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會迎來中朝經濟合作的春天嗎？_風聞

【按：2018年4月27日，朝韓領導人在板門店舉行了第三次首腦會晤，朝方領導人首次跨過三八線來到韓國境內，這次歷史性會晤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引發了人們對半島和平進程發展的廣泛關注。

今年3月到5月短短四十多天時間內，中國國家領導人與朝鮮領導人兩次會晤，就中朝關係及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全面深入交換意見。

朝鮮半島局勢峯迴路轉，迎來新的曙光，半島和平發展成為可能，在此背景下，朝鮮又宣佈將在未來更多關注經濟發展問題。那麼，朝鮮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與潛力如何？中國該如何處理未來中朝經濟合作與其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盤古智庫東北研究中心成立專項課題組，經過半年的深度研究，傾力推出了《朝鮮經濟的現狀、趨勢、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應對思路》報告，此前於4月28日在北京舉辦課題發佈會。

昨天，已刊發報告第一、第二部分，本文發佈剩餘第三、第四部分，以饗讀者。】

第一部分：對朝鮮經濟現狀的基本評估

第二部分：朝鮮經濟發展趨勢及走向

第三部分：當前朝鮮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四部分：未來中朝經濟合作的重點領域及可行措施思考

---------------------------------------正文--------------------------------------------

第三部分    當前朝鮮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自主經濟與援助經濟的矛盾突出

朝鮮地理位置優越，與中國、俄羅斯、韓國、日本等經濟和資源強國相鄰，其礦產、煤炭、森林等資源豐富，且擁有優質的勞動力資源，經濟發展潛力較大。但由於朝鮮的土地面積較小，人口數量有限，所以其經濟和市場規模不大，屬於典型的小型經濟體。同時，朝鮮的資源稟賦存在結構不平衡的情況：儘管礦產資源豐富，但朝鮮並不產石油和焦炭，這直接限制了重化工業的發展；電力生產主要以水利發電為主，水力發電量約佔60%，火力發電量只佔40%，且由於水力資源有限且季節變化大，導致水力發電量有限且波動較大，火力發電由於優質煤炭供應不足加之發電設備老化嚴重，因而電力生產能力不足；農業生產條件較差，且經常遭受自然災害，糧食生產力低下，無法滿足國民生活需求。因此，朝鮮若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好的方式便是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實施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然而朝鮮一直以來都是堅持發展“內向型經濟”，以維護國內政治體制為前提，在擴大對外經濟方面始終持謹慎態度。但與此同時，由於能源難、交通難、糧食難、外匯難等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朝鮮經濟的發展又不得不依賴於對外經濟交往。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朝鮮始終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僅僅依靠國內有限的市場改革，根本無法支撐起疲軟的經濟，國民的基本生活條件也無從保障，還需大量依靠國際援助來支持其社會繼續向前運行。儘管金正恩執政以來，朝鮮實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舉措，經濟發展得到明顯好轉，但與之相伴隨的是朝鮮不斷加緊的核武建設，以及由此而不斷激化的地緣政治矛盾和不斷加劇的來自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惡劣的外部環境又倒逼朝鮮不得不依賴援助經濟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行和發展。

當前，**朝鮮深陷發展自主經濟與依賴援助經濟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朝鮮為了維持國內政治體制的穩定，致力於發展自主經濟，通過在農業、工業、商業等領域推行“我們式的新的經濟管理體系”來刺激經濟增長，但由於受限於其資源稟賦條件以及國內市場驅動力不足等客觀經濟因素，又必須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推進市場進行有限的開放，主要是通過新建經濟開發區、對外勞務派遣、擴大對外貿易規模等舉措來吸引外資、換取外匯，其目的還是為了增加進口以補充國內市場緊缺的貨品。另一方面，朝鮮已經陷入了核試驗和國際制裁的惡性循環，國際制裁的不斷加劇使其在對外貿易方面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對外貿易產品和對象結構嚴重失衡，對外貿易方面不斷累積的負面效應終將衝擊到其國內本就落後的經濟，而政府依然需要維持大量的軍費和核武開支來發展國防，在可預見的將來，朝鮮國內經濟尤其是涉及民生的經濟仍將舉步維艱。更令人擔憂的是朝鮮近年來由於連年乾旱導致嚴重的糧食危機，人民温飽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種種問題使得朝鮮不得不依賴於國際社會所提供的經濟援助，但其在核問題上的堅決態度又在不斷接近國際社會停止向其伸出援手的底線。總之，自主經濟與援助經濟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而若朝鮮不改變其現行經濟發展戰略，積極改善國際環境，其必將繼續糾纏於這對矛盾當中，難以實現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

