的一本經濟學雜誌《經濟研究》創刊四十週年時，我應邀寫了一篇祝賀文章……在那篇文章當中我還做了一個預測，二十一世紀中國很可能會變成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很可能會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當中出現很多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
可以説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在英國，到現在為止，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美國，原因是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英國是世界的經濟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來。隨着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跟着轉移。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已經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只要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很有可能到2025年前後，中國也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佔到全世界的18%，到2025年會超過20%，到2050年中國佔全世界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在25%-30%之間，中國會是世界經濟當中最重要的中心，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有可能從美國轉移到中國。
的確，在過去30多年，中國成為世界史上經濟增速最快且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體，其經濟思想的優越性早已得到了實踐驗證。最重要的是，鄧小平、陳雲及其合作者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史無前例的體制，也是最高水平的智慧結晶。拙著《 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和拙文《鄧小平：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分別對此有詳細的分析，感興趣的朋友可自行前往查閲。
中國的成功經得起理論與實踐的檢驗，是因為其政策沒有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而是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的。正如林毅夫指出：
“當時還有一個共識，即像中國那樣推行漸進的、雙軌的轉型下的經濟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更沒有效率。但是現在回過頭看，中國是過去40年當中經濟發展最快、最穩定的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進行轉型的國家則遭遇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不管是從正面例子（中國自身取得的經濟成就）來看，還是從負面例子（效仿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慘遭失敗的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來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都被證明是優於西方的，也是正確的。從1991年採納西方主張的“休克療法”到1998年的7年時間裏，俄羅斯GDP下降了 39%，遭受了工業革命以來主要經濟體在和平時期最嚴重的崩潰。
正如1992年4月我在《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何成功，而俄羅斯為何落敗? 》文中所言，這樣的災難是完全可以提前預測的。該文最初是以俄語發表，反映的是1992-2000年曾居住在莫斯科的筆者試圖説服俄羅斯政府採納中國經濟改革模式，而非西方經濟學家開出的“休克療法”藥方。應當指出的是，該文完全是從經濟學理論角度做出的分析，因為我當時從未到過中國，也從未與任何中國經濟學家有過直接接觸，雖然我當時已潛心研究西方媒體出版的有關鄧小平、陳雲以及中國經濟理論的著作多年。
因此，我認同林毅夫所説的“中國經濟思想優於西方”，以及他所預測的“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將轉移到中國”，並非基於近來的形勢變化，而是基於我30多年對中國經濟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以及對比中國經濟理論與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實踐結果作出的判斷。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
本文旨在通過對當前形勢的詳細分析，反映世界經濟形勢，特別是G7集團的形勢變化，加深大家對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轉向中國的認知。發生這一形勢轉變，是由於西方經濟體陷入了“新平庸”。“新平庸”一詞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首創，這也確實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徵。
確切地説，雖然在國際金融危機後，G7集團的衰退不似1929年大蕭條後來得猛烈，但由此導致的極為緩慢的經濟增長，使得G7集團在金融危機期間的增速比在大蕭條時還要慢。這樣的形勢給G7集團帶來了經濟、地緣政治，以及內政問題上的諸多惡果（詳見文末總結）。為避免引起誤解，有必要指出的是，雖然許多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世界經濟思想中心將因當前形勢轉移到中國，但並不代表他們認同本文的具體分析。
為進一步論述世界經濟趨勢，也為避免選用數據有偏袒中國之嫌，下文引用的數據均源自IMF每年發佈兩次的未來五年世界經濟預測。
IMF的預測表明，G7集團經濟動態和拙文《美國中長期經濟將緩慢增長》所作的分析基本一致：2017-2018年G7集團經濟將出現週期性的適度好轉，但這不會轉化為進一步加速發展。相反，2019-2020年G7集團經濟增長將極為低迷。
