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錯誤的增長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轉向馬克思的立場_風聞

【本文為英國經濟學家羅思義就“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推出的系列文章的第3篇，點擊相應鏈接查看歷史文章：第一篇《中國的改開成就有哪些“世界之最”？》，第二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跟馬克思有什麼關係？搞不懂這些還研究什麼經濟學》，未完待續。】

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與經濟發展潛力

第二部分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原理，就馬克思對勞動社會化所帶來影響的分析，及其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向高級社會主義過渡及全球化/地緣政治的特徵，進行了論述。這説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確切地説，是從借鑑1929年後極左的蘇聯模式迴歸馬克思主義。這也説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而成。但這引出另外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就是真理？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經受得住事實的檢驗，如每種理論一樣？改革開放幫助中國取得人類史上最快經濟增速和生活水平增速這一事實，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正確性的初步證據。但仍有必要結合最新實證研究進一步檢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如每一個科學理論一樣，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的預測應經受得住事實的檢驗。

正如上文所述，馬克思與斯密對經濟學術語的詳細分類，只是體現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所帶來的影響而已。正如下文所示，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均得到了實證研究的充分驗證，也解釋了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空前實踐成就的原因。相比前兩部分內容，這些經濟學問題更具專業性。但它表明，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充分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馬克思和斯密分析的最大優點之一，是它們充分遵循科學原理——理論應得到實踐的檢驗，或者用中國諺語來説,就是“實事求是”。事實上，正如下文所述，深受邊際主義影響的西方經濟學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接近馬克思主義——它最終被迫這樣做，是需要更準確的分析經濟增長成因。

供需平衡分析

第二部分內容與下文的詳細分析已經或即將證明，十九大之前與之後中國重視供給側改革，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應指出的是，重視供給側改革並不意味着忽視需求側改革，但它意味着承認供給側是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也即是説，十九大報告內容完全符合馬克思的結論：

圖/人民日報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個的東西，而是説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在總體內部具有差別。生產起決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產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經濟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生產（模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模式）。39

短期需求變化顯著的話，可以用短期經濟管理手段進行調控。但從長期來看，供給端變化是決定性因子。

同樣，馬克思在分析最主要的經濟動態時假定，供需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層面均維持平衡。這當然並不意味着馬克思認為供需在任何時間點都必須維持平衡。相反，馬克思比凱恩斯早75年證明了薩伊定律（Say’s Law）——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這一理論的錯誤性。

馬克思接着問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供需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層面均維持平衡，那麼經濟發展會呈現什麼樣的態式？”用技術術語來説，馬克思問的是，如果假設一般均衡存在（不同時期邊際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瓦爾拉斯、傑文斯、馬歇爾的關注重點），以及沒有赤字或盈餘的有效需求（凱恩斯的關注重點），那麼經濟將會呈現何種態勢？我們又該如何發展經濟？這一問題反映了馬克思的觀點——生產是最重要的經濟因素。馬克思很清楚，不太重要的因素也能發揮作用，但他只想關注最重要的發展因素。

因此，中國強調供給側改革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

勞動分工細化與生產率提高之間的關係

談到勞動分工，就不能避開亞當·斯密。斯密在《國富論》開頭從別針工廠的角度，分析了勞動分工的這一著名例子：

且讓我們從小規模的製造業中舉出一個例子。就讓我們以別針製造業為例，因為經常有人注意到這個行業的分工情形。一個未曾受過這個行業訓練的工匠，如果又不熟悉這個行業裏所使用的機器（也許是為了分工，才發明了這些機器），那麼即使竭盡所能工作，一整天也許都做不成一枚別針，若想做二十枚，就更不可能了。以目前這個行業經營的方式來説，不僅整個工作已經成為特殊行業，而且它又被分解成若干部門，其中大多數同樣也已成為特殊行業。