二、核武與經濟雙支柱戰略嚴重失衡

自金正恩執政以來，朝鮮對“核國家”意志的宣示愈發高調，態度愈發強硬。2012年朝鮮修改憲法擁核入憲，明確將擁有核打擊能力列為朝鮮黨和國家“不可動搖的目標”；2013年3月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確立“實行經濟建設和核武力建設並行路線”；2016年5月舉行的勞動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金正恩在發言中進一步將“擁核”確定為“永久戰略路線”，明確並強化了核武建設在國家戰略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在此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朝鮮無視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加速推進核武技術的開發。自2006年10月以來，朝鮮一共進行了六次核試驗，前三次核試驗時間間隔約為3-4年，但從2016年開始，朝鮮便大大加緊了核導開發進程，分別於1月和9月進行了兩次核試驗。2017年9月朝鮮進行了第六次核試驗，其爆炸威力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的10到20倍，遠超前五次核試驗的規模和強度，這説明朝鮮在其核武器戰略開發中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此外，金正恩執政以來，朝鮮導彈試射的次數也遠超以往（如圖1所示），且技術一次比一次更為成熟和先進。

圖1.朝鮮導彈發射次數統計表（1984年至今）

朝鮮的核武建設嚴重危及了區域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因而也遭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和不斷升級的國際制裁。但從過去的經驗中我們也不難看到，朝鮮並沒有因為經濟上的困難而放慢核武建設的腳步，即便是在如此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在朝鮮“國際孤島”局面愈發嚴重的情形下，朝鮮在核武建設方面的重視程度和費用投入絲毫不減，這實際上是在透支着朝鮮經濟發展的未來，而為此買單的也正是朝鮮的普通民眾。安理會的2375號決議中提到，朝鮮無視人民遭受的嚴重困難，將其稀缺資源大規模挪用於發展核武器和若干耗資巨大的彈道導彈計劃，而**根據聯合國人道主義援助協調處的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上朝鮮人民在糧食和醫療保健方面嚴重無保障，其中大量孕婦、哺乳期婦女及五歲以下兒童可能營養不良，全部人口中近四分之一患有慢性營養不良”。**可見，朝鮮的核武和經濟兩大戰略支柱嚴重失衡，經濟發展過分從屬於核武建設，而後者只會招致國際制裁的不斷加碼，又會反作用於朝鮮經濟的發展，這種惡性循環的後果便是朝鮮普通民眾不斷降低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三、開發區對經濟的帶動和示範效應差

朝鮮是小型經濟體，資源豐富但分佈不均衡，若要實現穩定而高速的經濟增長，最佳方式便是開放對外經濟政策，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交流與合作。**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原有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社會主義國家間無法再以“友好價格”為基礎進行“記賬式貿易”，朝鮮無法再從前蘇聯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獲取經濟援助，加之1994-1997年連續四年發生了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其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受到重創，經濟一度處於崩潰邊緣。**此環境下，朝鮮不得不探索一條經濟開放之路，但當時的金日成政權偏於保守，極力維護固有的朝鮮式社會主義體制，對於改革開放的接受程度極為有限。

參照中國深圳特區的發展模式，結合朝鮮自身的國內外政治環境，最終於1991年12月，朝鮮宣佈《羅津-先鋒自由經濟貿易地帶開發計劃》，在其東北部的羅津先鋒區成立自由貿易區，實行對外開放。儘管由於當時朝鮮國內經濟和政治環境封閉自守，該經濟特區作為唯一的“外向型經濟”開放進程相當緩慢，但這一期間，朝鮮不斷完善相關法律和政策，為改善投資環境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1998年，金大中就任韓國總統，對朝實施“陽光政策”，採取了一些加強南北合作、改善南北關係的措施，這些也刺激了朝鮮在21世紀初進一步擴展其經濟特區的試驗點。2002年，朝鮮根據自然地域特徵和區域經濟合作優勢，又建立了開城工業園區、金剛山國際旅遊特區和新義州特別行政區。

**這些開發區的確在一定時間內，迅速拉動了朝鮮經濟的增長，但由於多種不穩定因素的存在，開發區對經濟的帶動和示範效應極差。**據統計，金剛山旅遊特區的韓國遊客人數在2004年劇增到26.8萬人，隨後持續上升，2007年達到了34.5萬人，但2008年因朝鮮士兵射殺了一名韓國遊客而停止運營。開城工業園區每年最高可為朝鮮帶來近9000萬美元的收益。2012年該經濟特區生產總量約達到4.7億美元，但由於韓朝兩國在經營管理方面出現分歧，開城工業園區於2013年3月關閉，直至9月才重新恢復。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更的問題則更為複雜，當時被任命為首任行政長官的前中國歐亞集團會長楊斌，因涉嫌偷税漏税被中國逮捕，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開發進程便被迫中斷。直到2012年，張成澤才開始重新推進特區開發，但隨着他2013年被處決，該特區發展再次陷入萎靡。

