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嚴重低估的“漢人蒙化”現象——我們對元朝有什麼誤解？（二）_風聞

  在上文中，我們談到了元末明初漢族知識分子的“夷夏之辯”之淡漠的現象，引起了不少讀者的討論。

   個別讀者認為此文有失偏頗，是“先射箭後畫靶子”。不過無論如何，洪武年間，剛剛坐穩江山的老朱家不得不用數量繁多的嚴酷的法令逼迫那些“非暴力不合作”的鄉賢士紳出來做官，而元末有着大批“遺民”心態的士人對舊朝年年不忘，皆是無可辯駁的史實。

   本篇，我們不再用朱明做側面觀察，而是直接從元朝整個一個世紀的統治情況入手，看看14世紀中國人夷夏、正統觀念是否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脈絡。

  前文中，我們曾經舉出一個鮮明的例子，即擴廓帖木兒手下的首席參謀蔡子英被明軍活捉之後，被押解到南京，上演了一個思蒙版的“文天祥正氣歌”，連明太祖朱元璋都深深觸動，派人護送他回到了漠北。而蔡子英的主子，這個叫擴廓帖木兒的不是別人，他原來姓王，就是《倚天屠龍記》中王保保的原型。

    王保保沈丘人，自小被察罕帖木兒當外甥養着，屬於典型的蒙化的漢人。有趣的是王保保的妹妹沒有改姓，還是姓王，而且還曾被朱元璋的小兒子朱樉收納為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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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作品中的王保保

“王保保”現象，引出元朝幾個學界注意較少的現象——漢人蒙化。

以往我們通常的宏大歷史結構中，在幾個特殊的歷史年代如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以及遼宋夏金元，或者清帝國時期，在尋找文化融合的“入口”和“出口”的主流敍事模式往往皆為“漢化”，意思是北方遊牧、漁獵民族在南下征服中原之後，和漢人雜居，通婚，然後漢化。

過去二十年以來，一股來自美國漢學界的強有力的風吹皺了大陸學界一池春水——新清史。新清史研究之“新”處之一，就是挑戰原有的滿人“漢化”説。客觀的講，美國漢學界真正搞新清史的滿打滿算一隻手都可以數過來，但一時間讓國內的清史學家們手忙腳亂，倉促應戰，搞得國內學術界雞飛狗跳，連哲學系和中文系都受到了不少衝擊。

不少國內史學家甚至跳出了學術討論範圍之外，直接斥責美國新清史家們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或者説有政治目的。在學術範式轉換的過程中，對民族史“宜粗不宜細”的固有套路掩蓋了很多問題，這才是導致一開始應對“新清史”挑戰不力的主因。

不放我們移植一下“新清史”的研究範式，檢討以往對蒙元史過粗且單線條的路子。蒙元一百年，漢化之外，是否有大規模的“漢人蒙化”現象？即便我們預設“漢文明”處在高段位，蒙古草原文明處在下游的相對低級的階段，但後者作為軍事上的征服者，有無可能導致文化高低的逆流？或者説，文明形態的演進是否一直是從高到低，這一點也是可以討論的。

歐立德，新清史的代表人物

無法用名字來判定他在血統上是不是蒙古人

前文中的王保保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蒙元近一個世紀對“漢地十八省”的統治期間，有兩個癖好，一個是喜歡抓小孩，擄去當奴婢，長得好的，機靈的會被充任蒙古貴族貴族宿衞；另外一個，在科舉不彰的情況下，喜歡收納各種技術性人才，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曾有這樣的表述：**蒙古屠城，唯匠不殺。**木匠鐵匠鞋匠這類技工是蒙古貴族爭相招納的對象。

某種意思上講，漢族姓氏以及名字有着特殊文化含義，姓本來代表血統，氏本來代表地域分封，在戰國後姓氏分封之後，漢人對姓名的珍視程度在一段時間內有增無減。

魏晉史學家唐長孺先生曾在《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中，用一個極為精彩的個例，證明魏晉時代被迫“改姓埋名”的士人對族裔身份認同造成的巨大傷害。

但時過境遷，在蒙元時期，數量龐大的漢人出現了改用蒙古名現象，並且一度以蒙古名為“時髦”，就跟現在的王二狗，張三丫取個洋名叫Andreas Wang，Christina Zhang一樣。

漢人改用蒙古名的現象也不能一概而論，走上層路線的往往是經過賜姓的階段，像宣德人劉敏從小被當做養子的，因為聰明伶俐，被賜名玉出幹，同類型的典型還有孫威、劉斯敬、鄭鼎，這類人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從小被虜，寄人籬下；一個是都是出身燕雲十六州地區，這個地區的人羣“胡化”程度也是“漢地十八省”中最高的。無可置疑的是，雖然在血統上，他們還是漢族，但在文化認同上，他們屬於基本上完全蒙化的“蒙古人”。

《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從小隨媽媽一起生長在蒙古大漠，能説一口流利的蒙古語，某種意義上，他也算“蒙化的漢人”一種