一人抽鐵線，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斷，第四人削尖，第五人研磨頂端以便裝頭；而製作針頭則需要三個特別的工序，這裏就不逐一介紹了；裝頭是一項特別工作，將別針塗成白色又是另一項，甚至把別針用紙包好，也是一項特殊工作；於是，製作別針的主要工作就這樣大約分成十八個特別工序。有些工廠，這十八個工序分別由十八個特定工人完成，但也有些工廠，一個工人會兼做兩三個工序。

別針製作流水線

我曾經見過一個這種小工廠，只僱用了十個工人，因此當中幾個必須負責兩個或三個工序。儘管他們很窮，一些必需的機械配備顯然捉襟見肘，但如果他們努力工作，一整天下來卻能做出約十二磅的別針。以中型別針每磅約有四千餘枚來計算，這十個工人每天就可做出四萬八千餘枚別針。

如果以每個人都製作這四萬八千枚別針當中的十分之一來算，等於每人每天做了四千八百枚別針。但如果他們每個人都各自獨立工作，而且都未曾接受過這個行業的特殊訓練，那麼他們當中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在一天內做出二十枚別針，説不定連一枚都做不出來。

斯密由此得出結論，勞動分工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

在其他行業或製造業，分工效果都會和前述那個小行業相似；雖然在許多行業，分工程度不能達到那麼細密，工序也無法簡化到那麼單純。然而任何一種行業，若能引進分工，都會因分工而使勞動生產力得到相當比例的提高。而且不同行業與職業之所以相互分離出來，似乎也是由於分工有這種好處。一般來説，產業最發達進步的國家，通常也是分工程度最高的國家。40

或者，正如馬克思言簡意賅地總結道：“勞動分工提升了社會文明程度。”41

馬克思在斯密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了更詳細的分析，這在《資本論》第1卷第13-15章得到了體現。但馬克思的分析是斯密分析的進一步發展，而非與斯密分析對立。馬克思的結論與斯密的結論完全一致：構成工場手工業活機構的結合總體工人，完全是由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因此，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説，勞動生產力提高了。42

正是因為了解“結合總體工人”的構成來源，馬克思在其後來的作品中用“勞動社會化”取代了“勞動分工”。但正如上文所述，馬克思的基本理念是在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成。“勞動社會化”與“勞動分工”雖是兩種不同的説法,但其實所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

市場與非市場勞動分工

馬克思甚至比斯密自己更清晰地指出，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可以通過市場或單個生產單位兩種不同的機制發生：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買賣為媒介，工場內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繫，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43

根據馬克思/斯密的分析，如果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是提高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那麼市場和非市場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均應產生有益的影響。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充分印證了馬克思/斯密的這一分析。

中間產品

本節首先將分析市場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它將清楚地説明，馬克思與斯密對經濟學術語的分類，僅僅是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市場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最簡單形式，是在單個生產週期完全完成產品的使用和交換，比如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生產的汽車方向盤，電腦硬盤，工產在生產中使用的電力等等。馬克思將這樣的產品稱為“流動資本”，現代西方經濟學則稱之為“中間產品”。但兩種稱謂僅僅是名稱不同，意思並無不同。如果斯密/馬克思的分析——勞動分工隨經濟增長/發展呈上升趨勢是正確的，那麼在生產過程中應看到反映勞動分工細化/勞動社會化細化的中間產品生產呈上升趨勢。這一動態得到了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充分印證。

喬根森、戈洛普與弗勞梅尼三位經濟學家對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的綜合研究指出中間投入是目前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我們據以考察的45個行業中，有36個行業，單單中間投入一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高於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44

喬根森對美國經濟進行更為細緻的研究後指出：

比較中間投入和其他增長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我們發現中間投入是目前增長要素中最為關鍵的一環。中間投入的貢獻率超過了全要素生產率、資本以及勞動力投入的貢獻率。

分行業來看，這種觀點更具説服力。根據51個行業其中的46個行業數據，中間產品、資本與勞動力投入是產出增長的主要來源。45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經濟增長趨勢也同樣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的表現如下：

