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產業化滯後到底帶來多大損失？_風聞

原標題：中國何時種下自己的轉基因糧食？

2018年底，將是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關鍵時刻。如果屆時國家不啓動轉基因作物產業化，難以增加未來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轉圜餘地，轉基因糧食作物產業化懸置，自主創新能力正遭消磨，過往的磨礪也使業內人士倍感焦灼。

中國面臨大豆緊缺。僅一季度，中國對美國進口大豆同比減少20％，而6月更是減少了61.5萬噸的美國大豆訂單。7月，有3艘大豆船抵達中國，但一度都吃了“閉門羹”，在海上滯留多日。國內鼓勵種植大豆的措施也陸續出來，黑龍江新增500萬畝大豆種植面積，一些地方大豆種植補貼達到每畝200元，但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只是杯水車薪。

緊隨大豆徘徊在關口的，還有玉米。

中國進口的這兩大宗，多是轉基因農產品，主要用於飼料，一旦短缺，連鎖反應傳導到肉禽，關乎民生不可謂不緊迫。然而，中國卻還沒有允許任何一種轉基因玉米或大豆在國內土地上商業化種植。

2016年，《“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下稱《規劃》）也給出了轉基因五年的發展目標，提出加大轉基因玉米、大豆、棉花的研發力度，推進新型抗蟲玉米、抗除草劑大豆、抗蟲棉等重大產品產業化。可見，中國自己的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目標已明確，並將在2020年收官。

從育種到大規模種植，需要一定的培育週期。以此倒推，2018年底，將是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關鍵時刻。

如果屆時國家不啓動轉基因作物產業化，難以增加未來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轉圜餘地，還很有可能完不成“十三五”目標。

更深層的影響是，轉基因產業化遲滯，正在消磨中國轉基因科研實力，轉基因育種研發部門紛紛縮減、關閉。《財經》記者從多位業內人士處獲悉，中國首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轉基因技術研發企業奧瑞金種業（SEED），目前研發團隊已經基本解散；中種集團旗下的生命科學技術中心，也在去年經歷了機構調整，轉基因育種部被拆分，分別併入技術平台部和技術創新部，科研與管理人員出現流失。

很少有人關注到，中國的轉基因科研實力排名高居全球第二。為了轉基因技術研究，國家累計投入已經超過200億元，然而，因為種種原因，絕大部分轉基因成果至今還不能推向社會，經年的技術積累和投入有可能最終“打水漂”。

審批遲滯消磨創新

“如果今年不能啓動轉基因玉米產業化，一大批生物技術種子公司怕是熬不過冬天，要倒閉了。”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的這一判斷道出了業內的焦灼。

中種集團、奧瑞金種業是業中翹楚，業內人士推測，如果它們在熬寒冬，那麼大多數生物技術種子公司的日子都不好過。

究其原因，在於多年來對於轉基因技術，只讓研發，不讓應用，導致企業只有投入，而沒有市場回報。

作為糧食進口大國，中國對轉基因作物的立場影響着全球市場。例如，中國對轉基因作物的進口審批謹小慎微，導致美國農民不得不種植早已被本國淘汰的舊品種轉基因大豆，專門出口中國。

目前，在中國允許產業化、並被大量種植的只有棉花和番木瓜。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為280萬公頃，全球排名逐步下滑，從2001年的第4名，掉到2017年的第8名。

**中國轉基因研發起步並不比美國晚多少，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早在1997年，美國孟山都公司就把它的轉基因抗蟲棉引入中國，不久之後，中國農業科學院部分控股的創世紀轉基因技術有限公司開始推廣自主研發的抗蟲棉，售價是孟山都的一半。

很快，創世紀轉基因棉的市場份額就超越了孟山都。目前，國產轉基因棉花品種市場份額佔95％以上，國外品種不足5％。

然而近十多年，中國沒有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獲批。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認為，中國對於轉基因作物的監管比素以保守著稱的歐盟還要嚴。

轉基因作物獲批種植的關鍵是要獲得一份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獲此有效期為五年的證書，要經過嚴格程序：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安全證書。

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兩種轉基因抗蟲水稻的審批耗費了11年，到2009年才拿到安全證書。另一個同批獲得安全證書的，是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的轉基因植酸酶玉米。