另外能獲得賜姓的是在蒙古人手下當差，某一項技能展示地相當好，比如管如德在跟隨忽必烈遊獵的時候遇到一條很寬的水溝，馬不能過，他施展出很強的游泳技能讓獵隊過河，忽必烈高興地賜他“塞音囊加人”。

順便説説這個“囊加”或者“囊噶”。這個發音在西北某地區還常説——這個其實是“南人”的音轉，專指稱漢族。“塞音囊加人”就是“很好的漢人”，現在的回族稱呼漢人很多時候還用“囊噶”（説實話，這個稱呼有點不懷好意）。

另外，欣賞漢人技藝的蒙古貴族特別看重太醫和國廚，燕京大興縣的賈某因為廚藝精湛被賜名賈昔剌，他的女兒醜妮子，兩個兒子賈買狗和賈寄狗也分別被賜姓名（從名字上看，賈家的孩子不是什麼讀書人）。

蒙古帝國

燕南冀州的劉醫生因為醫術精湛被招入蒙古宮廷，全家被賜封蒙古名（他本人賜名哈剌斡脱赤），而且還被賞賜蒙古宮女做妾，這幾類人都是蒙古化比較深的代表。

忽必烈還御賜過肇州宣慰使劉龍名叫察罕斡脱赤，後改名為哈剌八都魯，意思是黑麪勇士。

蒙古人紀檢委，搞內務檢查的姚天福因為工作做得好，剛正不阿，被賜名“巴兒思”（意思是老虎）；而且大批入怯薛宿衞的漢人名字裏都帶有“忙古歹”。忙古歹這三個字在元雜劇和話本小説並不罕見，是小廝和隨從的意思。

於是我們看到有一定蒙化程度，但蒙化不深的漢人，保留了姓氏，卻換了名字，比如“張忙古歹”、“李忙古歹”、“王忙古歹”等。

另一類是走的類似於“科舉”之類的上升通道，雖然沒有得到賜姓，但改名以蒙古人自居。其中一個重要企圖就是冒充蒙古人獲得政治利益。比如興盛秘書少監蕭也先不花，西安縣尉王蒙古歹，東陽縣主簿趙伯牙歹，鎮江懷慶翼下百户李徹裏拔都等等（拔都的意思是勇士）……不一而足。

蒙化較深的漢人很多被賦予了“國人”的地位，在色目人和南人之上，背靠蒙古權貴反過來欺壓其他族裔的人羣，徐霆在《黑韃事略》中敏鋭地觀察到：

才會譯語 ,  便效通事 ,  便隨韃人行打 ,  恣作威福 ,  討得撒花 ,  討得物事吃。

漢人改名現象，相比元朝初年，元順帝時代明顯更有兩個特點：一是絕不限於幽雲十六州等長期被胡人統治的北方地區，擴大到了江南一帶；不限於士人、讀書人階層，不少中下階層的官吏及平民改用蒙古名字者日漸增多，出現了數量繁多的xx也先不花，xxx忙古歹，xxx拔都等等。

須知，蒙古前四汗之後，幾乎不再給漢人賜姓**，那麼漢人改姓成了純自發行為**，改了姓名的漢人在仕途已經政治資源上更容易接近蒙古官僚架構的統治中樞。從現在發掘出土的元代文物來看，不少葬禮呈現漢族特色的墓碑，碑文都書寫賜名、蒙古改名等等，逝世後 “葬漆園先塋”，以示家族榮耀。

漢人曾掀起過學習蒙古語的熱潮

蒙古人在征服中原和江南的過程中，草原遊牧的積習和已經發育相當成熟且高端的漢文化發生碰撞，其緊張的互動之源乃是文字不通。

至元六年（1269）二月，忽必烈委託帝師八思巴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徹底改變了蒙古“有音無字”的現象，八思巴字以吐蕃字母拼寫蒙古語而形成蒙古新字，看起來有些中性，但文字毫無疑問是文化傳播的載體。

蒙古族官僚階層大力推廣八思巴文字，也是意在讓蒙古文化紮根華夏之地。

元朝三大儒許衡、程鉅夫、吳澄會八思巴文字的創立都有高度評價，吳澄更是説：

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聖度如天**,無所不容,聖鑑如日,**無所不照……

程鉅夫説“制蒙古字與正朔同被”，意思是此種文字的創立代表了元朝之正朔，將其上升到了政治法統的高度。

前文中提到從小被擄的漢人幼童，成為最早一批學習八思巴的一批漢族人士，這批人從小從蒙古帳篷里長大的，早就被蒙古人成為“怯憐口”（意思是俺們家的孩子）。相當多的漢族軍政官員子弟和文人士大夫為了仕途進階，私下修習八思巴文字，成為蒙古前四汗到元末的司空見慣的現象。

八思巴字

比如元代大儒許衡，被忽必烈召見時“委曲問時事,悉以國語對。”（國語即蒙古語八思巴），忽必烈大喜，讓他做了襄陽路均州判官，另外還有陳灝、張震等湖北湖南等四川、江浙行省的儒學宗師級別的人物，都自學並熟練掌握了八思巴語。