金正恩執政之後，為進一步鞏固金家統治地位和國內政治體制，朝鮮重建經濟的決心和力度加大，展現出了擴大對外開放的態勢。2013年朝鮮確立“實行經濟建設和核武力建設並行路線”，表明作為實施並進路線的措施之一要建設“符合各道實情的經濟開發區”，5月頒佈《經濟開發區法》，11月宣佈設立13個開發區和新義州經濟特區，2014年7月增設6個開發區，朝鮮開發區的數量增至19個，並計劃引進15.9億美元外資。儘管如此，朝鮮也並沒有實施積極的改革開放戰略的意向，其目前的開放模式仍然是“蚊帳式開放”，即掛起“蚊帳”，讓外國的資金、技術等“空氣”透進來，卻不讓外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蚊子”鑽進來，因而經濟開發區的目標也只是為了引進資本和技術，以及增加出口創匯上，對於國內經濟的帶動和輻射效果十分有限。

在具體開發層面，開發區的建設也受到了來自朝鮮國內和國外種種因素的制約，使得開發進展緩慢，難以起到積極的示範效應。首先，開發區種類繁多，普遍規模偏小（面積在1.5-8平方公里之間[75]），且位置分散（如圖2所示）。朝鮮的開發區按照功能可以分為五大類：出口加工/貿易區，工業開發區、農業開發區、旅遊開發區、經濟開發區，按照管理部門的不同又可以劃分為地方經濟開發區和中央經濟開發區，由於數量和種類繁多，又缺乏統一的戰略規劃和管理，部分開發區的功能高度重合，難以起到產業集聚效應。

圖2.朝鮮經濟特區

其次，朝鮮的經濟體制和相關政策限制以及基礎設施落後等國內因素導致開發區發展緩慢。開發區作為朝鮮“內向型經濟”體制下的“外向型經濟”特區，必然會面臨各種原有制度和體制的弊端。例如，朝鮮對於國際交流和簽證入境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為外資進入帶來障礙。潛在的投資者不願意每次到訪朝鮮時都要申請簽證、每次過境時都要被檢查個人財物，他們希望不論在朝鮮境內還是境外，都能夠直接與個人聯繫，但目前還尚無可能。基礎設施方面的情況更令人擔憂，部分開發區甚至缺乏水、電、衞生、通訊和金融服務等基礎設施，但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必備條件。在被國際社會孤立的情況下，也很難依賴外資對開發區基礎設施進行建設或改善，開發區與國際經濟接軌所必備的基本條件難以實現。在全球化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投資者必定會對於朝鮮開發區的競爭力心存疑慮。

此外，隨着朝鮮核武建設的不斷推進，國際制裁不斷加碼，惡劣的經濟環境也使得開發區的招商引資困難重重。例如，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後，2016年2月10日，韓國政府決定撤出開城工業園區，2月11日，朝鮮下令永久關閉開城工業園區。該工業園區可謂朝鮮經濟特區的樣板，該工業園區的關閉，對朝鮮今後經濟特區和經濟開發區外資引進將產生十分惡劣的影響。總之，開發區的建設經驗揭示了朝鮮在經濟體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即國家經濟需求和發展願望與其政治、安全和經濟現狀之間的隔離。

四、產業和國際貿易結構缺乏穩定性

上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劇變，加之朝鮮國內嚴重的自然災害，使得朝鮮經濟遭受了“內外交困”的雙重打擊。根據韓國央行的估計，朝鮮在1990-2014年的經濟總量以每年0.5%的比率縮減。實際上，1990-1998年，朝鮮經濟連續9年出現了負增長（如圖3所示）。1998年朝鮮進入金正日時期後，在國際社會大力援助的外部因素和經濟政策部分改善的內部因素共同影響之下，朝鮮終於走出低谷，並在1999-2005 年之間實現了經濟的正增長，GDP平均增長率達到2.7%。但隨着朝鮮2006年開始進行核試驗，國際社會開始對朝鮮進行經濟制裁，加上朝鮮原本局部吸納市場功能的經濟政策轉變為管制市場的經濟政策，朝鮮經濟再次進入負增長。其中，2008年朝鮮經濟卻意外上漲3.7%，據韓國央行表示，朝鮮該年度經濟上漲主要歸因於一些偶然因素，如氣候條件良好以至糧食產量上升，國際上作為六方會談成果對朝鮮實施的原材料和重原油的援助。2011年金正恩執政後，儘管朝鮮經濟因其核試驗而經歷了一次比一次嚴厲的國際制裁，但還是逐步走向復甦軌道。除2015年由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造成朝鮮出口產品煤炭價格的急劇下跌，以及受其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的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朝鮮經濟出現了負增長局面外，2011-2016年，朝鮮經濟均成正增長態勢，2016年經濟增長3.9%，創17年以來新高。