·三位韓國經濟學家Pyo HK、 Rhee KH和 Ha BC對原材料中間投入的研究發現：“韓國經濟中，不同要素對於產出增長的貢獻率依次為：原材料、資本、勞動力、TFP、能源。”46

·中國台灣經濟學家梁啓源對1981-1999年中國台灣省26個行業的原材料中間投入所作的研究發現，“除7個行業外，原材料投入對1981-1999年所有行業產出增長的貢獻最大。”4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若恩和孫琳琳把1981-2000年，細分為1984-1988年、1988-1994和1994-2000年三個階段後發現：“中間投入增長是大多數行業產出增長的主要來源。”48

總之，馬克思/斯密對市場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作用，即流動資本/中間產品的作用的分析，得到了實證研究的充分驗證。

還應指出的是，這些實證研究説明，20世紀50年代索洛創建西方增長核算法時犯的一個重大錯誤，是未將中間產品包括進去。即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術語來説，就是索洛的錯誤是遺漏了流動資本與固定投資。中間產品研究與分析如KLEMS項目現已糾正了這一錯誤。

美國經濟學家 羅伯特·默頓·索洛

有必要解釋一下，KLEMS項目是最近幾年由哈佛大學的喬根森教授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黑田教授等人共同倡議的國際間的全要素比較項目，K是資本(capital)，L是勞動(labor)，E是能源(energy)，M是物質生產部門產生的中間投入要素（intermediate-input)，S是服務生產部門產生的中間投入要素。工業生產帳户現已納入美國與其他國家《國民帳户》體系。西方經濟學理論花了近150年時間才糾正這一錯誤，轉向馬克思的立場。但正所謂“亡羊補牢，為時不晚”。

單個生產單位的勞動分工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馬克思指出，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也可通過非市場機制在單個生產單位——單個企業或工廠內發生。如果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最重要因素，那麼這也將促進生產率提高。這就得出一個容易檢驗的結論——生產單位規模越大，勞動分工越細化，即規模較大的生產單位的生產率高於規模較小的生產單位的生產率。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經合組織自2012年以來對生產率指標的全面研究發現，大型企業的生產率遠遠高於小型企業。正如經合組織2017年所作的最新研究指出：“大型企業可以利用規模報酬遞增提高生產率。49 因此，在大多數國家，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之間的生產率的差距較小，大型企業的生產率相對較高50 ……大型企業平均生產率高於小型企業。51”如圖14所示，不到10人規模的企業的生產率僅相當於規模超過250人的企業的55%，10-19人規模的企業的生產率僅相當於規模超過250人的大企業的64%。

圖14

全球數據清楚地表明，大型企業的生產率比小型企業更高。而美國的生產率顯著高於其競爭對手的一大原因便是，美國的大型企業所發揮的作用更大。例如，在就業方面，美國45%的就業機會由員工人數超過250 人的企業提供，相比之下，歐盟的這一比例只有33%。52 與此同時，美國非農業個體户的比例（7.5%）只略高於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一半（12.8%）。53

美國和歐洲在這方面的對比差異同樣也出現在歐洲內部。在歐洲，中小型企業（SME）是指員工人數少於250 人的企業，員工人數為0—49 人的是小企業，員工不足10 人的屬於微型企業。相關數據顯示，歐盟地區共有2040 萬家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只有43000 家。而在這些中小型企業中，92% 屬於微型企業。

歐洲中小型企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顯著低於大型企業。2005 年，歐盟中小型企業提供了該地區67% 的就業機會，但對經濟增加值的貢獻率只有58%——歐盟中小型企業的生產率只有歐盟平均水平的86%。該地區中小型企業比例最低的國家是歐洲最成功的經濟體——德國54。這些關於不同規模企業的生產率數據，充分印證了馬克思／斯密的分析。

