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在非洲向世界證明什麼？（系列二）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文揚】

上篇提到，非洲最本質的問題不是貧窮，而是落後。這個判斷，對於理解中非關係至關重要。

近30多年的西方對非援助，以“讓貧窮成為歷史”為號召，以“援助翻倍，貧困減半”為理念，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反而蜕變成了偽裝形式的新殖民主義，導致了對非洲的新一輪掠奪。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援助根本上是錯位的，沒有致力於改變非洲的落後，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非洲的落後程度。

改變落後面貌，提高發展速度，在起步階段需要國家保護本土產業，扶助本土社會。但西方援助所附帶的條件，恰恰要求受援國降低關税、拆分國企、開放市場，其結果就是本土經濟根本發展不起來，形成了對於外部援助的嚴重依賴，最終在現代化進程中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落後的現實被永久性地固定了下來。

在現代化進程越來越快的今天，這一點意味着什麼，不用多説，人人都明白。

西方很明白，所以它們無意改變目前這種“大張旗鼓地增加善款、幸災樂禍地拉大差距”的對非援助模式。

而中國也很明白，所以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上，習主席向着全世界宣稱：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同12億多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尊重非洲、熱愛非洲、支持非洲，堅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中國希望各國都能在處理非洲事務時做到這“五不”。

他説：“中國永遠是非洲的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任何人都不能破壞中非人民的大團結！”

可以説，“五不”、“三好”和“大團結”，每一個都是有針對性地説的。中國與非洲的緊密合作，正是在落後這個問題上形成了命運與共的關係，開始時是差不多的落後，後來是中國率先趕超成功現在又反過來幫助非洲擺脱落後。

所以，只看到貧窮，看不出中國對非援助與西方對非援助兩者之間的差異，而一旦着眼於落後，即可看出兩者之間實際上是南轅北轍

同屬落後國家的時期

説一個國家落後，或一種文明、一種文化落後，這是一個很晚近的觀念，要滿足多個假定條件才能成立。

首先要相信有一種文明是公認的模範，然後要相信所有其他文明最終都要向模範文明轉型，於是模範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就有了轉型過程上的差距，最後還要相信模範文明引領其他文明的轉型過程是一種使命，而其他文明努力改變自己推動轉型的發生則成為了一種任務。

所謂落後，指的就是在上述這一整套觀念當中，因為對差距的認識和對任務的認識而形成的一個派生觀念。

中國與非洲各國相距萬里，山不相連，水不相接，但是卻在某個特殊歷史時期同屬“落後國家”甚至“落後文明”，這完全是由於西方世界帝國的建立這個歷史事件，完全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

因為只是在西方世界帝國崛起和建立的這幾百年裏，才有了模範文明的觀念，也才有了現代化轉型的觀念、“白種人的負擔”和“白種人的使命”的觀念、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觀念，也才有了先進和落後的觀念。

實話説，沒有這種觀念的人們是幸運的。在先進和落後的觀念出現之前的大部分歷史時期，中國與非洲大陸沿着各自的文明發展歷程自行演化着，沒有因落後這一危機意識而產生的焦慮和恐懼，也沒有因追趕這一繁重任務而產生的急迫和緊張。

有戰亂有饑荒有壓迫和反抗，但都是自身“文明孤島”中的自然故事，並沒有亡國滅種或被開除“球籍”之虞。

但西方世界帝國的出現改變了一切。1884~1985年的西柏林會議，西方列強確立了針對非洲的瓜分規則，到一戰前夕，除了埃塞俄比亞等少數幾個地區，整個非洲大陸被分成了分屬不同列強的殖民地。

按原計劃，“非洲第二”或“大陸級殖民地2.0”不是別處，正是當時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1900年“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後，列強駐大清國的公使都陸續換成了原駐非洲富有瓜分殖民地經驗的“非洲通”，因為原來的“中國通”沒用了，“我瓜分你與你本人無關”的強者邏輯要發生作用了。

這個時期，可以説是中國與非洲“命運與共”這一特殊關係的歷史起點。如果不是因為西方列強全球規模的殖民征服計劃，不是因為西方列強建立的帝國是第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中非兩個相距萬里、從未有過真正的交往的大陸，無論如何成不了同一條命運之舟上的難兄難弟。

但是，成也世界帝國，敗也世界帝國。1914年一戰爆發，1939年二戰爆發，列強們的對外征服戰爭變成了列強們之間的爭霸戰爭。客觀上講，20世紀的上半葉是西方世界帝國全球大業的一個災難，原本大有希望的帝國建立進程完全被打亂了。等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起來、1950年代非洲國家紛紛獨立，一個被稱為“第三世界”的政治聯盟逐漸出現，理論上講，西方世界帝國長達幾百年的上升運勢就結束了，衰落和解體的過程開始了。

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中的“帝國循環”表

1955年的萬隆會議，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它宣告了被壓迫者的聯合和互助。與歷史上所有帝國的週期律一樣，一個起源於被壓迫者並通過向壓迫者學習增強力量而最終推翻壓迫者的週期性過程，終於開始了。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

當然，那是最困難的時期。1956年，埃及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同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為支持埃及，中國向埃及無償援助2000萬瑞士法郎以及10萬元人民幣醫藥物資。為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戰爭，中國又向阿爾及利亞無償提供了價值7000多萬元人民幣的物資、軍火和現匯援助。1958年幾內亞遭到法國經濟封鎖，中國在和幾內亞還未正式建交的情況下就無償援助了該國1500噸大米。

據統計，1960年中國對外援助總額為0.576億美元，其中非洲國家0.25億美元；1961年中國對外援助總額1.672億美元，非洲國家為0.392億美元；1963年在中國對外援助總額下降為0.904億美元的情況下，對非援助卻增加到了0.74億美元。（魏雪梅，《冷戰後中美對非援助比較研究》，2013）

批評者當然有理由就當時的中國是否應該開展對外援助以及援助的力度等問題進行質疑，但這個問題顯然不是簡單的道德評判所能把握的，甚至也不是隻從國家利益出發的現實主義理論框架所能涵蓋的，放在不同的歷史尺度上，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的面相。但無論如何，站在今天的中非合作現狀以及重大意義上回顧地看，毛澤東和周恩來那一代領導人在半個世紀前所打下的基礎，無論如何評價也不過高。

因為沒有那個起點，被壓迫者的聯合以及歷史週期的交替，還不知道從何時才能開始。

歷史性的大轉移

中非合作論壇2018北京峯會正在進行中。習近平主席在今天下午的主旨演講中説：“歷史有其規律和邏輯。中非雙方基於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過去的歲月裏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合作共贏之路。”

看懂了1884年的西柏林和1900年的北京，再看懂了1955年的萬隆和2018年今天的北京，也就看懂了為什麼中非山水不相連卻建立了真正命運與共的深厚關係這其中的道理。

本文為觀察者網風聞社區獨家稿件，未經授權，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