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三問”與劉備登基的法統悖論_風聞

三國志·卷32《蜀書• 先主傳》對劉備登基稱帝的種種細節介紹，還是比較完備的。

其中有一條是“黃氣”、“黃龍見武陽赤水”，即蜀漢集團在建政的過程中，黃氣和黃龍是祥瑞的代表，是劉氏集團法統的主要根據。

就在劉備登基的前一年，曹丕已經先於劉氏稱帝，篡漢成功了。

劉備以蜀漢官方文書的形式，痛斥了曹氏的這一行徑，並且痛罵他為“凶逆”。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登基之後，用的年號是黃初。黃初是兩個字組成的，一個黃，一個初，意思很明白，曹魏乃是“黃”的初始。

曹丕登基（電視劇《軍師聯盟》）

   筆者在“你不懂黃帝，就看不懂兩漢思想史”一文中已經闡述，五德始終説是兩漢期間政治法統輪替的指導性原則，五德+三統，代表了政權的合法性和氣運。

 劉備以黃龍和黃氣作為祥瑞登基，其實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因為黃乃是“代漢”的符號和象徵，意思是漢已經成為過去式了，一個新時代來了。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從根本上理解為何曹丕和孫權稱帝的時候，年號都有一個“黃”字。

但劉備不同，他走的是一條皇親紹嗣的救國思路，在大廈之時欲繼漢家大業，公開亮出的身份是劉漢的血統、血脈遺存，即皇室的後代，姓“劉”是他政治道義感的總根源，抓住了漢室之胄這一點，他才能揮舞起法統大棒砸向曹氏和孫氏，斥其為篡逆。

但劉備難道是傻了還是糊塗了，登基的時候用了篡漢的徵符？其中怕有不得以的苦衷，發人深思。

 不如我們回顧一下建國後的一次三國史的大討論，來看這個問題，或許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朱永嘉三問

1959年，史學界發起了一輪又一輪有關曹操問題的大討論，當時最傑出的學者和專家都有參與，整個過程帶來的思想碰撞和觀點交鋒，極大地促進了學界對二世紀末到三世紀末那一百年的華夏曆史的研究和分析。會後還輯結了《曹操論集》，由三聯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

當時初出茅廬的28歲的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小夥朱永嘉，在會上連發三問，引起了學界的廣泛回應和討論：

1 兗州牧劉岱與鮑信征伐青州黃巾的時候屢屢受挫，而且二人皆戰死，面對三十餘萬的黃巾軍場面非常難看，為何曹操卻能較為輕易地收服了這批黃巾軍，並且成立了青州兵骨幹？

2 黃巾軍黑山部被袁紹滅掉之後，袁紹曾費力想聚攏這一部，但始終未能成功，而曹操卻輕車熟路地又收編了黑山黃巾軍，為何他們願意給曹操賣命？

3 曹操征伐張魯時，張魯倉皇敗退，手下參謀勸他可以投靠劉備，但他説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最終投降了曹操，而且曹操對待張魯的子嗣甚為優厚。為何張魯親曹操而恨劉備？

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當時上古和秦漢史專家楊寬老師最為深刻和切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曹操和黃巾軍，是有着同道的關係。

曹操和四世三公的袁氏和有過黨錮之禍的劉表等社會高級名流的一大不同之處，便是他身上帶有某種“邪典”性質，不是通經致用的所謂原儒經學豪門出身，而帶有閹宦背景。這一點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對曹氏多有論述，甚至把他和袁紹之爭看成閹宦集團對士族集團的鬥爭。

曹操對民間宗教的親近感很高，對“中黃太一”之道頗有研究。

張魯在漢中建立的帶有濃重宗教背景的五斗米教，和東部沿海地區的黃巾太平道之間的關係，學界的爭論還有很多，但二者皆不可簡單地視為純粹割據一方的諸侯勢力或者一羣農民造反，聯繫到“赤德衰盡，以黃代赤”的政治讖語，二者的神學外衣下面，埋藏着的乃是漢魏嬗變時代的表層的歷史運動之下的思想內核：天命在誰？誰才是未來真正的王者？

 和袁紹同宗的袁術也曾經稱帝，很多人覺得他很二逼，但別忘了，袁術稱帝，在建制過程中也用了讖緯之術：即代漢者當塗高。他認為自己就是那個當塗高（因為他字公路，路就是路途，塗和塗諧音）。

袁術稱帝，光靠玉璽是不夠的，還要有神學理論

東漢以來的經學神學化，讖緯學説大行其道，朝野坊間都瀰漫着一股巫政的氛圍，對這樣一股“亞文化”（相對於表層的“獨尊儒術”）應如何應對？是強烈排斥還是主動迎合？、東漢末年極力絞殺黃巾軍的如盧植、皇甫嵩，主觀動機不僅是為朝廷平叛，而是帶有強烈的護教色彩，以儒滅妖，做個類比，這就如同曾國藩滅天平軍是一樣的，他們討賊的用詞，某種程度上帶有宗教戰爭的色彩：扶持名教，敦敍人倫，若名教之奇變，當誅當討。

所以，從這個層面上看，親近並且很可能信仰黃道教，並且私人世界有求仙長壽慾望的曹操（他曾被讖緯家稱為“真人”），搶在各路漢末的割據諸侯之前，緊緊抓住了“天命到底在誰手裏”這一政治主題。

張魯厭劉而歸曹

聚攏了這一批在名教大儒看來的接奸詭以欺眾的民間有能量的讖緯神學家，便可以很方便地誘導、規範他們對曹魏建國進行神學——政治二元建設。

天師道、五斗米道、太平道皆依附於曹門之下，並不是偶然，曹丕稱帝，其實就是把“蒼天當死，黃天當立”的政治讖語給具體層面化的落實。

劉備的糾結

反觀劉備，他戴着一頂漢室宗親的帽子摘不下來，匡扶漢室的口號真的能聚攏人心嗎？至少他北邊的鄰居張魯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他痛恨劉備的一大原因就是，蜀地和益州的五斗米教一片荒蕪，他若歸順劉備，他的宗教事業就毀於一旦了。

劉備諸葛亮集團高舉漢室大旗，宵衣旰食，夙興夜寐搞北伐，史家對劉與諸葛治蜀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舉動多有褒獎，肯定這個政權的悲情色彩。

劉備登基了

但極少有史學家分析，三國之中，劉備和諸葛亮集團是最具有理性色彩的一個政治團體，其顯著的施政色彩便是對讖緯和巫術的強烈排斥，對超自然的所謂命定論、天命説予以堅決打擊，左慈管恪為代表的這批民間神棍可以旅魏奔吳，帶無法在蜀地立足，這就是原因所在。

然而很遺憾的是，劉備集團遠遠低估了漢末約150多年的政治讖緯的能量，民間輿論對“黃天”的造勢宣傳，對真天子下凡，漢朝在五德始終體系下已經被拋棄，極大地影響了三國後期建政的神學外衣的塗抹，等劉備真要登基的時候，他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順應民意，拿起了“黃旗”。

本來相對魏國，綜合實力相對弱小的蜀漢，在法統的豎立上其實也落入了下乘——**以代漢的符號來為漢室續命。**劉備與蜀漢，不得不説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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