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範雨素的新文，忍不住再推一遍賀雪峯的這篇文章_風聞

當然，想貼這篇文章，不是“懟”範雨素，對她沒有偏見。

我沒有見過她本人，沒有和她交談過，我只是看了她的幾篇文章，包括介紹她的文章。

可能，我感慨的是類似於一種“範雨素符號”或“鄉村符號”。

今天界面文化微信號又推了一篇範雨素的文章《2017，我採訪了11個記者》。其實從之前幾篇與她相關的文章、採訪到這篇，我一直很疑惑，也越來越看不清哪些才是她真實的説法。

界面推送的範雨素，《人物》採訪的範雨素，等等，總之越來越模糊不清。比如，在範的筆下，文字中沒有階級意識，在範的採訪中，她一直強調自己是沒有階級觀念的，可事實上她的敍述語境一直沒有脱離“階級、身份”這個框架，反而一直在強調這個問題。當然，或許這種矛盾性就是她或者很多羣體本身的一個問題。

返鄉體、農村、小鎮、農民工……這些話題其實從來沒在文字工作者的創作題庫中失去過熱度。每個人筆下都是一個不一樣的農村，或是這個人自己“想象中的農村”。

就像賀雪峯在採訪中談到的那樣，中國的農村真的太大太複雜，變革也是如此巨大。

很多時候，“選擇”報道的人物或事情都是特例，而這些特例其實對解釋中國農村的一些普遍性問題的意義比較侷限。就像如果是從返鄉體還是範雨素筆下來解讀中國農村，那極有可能產生誤解，乃至“被感動”、“自我感動”、或“沉浸”其中。

不過，這也不代表我只認同賀雪峯這些專家所做的調查研究才是瞭解中國農村的正確打開方式，這樣不符合常理、也顯得“精英霸道”。只是在流行的傳播渠道中，被優先推送到大眾面前的，一定是具有特殊性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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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專家賀雪峯：博士或範雨素，都無法概括中國農村，轉自《第一財經日報》，作者：孫行之

在每年150多篇來自學生、同事的返鄉筆記中，武漢大學教授、“三農”問題專家賀雪峯捕捉到一條農村變化的曲線。這條原本平緩的曲線，在2000年突然變得陡峭。他覺得，農村的變化是“猛然間加快了速度”，“以至於相對於2000年以來的農村鉅變，過去千年的農村似乎沒有變化”。

作為社會學家，賀雪峯是在鄉村田野調查中體驗、描繪，進而解釋這種鉅變的。過去20年，賀雪峯每年至少有兩個月住在農家。他主持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已累計調研1000多個村莊，平均下來，每天有超過10個人在農村蹲點調事實上，正是深入的田野調查構築了“華中鄉土派”的底色。“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當年由學者徐勇、吳毅、賀雪峯共同提出的原則，如今已形成極具辨識度的特色，體現在這一學派許多學者的專著中。

作為“華中鄉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賀雪峯對中國農村各個層面的問題都有著述。學術報告之外，他也積攢了許多“一事一議”的隨筆。去年出版的《治村》、《最後一公里村莊》就是他對中國農村的“軟性觀察”，前者聚焦中國村幹部選舉及工作機制，後者是對鄉村文化的全景式勾勒。

一如其文章顯現的強烈現實感與樸實氣質，賀雪峯本人也是快人快語，一口濃重的湖北鄉音，加上他直率、生動的語言風格，形成一種特殊的節奏，會讓人不由自主地被捲入其思維邏輯。談起這幾年與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圍繞“農村土地制度”的辯論，他直言：“人們對土地的誤會太多了，很多人指望從土地裏長出金條。問題是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財富。”接着，他又開始嘆氣：“現在只要一提土地改革，大家就莫名其妙地亢奮。很奇怪！”

賀雪峯

在學術界，賀雪峯也時常成為“少數派”，引發各種爭論。他曾明確反對“農村土地私有化”，以至網上有人批他“無視農民的財產自主自由權利”。也有觀察者稱讚他是真正的“務實派”，“他更瞭解農民的現實，站在農民的角度考慮”。

過去傳宗接代是農民的宗教，現在為何而活成為問題

每年春節，賀雪峯都會給團隊師生布置撰寫“回鄉記”的任務。寒假結束，他們還會辦春節見聞報告會，交流回鄉見聞。在這些交流中，他感到，那些小自己20歲的學生記憶中的童年與自己的童年沒多大差別，他們共同的鄉村記憶是在最近十多年裏丟失的。