最後，應指出的是，市場與非市場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形式，均需要最佳經濟表現作為支撐。決定任何經濟行業的最佳生產規模是不可能的，這是由生產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從技術上來説，上層建築（企業的規模和法律形式）需要順應經濟基礎——即任何經濟行業的生產單位應根據任何特定時間點選擇最有效的生產規模。總是試圖通過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是極左行為。鑑於此，蘇聯人為地用法律或國家手段製造“超級大酒店“、“超級大農場”等，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單位的最有效的發展規模應由生產實踐本身，而非人為地用國家或法律手段干預決定。

林毅夫與新結構經濟學

有必要指出一點，馬克思/斯密分析的另一個意義是瞭解拉動生產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這直接影響了當代中國經濟學理論最新學派之一——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NSE）的發展。

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這一事實，必然決定經濟發展戰略奏效與否。由此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一個經濟行業靠單打獨鬥的發展戰略是不可能取得全面成功的，因為單個生產行業決定其投入與產出不能脱離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大背景。

二戰後某一階段，試圖唯意志發展個別產業或生產行業這種錯誤的發展戰略曾大行其道，也由此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比如，1973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之後，一些中東石油生產商開始嘗試通過引進現代化工廠生產石油化工產品，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產品，以使經濟多樣化。儘管他們購買的工廠設備現代化程度與德國或美國並無不同，但新中東工廠的生產率卻遠遠比不上德國或美國。這是必然的結果！

因為該工廠的生產屬於複雜的勞動分工的一部分，要產生效率需要諸如適當的基礎設施、熟練的勞動力、適用的電力供應、工藝維護度、物流等投入和產出。這些在美國或德國都存在，但在進口這樣工廠設備的發展中國家則沒有。因此，這些生產設施不可能達到使用相同工廠設備的美國或德國同等生產率水平。這貼切地反映，生產效率取決於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僅僅依靠生產鏈的一部分不可能產生高效率。

查爾斯·瓊斯(Charles Jones )在其所著的《經濟理論中的中間產品和薄弱環節》中，運用生產力乘數效應舉例説明了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所帶來的影響：

發電生產率低導致銀行業和建築業產出下降。這減緩了電力行業建造新水壩的進度，從而進一步降低了發電量產出。55

 “因此，中間產品為不同行業之間的聯繫創造了生產力乘數效應。”56 用非技術術語來説，因為先進的生產必然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整個生產鏈的一部分，所以生產率易受到眾多生產鏈的每一個薄弱環節的影響。

同樣，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利用關税壁壘發展本國製造業，同時允許為這樣的工廠進口資本設備——後一點對於自身不能生產這種資本設備的發展中國家來説是必要的。“進口替代”戰略失敗有三個原因，而它們都和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有關：

·與中東石油生產商一樣，沒有相應的有效投入和產出，孤立的製造工廠不可能取得最佳效果；

·這些製造工廠，往往是重工業，不符合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的要素稟賦（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豐富）。但正如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發展中經濟體在勞動密集型和非資本密集型產業中佔有優勢；

·單個發展中經濟體的市場規模太小，無法最有效地發展生產。

圖/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

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展特定的經濟行業，且準備投入不均衡的資源到此行業（比如軍工行業），那是另一回事。但分配不均衡的資源到一個經濟行業，必然導致其他行業的資源減少。無論如何，從原則上來説，投入不均衡的資源到所有經濟行業是不可能的。出於此原因，大經濟體試圖在投入不均衡的資源到個別行業的基礎上發展單個產品（如石油）為主導的戰略，是不會取得成功的，正如上述眾多例子一樣。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另闢蹊徑。它指出，一國在特定的時刻應發展與其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產業。然後，隨着時間的推移，該國應致力於改變其要素稟賦——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

因為新結構經濟學的戰略立足於改變經濟的整體要素稟賦，涵蓋勞動分工連接的所有行業，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的戰略並非違背勞動分工理論，而是致力於解決基於單個行業或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所帶來的問題。此外，由於新結構經濟學立足於研究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因此它完全是以馬克思/斯密均支持的全球化為導向。

