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國是怎樣一步一步丟掉大西北的？_風聞

 前幾天風聞社區中一篇《“清朝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版圖”，這個説法是否準確？》的文章引起了讀者們的熱議，200多條評論含英咀華，讀起來如沐春風。

強烈駁斥清朝版圖功績説的突出論點是，各個朝代版圖因襲損益，肇基南服、威加勝國克夷狄而復諸夏的大一統朝代眾多，為何滿清卻要貪天功為己有呢？

幾天前讀楊聯陞（余英時授業恩師）的論文集，其中有一篇是《朝代間的比賽》，饒有趣味。歷朝歷代的文臣官吏都自發地要和前朝比較，歷數一下本朝的優越感。

清朝的袁棟在《書隱叢説》的“超越前代”條目中有這麼一條，説“大清枱灣青海，亦入版圖，幅員之廣，二也。”

   有相當數量的清朝文人把清帝國的疆域問題拿來和前朝比較，認為這是大清運數之綿，外方平治的表徵。

   晚清處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全球化1.0”時代，恰逢西夷諸列強篤志戰功海外擴張，國祚日窮蹙，以致外侮不斷，內政頹糜，雖有大批的維新保皇派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然大廈終傾，帝制遂亡。

   國際法意義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續了清帝國的法統。去年中印在洞朗邊界問題上出現紛爭，當時外交官員和民間的智庫、學者據理力爭時，其“理”便要上溯到清帝國時期有關尼泊爾和西藏問題的處理方案，這是邊界勘定“以清為法”的典型案例。

   本文有意探討一下明朝邊疆拓地問題，以西北邊防為例，作為清朝邊界、版圖問題的一個側面參照。或許從中我們可以探到些許的華夏疆域問題意識下的歷史螺旋前進的辯證法。

  漢地十八省之外，挺近大西北

   風聞社區有一個名叫“威武副將軍”的網友，把元末明初的那段歷史做成了系列文章，知識性和趣味性統一的不錯，而且已經寫到了洪武大帝的北伐，可堪一觀。

   朱元璋基本收復我們通常説的“漢地十八省”，時間是大約在洪武二年，即1369年。之後朱重八剩勇追窮寇，立志北掃胡塵，之後的三年之內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北伐。我們着重闡述的是第二次。

當然第一次的意義也不可估量，這一次是兩路大軍並行，前鋒大將徐達統攝西路軍，一路連克興元（陝西漢中）、河州（甘肅臨夏），收復了被吐蕃霸佔了幾百年的地區；另一路則是主力軍，由李文忠率領，利劍直插北元的腹地，迫使愛猷識理達臘向東逃竄。這一次北伐，掃清了繼續進攻漠北的一系列沿線據點，而且讓擴廓帖木兒實力受到重創，在西北方向上，明軍的勢力範圍延伸到了漢唐除河西走廊以外的地區。

朱元璋第一次北伐

洪武五年，一次更大規模的北伐拉開了戰幕。

這一次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意圖主導者是誰，明史的各路記載不一，牴牾之處甚多，《明太祖實錄》認為是徐達力主繼續北伐，並且説服了疑慮重重的皇帝，而明中後期的官員筆記中，如陳建的《皇明資治通紀》和王世貞的《弇州史料》則認為一開始拍板的就是老朱。

無論如何，綜合各有關這次北伐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到，遁居和林的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遊魂尚在，始終是剛剛誕生的明朝政權北部邊疆的心腹大患， 這一點徐達和朱元璋臣君二人可以達成共識。然而勞師遠征，深入沙塞，軍隊的後勤供給以及對前線地形的模糊認識，是朱元璋猶豫的主要原因。

儘管如此，大明君臣上下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派出了十五萬大軍，分佈三路，向北進發。

我們看一下這三路軍的配備和軍事分工。徐達毫無疑問承擔的任務最重，而且要做好遭遇戰的準備，左將軍李文忠率領東路軍，目的還是要把敵軍主力往西靠攏，打一個圍攏殲滅戰；西路軍的馮勝任務相對最輕，他的目的主要是佔領甘肅，牽制敵軍的西北兵團，阻滯其馳援王保保。

魏國公徐達

然而很遺憾的是，前期準備工作不足的徐達犯了冒進的錯誤，在嶺北和林遭遇慘敗，“死傷上萬”，讓負責合圍的東路軍也陷入了孤軍作戰的局面，也造成了很大的傷亡。

眾多史學家已經指出來，徐達的這一次嶺北慘敗，對後來的明元關係造成了的一系列重大影響，其連鎖反應甚至可以波及到後面的土木之圍，這個限於本文討論的主題，略去不講。

東方不亮西方亮，這三路大軍戰果最為豐盛的其實要數之前戰略任務最輕的西路軍。

西路軍在馮勝的率領下一路先後佔領甘州、肅州，並且拿下了永昌（甘肅酒泉），沿着河西走廊，已經拿下了除了察合台后王的一個分支——出伯後代佔領的沙州、瓜州和哈密的以西幾乎所有的地盤。在北上集乃（現內蒙古額濟納旗）大破敵軍之後，馮勝認為已經完成了牽制敵軍的任務，回撤過程中捎帶手又拿下了沙州和瓜州，這樣，西北經略的據點，就只留下了哈密。

