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曾經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何以淪為侵華急先鋒？|第33期_風聞

主講人： 沙青青   中日近代史及情報學研究者

我今天的演講主題是日本自近代以來對中國態度的變遷以其背後的思想脈絡，這條思想脈絡的節點中有無數的日本的思想家、軍政人士，而我挑選的只是其中幾位代表而已。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知華派（甚至親華派），但他們關於亞細亞、關於中國的理念卻又未能結出善果，甚至成為日本侵華擴張的旗幟。期間蜕變的過程，尤其值得思考。

從“中華”到“支那”

眾所周知，中日交往由來已久。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始終沒有被真正納入中華的朝貢體系，也未曾像朝鮮、越南那樣向中原政權稱臣。拜波濤海浪之賜，作為島國的日本如英國一樣能在相當長的時段內保持其種族與政權的獨立性。不過，對於中華文明的繁榮，日本卻有着長期的嚮往。遣唐使的故事自不必多言，即便是在唐朝以後，日本除了直接從中國吸取營養外，也會透過自稱“小中華”的朝鮮來吸收來自大陸的文明。雖説在16世紀末，日本曾因出兵朝鮮而與明朝交戰，但終究不過是一段小插曲而已。日本對中國態度的根本性轉折則可能始於滿清入關。

清朝建立後，許多深受中華儒家教育薰陶多年的日本知識分子都認為純正的中華文明也隨之逐漸消亡了，即中華已經為蠻夷所征服。乾隆末期，一位負責外貿的德川幕府奉行中川忠英曾編寫過一本相當有趣的書，名為《清俗紀聞》。他當時長期駐紮長崎管理與清朝的貿易，為了解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情況，特別去採訪了那些到日本做生意的中國商人、水手，向他們詢問中國的風土人情，甚至還找來畫師，希望通過圖像來真實再現清朝人的日常生活情景。

中川忠英《清俗紀聞》

這本書隨即便在日本各地流傳開來，其中所記錄的風俗習慣與日本人印象裏中國人應有的樣貌大相徑庭，於是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更加深了那種認為中華文明業已沒落的判斷（其實，朝鮮也持類似看法）。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認為中華文明道統已經開始為日本所繼承，逐漸地日本人開始使用“支那”而非“中華”來稱呼中國。所以，日本人萌發取代中國成為中華文明圈領導人的觀念早在鴉片戰爭前便已逐步產生了。

1823年，一位名叫佐藤信淵的日本知識分子寫了一部名為《宇內混同秘策》的著作。他在書中揚言日本應該“征服滿洲”並“將中國納入日本的版圖”。但隨後的鴉片戰爭以及黑船事件給予了日本人巨大的精神刺激，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在東瀛列島的上空。佐藤信淵在臨終前也改變了自己的想法，認為只有中日團結才能夠抵禦西方勢力的侵略，繼而提出了“存支攘夷論”。

佐藤信淵《宇內混同秘策》

佐藤信淵前後兩種論調日後竟也成為了日本近代對華思想的兩極，以至於百年間都未能擺脱這個“利”與“義”的框架。明治維新的日本產生了兩種思潮：一、“內治派”認為日本此時應致力於內部社會改變與經濟發展，休養生息後才能阻擋西方勢力；二、“徵韓派”則認為要搶在西方勢力將朝鮮等國納為殖民地前，先行予以佔領，使其成為日本發展資源的來源地與新興市場。

實際上，自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對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義、“興亞論”等各類完全相反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將西方文明視為學習的楷模，另一方面卻又把西方看作貪得無厭的殖民強盜。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隨強盜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亞細亞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當然領袖。從清末到民國年間的日本各界名人在對華態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這種矛盾。下面我將結合一些具體人物來談談這種“矛盾”的對華態度究竟是如何演變的。

東亞大義的旗幟——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1871年出生於玉名郡荒尾村（今熊本縣荒尾市）的大地主家庭，是家裏的第八子，也是末子。受其兄言論之影響，宮崎相信亞細亞民族的獨立自主必仰賴於中國的革命與覺醒。因為只有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崛起才能帶動周邊國家的覺醒，才能夠團結一致抵禦西方世界的侵蝕。