而且，新結構經濟學可以用邊際主義新古典經濟學術語來解釋，這使得它更容易被西方受眾接受。同樣，它完全符合馬克思/斯密的分析。事實上，如下文所述，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與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的分析一致。因此，新結構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思想得到長足發展的另一個明顯的例子。

資本有機構成

正如上文所述，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細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生產過程中間接投入相對直接投入有所增加。 該種結果的第一種形式是單個生產週期的市場或非市場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

但並非所有的間接投入都只用於單個生產週期，比如機器可以生產多個週期；建築也可用於多個生產週期；橋樑、道路、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所涉及的產品可用許多年等等。馬克思將可用多個生產週期的生產性資產稱為“固定資產”，西方經濟學也是如此。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將是“固定資產佔經濟比重呈上升趨勢”的體現。

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即間接投入相對直接投入有所增加，在如下兩個過程中得到體現：

·在單個生產週期中，流動資本/中間產品比例增加；

·在多個生產週期中，固定投資比重相對直接勞動力有所上升，即生產密集型生產增加。

這兩個過程反映，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用馬克思術語來説就是“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

 “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從而同被推動的總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這只是説，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內部所特有的生產方法的日益發展，一定價值量的可變資本所能支配的同數工人或同量勞動力，會在同一時間內推動、加工、生產地消費掉數量不斷增加的勞動資料，機器和各種固定資本，原料和輔助材料，——也就是價值量不斷增加的不變資本。

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從而同總資本相比的這種不斷的相對減少，和社會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同一的。這也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另一種表現，而這種發展正好表現在：由於更多地使用機器和一般固定資本，同數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輔助材料轉化為產品，也就是説，可以用較少的勞動把它們轉化為產品。

不變資本價值量的這種增加，——雖然它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在物質上構成不變資本的各種使用價值的實際數量的增加，——會使產品相應地日益便宜。每一個產品就其本身來看，同較低的生產階段相比，都只包含一個更小的勞動量，因為在較低的生產階段上，投在勞動上的資本比投在生產資料上的資本大得多。因此，本章開頭假定的序列，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趨勢。資本主義生產，隨着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57

斯密所做的預測——隨着經濟發展，固定投資佔經濟比重呈上升趨勢，與李嘉圖和馬克思得出的結論一致。現代計量經濟學再次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

不同發展階段引領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比較

為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體現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下文將首先對不同發展階段引領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體發展歷史進行分析，因為他們代表每個階段最先進的生產能力。鑑於此，圖15呈現工業革命以來引領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比較。

這些經濟體是按其經濟領先時間順序排列：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二戰後創造了“經濟奇蹟”的西德，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本，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最後是中國。圖15清楚地反映，每個主要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都高於前一發展階段，經濟增速也是呈同樣趨勢：英國GDP年均增速為2%，美國為3.5% ，二戰後的西德為 6.8%，日本為8.6% ，韓國為 8.3%，新加坡為9.0%，1978-2016年的中國為9.5% 。以下是按歷史順序呈現這些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

·工業革命之前以及期間，英格蘭和威爾士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5-7%；

·到19世紀下半葉，美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達到 20%左右，大大超過英國；

·二戰後德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超過 25%；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日本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超過30%，20世紀70年代初則達到35%的峯值 ；

·20世紀80年代期間韓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超過 35%，新加坡這一比重甚至更高；

·從20世紀90年代初起，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35%，從21世紀初起這一比重更是超過40%。因此，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只不過是其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的長期模式的一個縮影而已——中國長期保持較高的增速與此有關。

不同發展階段引領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數據，充分印證了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以及隨後的凱恩斯的預測分析——固定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

圖15

當代數據印證了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的正確性

現在談當代經濟數據。資本密集型生產增加意味着，促進同樣數量的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本投入數量需要有所提高。這可通過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ICOR是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佔GDP總值的比重。用公式來表達就是：