圖3.朝鮮1990-2016年GDP統計對比圖

從朝鮮經濟的總體發展狀況中不難看出，**其經濟的產業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存在較大的不平衡和不穩定性，一旦關鍵產業或貿易產品受到影響，便會波及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90年代以前，朝鮮的經濟開發戰略為重工業優先、輕工業與農業同時發展，重工業在經濟結構中佔據絕對重要的地位。90年代以後，由於面臨能源難、工業難、糧食難等問題，朝鮮的重工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急劇下降，為應對自然災害而導致了對農業的臨時性重視，農林漁業比重大幅上升。從1998年開始，隨着朝鮮經濟的緩慢復甦，農林漁業的比重也隨之下調，約佔GDP總量的20-30%，

重工業、採礦業的比重又重新回升，並分別穩定在第三、第四大支柱產業，而政府支出在經濟中比重較為穩定，約佔20-25%（如圖4所示），與農林漁業構成朝鮮經濟的第一、第二大支柱產業。

金正恩執政後在國內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把經濟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力縮小對重化工業、水利發電站等部門的投資，加大對投資少、見效快，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關的農業和輕工業、商業等領域的投資，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經濟總量明顯提升。從經濟結構層面來看，最新的數據顯示，2016年朝鮮政府支出佔經濟總量的22.4%，成為佔比最高的部門；其次為農林漁業（佔21.7%）和製造業（20.6%），其中製造業裏重工業所佔比重約為輕工業的2倍；採礦業佔比12.6%，較前一年增長8.4%，水電氣行業佔比5.2%，較前一年增長22.3%，這也是2016年拉動朝鮮經濟增長的兩個最主要行業。儘管加大了對農林漁業部門的投資，但由於受近年來的乾旱影響，朝鮮的糧食缺口依然很大，在聯合國糧農組織公佈的2016年低收入缺糧國名單中，朝鮮赫然在列；2017年7月糧農組織與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發佈的消息稱，朝鮮當年遭遇了自2001年以來的最嚴重的乾旱，2017年作物（包括稻米、玉米、馬鈴薯和大豆等主糧作物）的生產受到重挫，對該國大部分人口的糧食安全造成威脅。其次，2016年出現負增長的部門來自服務業，其中批發和零售，以及餐飲、住宿行業產量整體下降3.9%，交通和通信行業則下降0.2%。可見，朝鮮的產業結構存在較為嚴重的失衡現象，農林漁業和政府支出成為朝鮮經濟的支柱產業，採礦和重工業位居二線，且遠遠領先於其他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建築業、水電氣業，以及貿易、交通等其他服務業。

圖4.朝鮮產業結構對比圖（單位%）

朝鮮的國際貿易也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主要體現在貿易產品結構和貿易對象結構兩個方面。總體看來（如圖5所示），朝鮮的進出口額均呈上升態勢，尤其是2011年以後，國際貿易總量提升幅度顯著。根據大韓貿易振興公司（KOTRA）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朝鮮的進出口貿易額約為65.5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4.7%，其中出口額達約為28.2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4.6%，進口額約為37.3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4.8%；同時，貿易逆差情況依然嚴峻，2016年朝鮮貿易逆差為9.1億美元，同比擴大5.4%。具體看來，朝鮮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少數的幾類產品上，如2016年朝鮮出口最多的產品為煤炭等礦物原料和服裝等紡織品，兩者佔貿易總額的68.1%。礦物原料出口額同比增漲10.2%。漲幅較大的還有魚類、甲殼類海產品，出口額約2億美元，同比增漲74.9%，佔比從4.2%提高至6.9%。進口方面，朝鮮進口產品佔比最高的是原油、精煉油等礦物油，進口額約4.4億美元，佔總額的11.8%；電氣設備進口額約3.3億美元，位居第二；鍋爐、機械類進口額約為2.8億美元，位居第三；其次為汽車及其零部件，進口額約2.6億美元，同比增長31.7%。朝鮮的進出口商品結構充分體現了其“內向型經濟”的特點，出口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獲取進口所需要的外匯，進口只限定在必要的原材料和機械設備方面，但朝鮮本身是小型經濟體，國民經濟水平有限，且有效需求不足，僅僅依靠國內市場，很難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圖5.朝鮮近年對外貿易情況表