馮勝撤軍，居然完全放棄了甘肅

在大明王朝確立“天子守國門”將政治中心向北轉移之前，洪武年間朱元璋的主要策略還是打擊北元的有生力量，其北伐軍的羽翼尚未豐滿，且當地的羣眾運動工作還沒有做起來，駐守相當困難，所以經常會出現打完之後完全戰略性撤退的局面，只留少量兵力建立粗略性的北地衞所作為前哨。

馮勝塑像

但馮勝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情況要好得多。熟讀漢唐歷史的讀者肯定知道河西走廊意味着什麼。長期以來，漢族政權在此地以走廊為軍事重心，重點經營就可以以非常高的性價比阻斷西北遊牧勢力，而且相比於更西更北的地區，這個地帶有相對成熟的城市形態和完善的農耕體系。

但馮勝還是放棄了甘肅，全線退了回來。到底是何原因？

查閲萬曆年間編纂的《肅鎮志》和甘肅地區的方誌《五涼全志》，發現馮勝棄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得地而不得人。

“元守將聞勝等將至，自知不敵，已先將境內人民、牛馬、駝羊盡拘出玉門、陽關二塞，所得者盡是空城。”

這讓筆者聯想到劉備得漢中的整個過程，兩件事非常相像。

馮勝孤軍深入，受到東路和中路軍隊戰敗的影響，軍心士氣受到打擊，面對孤城空城，有嚴重的挫敗感也是正常。

而且馮勝的隨軍都指揮使俞本在他的回憶錄性質的傳記《紀事錄》中，也提供了另一則重要信息，説馮勝“畏回鶻之兵”。

那麼，這個回鶻之兵又是什麼呢？

甘肅——三方夾縫中的真空地帶

這個回鶻就是文中前面所述的東察合台汗國，其實軍事勢力最遠的輻射範圍大致也只是在哈密一帶。馮勝拿下瓜州和沙州之後，已經和東察合台汗國直接打了照面，但馮戰意全無，選擇了退卻。

而東察合台汗國卻也並無東進的打算。因為歷史遺留問題，以非黃金家族篡位的東察合台汗國的首領哈馬魯丁將西部的帖木兒帝國（二者本同為察合台汗國）視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後快，雖然哈馬魯丁覬覦河中地區優良的農耕條件是重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乃是法統之爭。作為同為中亞的蒙古後裔政權，哈馬魯丁作為部落聯盟的首領，“同行是冤家”，確立汗位的正統性才是首要的戰略目標。他們之間的內鬥也是馮勝的西路軍更快速佔領甘肅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北元的統治中心和甘肅則更為隔膜，對收復甘肅幾乎毫無興趣，將嶺北行省和遼陽行省作為大本營而不願拉長戰線，在北元統治者看來，哪怕是朝鮮半島都比甘肅有戰略價值（朝鮮和明、元的三角關係還可以獨立成篇）。

這樣，在西北蒙古後裔政權、北元政權和大明政權中，甘肅一時間成了三不管地帶。不過，這也給了大明在西北設立關西七衞創造了客觀條件。

從上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關西七衞只是明朝中後期的一種歷史敍述，“七”並不是代表只有七個，比如洪武五年就已經設立的甘肅衞廢弛，想必是默默地就被裁撤了。

從時間的流程和地域分佈看，大明在西北還是有一個從東往西的經略過程的。但甘肅衞的廢弛，以及莊浪、西寧諸衞相隔甚遠，涼州和甘州的其他地區也沒有衞所，説明明軍在此地的軍事防禦相當稀疏。

而且經略西北的明朝著名將領宋晟的主要鎮守區域是涼州以東。

西北諸衞所設立的時間

很顯然，明朝的關西七衞是羈縻衞所，可以遙控牽制，但無法實際深層次統治西域。而且處於控制成本的需要，明朝採取了蕭規曹隨的策略，沿襲了元朝出伯一系的察合台后王牽制察合台汗國的策略，以藩屬和朝貢的模式維持和內地京畿重鎮的關係。

明朝的關西七衞

在明初，西北邊陲的這些衞所，起到了平穩過渡的作用，有積極的一面。但無疑隨着大明王朝的四海晏平，羈縻所帶來的消極作用越來越大，即放棄了墾殖計劃和對西北的深耕原則。其直接後果，便是最終丟掉了哈密。

哈密的丟失

哈密地處新疆東部的塔里木盆地，東面毗鄰嘉峪關，西面就是東察合台汗國，北面後來有了崛起的蒙古瓦剌部。

朱元璋雖然出身草莽，但戰略眼光非常毒辣，**他把哈密看做“西域之襟喉”。**洪武二十四年，國力漸強的大明沒有按捺住身段，朱元璋找了一個哈密人經常搶劫過往商旅財物的理由，派左軍都督金事劉真、宋晟大舉攻伐哈密，迫使其臣服。