ICOR =GDP增長率/固定投資佔GDP比重

增加產出所需的投資越低越好，亦即增量資本產出率越小，投資效率則越高。

圖16呈現的是以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為依據的2015年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ICOR比較：

·世界ICOR平均水平為 8.6，即世界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需要投資GDP的8.6%；

·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7.7，即發展中經濟體資本密度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發達經濟體ICOR為9.7，即高收入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不僅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高於發展中經濟體。

可以看出，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充分印證了馬克思/斯密，以及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發達/高收入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多於發展中經濟體。但正如上文所述，這只不過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細化的一種體現而已。

圖16

應指出的是，單年的ICOR可能會受到經濟週期波動，以及隨之而來的GDP增長加速或減速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為免最新數據僅反映單年的非典型趨勢之嫌，有必要進行交叉驗證。圖17呈現的是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2010-2015年ICOR比較，更長時間的分析請看下文。

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世界ICOR平均水平為8.5

·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6.1，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高收入經濟體ICOR為12.1，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多於發展中經濟體，再次得到充分印證。

圖17

最後，為體現長期框架，以及結構特徵，圖18為大家呈現按照能消除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ICOR比較。可以看出，在整個比較期間，高收入經濟體ICOR高於發展中經濟體，正好吻合馬克思/斯密，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

顯然，從全球數據可以看出，無論按照什麼樣的時間框架計算，馬克思/斯密的分析結論，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前提——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低資本密集型的增長過渡到高資本密集型的增長，均得到印證。這反過來説明，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

圖18

用增長核算法檢驗新結構經濟學

正如《國民帳户》數據一樣，增長核算法數據也證明，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為分析這些趨勢，有必要鄭重指出，聯合國、組合組織和其他統計機構已正式採用改進後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做出改變的原因，在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所著的文章《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中有詳細分析，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前往查閲。

本文數據是根據聯合國、經合組織等國際官方機構認可的新核算方法計算，即本文是用資本服務而非資本存量測算資本投入，以及用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和勞動力質量（受教育程度、技能等）測算勞動投入。

為用事實檢驗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分析，下文將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運用增長核算法對30大發達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與30大發展中經濟體（中低收入經濟體）進行分析。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與當前匯率計算，這些經濟體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超過91%或93% 。因此，這些數據足以令人信服——如果單單引用小經濟體的數據，其結果有可能站不住腳。

如圖19、20所示，數據結果如下：

平均而言，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GDP增長的貢獻率為74%，發展中經濟體這一數據則為62%，即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度高於發展中經濟體。

圖19

圖20

《國民帳户》數據和增長核算法研究得出同樣結論這一事實證明，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是毫無疑問的事實。這也印證了馬克思/斯密，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正確性。

中間產品生產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加，以及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的實證數據，充分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但正如上文所述，這只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間接投入相對直接投入有所增加的體現而已。

熟練勞動力

勞動社會化的過程延伸到勞動力供給。在這個領域，馬克思/斯密的分析領先西方邊際主義經濟學數個世紀。事實上，最近才糾正自身漏洞的西方增長核算法與斯密/馬克思的分析漸趨一致。

第一個提出熟練勞動力概念的是斯密。他指出，非熟練勞動力可通過培訓和教育投入變為熟練勞動力——這些投入能使熟練勞動力獲得高於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馬克思同樣指出，每個人一開始都是非熟練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可通過培訓和教育投入變為熟練勞動力。因此，這種培訓和教育投入的是勞動社會化的一種體現。為此，馬克思/斯密對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作了細緻的區分。

但遺憾的是，20世紀50年代奉行西方邊際主義經濟學的索洛在創建增長核算法框架時，並沒有區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而是僅用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測算勞動力投入。這必然導致嚴重的錯誤。比如，這意味着，1953年的一個文盲水平的韓國農民一小時的勞動質量與2018年的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韓國工程師一小時的勞動質量是相同的。1953年一個韓國博士工程師創造的產值，顯然遠高於一個韓國文盲農民。但如果僅以同樣一小時的勞動工時衡量，博士工程師所創造的更大的價值將被歸因於TFP增長，而非成因——增加的產出是源於博士工程師所擁有的更好的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而這反過來又是博士工程師的教育投入所創造的。換句話説，博士工程師產生的額外價值產出，是通過勞動社會化——博士生接受的教育/培訓投入創造的。

