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觀察⑦吉爾吉斯的地圖炮：南方人和北方人為啥不對付？_風聞

吉爾吉斯斯坦國徽，水平居中位置的是天山。翻看吉爾吉斯斯坦地形圖，天山也的確是東西向橫亙於國土中間，將這個國家分割為南北兩部分。其中，北部以楚河河谷為核心，包含楚河州、伊塞克湖州、塔拉斯州、納倫州和首都比什凱克，人口約280萬；南部以費爾幹納盆地及周邊地帶為主體，包含賈拉拉巴德州、奧什州和巴特肯州，人口約270萬。

▲老版吉爾吉斯斯坦地圖，那時候巴特肯州還屬於奧什州

長期以來，地理上的隔絕，給吉爾吉斯斯坦南北之間的交流造成諸多不便。譬如從首都比什凱克陸路前往奧什，要翻越三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山。而交流不暢又滲透到這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致使南北之間的矛盾尖鋭而複雜。事實上，南北差異幾乎是剖析吉爾吉斯斯坦所有問題的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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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之爭：從南農北牧到南農北工

與中亞諸突厥語民族相似，吉爾吉斯族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遊牧部落由北向南遷徙，並逐步務農、定居的過程。相對而言，越過天山山脊來到費爾幹納盆地及周邊的部落，更早也更完整地接受了此處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而這種傳統在費爾幹納盆地已經維持了幾千年。因為費爾幹納盆地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氣候宜人，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發達的地區。與此同時，留在楚河河谷等北方地區的部落，因為地形和氣候的因素，雖然也有部分人在綠洲上從事農業，但畜牧業仍是其經濟的主流。對於吉爾吉斯族來説，南北兩部分各自所處的不同的經濟形態是其部族主義形成的物質基礎。鑑於吉爾吉斯南北之間有山脈阻隔、關隘重重，長期以來交通不便，兩種經濟形態相互滲透、彼此影響的難度頗大。由此，在吉爾吉斯族完成從部落向民族的過渡之前，“南農北牧”的生產格局便已奠立。

不同的經濟形態和生產格局，導致吉爾吉斯南北之間矛盾與碰撞不斷，不同部族之間常為爭奪水源、土地等經濟要素而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另外，為抵禦外敵、維護安全、保持本部族的完整和統一，使得吉爾吉斯民族養成了尚武好鬥的個性。這種個性，又成為南北不同部族之間利益衝突的催化劑。十九世紀，為了爭奪浩罕汗國的支配權，吉爾吉斯南北兩大部族——以薩雷巴噶什為代表的北方部族與在南方佔統治地位的奧什部族之間的爭鬥就從未間斷過，由此確立了南北部落對立的基調。

斯拉夫文明介入中亞後，帶給這個地區的不僅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行政結構，更有當地人從未見識的工業技術。無論是帝俄政府還是紅色蘇聯，都極為看重費爾幹納盆地得天獨厚的農業環境，所以自然而然地將這個地區設定為糧倉和人力補給的基地。於是，通過興修大壩、水庫、運河等水利設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山的水資源來灌溉農作物。與此同時，原本農業基礎較差的楚河河谷，因着交通、物流等方面的優勢，更易得到工業資本的青睞，所以被賦予了發展現代工業的經濟使命。以蘇聯第一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 (1928-1932年)為例，吉爾吉斯這個時期建立起了幾十座工廠、礦山，石油冶煉、有色金屬、電力能源及食品加工業相繼出現。而上述工業主要集中於吉爾吉斯北方。衞國戰爭期間（1941-1945年），蘇聯中西部許多工廠被疏散到了吉爾吉斯，大批熟練工人也隨之到來，這對完善吉爾吉斯的工業結構起了一定作用。此外，蘇聯科學院的遺傳學、生物化學、生物學、進化形態學等大批科研機構也遷移到了比什凱克（當時名為伏龍芝）。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吉爾吉斯的社會總產值中，工業佔比超過55%，農業佔比不足25%，這大致反映了南北方在國家經濟總盤子中的權重。“南農北工”成為吉爾吉斯經濟的基本態勢，這個態勢一直延續至今。

二、文化之爭：對伊斯蘭教的虔信或世俗

吉爾吉斯斯坦是伊斯蘭教居主要地位的多宗教國家，除了伊斯蘭教，該國還有東正教、基督新教、猶太教和佛教等教派。作為國家的主體民族（佔總人口72.6%），吉爾吉斯族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屬遜尼教派。當然，儘管信仰相同，但不同地區的吉爾吉斯人對伊斯蘭教的認同卻有鮮明的差別。吉爾吉斯人對伊斯蘭教虔誠度，由南向北逐步減弱。換言之，世俗化程度，由北向南逐步減弱。對伊斯蘭教的態度，是吉爾吉斯斯坦南北社會文化分野的基點。