**朝鮮對外貿易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過高。**冷戰時期，朝鮮在對外貿易中對前蘇聯較為倚重，朝蘇貿易曾經佔據60%的比重；冷戰後，90年代前期，朝日貿易比重上升，曾佔25%的高比重，而到了90年代中期後，中朝貿易在朝鮮對外貿易中所佔比重持續擴大（如圖6所示）。到了2016年，中國作為朝鮮最主要的對外貿易伙伴，在朝鮮對外貿易中佔比高達92.7%。在貿易產品結構方面，2016年朝鮮對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集中於礦物燃料及礦物油（佔比約45.06%）、紡織品（約27.46%）、礦石（8.55%）、海產品（7.22%）等；進口主要集中於礦物燃料及礦物油（10.86%）、電氣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9.22%）、鍋爐及其他機械（7.85%）、車輛及其零件（7.45%）、塑料及其製品(5.98%)。可見，朝鮮的對外貿易依存對象過於單一，且出口商品主要集中於礦物燃料、礦物油和紡織品，其進口商品種類佔比較為均勻的情況也從側面反映出朝鮮國內商品較為缺乏，尤其是機械、電子設備等產品。在朝鮮核試驗不斷升級國際制裁不斷加碼的背景下，其對外貿易顯示出了極大的不穩定性，一旦制裁涉及到朝鮮進出口的關鍵產品和部門，對於朝鮮的國際貿易而言無疑將是沉重的打擊。

圖6.2006-2016年中國在朝鮮對外貿易中所佔比重

五、國際制裁造成國內經濟高度封閉和依賴性

朝鮮于2006年10月、2009年5月、2013年2月、2016年1月和9月、2017年9月先後進行了六次核試驗，在頻率和規模上都不斷升級，而截至目前，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朝鮮核試驗也已出台了十次制裁決議，對朝鮮的制裁力度也在不斷加碼，制裁措施也愈發嚴厲。儘管如此，朝鮮卻並未因為國際制裁而放緩其核試驗的步伐，繼續在“擁核”道路上一意孤行，企圖逼迫國際社會承認朝鮮作為事實上核武器國家的地位，進而接受金正恩政權的合法存在——這種“豪賭式”的核導開發計劃，嚴重危害了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使得該區域的地緣政治環境空前複雜，朝核問題也越來越接近“臨界點”。圍繞朝核問題逐漸形成了核試驗與國際制裁的惡性循環，這也使得朝鮮成為“國際孤島”的趨勢不斷加劇。

聯合國安理會為了限制朝鮮的核和彈道導彈技術的研發，先後通過了1695號（2006年7月）、1718（2006年10月）、1874號（2009年6月）、2087號（2013年1月）、2094（2013年3月）、2270號（2016年3月）、2321號（2016年11月）、2371號（2017年8月）、2375號（2017年9月）以及最新的2379號（2017年12月22日）決議。尤其是2017年最近的兩次決議，在嚴厲程度上更是史無前例。2017年9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議一致通過的2375號決議，是在此前各項相關決議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朝鮮的海外貿易、外匯創收、人員出境和就業以及燃料進口設限，試圖遏制住朝鮮進行核武和彈道導彈項目開發的能源和資金支持。其中，決議禁止朝鮮出口紡織品，而紡織品是朝鮮僅次於煤炭的第二大出口項目，是朝鮮工業體系的重要支柱；決議全面禁止朝鮮的精煉油產品和天然氣進口，這意味着朝鮮的石油進口將被壓縮一大半，這無疑會嚴重影響朝鮮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並對其軍工部門帶來重創；決議禁止朝鮮的海外勞工向朝鮮境內匯寄海外務工收入，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報告顯示，朝鮮向國外派遣約５萬名勞動者，每年從中獲取12億美元至23億美元。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尼基·黑利稱，該項決議連同上一個決議實施後，將切斷朝鮮90%以上的公開收入。