幸運的是，聯合國與經合組織等國際機構所採用的新增長核算法現已糾正了索洛的錯誤，並採納馬克思/斯密的區分非熟練勞動力與熟練勞動力的分析，分別計算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和勞動力質量（勞動力技能、受教育程度等）。喬根森所著的《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對此有詳細的分析。

一旦採用糾正後的測算方法，就會充分印證馬克思/斯密的分析——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因此，圖21、22將勞動力投入劃分為勞動力質量與勞動力數量，分別為大家呈現1990-2016年勞動力質量與勞動力數量對30大發達經濟體與30大發展中經濟體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率。58 正如上文所述，與發達經濟體相比，發展中經濟體勞動密集型增長較高，資本密集型增長較低。發展中經濟體近30%的GDP增長來自於勞動力投入，發達經濟體這一數據則略低於24%，即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增長高於發達發展中經濟體是事實。下面將就勞動力投入給出更詳細的數據：

·發展中經濟體66%的勞動力投入增長來自於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增加，僅34%是來自於勞動力質量改善。59

·發達經濟體大多數（51%）的勞動力投入增長來自於勞動力質量改善，49%來自於勞動力於數量增加。

總的來説，發達經濟體大多數的勞動力投入增長來自於勞動力教育、技能改善，這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體現。這反過來創造巨大的教育和培訓產業——講師、教授、教師、幼兒教育、職業培訓等等。這構成所有發達經濟體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典型例子。

這些人組成了一個重要羣體——“中等收入羣體”，但最準確的説法應為“熟練勞動力”（西方所稱的“中產階級”並不完全準確，因為羣體不等於階級，因此西方運用這個詞彙僅僅是試圖隱瞞這個羣體的絕大多數都是工人的事實）。馬克思/斯密的分析——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再次得到充分印證，而索洛的錯誤所帶來的實際後果顯而易見。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糾正這一錯誤的西方邊際主義經濟學與斯密/馬克思的分析漸趨一致。

圖21

圖22

勞動分工與科技進步

偶爾有人聲稱，斯密與馬克思低估了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樣的説法是錯誤的，也是對斯密與馬克思的誤讀。斯密的《國富論》就對完全源自於他的勞動分工理論的科技進步，進行了極其詳細的分析。他指出，科技進步最初主要依靠直接的生產者，隨後變得越來越依賴於專業知識與研究。愛迪生1877年建造第一所完全獨立的現代化研究中心——“發明工廠”，為斯密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聲稱“馬克思低估科技作用”的説法更是大錯特錯。他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60

《資本論》第1卷第13章《機器與大工業》裏有100多頁是講述科技的作用，在整部作品中是篇幅最長的。馬克思簡單明瞭地指出，科技與科學研究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一種體現。科技進步不是依靠脱離社會的孤立的天才，而是依靠融入社會的力量且由此衍生的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特別是，現代科技進步取決於反映先進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大學，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增長，企業的大型研發部門增加等等。在現代經濟中，數以百萬計的研究人員參與技術開發。實證研究顯示，研發進展與投入比例成正比。這是為何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致力於提高研發支出佔經濟比重的原因，拙者《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對此有詳細的統計數據。總的來説，科技進步是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典型產物。

為專業研究實驗室服務的企業研發人員、大學研究人員，以及從事技術開發的政府僱員等等，構成了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一種鮮明體現。這些受過高等教育、技術嫺熟的研究員本身就是教育制度的產物，也是構成中等收入階層/高技能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與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的這種龐大的研發機構，是推進科技進步的主要引擎，這印證了馬克思與習近平的分析。後者指出：