由於後來學八思巴語的漢人太多了，朝廷決定舉行官辦考試，創立了一套類似於四六級或者雅思託福之類的外語考試體系，對此張震尤其感慨：

言語文史，莫不用焉。學其學者，皆尚以右。而有為之士彬彬焉，從此途出矣。

在元朝想混的好，混的出人頭地，不學這門外語是不行的。張震本人也是因為“外語”流利，被選拔為中書省吏員。

元朝中葉之後，由於學蒙古語的漢人越來越多，朝廷在四六級考試中不得不增加特殊條款，比如年齡限制等等增加選拔難度。而且士人學八思巴的地域分佈，也從廣大的中原腹地擴散到“南人地帶”。

元朝末年，福建一帶還經常刻印幼童學習蒙古語的小冊子《至元譯語》。而且在序言中，有這樣的話：“當今所尚，莫貴乎此。”換句話説，修習蒙古語成為漢族官吏和小民一時的風尚，有點類似今天全民學英語一般。

行文至此，不少讀者會提出反駁，文獻中區區幾個個別例子可能不能代表什麼，問題是當時元漢人和明初文人的筆記不約而同記載蒙元治下的人羣學習蒙古語之盛：

人知國字之足以進身而競習之……（陳旅：《安雅堂集》）

今人深中韃毒 ,  匝身浹髓 ,  換骨革心 ,  目而花暄 ,  語而譫錯（《鄭思肖集 • 大義略敍》）

受到蒙古文字的衝擊，漢語的語法在元朝被改變了很多，出現了不少帶有明顯蒙文語法的句詞，如“根底”、“上頭”、“有”等。為了給讀者的一個直觀的印象，筆者這裏舉兩個例子：

 柴火俺的無有。（我這裏沒有柴火）。

你誰根底學的詩文？（你是從誰那裏學來的詩文？）

把“有”放在一句話的後面，根底做介詞，這是典型的蒙文特色，在元雜劇中不少見。而且蒙古人後來給遼金等政權寫史，也是用蒙文翻譯他們的話，所以出現了契丹人，女真人説話的蒙古味道特別重的有趣現象。

有關蒙古語對漢語的改造衝擊，完全可以另寫一篇專門探討，限於篇幅，就不多講了，不過這是一個“漢語蒙化”的有代表性的現象。

服飾、婚姻等深度“胡化”現象

除了姓名和文字之外，我們發現，元朝漢人的風俗也在不同程度上漸漸“胡化”,這是草原遊牧民族漢化説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

元朝漢人服飾的變化，也是有着明顯的地域差別，北方尤其是幽雲地帶胡化風氣甚重，這和女真人頒佈過嚴苛的禮樂制度有關，是第一版的滿清入關的“剃髮易服”：

禁民漢服，又下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

 在蒙古人尚未完全征服華夏之地的時候，南宋的詩人范成大去北方玩了一圈，發現：

最甚者衣裝之類,  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

他悲痛地發現，北方人民的服裝胡化的程度已經很深，不類漢民了。

元朝建立之後，被征服的漢族官員在入仕之後一般韃帽氈裘，一派遊牧模樣。

如果穿越到13世紀末的中國，走在北方的大街上，會發現人羣中的男性皆為“窄袖 、緋綠短衣 、長靿靴”，明顯受到女真和蒙古服飾俗的薰染。

元朝服飾

而且髮型也出現了重大變化，受降的不少南人開始用“削頂,  三搭辮髮”這類“胡發”。

最能證明元朝漢人胡化之深的，莫過於朱明王朝建立之後，大力速清胡風胡俗，過程之艱難，各種條例能反證漢人“蒙化日深”：

南人士大夫汪炎昶痛心疾首地説，他這樣的堅守宋俗的突然變成了少數：“效其語言容飾，以附於上, 冀速獲仕進。”

明初士人的領袖宋濂和方孝孺曾這樣説：

元有天下已久 ,  宋之遺俗 ,  變且盡矣 。

元既有江南 ,  以豪侈粗戾 ,  變禮文之俗 ,  未數十年 , 骨化風成， 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 。

漢人胡化之深，可見一斑。

結語

在固有的“漢化説”的影響下，不少似明似暗的歷史脈絡被人為切斷，導致出現各類的“驚詫”黨和“恍然大悟”黨。

蒙元雖然“胡無百年國運”，但這百年的“胡俗”文化衝擊，帶來的士大夫和平民階層的思想圖式、民俗的改變尚待進一步挖掘。只有勾勒出蒙元百年更完整的“蒙漢文化交融”的圖像，我們才能更深層次地理解明初為何用了取法乎上的各類政策“刮骨療毒”，意圖去蒙化。儘管如此，明初還是保留了大量的蒙俗，以及漢人蒙化現象的存續。

元史，乃是明史的入口，而明“驅除韃虜”而立，卻也亡於“韃虜”，在這個意義上，元史也是明史的一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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