其實，吉爾吉斯人最初信仰的是薩滿教。在吉爾吉斯人南下遷入中亞的過程中，才逐步在當地居民的影響下改信了伊斯蘭教。因此，遊牧的吉爾吉斯人南下的早與晚、接受農耕文明的多與少、與中亞本地居民融合的深與淺，決定了他們宗教意識的濃與淡。

吉爾吉斯南部費爾幹納盆地及周邊的奧什和賈拉拉巴德，在經濟和文化上與烏茲別克斯坦聯繫密切，宗教氛圍濃厚。8至9世紀，伊斯蘭教就已傳入費爾幹納盆地；11世紀，奧什成為重要的伊斯蘭學術中心。奧什有眾多伊斯蘭教聖地，包括使者阿尤布的陵墓、莫卧兒王朝創始人扎希爾·巴布爾（1483-1530）清真寺，以及扎希爾·巴布爾在奧什附近塔赫特山的靜修處等。而一些境外的宗教極端組織，甚至在蘇聯解體前就開始了對吉爾吉斯南部的滲透，沙特的瓦哈比派、烏伊運（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Islamic Movementof Uzbekistan）、伊扎布特（伊斯蘭解放黨，由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派生出來的組織，Hizb-ut-Tahriral-Islami）均在吉爾吉斯斯坦南部站穩了腳跟。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伊斯蘭教在這裏的傳播更是空前活躍。

與之相反，吉爾吉斯北部的居民雖然名義上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他們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仍非常膚淺。十九世紀中期訪問過吉爾吉斯的哈薩克族學者瓦里罕諾夫在其撰寫的一篇遊記中説:“所有的吉爾吉斯人都自稱為伊斯蘭教徒，但他們不知道任何宗教教義及其聖禮。他們所有的宗教儀式還保留着濃厚的薩滿教色彩。火、月亮和星辰都是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他們中還有許多不知道穆罕默德名字的人。”對伊斯蘭教理解的不同，導致吉爾吉斯北部地區尤其是楚河谷地的宗教文化迥異於南方。首先，北部地區伊斯蘭教沒有較大的派別和勢力；其次，北部地區宗教首領的社會地位不高；再次，北部地區清真寺的數量較少，規模較小；最後，北部地區的宗教儀式不甚嚴格規範。

▲吉爾吉斯北部，東正教信徒不少，充分體現了這個國家的宗教多元。此為伊賽克湖州的東正教堂。

吉爾吉斯南北宗教文化上的差異投射於整個社會觀念層面，作用於日常生活，必然會在彼此之間造成隔閡。而帝俄時代斯拉夫文明的介入、蘇聯時期無神論思想的影響，使得北部地區與傳統保守的南方相比，具備了更為世俗化和現代化的特質。這種對比，勢必在南北之間造成刻板印象——南方吉爾吉斯人是虔誠的穆斯林，而北方吉爾吉斯人則顯得缺乏敬畏；貧窮的南方是毒品貿易、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大本營，相對富裕的北方則是俄羅斯人和哈薩克人的殖民地；北方吉爾吉斯人把南方看作“毒瘤”，而南方人則視北方人為“壓迫者”——強烈的心理排斥，對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資源的配置、政治權力的分割，起着微妙卻不容忽視的影響。

三、政治之爭：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

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位於該國北部楚河谷地的中央，首都的位置決定了一個國家政治天枰的傾角。作為工業中心的北部地區，因為政治中心的加持，在國家事務中贏得了更多的話語權。然而，在政治博弈中，失衡並非是一種可取的選項。查閲吉爾吉斯斯坦的人口分佈，南方人口與北方人口幾乎持平（270萬：280萬），考慮到近年來費爾幹納盆地的高生育率以及北部俄羅斯族人口的遷出等因素，南方人口反超北方指日可待。因此，在人口規模勢均力敵的狀態下，過於傾斜的政治天枰只會導致更嚴重的對立乃至分裂。

維繫南北之間在政治上脆弱的平衡，一直是吉爾吉斯斯坦獨立近30年來的重要課題。南北輪流執掌國家權力，是破解這個課題的主要路徑，或許也是迄今唯一的路徑。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治實踐中所表現的形式，可以概括為：**在同一時間段內，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與作為政府首腦的總理必須來自南北不同的地域——當總統是北方人時，總理是南方人；當總統是南方人時，總理是北方人。疊加在這之上的，還有另一層南北輪莊的次形式，即總統一職由南北不同地域的人輪流擔任。**現將吉爾吉斯斯坦建國27年來正式出任過總統及總理的人士及他們的地域歸屬羅列如下：