在看好轉基因技術的公司眼中，將其視為利好信號。如大北農集團就在這之後，決定創建生物技術中心，在“十二五”期間投入5億元。

然而，獲得安全證書並不代表立即能夠產業化種植。按照《種子法》，轉基因新品種還要通過品種審定，拿到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才能進入商業化種植。

已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作物品種，都被卡在品種審定環節，直至五年有效期滿。經過續申請，三個品種在2014年再次獲得了安全證書，但在第二個有效期內，商業化種植的希望仍然渺茫。

2016年明確的轉基因作物產業化路線圖，首先發展非食用的經濟作物，其次是飼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後是主糧作物。

**已獲證書的兩種轉基因水稻屬於主糧，顯然不符合上述路線圖規劃。**作為轉基因水稻的主要負責人，華中農業大學教授林擁軍剛得知該路線圖時非常生氣，他們早就拿到安全證書了，而且使得中國在轉基因水稻研發上具有優勢，卻被這個路線圖一把推開，距離產業化的機會更遠。

另一種轉基因植酸酶玉米，目前還有其他方案替代，相對而言市場的需求沒那麼迫切。

同是2016年出台的《規劃》，提出“推進新型抗蟲棉、抗蟲玉米、抗除草劑大豆等重大產品產業化”。這一目標再次點燃了翹首期盼的企業的熱情，紛紛按照《規劃》的指針來安排科研投入和商業計劃。

姜韜瞭解到，**企業都是按“十三五”頭三年開放轉基因產業化做準備的。**目前，全國有20餘個轉基因玉米品種已經或正在提交安全證書申請。

轉基因抗蟲玉米是最有可能率先商業化的品種，轉基因大豆儘管市場需求同樣迫切，但美國、巴西和阿根廷業已形成完善的產業鏈，中國放開種植的話，缺少競爭力，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也沒有更多的土地來承載，預計會保持大量進口的態勢。

國內比較先進的種子公司，每年研發費用基本達到上億元的水平，包括研發、團隊運營，以及維持相當規模的轉基因種子儲備，以便在獲批放開後迅速投放市場。轉基因技術是高風險投資，政策不明朗則加劇了企業的風險，企業無法做到對轉基因項目的科學管理，不能及時收回投資，落入持續投入卻顆粒無收的套子，科研力量在消磨，很可能因為項目週期過長而終被拖死。

管不住的“濫種”

7月10日晚間，登海種業（002041.SZ）連續發佈兩份公告，承認因內部管理問題，公司連續“誤種”轉基因DH351玉米種子，使得50公斤種子擴繁出約1.2萬公斤，並種植在2590畝土地上。

有幾位業內人士將“誤種”解讀為“搶跑”，是在為產業化目標作準備。

2017年，中國進口大豆近1億噸，其中絕大部分為轉基因大豆。這種“能用不能種”的尷尬，同樣發生在轉基因玉米等作物中。值此處境下，國內種子公司不能光明正大地研發轉基因種子掙錢，本分的農民不能種經濟價值高的轉基因作物，眼巴巴地看着進口大豆、玉米把外匯賺走。

於是，各種違規種植經年不絕。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東北很多地區大量存在違法種植轉基因抗蟲玉米的現象。

一位東北地區的種子經銷商告訴《財經》記者，“非法種植抗蟲玉米已經氾濫，根本控制不住了。”

目前沒有濫種轉基因玉米的官方數據，圈內人的交流判斷，遼寧的種植比例較高，約有70％以上，吉林約有60％－70％。

農民非法種植轉基因玉米的現象已經存在多年。

轉基因玉米在最初研發時，需要很高的投入和很強的科研實力，一旦得到表現良好的轉基因單株，它們的後代就可以將轉基因性狀遺傳下去。此時，可以通過常規的雜交技術，將轉基因玉米品種的轉基因成分轉入其他玉米品系，並穩定遺傳下去，只要找到帶有轉基因成分的商業化育種材料，小的種子商都可以組織制種、銷售。

