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川君贈漢典，帶你走進中日三百年的那些“佚存書”_風聞

昨天觀察者網的一則綜合報道上了頭條：日本前首相向中國捐贈4175冊漢籍，含失傳千年唐代典籍。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介紹，此次捐獻是1949年以來日本友人向中國捐贈漢籍規模最大的一次。

經籍也，乃政化之黼黻，聖哲之能事。東瀛友人此舉可謂功德無量，彰中日友好亦壯文壇盛事。

這批典籍中，包括了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的《羣書治要》，共25冊。這25冊本的《羣書治要》，涉及到文獻學中一個很有討論意義的話題：佚存書現象。

佚存書這個詞看起來有些奇怪，因為佚和存矛盾了，但這個稱謂很妙，也是日本人發明的。日本寬政十一年（1799年）至文化七年（1810年），綽號天瀑山主人的日本人林衡（他可是林家第九代當主）陸續刊行了《佚存叢書》，這本叢書蒐集了很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不少文獻，為中日文化交流立下大功，佚存書的概念也逐漸在日本流傳開來。

在這裏筆者插一句話。幾天前一篇文章談石峁古城的時候，筆者點出，很多跨地域的文化和技術的交流很可能是雙向的。A和B在交流中，A有B無的東西，由A傳向B之後，A因為各種原因比如兵燓或者自然災害等失傳了，一段時間後反而由B再反哺給A。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太多了，而且筆者還舉例中土向古印度反向傳佛教經典的例子。

但下面有讀者噴我給華夏文化的源頭“胡亂找爹”，這個實在是冤枉了。

 日本前首相捐書這個事，也有讀者在下面抨擊説之前侵略中國搶的，現在又還了回來，更是無稽之談。這裏筆者斗膽稍微談一下這個《羣書治要》在中日之間的流傳經過。

佚存書其實並非日本人原發性的創造，林衡在編《佚存叢書》的前言中，提到宋代大思想家歐陽修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佚書百篇今尙存。

而且林衡在前言的結尾這樣發自肺腑地説：餘嘗讀唐宋以還之書，乃識載籍之佚於彼者，不為鮮也……因念其獨存於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則天地間無復其書矣，不已可惜乎！

從這一段來看，日本當時的藏書界對中國當時的文獻學有相當高的辨識度和把握度。給某個典籍下已經“亡佚”的判斷，並不像醫生判斷某個病人是否已經死亡一樣那樣簡單。

從18世紀中期開始，日本學界纂輯出的佚存書陸續有一些返回華夏，比如《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古文孝經》等等，具體到這本《羣書治要》，可談的點依然很多。

首先説，細川歸贈的這部版本的來源，底本其實是金澤本。

《羣書治要》是唐貞觀五年（631）由魏徵等奉敕編撰的一種羣書節鈔彙編，該書摘錄六十八種唐前古典而編為五十卷，其採摭的內容主要涉及治國要領。該書編纂後深得唐太宗的欣賞，然而唐皇室逐漸失去了對此書的關注，於是自南宋以來中國久佚道東渡到日本，以後此書主要在日本皇室與博士家的圈子裏流傳。

大概到了八世紀中葉，此書通過日本遣唐使行的渠流傳到了鎌倉時代，掌握日本大權的武家勢力逐漸體會到文治的效用，積極吸收律令時代的文化遺產，《羣書治要》金澤文庫本也是京都貴族文化移植到鎌倉幕府的最著名標誌之一。

江户時代的日本

《羣書治要》金澤本大概是在13世紀中葉抄寫的，當時《羣書治要》還有多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皇室文庫和博士家。但是由於日本南北朝戰國時代的兵燹，江户幕府剛剛建立的17世紀初，僅有金澤本保存下來，成為比較完整的《羣書治要》之孤本。

説到這裏，不得不提日本戰國時代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德川家康。作為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將軍，他拿到金澤本的時候已經不是全本50捲了，散佚了第四、第十三和第20卷，剩下了47卷。