“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我們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61

從經濟角度看，愛因斯坦（大學僱員），屠呦呦（研究機構僱員），弗萊明（世界上第一個發現抗生素的人，大學僱員），約翰·巴丁、沃爾特.布拉頓、威廉.肖克利（晶體管發明，貝爾實驗室僱員），查爾斯·哈德·湯斯、阿瑟·肖洛、古爾德、西奧多·哈羅德·梅曼（激光發明者，企業和大學僱員），傑克·基爾比（集成電路第一位發明者，政府和企業僱員），以及其他推動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都是高級技術工人，也都是勞動分工的產物。鑑於此，西方意識形態試圖隱瞞這些研究機構的僱員都是高級技術工人的事實。而對西方來説，承認這樣的事實太令他們不安。

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概述

根據經濟增長成因的現代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

·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反映在中間產品/流動資本的增長——同樣，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也是大型生產單位生產率高於小型生產單位的一種體現。國內和國際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促成了全球化，而這對經濟發展取得成功不可或缺。

·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重要的因素是資本密集型生產增加，即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

·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三重要的因素是高技能勞動力增加，這本身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一種體現。隨着經濟發展，高技能勞動力改善而非勞動工時增加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率日益增加。

·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重要。科學技術發展越來越依賴於體現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私人和政府投入的巨大的研發資源。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拉動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的作用，遠不如上述這些因素重要。下面將對這些不太重要因素的作用進行分析。

這是因為馬克思基於斯密理論基礎之上的分析充分證明，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於堅持馬克思主義。

註釋：

39. 見馬克思1857所著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第28卷第36頁。

40. 見亞當•斯密1776年所著的《國富論》第一卷第14-15頁。

41. 見馬克思1844年所著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第221頁。

42. 見馬克思1867所著的《資本論》第344頁。

43. 見馬克思1867所著的《資本論》第360頁。

44. 見喬根森、戈洛普與弗勞梅尼1987年所著的《生產率與美國經濟增長》（Productivity and US Economic Growth）第200頁。

45. 見戴爾·喬根森1995年所著的《生產率與戰後美國經濟增長》《Productivity and Postwar US Economic Growth》第5頁。

46. 見Pyo HK、 Rhee KH和 Ha BC 2007年所著的《Growth Accounting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by 33 Industrial Sectors in Korea (1984-2002)》。

47. 見梁啓源2007年所著的《Industry-Wid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Taiwan, 1981-1999》。

48. 見任若恩和孫琳琳2007年所著的《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ies, 1981-2000》。

49. 見經合組織發佈的《生產率指標簡編(2017)》第1233段落。

50. 見經合組織發佈的《生產率指標簡編(2017)》第1233段落。

51. 見經合組織發佈的《生產率指標簡編(2017)》第1236段落。

52. 根據理查德•米爾恩( 2010年2月15日發表於《金融時報》的文章《 The Cogs are Clogged》數據計算。

53. 見張夏準2010年所著的《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

54. 根據理查德•米爾恩( 2010年2月15日發表於《金融時報》的文章《 The Cogs are Clogged》數據計算。

55. 見查爾斯.瓊斯2008年所著的《經濟理論中的中間產品和薄弱環節》（ Intermediate Goods and Weak Link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第2頁。

56. 見查爾斯.瓊斯2008年所著的《經濟理論中的中間產品和薄弱環節》（ Intermediate Goods and Weak Link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第2頁。

57. 見馬克思1894年所著的《資本論》第3卷第210-211。

58. 應指出的是，由於缺乏此組中六個發展中經濟體（安哥拉、伊拉克、緬甸、尼日利亞、蘇丹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數據，將會略微影響數據的精確性。但可以看出，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間之間的差異如此巨大，所以不會顯著改變總體形勢。

59. 數據加起過略超過100%，是因為小數點採用四捨五入法計算。

6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7-488頁。

61. 見習近平2013年4月28日在同全國勞動模範代表座談時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