宏觀經濟趨勢的詳細分析證明，2017-2018年G7集團經濟出現有限好轉的原因和美國一樣。但由於篇幅有限，在此暫不對此進行詳細分析。本文旨在概述IMF預測，以及其帶來的影響。
IMF預測
本節談回世界經濟趨勢。圖1呈現的是IMF預測的G7集團未來五年經濟增長趨勢。可以看出，經過2016年僅為1.4%的低迷增長後，2017-2018年G7集團GDP增長出現適度好轉：2017年為2.0%，2018年為1.9%。但 2019年將降至1.6%，2020-2022年甚至降至1.5%。根據IMF預測，G7集團GDP增長將呈現“好兩年-差四年”的模式。
圖1
西方經濟陷入“新平庸”
根據IMF預測，由此帶來的累積效應是，G7集團將陷入經濟持續低增長的“新平庸”狀態。特別是按照移動平均線計算的G7集團GDP年均增長率可清楚地體現這一趨勢（見圖2）。
圖2
按照較短期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結果顯示，由於受到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週期性影響，G7集團GDP年均增長率急劇下降。但按照較長期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則幾乎可以消除此週期性影響，但是不管採用哪種計算方式，都可以明顯看出G7集團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是非常緩慢的，尤其在跟其之前經濟表現相比的情況下：
1.根據IMF預測，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G7集團GDP年均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3.1%降至2022年的1.6%；
2.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G7集團GDP年均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 2.9%降至2022年的1.7%；
3.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G7集團GDP年均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2.9%降至2022年的1.5%。
概括來説，不管是按照何種移動平均線計算，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G7集團GDP年均增長率均呈嚴重下降趨勢，未來五年甚至僅為1.5%-1.7%。
因此，IMF所預測的“新平庸”不是在短時間內就能克服的，而是在未來五年仍將持續。也即是説，2017-2018這兩年G7集團經濟形勢的好轉純粹是短期效應，不會轉化為新一輪更長的繁榮期，此後還會再次惡化。
地緣政治影響
1929年大蕭條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將之與當前形勢比較，有助於看清現狀的主要特徵。因此，圖3為大家呈現了1929年後和2007年後14年間G7集團GDP增長率變化，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這兩個時段的經濟動態。
圖3
1.1929年後G7集團GDP下降幅度比2007年後更大——1929年後最大降幅為17.5%，2007年後僅為4.0%；
2.但是，在最初的衰退之後，1929年後G7集團GDP總增長率遠快於2007年後。由此帶來的累積結果是，同樣是危機過後的10年，1929-1939年G7集團GDP總增長為15.9%，而2007-2017年僅為10.9%。這意味着，截至2017年底，國際金融危機後G7集團GDP總增長率實際上慢於大蕭條後同期時段。
3.時間跨度越長，差距越大。據IMF預測，2007-2022年這15年間G7集團GDP總增長率僅為20% ，而1929-1944年這15年的增長率則為62%。
總之，國際金融危機後G7集團GDP增速慢於1929年後的增速。如果説1929年後的經濟形勢被稱為“大蕭條”的話，那麼照此類推，當下的“新平庸”階段或許可以被稱為“大停滯”了。
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
最後，為簡要論述這種趨勢帶來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首先必須明確指出，上述分析針對的僅是作為西方發達國家代表的G7集團，而非世界經濟的總體趨勢。事實上，正如圖4所示，根據IMF預測，發展中經濟體GDP增速快於G7集團的趨勢仍將繼續：
1.根據IMF預測，2007-2022年發展中經濟體GDP將增長109%，G7集團僅增長20%。
2.根據IMF預測，2016-2022年發展中經濟體GDP將增長33%，G7集團僅增長10%。
圖4
換言之，“新平庸”是G7集團而非世界其他經濟地區的特徵。特別是，當G7集團陷入持續低增長時，發展中經濟體GDP將以更快的增速發展——據IMF預測，2016-2022年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將達到 4.9%，而G7集團僅增長1.7%。此外，IMF還預測，未來發展中經濟體GDP總增長的44%（近一半）將來源於中國。中國所倡導的國際重要經濟項目如“一帶一路”地區經濟增長形勢也是如此。
其次，G7集團這種極為緩慢的增長模式帶來的地緣政治和內政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上文談到的僅是GDP增長率，考慮到G7集團在過去5年人口年均增長0.54%，其人均GDP增速明顯低於GDP增速（見圖5）。
圖5
據IMF預測， 2016-2022年，G7集團人均GDP年均增長僅為1.1%。這樣的低迷增長也意味着，任何週期性經濟衰退都會使人均GDP降至極低的水平。比如，2016年的重大政治動盪——英國非理性脱歐，特別是特朗普違背美國絕大多數建制派的意願當選總統，導致G7集團人均GDP年增長率跌至1%以下。2016年，美國人均GDP同比增長僅為0.8%，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長更是跌至0.5%。
G7集團這種極為低迷的經濟增速帶來的明顯後果是，其內部政治動盪仍將繼續。
最後，重回本文開頭提到的問題，國際金融危機10年後，G7集團尚無能力克服經濟低迷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動盪，且這種經濟緩慢增長的模式仍將繼續，這些都明顯地暴露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不足。正如林毅夫所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推銷的“華盛頓共識”，導致上世紀80年代發展中經濟體陷入停滯。同樣，也致使上世紀90年代前蘇聯陷入經濟災難。此外，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缺陷也導致2007年以來西方經濟體無法解決經濟陷入“新平庸”、“大停滯”的難題。雪上加霜的是， 根據IMF預測，未來五年這種窘境仍將繼續。
