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秦制西來”説——以三家分晉之前夜為例_風聞

觀察者網左欄幾天前刊發了一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陳民鎮的一篇文章：《秦帝國是否受到波斯的影響？》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

整篇文章對以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隊隊長段清波老師的“秦帝國文化、科技西來説”做了整體性的回應。

按照咱們觀網讀者戲謔的説法，段清波老師屬於“找爹黨”，給中華文化的源頭找個西方的爹。但學術畢竟是學術，理性中立客觀不帶情緒地進行一場思想碰撞也是科研的內在要求。

段老師的觀點在陳博士的反駁文中已經體現的很具體了。説實話，筆者對學界尤其是考古學界的“西來説”已經見怪不怪了，之前在風聞社區中也搬運過這方面的理論。

平心而論，段老師比其他的持“西來説”的學者還要前進一步。其他學者大部分還只是認為秦帝國某些技術、器物方面極有可能受到希臘化和中東波斯方面影響，但段老師可是走的“二重西來説”的路子，是比較徹底的，即秦帝國不光是技術方面，連官制和嬴政的一系列改革如郡縣、編户齊民、統一度量衡也受到了希臘化波斯的影響。

有關這一點的回擊，陳博士做了相當紮實的研究，這樣的一番表述是十分有力的：

“許多變革在西周時期便已肇端，並非無本之木。秦始皇與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為根本的因素在於他們所面對的相同形勢。”

但是陳博士很可能受到篇幅的限制，沒有繼續展開論述，以點帶面分析一下西周的變革，很快進入到器物維度的來源診斷（這一部分是陳文的重點）。

本文斗膽闡舊文輔新義，回應一下段老師“認為秦始皇的治國理論、國家政體、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認識和理念，或許受到波斯帝國的深度影響，這一結果當與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東征有關。”（段清波2015年在《西北大學學報》上連發了三篇系列文章，集中闡釋了秦帝國如何在文化、科技和一系列改革中受到“西方”的影響）。

在進入主題之前，首先筆者先跑個題，分析一下段清波老師的核心論據之一的“遇大人”的來源——《漢書·五行志》，是不是可以當一個堅實可靠的史料來源。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由於《漢書》已用“書”為大題，為免混淆，故改“書”為“志”。

《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並《史記》的“禮書”、“樂書”為“禮樂志”，“律書”、“曆書”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

班固老師還是很牛逼的，雖然抄襲了司馬遷的一部分《史記》，但他的原創性的四個志在史學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成為了後世官修史學的範本。

這個《五行志》到底説的是什麼呢？它和《天文志》有一部分是比較重合的，講了不少的天災和各種自然災害，如地震、冰雹、日食啥的。

但《五行志》顧名思義是講五行之運行的，金木水火土各安其位才能説明政通人和，如果出現了紊亂，比如火不能炎上而水不能就下，意味着災異的到來和皇帝的過失。很顯然，**只有配合着東漢盛行的“讖緯”説以及經學神學化的思潮，《五行志》才有根本上的意義。**與其説《五行志》羅列的一是一組或者一個序列的史實，不如説是一種神學化的寓言。

在《五行志》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文本：隔壁趙狗剩家的老母雞今天一早起來變成了公雞，開始打鳴了；李二嫂的女兒王三丫家的公狗居然操了張木匠家的母豬。

雌雞化為雄，毛衣變化而不鳴；

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

另外還有誰家的狗頭上長出了兩個角，某家的喵張嘴開始説人話等等，種種奇哉怪哉的事情，預示着要出大事。

所以説，以這個為背景來看，班固所説的秦始皇“遇大人”難道真的算一條硬核的史實嗎？

段老師或許還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臨洮遇大人這件事如此之重要，為啥司馬遷的《史記》沒有呢？《史記》沒有而《漢書》有，班固從又是從哪裏看到的呢？

接下來，我們現在進入三家分晉這個正題。

三家分晉這個事是春秋時期超重量級的事件，分出來的韓趙魏和其他強國就是後來的戰國七雄，史學家們對這個事已經着墨甚多。本文也限於篇幅，考察一下三家分晉與秦國變革的共性，看看哪一些時代變革的印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而非突發性的，更非西方傳入的。

從分封到郡縣，這樣一個大的變革，從整體的政治架構模式上處理的是一種血緣和親族的範式轉換。

簡單講一句話，郡縣意味着對族羣血緣紐帶的一種“反動”。

春秋時代晉國曆史的最驚心動魄的一頁，也是圍繞如何處理大夫與大夫家臣、公族遠親的關係而展開的。

公元前754年，晉昭侯風了他爸的同母異父的弟弟成師守曲沃，也就是曲沃桓叔。

桓叔代表了一隻公族勢力，在他的治理下曲沃公族發展得很好，而且曲沃成了和晉都翼相拮抗的第二個經濟政治的中心地區，打個比方，就好比唐朝的長安和洛陽一樣。

但這一支的公族還只是小宗，最後居然發展到殺五君而廢一君的地步，到了公元前678年滅掉了晉公室，周天子也很無奈，讓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小宗代替了大宗，一個新時代到來了。