宮崎滔天

1891年，宮崎滔天第一次到上海。1897年，作為日本外務省觀察員的宮崎滔天結識了孫中山，從此以後開始為中國的革命運動提供幫助。之後十餘年間，宮崎滔天一直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最可靠的日本同志。1902年，出版自傳《三十三年的夢》。1905年，宮崎成為中國同盟會第一批外籍成員。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宮崎亦曾出席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儀式。

然而，目睹民國成立的宮崎滔天卻從未有過革命成功的欣慰感。相反，宮崎晚年卻陷入了新的反思——是否應該先在中國發動革命？或許應該先在當時東亞世界最先進的國家日本進行革命，才能真正達到振興亞細亞各民族的目標。不然的話，業已帝國主義化的日本必將步西方殖民者的後塵來扼殺中國等地的革命。可悲的是，事實正是如此。而繼承他晚年日本革命論的則是他的後輩——北一輝。

軍國主義的助產士——北一輝

辛亥前後，追隨中國革命黨的諸多日本人中除了宮崎滔天外，最有名者便是北一輝。1883年，他出生於日本新瀉的漁村。早年，醉心於社會主義理論，後加入宮崎滔天的社團，開始關注中國革命的發展。北一輝與宋教仁私交極好，甚至在革命黨內部出現紛爭時，也不惜痛斥孫中山“不擇手段”的革命方略而堅決站在宋一邊。宋教仁遇刺後，他自己組織真相調查，並把矛頭指向了孫中山而不是事後“眾口一詞”的兇手——袁世凱。在為中國革命奮鬥多年後，北一輝又目睹了五四運動期間各類激進的反日運動，這促使他開始思考未來亞洲的革命方向。

北一輝

很快，北一輝就改變了之前的想法，和晚年宮崎滔天的想法一樣，他認為革命應該先從日本開始。於是，便寫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主張應變革日本政體，把日本社會從財閥和貴族的手中解放出來，主張建立一個“人民—天皇”上下一體，有“日本特色”的皇國社會主義，繼而才能成為驅趕西方勢力的領導者。日後，這一思路卻被“二二六”政變的少壯軍人奉為“指導思想”，北一輝也因此受牽連被判處死刑。北一輝主張的使日本成為“東亞解放者”的宏願也被軍國主義分子“盜用”。宮崎滔天、北一輝等人弘揚東方王道“大義”的理念最後卻成為了日本軍國擴張攫取“私利”的出師表。

走向“亞細亞主義”的反面——大川周明

大川周明是北一輝的摯友，他是日本戰後唯一一個被指控為甲級戰犯的民間人士。1911年，大川周明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學習吠陀文學和古印度哲學。他通曉德語、法語、英語、梵語和巴利語，晚年曾翻譯《古蘭經》的首個日文足本。

大川周明將東西對抗的理論發展到了極致——日本作為東方文明的領導者，為了在這場對抗中取得勝利，必須團結大東亞，為了這一目標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他對內主張建立軍部的法西斯統治，對外主張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可統一在一個國家裏，各族共和。他的思想在30年代與軍部上層幕僚極為接近，因而被奉為指導思想而廣泛傳播。

大川周明

其對中國的態度聽起來非常匪夷所思，主張親華，而“親華”的具體手段就是直接派兵佔領中國，以幫助改造中國納入大亞細亞。他認為只有在日本的幫助下，中國才能徹底清除西方國家在華的特權，因此他對中國方面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度不滿。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在20年代以來中日之間不斷升級的摩擦事件中，他對中國政府總希望請西方國家出面調停的態度非常反感。例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對中國政府請求國聯中西方國家介入極其反感，他認為只要中國和日本直接交涉，很多東西都是可以談的，但是決不應該讓西方國家介入亞細亞事務。

總之，面對19世紀加劇的殖民主義和全球化進程，充滿島國憂患意識的日本知識分子和民間思想界，發展出了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大亞細亞”迷夢。然而，這一思潮幾經流變，逐步走向極端，並最終發展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統治的思想之源。

矛盾的中國印象——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在20年代初來過中國，還寫過一本《中國遊記》。他也見過很多中國名人，與章太炎先生有很多密切的交談，章先生的言論使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下面我截取他回憶的一段話：