▲阿卡耶夫

第一任總統：阿斯卡爾·阿卡耶夫（Askar Akayev），任職時間1991年10月至2005年3月，出生於楚河州，北方人。阿卡耶夫任內正式擔任過總理的有八人，分別是：納西爾丁·伊薩諾夫（Nasirdin Isanov）、圖爾松別克·琴格舍夫（Tursunbek Chyngyshev）、阿帕斯·朱馬古洛夫（Apas Jumagulov）、庫巴尼奇別克·茹馬利耶夫（Kubanychbek Jumaliyev）、朱馬別克·伊布賴莫夫（Jumabek Ibraimov）、阿曼格爾德·穆拉利耶夫（Amangeldy Muraliyev）、庫爾曼別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尼古拉·塔納耶夫（Nikolay Tanayev），除了朱馬別克·伊布賴莫夫，其他全為南方人士。

▲巴基耶夫

第二任總統：庫爾曼別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任職時間2005年7月至2010年4月，出生於賈拉拉巴德州，南方人。巴基耶夫任內正式擔任過總理的有五人，分別是：費利克斯·庫洛夫（Felix Kulov）、阿齊姆·伊薩別科夫（Azim Isabekov）、阿爾馬茲別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伊戈爾·丘季諾夫（Igor Chudinov）、達尼亞爾·烏謝諾夫（Daniar Usenov），全部為北方人士。

▲阿坦巴耶夫

第三任總統：阿爾馬茲別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任職時間2011年12月至2017年11月，出生於楚河州，北方人。阿坦巴耶夫任內正式擔任過總理的有五人，分別是：奧穆爾別克·巴巴諾夫（Omurbek Babanov）、詹託羅·薩特巴爾季耶夫（Zhantoro Satybaldiyev）、卓奧瑪爾特·奧托爾巴耶夫（Djoomart Otorbaev）、泰米爾·薩里耶夫（Temir Sariyev）、索隆拜·熱恩別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除了卓奧瑪爾特·奧托爾巴耶夫，其餘皆為南方人士。

▲熱恩別科夫

第四任總統：索隆拜·熱恩別科夫（Sooronbay Sharipovich Jeenbekov），任職時間2017年11月至今，出生於奧什州，南方人。熱恩別科夫任職至今正式擔任過總理的有兩人，分別是：剛被解除職務的薩帕爾·伊薩科夫（Sapar Isakov）和現任總理默罕默德卡利·阿布爾加濟耶夫（Muhammetkaliy Abulgaziyev），都是北方人士。

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未經法律明文規定，卻是約定俗成，被吉爾吉斯斯坦各種政治勢力默契又嚴格地執行。這種不成文的政治設計，是南北不同利益羣體之間爭鬥進而妥協的產物。這個格局愈是不可動搖，愈是反證了南北平衡的脆弱與敏感。它既是長久以來吉爾吉斯斯坦政局動盪的誘因，也是南北分歧難以彌合的體現。概括起來，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超越黨派立場和意識形態對立，具有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第一鐵律的色彩。**總統既可以與出自同黨派的總理組合，也可以與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反對派搭檔。但罕有總統與總理出自同一地區的現象，阿卡耶夫時期的伊布賴莫夫與阿坦巴耶夫時期的奧托爾巴耶夫，是少之又少的特例；

**其二、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可以視作吉爾吉斯斯坦民主轉型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在執行過程中，國家領導人尤其是總統的更替，少有依據憲法、在民主程序下、通過和平途徑進行的。**首任總統阿卡耶夫的下台，源自2005年所謂的“鬱金香革命”，是街頭政治實現的改朝換代；而驅逐阿卡耶夫並擔任總統的巴基耶夫，他的下台竟還是因反對派的大規模騷亂；

**其三、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隨着吉爾吉斯斯坦政體的嬗變，摻入了許多複雜而不可預見的因素。**2010年6月27日，吉爾吉斯斯坦舉行全民公投，改總統制為議會制。改議會制的初衷，是為了防止出現總統獨攬大權的局面。然而議會制的實行效果，非但不能保證吉爾吉斯斯坦政治的有效運作、杜絕家族統治和腐敗現象，而且在總統-總理彼此牽制所形成的脆弱平衡中加入了議會這個危險的變量。近期，總統熱恩別科夫因議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而解散伊薩科夫內閣，就是多元權力配給失衡、難以調和的結果。而這，又為吉爾吉斯斯坦的政局穩定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關於近期吉爾吉斯斯坦的政局變化，見根號三稍早評論《吉爾吉斯斯坦的民主化轉型最成功，所以這個國家很失敗》）

**結語：**南北矛盾，是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所造成的局面，短期之內難以化解。歸根結底，南北之爭的根源是吉爾吉斯斯坦地緣政治結構的功能紊亂與協調失靈。總統制、議會制、自由選舉、三權分立等等，民主政治形式的引入，如果不配之以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終將無以附麗，對於化解南北之爭也毫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