結論
不管是從實踐還是從理論角度來看，上述世界經濟趨勢都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麼，中國該如何應對？結論如下：
首先，應該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具體特徵加以瞭解，並未雨綢繆。正如習近平曾援引中國哲學家孟子的話：“中國人在2000多年前就認識到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這句話與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有異曲同工之處——“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話是指，隨着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萬物都是與眾不同的。
1929年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讓人們見識了最迅猛的經濟衰退；緊接着，二戰後迎來了經濟迅速復甦並長期處於準繁榮狀態，因此可能給人們帶來了一種錯覺：經濟要麼處於快速下降狀態，要麼處於繁榮狀態。但是，眼下G7集團的經濟形勢特點與這兩種情況都不同，它陷入了“新平庸”，一種長期的緩慢增長模式。
其次，在長期緩慢增長的框架下，經濟的週期性影響依然存在。比如，繼2016年極為緩慢的增長之後，2017-2018年G7集團經濟出現適度好轉，但仍將陷入緩慢增長模式。“新平庸”意味着，這樣的好轉只是暫時的，不會轉化為長期的繁榮。在此基礎上，IMF預測G7集團將於2019-2020年陷入新一輪低迷。
第三，“新平庸”必然意味着G7集團內部會在地緣政治、國內社會和政治方面陷入動盪局面。
第四，20世紀80年代發展中經濟體陷入停滯，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些都體現了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錯誤性，國際金融危機10年後G7集團仍無法擺脱“新平庸”則再次印證了這一點。因此，不管從經濟政策還是社會穩定角度來看，如果中國受到這種明顯的錯誤思想的影響，那麼對中國來説將非常危險。
第五，迴歸本文的出發點：G7集團陷入長期“新平庸”，代表世界經濟思想中心部分轉移到中國。1978年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在任何國家沒有先例，中國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證明了這套經濟理論的正確性。而且，以“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發展中經濟體和前蘇聯慘遭失敗，令G7集團陷入“新平庸”，則進一步證實了中國經濟理論的正確性。
第六，源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倡議的廣泛傳播，有助於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經濟理論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同樣，中國在對抗氣候變化發揮的領導作用也體現了這一點，特別是自美國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以來，“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力超過了美國二戰後發起的應對基礎設施和其他投資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在對抗氣候變化的領導作用不斷提升，這也是由中國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體現。當然，這也要歸功於中國領導人最大化地擴大了這種理念的國際影響。正如拙文《相比特朗普主義，習近平“命運共同體”為何贏得國際社會青睞？》所分析的，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儘管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不如國家領導人，中國經濟思想的影響力也在日益增強。雖然國外早有關於中國經濟政策、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經典作品。但在目睹了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以及在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反襯作用下，中國當代經濟思想著作被越來越多地翻譯成外文，並日益為非中國經濟學家所熟知。
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許多國際代表排隊想與林毅夫交談 作者供圖
比如餘永定已為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撰寫專欄長達七年，現在他的作品也經常被西方財經媒體引用；胡鞍鋼關於綠色增長和相關問題的書籍被翻譯出版；倡導並創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和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的林毅夫在國際上發表了多部著作，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更是成為波蘭發展計劃指導理論。我本人則是直接從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的研究作品，瞭解到中國智庫與國際的聯繫日益緊密，其國際影響力也日益提升。但在中國之外，許多重要的中國經濟學家並不具知名度。不過，西方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緩慢增長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疊加效應，將逐步加快扭轉這種情況。
G7集團深陷“新平庸”給世界經濟所帶來的現實意義和影響非常重要：西方經濟思想沒有能力擺脱“新平庸”困境，在客觀上推動了世界經濟實踐和思想中心向中國轉移。再者，G7集團無法克服經濟持續低迷難題，也將進一步加快這一轉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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