**2012年和2013年，東北地區連續暴發玉米黏蟲災害，農民們損失慘重。**蟲害暴發的速度非常快，打農藥防治根本來不及，兼之，農藥成本高，而且在玉米生長旺盛期，株高超過2米，田間透氣性差，天氣悶熱時，打藥者本人很容易發生藥害。於是，嚴重的蟲害為“地下”流轉的轉基因抗蟲玉米做了很好的廣告。

當看到轉基因玉米田裏是一片鬱鬱葱葱，害蟲蹤影全無，那些種植傳統玉米的農民，也開始主動尋找轉基因玉米種子。

傳統玉米種子賣不動了，對正規種子企業造成巨大沖擊。由於農業部門監管很嚴，正規企業不敢碰轉基因玉米種子，在市場上流通的都來自冒險的小企業，它們打一槍換個地方，很難監管。如此一來，正規企業的市場份額紛紛被擠佔。

前述種子經銷商的銷售業績下滑厲害，他已經在往黃淮海玉米產區開拓業務，不少正規企業都轉戰到此。

登海種業2017年報顯示，本年度公司實現營業收入約8.04億元，比2016年下降49.84％。登海種業的子公司登海先鋒主要做東北市場，2017年營業收入為1.31億元，相比2016年的6.08億元，營業收入下滑高達78％。登海種業對此的解釋是，其主推的玉米良種“先玉335”銷量下降。

對於業績大幅下滑，登海種業在年報中提示市場風險，玉米種子行業整體庫存仍處於高位，套牌假冒侵權及非法經營種子衝擊市場。以上三種因素綜合影響，種子需求量明顯下降，是導致公司2017年度經營業績未達預期的主要因素。

原農業部認為，中國不存在所謂的“轉基因濫種”現象，但承認有個別地區確實存在違法零星種植的情況。

自2016年下半年起，農業監管部門做出了一系列的打擊行動，其打擊對象主要為違法制種、繁種、銷售轉基因種子的生產經營者，以及違法開展田間試驗的研發者，很少監管農民的自主種植行為。

雖然眾多農民處於違法境地，前述種子經銷商分析稱，現在轉基因玉米的種植比例太大了，強行毀種會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

濫種可能倒逼政府推進轉基因產業化。

據路透社報道，由於過去幾年收入欠佳，印度棉農無視違法風險，大量種植未經批准的抗除草劑轉基因棉花，同樣的情景2002年就發生過，**當時棉農大量非法種植抗蟲棉花，最終政府使其合法化；**在1998年時，**巴西禁種轉基因大豆的“大門”，也是被本國農民的“非法濫種”給拱開的，**2017年，巴西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排名世界第二。

農民對高產的追求是永恆的。實際上，要讓農民對利益視而不見，太難了，如果政府不批准他們種植，他們中的冒險者就會偷種。同時，由於農民使用的是盜版轉基因種子，時間拖得越久，未來推廣正版轉基因種子的障礙也就越大。

前述種子經銷商稱，希望國內能儘快放開轉基因種植，當轉基因種子有了正規的銷售渠道，他也會合法介入這門生意，“正規渠道的企業或者業內人，絕大部分都是這種想法”。

為何自縛手腳

14年前，時任農業部轉基因安全管理辦公室主任方向東會見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時表示，中國轉基因水稻、玉米有望三到五年內商業化。

孰料，此後反對轉基因的聲音甚囂塵上，轉基因技術被拖入口水拌就的泥淖。全球的反對人士都拿不出科學論據來支持轉基因農產品有害論，但謠言卻不能平息。

一家國內機構2017年的一項監測數據顯示，**對轉基因持中立立場者佔到49％，支持者佔23％，反對者佔28％，這表明，僅有部分人反對轉基因產業化，處於一種正常的輿論狀態。**該監測涵蓋微信、微博、知乎和百度知道四個平台，監測聲量達62萬餘條，觸達人次為1500萬。

政府的決策需以科學為基礎，綜合考慮民生、行業發展等，輿情只是眾多需要平衡的因素之一。

從科學角度看，轉基因產品是迄今研究最為深入、檢測最為全面、監管最為嚴格的一類農產品；從民生和行業看，轉基因種子的需求也在高漲；從已有的生產和消費實踐看，政府批准上市的轉基因產品是安全的。

