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太多腿都不夠用了，炮製“管仲陷阱”者是何居心？_風聞

在網上看到“管仲陷阱”這個説法，還是很有必要值得討論一下的，對這個“陷阱”的描述大致如下：

所謂“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個獲利的孔道、途徑 ……

即國家採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同時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那麼人民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樣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眾了 ……

這一思想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驅管仲首創 ……

管仲的原話是：“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

管仲作為齊國的“首相”，是春秋時代著名的財政專家，“利出一孔”是他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以國家權力控制獲利渠道，分配社會財富，“利出一孔”就是一套國家壟斷、政府管制、與民爭利的制度安排，這也被一些學者稱之為“管仲陷阱”。

風聞社區有一篇講齊長城修建之謎的文章，觀點就是齊長城修建也是主要為了鹽鐵國有，即管仲所説的的“官山海”，而且據説管仲為了富國，還搞出過妓院國有化，連嫖客嫖娼都要利出一孔，妓女的定價權也要國家來把持。

從實踐上看，管仲的“利出一孔”的國有化政策成效極為顯著，短時間內齊國就成為春秋時代最富有的諸侯國。而且這一套後來被在秦國搞變法的商鞅學會了，《商君書》有大段抄襲《管子》的話：

“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

商鞅的這套經濟政策和齊國不同的是，他不但富國，而且強兵（相對來説，齊人怯戰），為秦王掃六合打下了經濟和軍事根基。

同樣利出一孔，為何秦能夠比齊更成功？這是經濟史家亟需解釋的。

“管仲陷阱”最大的問題是語義邏輯的混亂。既然被冠之“陷阱”，就帶有消極負面的成分，告訴你不能往裏跳，但齊國和秦國跳進去了，反而效果很好，何謂陷阱？

管仲的理想經濟模型之“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這其實罕見於中國幾千年歷朝歷代的政治體制，“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經濟利益的分配仰獨裁君主鼻息，這個結果也是烏托邦式的構想。

比較我們平時耳濡目染的各種所謂陷阱，我們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管仲陷阱”的一大問題。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被美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發明出來之後，短時間內受到了中美經濟、政治學界的廣泛關注，一大原因，恐怕是和這個概念背後的某些史實做依靠；同樣，“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在東歐和南美看到，中國需警惕重蹈覆轍；同樣地，經濟學領域還有債務陷阱、消費陷阱等等不少帶有“陷阱”的名詞，但是“管子陷阱”目前卻在學界還缺乏一定程度的共識，暫時停留在假説階段。

但是這個“管仲陷阱”若想要自圓其説，恐怕還要再加上這麼一句，“看看秦朝為什麼這麼短命？就是因為秦國掉入了管仲陷阱，利出一孔，才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滅亡”。

如果是這樣的話，“管仲陷阱”的意圖好像是給朝代興衰的歷史週期律提供一個經濟學的解釋，但這個提法的始作俑者好像不是這樣，而是落在這麼一句上“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

“管仲陷阱”的炮製者恐怕嚴重高估了中國古代君主的所謂的“專制”程度。

先不説從秦到清歷代帝王受困於“皇權不下縣”的制度困境中，而且在很長時間內都處在郡縣和封建的搖擺之中，“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更是無從談起，若是拿明末來説，皇帝恨不得好好享受一把“管仲陷阱”的滋味，但東林黨們不可能讓他“利出一孔”。

所以説，“管仲陷阱”恐怕還是借鍾馗打鬼，是要告訴今天的財經部門的決策者們要約束政府權力，放鬆經濟管制，或者説，國退民進，在很多行業內不能再“利出一孔”。

“管仲陷阱”表面抨擊的是歷代專制君主和人身控制（編户齊民），但暗在的意圖恐怕還是為私有化鳴鑼開道。

單純的談私有化無論褒貶。但如果涉及到國計民生的大工程，國防、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關係到民眾切身的健康人身安全的行業，“利出一孔”難道是一個陷阱嗎？

前不久的長生疫苗案已經給我們上了一課。

總之，春秋戰國時代的管仲療法也許算作一種“雞血”猛藥，能在羣雄並立的各諸侯國中稱雄一時，但這並不代表管仲的藥方在今天已經完全失效，而變成了一個所謂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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