2017年12月22日通過的2379號決議是在2375號決議的基礎上，對朝鮮實行的更加嚴厲的制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2375號決議將朝鮮的精煉石油進口量限制在200萬桶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朝鮮精煉石油產品的進口量限制在每年50萬桶以內，將朝鮮的原油進口量限制在每年400萬桶；第二，將禁止朝鮮出口的產品在2375號決議的基礎上（2375號決議禁止朝鮮出口佔其出口收入90％左右的產品，如煤炭、紡織品、海鮮和鐵），擴大到食品、農產品、礦產機械和電氣設備等其他類別的主要出口產品，據悉這將使朝鮮的出口收入每年削減2億美元以上；第三，禁止朝鮮進口重型機械、工業設備和運輸工具。這些產品佔朝鮮2016年進口額的近30％，價值近12億美元；第四，決議要求各國立即、最遲必須在兩年內，將所有在國外賺取收入的朝鮮勞工驅逐出境。

國際社會對朝鮮制裁力度的急劇加大勢必會造成朝鮮涉外經濟的萎縮，其主要的進出口產品均受到重創。尤其是作為其最大對外貿易伙伴的中國在執行對朝制裁的態度上愈發堅決，朝鮮未來的對外貿易必將大幅縮水。2017年9月，中國商務部表示，中國自2017年10月1日起，將限制對朝鮮出口精煉石油產品，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聯合國各成員國對朝鮮出口精煉石油產品不超過50萬桶；自2018年1月1日起，每年對朝鮮出口精煉石油產品不超過200萬桶，且對朝鮮出口精煉石油產品應不涉及與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禁止的朝鮮核計劃或彈道導彈計劃或其他活動有關聯的個人或實體，精煉石油產品的供應、銷售或轉讓完全為朝鮮國民民生之目的；全面禁止自朝鮮進口紡織品；禁止對朝鮮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氣。可見，中國對於聯合國安理會2375號決議的落實表現出了支持的態度，而在2379號決議通過後，朝鮮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如礦產機械和電氣設備、運輸工具等，也將受到波及，在朝中進出口雙向受限的情況下，朝鮮的對外貿易必然也會受到嚴重衝擊。

如前文所述，**朝鮮是小型經濟體，從長遠來看，“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並不適應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而國際制裁對於朝鮮進出口主要產品的限制，則更加劇了朝鮮經濟的封閉。**首先，國際社會對朝鮮出口產品的壓縮以及驅逐在國外賺取收入的朝鮮勞工，將導致朝鮮外匯的大幅縮減，這直接影響到朝鮮對其生產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從而導致朝鮮國內企業開工率的進一步下降；其次，由於朝鮮國內市場體量有限，對於出口產品的制裁將導致國內部分貨品的滯銷，加之制裁對於進口商品的限制，朝鮮國內的經濟流動性會大大減弱，進而造成財政收入減少，導致市場經濟低迷；同時，國際制裁必然會動搖國際上對朝投資的企業的信心，尤其是會對朝鮮經濟開發區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不利於朝鮮開展對外經濟交流，使得封閉的國內市場更加缺乏活力。總之，對於朝鮮的國際制裁將直接衝擊朝鮮的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造成朝鮮經濟增長率的下滑，甚至可能影響到就業率、物價等民生問題。朝鮮若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妥善解決核問題，積極改善國際環境，改變經濟發展戰略，推動改革開放，否則在可預見的將來，朝鮮的經濟發展將會陷入固步自封的僵局。

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在大連舉行會晤。

第四部分 未來中朝經濟合作的重點領域及可行措施思考

隨着國際社會對朝鮮經濟制裁的日益加劇，朝鮮進行對外經濟合作和交流的空間也在不斷被壓縮。這種情況也迫使朝鮮更加依賴與中國的經濟來往。**作為朝鮮最大的貿易對象，中朝之間的經濟合作不僅對朝鮮意義重大，對於中國而言，尤其是東北邊境城市而言也具有重要影響。**金正恩執政以來在農業、商業、市場方面領導的變革釋放出了朝鮮希望改善國內經濟狀況、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信號，但不可否認的是，此前朝鮮在發展核導上的強硬態度和國際社會制裁朝鮮的決心都會為中朝經濟合作帶來巨大沖擊。特別是在聯合國安理會2375號決議之後，一方面中國政府出於維護區域和平穩定的角度考慮，對於配合落實國際制裁展示出了更為堅決的態度，另一方面，中國也繼續堅持一貫主張，即在用於民生的、不涉及為朝鮮核導計劃創收的經貿領域，應保持正常的貿易往來，不受國際制裁的影響，因為一旦朝鮮爆發人道主義災難，必定會影響到東北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這是包括中國、韓國、俄羅斯等鄰國在內的區域國家都不願見到的。因此，未來中朝經濟合作重點可放在民生領域，可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業合作