這種小宗代大宗的不合禮法的舉動居然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而且周桓王和其聯手伐晉王，是很能説明問題的。但大小宗的問題還只是公族內部之間的撕逼，到了晉獻公時代，形勢變化得很快。

晉獻公的爹就是曲沃武公，出身於小宗公族的他為了防止其他公族拷貝他祖上的這個大逆不道的做法，嚴酷鎮壓其他公族，“盡殺羣公子”。而且剪滅了近支公族，形成了一個“國無公族”的尷尬局面。

這裏可以拿後來的魏文帝曹丕做一個例子，他當年在奪嫡的時候險勝，所以上台之後為了皇位猛搞他們的兄弟姐妹，弄到最後整個曹氏家族都很衰微，為司馬氏的篡位提供了很大的活動空間，這也是史學家的共識。

晉獻公就是個山西版的曹丕，為了防止其他公族做強，不如直接幹掉他們。公族沒了，那麼留下的權力真空就只能讓給異姓了。異姓包括異姓異氏和同姓同氏。

姓和氏在那個年代分的是很清楚的，和秦末和漢代的姓氏合流不一樣（連司馬遷都搞混過很多次）。姓代表血緣，氏代表封地，一個縱向，一個橫向，簡單説就是這樣。

打開地圖看一下就知道，晉國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四戰之地，西邊有秦，北面有夷狄，南邊有楚，個個都是不好惹的主。

戰爭的烈度和強度不斷增加，晉文公回國後這一點表現得很明顯。

從晉文公的一系列改革就知道，段老師的秦國兵制西來説實在是太不靠譜，因**為很多秦國軍事制度的革新和晉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在春秋時代可以説是普天之法，**如：

改革國君和其子弟統帥軍隊，以大蒐形式選拔將帥；六卿開始出現，並掌握軍政大權，這是為郡縣制鋪了路。

非公族人物如狐毛、狐偃、先軫等同姓異氏、異姓異氏開始掌握軍政大權。晉襄公七年，雖然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但到晉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又恢復了六軍建置，由六卿發展為十二卿。晉悼公十四年（559）以後，又恢復了三軍建置，直到春秋末年。

伴隨着軍制的頻繁變更，統率軍隊的卿大夫也隨之增減。但因晉無公族，故不得不倚重異姓異氏的勢力。我們通過對晉國軍制變化過程考察發現，晉軍將佐之位基本上被幾大宗族所佔據：邵氏：7人；

狐氏：3人；

欒氏：6人；

先氏：4人；

苟(中行)氏：8人；

胥氏：4人；

趙氏：8人；

士(範)氏：5人；

韓氏：3人；

魏氏：4人；

其中無一是近支公族，異姓異氏和同姓異氏的非公族佔到一半以上。

**郡縣制的推行為異姓異氏的崛起奠定了經濟基礎。**晉國統治者把原有的采邑和新闢的邊地收歸公室直接統治，委派卿大夫代替國君去具體管理，推行郡縣制度。但是，由於國君對縣的控制鬆散，卿大夫又趁機私蓄力量，致使有的縣逐漸脱離晉公室的控制而變成世襲的采邑。郡縣制的推行，對卿大夫的勢力非但沒有加以控制，反而使他們得以合法獨立地發展。

他們一方面爭田奪地，擴大土地面積，一方面改變百步為畝的舊制。範、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為畝；知氏以一百八十步為畝；韓、魏以二百步為畝；趙氏則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卿大夫的采邑經濟得以繁榮，從而為他們的政治軍事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他們有土地、有城池、有民人、有軍隊，可以在自己的領地自由支配經濟、委派官吏，事實上他們已成為一個獨立王國。

晉國的軍政合一，使卿大夫集政權、軍權於一身，出則統兵，入則秉政。隨着私家勢力的發展壯大，強宗大族企圖控制國君和宗族的慾望與日俱增。他們矯君命，廢國君，十足地表明權力下移，“政自大夫出”。

結語

我們或許還能還能從田氏代齊中看到在三家分晉的前夜相似的地方。封建制隨着公族勢力的萎縮和血緣政治的逐漸走弱變得極為鬆動，相比“郡縣制”和軍事制度的變革受西來説，很顯然周秦天下一大變的歷史大環境在分封——郡縣的兩端中做出了一個必然選擇。

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在公元前三世紀的秦王掃六合的壯舉中，秦制非夷狄之一法耳，亦非諸夏未嘗有也。某些學者或許跨海跨得有點太遠，亦或許忘記了華夏大地江河湖泊的蛟龍和魚鱉亦有先王之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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