醖釀着這種“讓觀察者震撼的能量”的，是加速的市場化與城市化進程。在《最後一公里村莊》中，賀雪峯提到，直至20世紀90年代，七成中國人依然居住在農村。但2000年之後的15年裏，城市化率上升了近20%，又有1/4的農村人口湧進了城市。

賀雪峯在三個維度上觀察着鉅變。首先是國家與農民的關係，農業税取消了，國家不僅不再向農村提取資源，反而拿出越來越多的財政資金支農；其次是社會結構，農村社會的家庭結構和親族結構都改變了；最後是農民價值觀的變化，“過去傳宗接代是農民的宗教，現在為什麼而活成了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並不處於平行空間，它們勾連在一起，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現實。許多問題需要走到社會歷史幽微深處，折返回來，才能看清真相。比如，賀雪峯談到，《治村》中的村幹部選舉，就與當地的產業結構和階層分化有關，而產業又與土地政策有關，繼而可以追溯到中國憲法、中國革命、世界的現代化進程。賀雪峯將這種探究路徑比喻為“從A走到Z，再回到A”的過程。

“中國太大了，南方與北方不一樣，東部與西部不一樣。”為了不帶先入之見地捕捉當地的生活質感，他和他的同事儘量長時間住在農民家，與他們同吃同住。“農村的信息不只是農民的話語，更是無數人家的傢俱、住房、飯菜，無數農民的穿戴、表情和眼神，是農村內在生活的邏輯，是農村所提供的全部見聞。”

撇開嚴肅的分析，賀雪峯也願意談談他單純作為“外地人”進入當地農村的感觸。在《治村》中，他對上海的鄉村治理讚賞有加，認為其規範有序是“做農村調研十多年所未見”。可他沒寫到書中的是，在上海與江浙地區一些村莊調研時，他們也沒能如一貫堅持的那樣住進農民的家，只能搬到村部、小旅館或者農家樂。在他看來，這些最早接受現代化洗禮的地區，人們會更看重私人空間，內外之別也更明顯。

中西部地區農村顯然更傳統，更有人情味。只要是在農閒時候，農民就願意留客人在家吃住，陪着他們聊天。“現代生活將每個人的時間都規劃好了，陪一個外來訪問者聊天是很麻煩的，中西部地區農民仍然比較傳統，他們的時間安排依舊是季節性的。”

“所有的地方都在變化，而且相當劇烈。雖然步調不同，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現代化。”可單就審美來説，他所向往的農村更像是中國傳統文人構建的自在田園。在2006年出版的《鄉村的前途》中，他寫道：“我希望重建田園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飽有餘的農民可以繼續享受青山綠水和藍天白雲，可以繼續享受家庭和睦和鄰里友愛，可以繼續享受陶淵明式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休閒與情趣。”

對當年這種理想化的表述，賀雪峯如今的解釋是：“鄉村文化建設很重要。歷史上中國農民可能是第一次真正解決了温飽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讓農民的閒暇時間變得空虛無聊，要讓農民有生活的主體體驗，讓他們找到生命的意義感”。

種地的農民已經當不起村官了

從走上鄉村治理研究之路開始，“村幹部選舉”一直是賀雪峯觀察廣袤農村的窺孔。

1996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的賀雪峯，本想當一名鄉鎮幹部，但因為“可能讀書讀多了，想要平等，不願意受到行政約束”，最後決定轉投學術。恰逢《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佈，賀雪峯以此為契機，到全國各地觀察選舉。

貴州某村莊選舉大會現場

20多年過去，村幹部選舉的圖景已經大不相同。對中西部農業型農村的青壯年來説，進城務工經商有更高的經濟報酬，村幹部的職位失去了對村莊精英的吸引力。“從前人們都居住在農村，村幹部與農民一樣種地，比一般農民多一份當村幹部的報酬，所以村幹部是很體面的工作。現在，只是種自家責任田的農民早就當不起村幹部了”。

另一批人登上了鄉村政治舞台。《治村》記錄了他們的特徵和作為。在浙江一些地方，居於舞台中心的是財大氣粗的企業家；在魯中地區，他們則是有“大房頭”（即村裏的大户人家）支持的富人；在蘇州和上海的村莊，因為強大的財政支撐，村幹部拿着很有吸引力的工資，工作也正規化、職業化了；在人口大量流出的中西部地區村莊，村幹部越來越由可以在農村獲得較高收入的“中農”擔任。