朝鮮目前的農業發展相對落後，加之自然災害較多，糧食產量底下，無法解決人民温飽的問題。而中國作為傳統農業大國，在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農業科學技術發展方面都具有成熟和先進的經驗。中朝在農業領域開展經貿合作，一方面可以使得朝鮮有機會積極發展農業，提高糧食產量以緩解糧食危機，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國充分利用朝鮮的資源優勢，以促進互利共贏。雙方具體可以在三個方面展開農業合作：

1.農業生產方面，主要表現在以合作經營的模式，按照契約形勢共同生產某種產品。如中方將木耳菌棒通過吉林臨江口岸出口到朝鮮中江郡木耳種植基地等，此外，中方還可以利用朝鮮的土地和勞動力在朝鮮種植蔬菜、大豆等。

2.農產品加工方面，可以依託中朝相鄰地區的地緣、產業、企業、技術等優勢，按照市場需求和企業供給要求，快速發展對朝農產品生產加工業是最有潛力的經濟合作方式，例如中國可以在朝鮮投資建設食品加工廠，對當地的農產品進行加工，以豐富兩國農業市場的產品種類；中國也可以利用朝鮮豐富的森林資源，投資進行木材加工，以滿足中國國內裝修業市場對木材的需求。3.農業技術發展，可以在農作物良種培育、農業高新技術交流方面增進合作。可在組織中朝科技人員組團進行互訪和調研，派中國的農業專家前往朝鮮，將農業實用技術主要包含水稻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技術、菌類和蔬菜種植技術等同朝鮮農業科學院、朝鮮水稻栽培研究所進行實地交流。

二、投資建設核電站

自1990年朝鮮能源短缺問題出現以來，朝鮮便迫切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核電站。在1994年簽訂的《朝美核框架協議》中就包含了美國為朝鮮建造兩座1000兆瓦輕水反應堆的承諾，可惜該協議最終未能得到執行。此後，朝鮮也多次嘗試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核電站。比如在2002年，朝鮮就在琴湖地區動工建設了輕水反應堆項目，但在2006年被迫終止；2003年，朝鮮又對外宣佈準備新建四座大型核電站，然而最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

在發展核電方面，朝鮮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朝鮮境內有着豐富的鈾礦資源，據説其可開採的高品質鈾礦儲量高達400萬噸，位居世界前列；朝鮮的核武器開發進展迅速，也從側面反映出了朝鮮具備較為先進的鈾濃縮技術、核裂變技術等核電站運行所必須的技術以及專業人才的儲備；據報道，朝鮮自2010年起就在寧邊核設施獨立自主地研發功率為25-30兆瓦特的輕水核反應堆，以及用於製備低濃縮鈾的氣體離心機。但朝鮮若想獨立建設核電站，同樣面臨着許多難關。朝鮮落後的經濟無法滿足建設核電站所需要的巨大資金投入；國際社會對朝鮮的封鎖和制裁也導致了相關物資的嚴重短缺；即使朝鮮能夠開工建設核電站，在沒有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的情況下，也難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疑慮，認為朝鮮會打着核電站的名義搞新的核武器試驗，進而加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不過，一旦朝鮮建設核電站的過程有了中國的參與，那麼上述問題均會迎刃而解。中國企業已經有了多年的境外投資和工程建設經驗，並且在許多國家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可以説是既不差錢，又知道如何合理地花錢；中國有實地參與過核電站的設計和建築工作的專業團隊，在與朝鮮毗鄰的遼寧和吉林省也分別建有紅沿河核電站和靖宇核電站，經驗豐富，有能力在朝鮮因地制宜進行建設工作；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重要成員國之一，中國也可以派遣相關人員履行監督義務，確保朝鮮不會將核電站建設和投產過程中所使用的核燃料或其它物資挪用到軍事用途。

在朝鮮投資建設核電站可以幫助中朝兩國實現雙贏。對朝鮮來説，有了核電站，電力短缺的問題可以得到緩解，同時工廠有了足夠供給生產的電力，不僅製造業得以恢復發展，人民生活也能得到改善；另外，朝鮮在嚐到了核電站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的甜頭之後，便有可能要求國內的涉核研究機構將研究重點由核武器轉向民用核能，或是將開採出的鈾礦更多地用於核電站而非製造核武器，從而間接推動半島無核化的進程。對中國而言，成功的境外投資，無論對於中國提升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加深中朝友誼，還是對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有着重要意義。