朱元璋採用的是“以夷制夷”，“天子之地守在四夷”的方針，這個策略被後來的朱棣所繼承，建立了以安克帖木兒為首的大明傀儡政權。

哈密之爭

從朱元璋到朱棣，再到仁宣二帝，明朝政府對哈密的積極經略，是要把此地打造為西北前哨，在政治上給予哈密忠順王的特殊待遇，表示明與哈密的關係有意打破“羈縻”模式而變成實際干預。哈密的軍政大臣任免權和忠順王的廢立完全掌握在明帝手中，可以説，明朝前期哪怕是在大西北軍力不夠，再加上馮勝棄地未能建立根據地的困難局面下，仍能有效管控西域。

今天的哈密

但在土木之變之後，形勢馬上朝着惡化的方向發展。大明朝的精兵良將幾乎在土木堡之變中喪失殆盡，讓經略西北的政治、軍事資源愈發緊張。

哈密本身地處四戰之地，加上良好的生態和自然資源，被周圍各部落實力反覆明爭暗奪，是拉鋸戰的熱地。

其中野心最大的要數吐魯番汗國。轉折點是1473年，即成化九年哈密被吐魯番汗國攻破，這這個事變讓哈密幾乎徹底喪失了為大明朝護送商旅，保護絲路暢通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吐魯番汗國的首領自稱為“速檀”或“鎖魯檀”，就是sultan（蘇丹）的意思，説明這個政權帶有濃重的伊斯蘭教的印記。

而當時的“哈密”的宗教形勢什麼情況呢？帖木兒帝國使臣火者·蓋耶速丁的記載如下：

“他們築有一座規模很大的佛寺，其中有一尊大佛”

説明當時哈密及其文化輻射區域還是佛光普照的地方。

吐魯番汗國裹挾着、蠶食着哈密，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灑掃應對”，哈密最終還是開啓了伊斯蘭化的進程。

而這時候明王朝在幹什麼呢？在明英宗之後，文官勢力崛起，取代皇帝，成為了西北邊防政策的主導性權源。

從明弘治年間開始，我們看到明史的各類記載中，對哈密的態度此類的話語越來越多：

1 哈密“邊方事重，難以遙度，井索難扶”，即離統治中心太遠，鞭長莫及，井深而汲短；

2 “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

3“非為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利，而反為西陲增一禍”，“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為中國輕重”， “夫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其害何如也…… 置之度外可也”……

到明嘉靖年間，哈密從朱元璋的“西域之襟喉”淪為了文臣口中的“羈縻之虜”，意思是治理資源的投射投出產出比太低了，哈密就是大明西北的一個累贅，不如棄之而後快。

從吐魯番汗國試探性騷擾哈密，到最後完全吞併哈密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我們看到明宮廷政治武將勢力的退化和文官政治的變異。

甘肅巡撫許遠曾經痛心疾首地説：“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慰遠人”，對廟堂的邊疆政策的制定者“以何以效陳湯故事”的拷問，他的呼籲卻未能帶來任何積極回應，淹沒在了為西陲增一禍消極退縮的言論中。

公元1524年，即嘉靖三年，吐魯番汗國二萬鐵騎踏過哈密包圍了圍肅州城。 丟失了哈密的大明帝國首次面臨着嘉峪關以東的兵燹之災，一個王朝生命跳動着的火苗在疾風之下顯得忽忽欲滅，半個世紀之後，朝鮮半島和遼東戰事此起彼伏，滿目瘡痍的大明帝國當然也更無力再整頓西北邊防了。

餘論  明朝西北邊防一直衰苶不振的深層次原因

司馬遷有這麼一句話特別耐人尋味：“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檢尋歷朝歷代的發跡史，司馬老師的這句話簡直成了一句相當精確的政治讖語，但明朝是一個例外。

明朝是一個作事、收功皆起於東南的朝代，確實是一個另類。

從地緣格局上講，明朝是一個缺乏“內亞屬性”的朝代，這使得此政權從建立之初便缺乏堅挺的治理西北邊陲的動力，永樂帝天子守國門，其較量的對象始終也是北元而非西北。

筆者之前有幸聽了一場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老師的演講，他提到，往往是北方遊牧屬性的民族統治了中原，才有濃厚的興趣搞草原和耕地二元治理模式，而農耕民族往往對開拓塞外邊疆動力不足。

清朝疆域的廣闊，威孚蒙古、新疆、西藏（可不是羈縻這麼簡單），一大原因就是這個朝代本身帶有強烈的內亞性。

朱元璋打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力復諸夏衣冠。然而很遺憾的是，“嘉峪關畫玉斧以界華夷”，西北的版圖比較漢唐舊疆，一開始就已經大為內縮。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西北地區在明初之前就有了大規模伊斯蘭化的問題，而且自唐末以來，此地是“胡化”程度相當深的地區，讓馮勝等明朝將領深感西北“幾成化外之地”，是幾百年來神州陸沉的縮影和一面鏡子，文化上的隔斷也是大明朝經營西北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反駁近日中國疆域起於清帝國者可以自問：若以大明的姿態迎西夷番邦和日寇的劫掠，今日之神州版圖，還會有西藏、新疆和東三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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