沿海一些經濟活躍的村莊，參與競選村幹部的都是財大氣粗的企業家，競爭白熱化，甚至出現了“賄選”。很多人將之想象為“小官鉅貪”，認為他們當選後便會從村集體資產中大撈一筆。但賀雪峯覺得，事實要比人們想象的更為複雜。“並不完全為了貪污。他們更多是希望與政府官員建立聯繫，這有利於企業的發展。”

他還觀察到“面子文化”發揮的作用。書中記錄了一位村支書的話，耐人尋味：我當村支書一年只拿8000元，在外面的面子88萬還不止。在村莊的政治舞台上，有的不光是經濟利益。人們也希望藉此確認自己有趣、有面子、被人瞧得起。“這些僅憑有錢還沒用。他們有了錢，還想要出人頭地。”賀雪峯説。

沿海地區，富人治村幾乎成了不可逆的趨勢，這令賀雪峯擔憂。在他看來，客觀上，一些企業家資源多、能力強，“既能講理又能講狠”，為村莊辦了許多實事，解決棘手問題。但時間一長，容易造成“富人代表人民”，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外。

另一方面，他也對村幹部職業化、編制化持保留態度。“保持村幹部的半正規化很重要”，因為村幹部既是國家的代理人，又是農民的當家人。在他看來，目前的問題恰恰是政府包辦了太多原本應由農民自己去完成的公共事務。“正規化的村幹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未來也不是發展方向。”

村委會選舉計票

他強調，要讓農民充分參與村莊事務，發揮村社集體的力量。《治村》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湖南一個村莊向上級申請修建垃圾池的經費無果，造成垃圾圍村，村中的大家族馬上出面動員每家出錢出人。60位村民一起勞動，只花了1500元，就修好了之前預算20000元的垃圾池。但也有一些地方，因為村莊無組織，好事也變成了壞事。比如，國家支農資源落地，佔用土地、損壞青苗，一些地方的村民藉此索要高額賠償，扯皮打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因為要的是國家的錢，村莊其他村民又事不關己，圍觀而已。結果是，支農項目越多，村莊“釘子户”越多。

在動員村民上，賀雪峯也做了社會實驗。10多年裏，他自掏腰包資助湖北4個村落建立老年人協會。起初是希望讓無法進城打工的老人“在精神上富裕一些”，後來他發現，這些老年人逐漸在村莊事務中發揮作用，村裏的人心也被激活了。

博士或範雨素，都無法概括農村

當賀雪峯對鄉村的探究從宏觀層面逐步移向微觀層面，觸及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具體而敏感。它們有時牽涉個人利益，有時則涉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方法。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調研，沒有給一個地方帶來麻煩，因為我們研究的是一般性問題，而不是要刻意呈現特殊性。”**賀雪峯説。即便關於村幹部競選的問題，賀雪峯也覺得，資料獲取並不難，共同吃住久了，慢慢也就交了心。“我都在他們家裏住着了，他們怎麼好意思不説嘞？”

真正的難點是從雜亂表象中提煉出一般性概括。**“事實沒那麼簡單，”這是賀雪峯常説的一句話，“我就覺得我們很多搞文學、搞媒體的同志，情懷太多了。”**文藝作品為每個人構建了一套有關鄉村的想象。真正走進鄉村，往往會驚異於現實與想象之間的差距。

這幾年，春節過後的知識分子返鄉手記引起許多關注。出生於湖北的農民作家範雨素在其中感受到了俯視的意味，在最近一次採訪中，她這樣説：“他們寫的時候都帶着強烈優越感，我不喜歡。農民是可憐的，不過在童話裏，國王也是被憐憫的對象。我用文學的視角看待這一切的時候，只覺得萬物平等。”

賀雪峯則提醒人們警惕一些文學化描寫引起的誤解。“中國農村太大了，複雜程度超出我們的想象，也超出範雨素的想象。”更糟糕的是，來自媒體人和一些作家的返鄉筆記帶有編造的成分，目的就是為了吊起人們的好奇心，“這加重了我們對農村的誤解”。 在調查或是撰寫返鄉筆記的過程中，賀雪峯從不要求學生們去尋找奇異的故事。他甚至刻意迴避特殊，“媒體要報道的是特殊，而我們要尋找一般”。