自1996年轉基因農作物開始商業化種植，迄今已累計種植340多億畝，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幾十億人消費轉基因食品，沒有發生過一起經過證實的安全問題。

中國轉基因產業化遲滯，固然有對於輿情的顧慮，同時政府也擔心開放市場後，本土企業競爭不過跨國巨頭。

從數量看，中國轉基因研發實力頗可觀。截至2016年，轉基因重大專項的基因克隆技術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克隆了137個重要基因，獲得了1036項專利，專利總數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據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科技處王友華觀察，從轉基因大豆或是轉基因玉米技術來看，中國大概90％以上轉基因專利的權利要求都非常少，一般在8個到10個；國外專利一般的權利要求都有100多個，少的超過50個。他認為，權利要求數量不夠，説明專利撰寫的質量不行，對於創新技術的保護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中國的轉基因技術專利，絕大部分掌握在科研院所或是高校手上。**科研院所的專家，申請專利主要是為了項目結題，他們申請專利時，本着成本最小，授權可能性最高來做。

一旦放開轉基因產業化，跨國公司也可以平等進入中國市場。對於國內種業公司確實壓力較大：這些跨國公司掌握着大部分產業競爭力強的轉基因性狀，國內企業初期可能難有抗衡之力。這也是部分農業主管官員的擔憂。

但農業生物領域科學家張世平認為此種擔憂不成立，“企業自身最清楚產品所涉及到的專利問題，不會拿真金白銀去‘打水漂’。”他表示，企業只需要負責生產線有專利保障就可以了，保護能力不在於擁有專利的文本厚度。

對於轉基因技術的專利問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銀良有過專門闡述，發展中國家的轉基因作物產業化可能侵犯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這種主張並不成立，不可能有事先的概括性結論。

劉銀良認為，在現代產業的運行中，即使在當事人之間存在一些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也基本可以在專利法等法律框架內，經由商業途徑加以解決。

**還有些人擔心，跨國公司的轉基因種子會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其實，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有多層含義，首先是糧食的人口消費保障，它包括國家農業方針政策，農民種植的收益和動力，種植土地的品質、面積和條件保障，糧食流通情況，糧食倉儲數量和質量，種子儲備規劃和落實情況，糧食價格情況，國際市場糧食貿易情況等等。其次才是非正常狀況下，比如自然災害、人道主義危機、甚至戰爭等狀況下的糧食保障。種子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姜韜分析稱，只要農民和土地握在手裏，即使購買別人的種子，糧食依然可以是安全的。當然，如果種植的還是自己的轉基因作物，那糧食就更加安全了。

中國民間具有廣泛而強大的育種力量。跨國公司的種子過了專利保護期，就會立即成為民間育種材料和產品，成為本地化的種子。實際上，目前東北地區違法種植的轉基因玉米品種，大多包含孟山都的第一代Bt蛋白抗蟲基因。

巴西聖保羅大學生物化學教授、巴西國家生物安全技術委員會原主席沃爾特·科利（Walter Colli）曾告訴《財經》記者，跨國公司在生物技術方面比巴西和中國都更有優勢，與之抗衡的唯一辦法是本國擁有自己的強勢技術。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國內的轉基因成果無法產業化，就不能得到市場的檢驗，發再多的論文、專利，也沒用。姜韜表示，凡是服務於市場的產品，不能捂在封閉的生態裏，科研成果要讓市場去檢驗，“越早越積極，越晚越被動”。

黃大昉透露，科技部和農業農村部目前對於轉基因產業化的態度有所明確，正在積極向上反映情況。

每年11月，海南的南繁基地就開始忙碌。南繁育種利用海南獨特的熱帶氣候條件，加種一季作物，一年內南方、北方交替種植，以此加速繁殖，加快品種培育速度。黃大昉希望在此之前，新更名的農業農村部能發出一批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相應的品種就能抓住今年南繁的機會，多種一季。這樣，到2020年實現產業化，就能擁有1億－2億畝的供種能力。

變數依然存在，如果今年沒能批下安全證書，拖到明年再放開，則中國的轉基因產業化目標將受到影響。時間所剩無幾。

（本文首刊於2018年9月3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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