德川家康也是個愛書的人，思前想後，如果按照這個趨勢下去，幾百年後的學人可能都見不到這本珍貴的《羣書治要》了，於是投資重金在1616年重印這本書。這就是《羣書治要》駿河版，是日本最早的銅活字印刷出來的，很是寶貴。

當時日本銅活字的技術不是很完善，印刷的時候缺字錯字不少，給後人的校勘造成了不小的困難，而且比較遺憾的時候，德川家康之後，《羣書治要》被日本高級政界束之高閣了。

筆者在另一篇談墨子的文章中提到，某一種或者一類文獻重見天日需要一些機緣巧合。

18世紀，江户時代的日本是個絕對可以大書特書的時代，彼時中日文化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頂峯，朱子學、陽明學這些宋明新儒家傳到日本後登堂入室，蔚為大觀，一時間成為絕對的顯學，當時一流的日本知識分子都以註疏朱子陽明為榮耀。註疏學的發達催生了古學等文獻學的復興，這時候，有藏書癖的人越來越多，《羣書治要》也才有了二次生命。

細川獻出的這本，就是德川家康之後的第一次重刻本。天明七年 （1787），日本尾張藩版印了 《羣書治要》校勘整理本，該本是現在最為通行的《羣書治要》尾張本。

這個尾張本質量極高，用了金澤本為底本，又用了古寫本參照，再相校合，校勘相當紮實。

不過，在這裏要特別提醒一點，在細川獻書之前，國內是已經有的，而不是孤本，也説不上新聞標題中所言的“失傳”。

乾嘉時代，東南沿海一帶的文人手中是有《羣書治要》的。

這本書在晚清重新傳入中國，和一個叫鮑廷博的人關係很大。

鮑廷博年譜

鮑廷博為乾隆年間的歙縣秀才，亦勤學好古，不求仕進，喜購藏秘籍，久之，藏書甚富，他立志刊刻《知不足齋叢書》，把一些蒐集瀕危書籍，做了一個集刊。乾隆四十一年，這本書傳入了日本。

有趣的是，《知不足齋叢書》中的《古文孝經》是從日本學者那裏找到並且收錄的，這本集刊傳到日本之後，相當於《古文孝經》重新回到了日本。

當時《知不足齋叢書》收入日版的《古文孝經》的時候，給他做序的盧文昭看到後欣喜若狂地説：

此書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

然而最詭異的情況出現了，當《知不足齋叢書》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發現日本原有的古本（1732年太宰純註釋的《孝經》）反而找不着了。

所以，明清時期中日學術交流出現的種種有意思的逸事都頗堪玩味。

《知不足齋叢書》和《羣書治要》的關係在於，前者收入了尾張藩學明倫堂教授岡田挺之的《鄭注孝經》（由此可以看到，鮑廷博為了蒐羅各種瀕危物種，是花了多大的心思，他的目光是放在整個東亞而不僅僅是諸夏之地的）

《鄭注孝經》的來源就是古本的《羣書治要》。

嘉定有一位喜歡藏書的秀才錢侗也由賈舶獲得一本《鄭注孝經》，另行刊印。而且錢侗一眼就看出，《鄭注孝經》是從尾張本的《羣書治要》裏摘出來的，他在寫給鮑廷博的信中，這樣説：

此本廷之後跋稱，考《羣書治要》，凡五十卷，唐魏鄭公撰，《鄭注孝經》一卷，其書久佚，僅見日本天明七年刻本。 前列表文亦有岡田挺之題銜，則此書即其校勘時，所錄而單行者。

可見，《羣書治要》在乾隆嘉慶時候，在江浙一代是有流傳的。

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庫理事長細川護熙參觀“日本永青文庫捐贈漢籍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展”

清末華夏道衰，綱紀散亂，隳紊舊章，百年亂世，中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中日友好四十週年之際，細川君贈漢籍留下一段珍貴漢籍流通互傳的佳話，足慰百年前皕宋樓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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