範雨素和她的皮村文友們

他曾多次赴蘇南調研，卻從未進入華西村。這個村莊太有名，太特殊，也有太多故事可寫，卻不是他們要研究的問題。“小概率事件我不關心。如果全世界獨此一家，那肯定不關我的事。”他相信，更為切近的現實永遠不在聳動的故事中，而潛藏在一個個默默無名的村莊裏，在一户户農家平淡的生活裏。

與許多遷入城市的知識分子不同，賀雪峯鄉音未改，卻從未顯露濃烈的鄉愁。接受採訪時，他説不上自己家鄉有什麼特別值得留戀的東西，追問之下，他才説起，“只記得魚特別多，每年4月金燦燦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很漂亮”。他感覺，家鄉的村莊並沒什麼特色，反而是徽州古村落的建築風格讓他印象深刻。“可能是江漢平原流動性大，沒什麼特點。又或許自己也會對現實熟視無睹吧。”

我們的鄉村研究帶來的影響力，遠遠超出我當初的預期

第一財經：作為一名學者，你的學術研究與現實聯繫非常緊密，有沒有看到自己的研究影響政府決策？

賀雪峯：我們做了這麼多年農村調查，應該説對政策還是有一定影響的。我們做調查研究不追求政策影響。但如果你持續調查，形成積累，就一定會產生影響。今天的中國，包括大學，最大的問題是大家沉不住氣。學術有點功利化了。今天在學校開會，一位副校長説了一句我非常認同的話：“大學最美的風景就是對學生和學術無限熱愛的老師。”我感覺，我是把學術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沒有刻意追求回報，結果卻是回報最多的。我自己研究帶來的影響力也是遠遠超出我當初預期的。

第一財經：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或規則制定上，地方政府會採納你們的意見嗎？

賀雪峯：我們和地方政府聯繫比較多，經常會有地方政府請我們去調研、出主意，我們的調查研究也多少會對地方政府產生一定影響，這種影響不是刻意為之，只是我們看到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自己的建議，地方的同志們覺得有道理，就自然會受到影響。我們和鄉村幹部關係更為密切。但影響在哪兒，我們也不是特別關心。現在有一個很糟糕的趨勢，就是很多政策研究往往是望文生義，缺少分析，缺少將中央政策精神還原到複雜實踐中的能力。中國農村很大，很複雜，沒有對中國農村充分的調查，望文生義的政策解讀就是胡説八道。

第一財經：湖北一些學者曾經對上一個10年的村莊灰色勢力做過細緻調查，你本人也對這一問題發表過很多研究。在你近兩年的調查中，是否看到鄉村“混混”發生變化？

賀雪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陳柏峯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鄉村混混的。現在的鄉村與過去有很大變化，“混混”也有變化。“混混”的形成要有前提。沒有無緣無故的暴力，單純看人不爽將人打一頓的“混混”，現在已經是非常罕見的了。1980年代的“混混”可能沒有利益，純粹是無聊和挑釁。現在幾乎所有灰色勢力背後都有精確的利益算計。有水電、煤炭等資源的村莊，或者徵地拆遷農村，具有比較多的利益，所以就會有“混混”。一般農村沒有什麼利益，這些農村就沒有“混混”生存的空間，“混混”也都進城去了。

第一財經：你説中國農村是在2000年之後才真正發生了鉅變，這種變化最大的動力是什麼？

賀雪峯：主要是市場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我們是先達成市場化的，建國前30年，我們國家可以説是發生了鉅變，只是這個鉅變只發生在很小的範圍內，也就是城市工業。很小的一部分地方實現了工業化，產生巨大的生產能力，產出機械、化肥、農藥、鐵路、自行車、汽車等等。這都是傳統中國社會沒有的，可並不是發生在農村。到了改革開放初，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工業化基礎。1978年，國民生產總值約有70%來自工業，但城市人口僅佔不到20%。

第一財經：十年前你曾提到，許多農民的苦處是在文化上被邊緣化，沒有辦法融入，現在情況怎麼樣？

賀雪峯：沒有大的變化。最近十年，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這在以前都不可想象。農村也是如此。隨着農業機械化，温飽問題已經解決了。農閒時間非常多，一年只要勞動兩三個月。目前，青壯年進城，農村空心化，留在農村的主要還是老年人。他們無法進城工作，物質水平不會有很大提高，同時，鄉村文化也會非常蕭條。對農民來説，如何充實農閒時間，成了一個問題。所以，今天農民需要文化上的主體性，讓他們在生產之餘，重新連接社會關係，讓他們在精神生活上充實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