三、金融領域合作

延邊大學的權哲男和金彥曾提出，朝鮮積極走向改革開放，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才有希望從根本上解決圍繞朝鮮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促進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共贏與和平繁榮。正如上文所説，朝鮮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進行了許多改革開放的嘗試。但這些嘗試都有着改革力度不足、改革過程反覆、改革結果不徹底等問題。因此朝鮮的改革開放也遠遠談不上成功。自主經濟與援助經濟矛盾突出、國際貿易結構缺乏穩定性等問題仍然存在，而開發區和經濟特區也沒能帶動全國的發展，有的開發區甚至都沒能“先富起來”，更不用説“帶動後富”了。

作為朝鮮的鄰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可謂是改革開放成功的典範。一方面，中國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實現了高速發展，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並沒有全盤西化、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指明瞭一條新的道路。這樣的中國，完全有能力充分運用自己的成功經驗，積極引導朝鮮走向改革開放，走向繁榮與發展，走向有朝鮮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

**中國引導和參與朝鮮改革的工作重點可以放在金融領域和開發區建設領域。**金融改革方面，中國可以向選派專家學者作為顧問，支持朝鮮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發展朝鮮的金融領域：加強金融監管、加強對銀行的改革、加快保險市場發展、加快證券市場建設、促進內債發展、加快農業金融領域開放、加入世貿組織[108]。在這些過程中，中國的很多策略都是值得朝鮮借鑑的，比如在銀行改革中通過設置基準利率與浮動利率來有效避免利率放開而造成的貨幣市場混亂；中國也可以總結國內證券市場的成功經驗和需要改進之處，為朝鮮建設社會主義證券市場提供寶貴的資料；作為世貿組織重要成員和當今國際自由貿易的主要倡導者，中國可以鼓勵朝鮮搭便車，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共同邁向國際市場。

四、推進開發區建設

雖然中國和朝鮮的國情不盡相同，朝鮮也不可能完全照搬中國在引進外資和建設開發區方面的經驗，但作為朝鮮重要的貿易伙伴國，中國完全可以和朝鮮共同開發和建設經濟特區，出台相應的措施，鼓勵公司和企業，尤其是和朝鮮已經有或曾有過業務往來，熟悉朝鮮情況的企業入駐朝鮮的開發區、工業園區、經濟特區等，並充分考慮兩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因勢利導，制定合適的規劃，以期讓兩國共同從中受益。

以朝鮮羅先經濟貿易區例，該貿易區是中朝俄交界地區的物流中心，於2010年升格為特別市。羅先經濟貿易區有120多個工業、農業、水產業等朝鮮國內企業，主要從事水產品、食品、服裝、木材加工、金屬加工、製鞋及傢俱製造等行業。羅先共有近70户中國投資企業，投資總額約4億歐元。其中琿春企業約20户，投資總額近1.5億歐元。

對羅先經濟貿易區進行開發的具體戰略，可以參考延邊大學的徐哲俊和鄭舒寧提出的市場化建設建議，執行“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就是通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到朝鮮國內和羅先經濟貿易區市場的實際動向及發展前景的相關信息資料。例如，朝鮮最初設立羅先經濟貿易區時，對其的規劃是“創建利用尖端技術和現代設備的出口加工基地”；羅先房地產開發正處於熱潮階段，油漆塗料、門窗、衞浴、大理石等建材供應市場有着龐大需求；另外，在2011年至2015年間羅先舉辦過五屆國際商品展覽會，從展覽會上的銷售數據可以看出電動自行車等運輸工具和電器電子產品的市場前景也會很好。

第二步，中方企業與朝方會社合作或合資在羅先經濟貿易區建設市場。這裏，中國在基建方面的優勢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而羅先地區本身也藴含有大量的石灰石資源，可就地取材，用於生產建築工作所不可或缺的水泥。2011年，中國企業曾與朝鮮羅先市人民委員會經濟合作局簽訂合作協議，在羅先市建設年產100萬噸水泥粉磨站。此後，居民住宅建築、工業區、商業貿易中心、綜合市場等建設也都已逐漸開始。

第三步，中方企業與朝方會社共同管理和經營市場業務。朝鮮的會社缺乏獨立進行市場化運作的經驗，而朝鮮也很難接受由中國企業獨資經營開發區的市場。因此，中朝雙方共同管理和經營羅先經濟貿易區的市場業務是最為合適選擇。這樣的合作模式也並非沒有先例，並且卓有成效。朝鮮也可以在與中方合作經營的過程中學習到中國在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方面的第一手經驗，並可以以羅先為模版，逐步在全國推動市場化進程，最終改善朝鮮的經濟與民生。

（課題組成員：朱鋒、嶽立、秦愷、王嘉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