我在上海的法國租界訪問章太炎先生的時候，在懸掛着剝製的鱷魚皮的書房裏，探討中日關係。

那時先生講述的話語，至今仍在我的耳邊— “我最討厭的日本人是討伐鬼之島的桃太郎。對於喜歡桃太郎的日本國民，也不能不多少有些反感。”

先生的確是位賢人。我時常聽到 外國人嘲笑山縣公爵，讚揚葛飾北齋，痛罵澀澤子爵。但是，還從沒有 聽到過任何日本通，像我們的章太炎先生這樣一箭射向自桃而生的桃太郎。且先生的這支箭比起所有日本通的雄辯來，包含的真理要多得多。

芥川龍之介

桃太郎是日本民間的一個故事，説的是少年桃太郎帶領着他的小夥伴們，去了一個叫鬼之島的地方，討伐島上的鬼怪，把他們殺光之後搶了金銀財寶回到大陸，成了一個英雄。在他們聊天的語境中，其實芥川龍之介讀出了章太炎背後的真意，即日本就是桃太郎，鬼之島就是中國，而鬼之島的鬼根本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桃太郎的事情，憑什麼你們燒殺搶掠後就變成了凱旋的英雄？

雖然芥川龍之介對日本的行為有所反省，但是也擺脱不了日本自江户以來形成的對華氛圍，他當時發表的文章對中國的藝術、文化、社會發展有很多批評，他甚至認為中國的文學自道光、嘉慶之後便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東西了，始終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態，這也是當時日本整個知識界對中國的判斷。

我前面講的要麼是思想家，要麼是作家，都是比較偏文化方面的東西，後面就要進入刀光劍影的部分了，可能會比較暴力一點。

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早年也是亞細亞主義者，後來他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負責者。我注意到最近十幾年，有些人無意或者有意地為松井石根翻案，説他雖然是當時華東方面軍的總司令，但並不是直接實施南京大屠殺的人，他只是一個“背鍋俠”。當時日本同盟社駐上海的負責人松本重治留下了一本回憶錄，叫《上海時代》，其中記錄松井石根曾經在一次日本軍人的慰靈士會議上發言，訓斥幾個師團長丟光了皇軍的臉面。他回到日本之後，還放了一個菩薩，説要超度中日戰爭中死去的亡靈。但是，我認為他對南京大屠殺還是負有直接責任，並不能因為這些言論就被輕描淡寫地迴避過去。

松井石根

“淞滬抗戰”之後，日本對要不要派兵上海是有爭論的，而松井石根是積極主張出兵的人，他對當時的日本首相軟磨硬泡，指出日本必須派兵上海。而且，到了上海之後，他也是打定主意要到南京去，他説為了徹底瓦解中國的反日情緒，攻佔南京是必須的。

松本重治還有一個回憶錄，他曾在上海採訪過鬆井石根，問你究竟要不要打到南京去？當時松井石根講了一句很含糊的話，大意是説戰爭這件事情不是説我停就能停的，只有對方屈服了我才能停止步伐。

下面這段話是他在東京審判的自我辯護：

這段話講的是中日之間的鬥爭是亞細亞內部鬥爭，我們只不過是通過正確的方式訓誡中國。當時以松井石根為代表的很多日本當局的高層人士都有這樣的心理，我們之所以打中國，是因為中國不聽東亞老大的話，同時他們認為中國投靠了英美，背叛了日本。

淪為侵華急先鋒的“支那通”——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到一是南京大屠殺直接的執行者，當年他以旅團長的身份進入南京城，他的軍隊第一天就殺了兩萬多俘虜。而且他擔任過滿洲國的軍事顧問，最後他作為戰犯被審判，死在撫順的監獄裏。這個人早年也是一個亞細亞主義者，而且曾經作為武官長期駐紮廣州，跟很多國民黨人士都有私交，甚至跟當年初出茅廬的蔣介石也打過交道，同時他也是孫中山狂熱的崇拜者。

他在孫中山逝世後寫了一份報告書《國民黨的將來》，他非常擔心未來國民黨的政策可能會變得激進，會越來越不顧及日本在華利益。在北伐之後，國民政府有段時間奉行革命外交，在中國一些通商的地方積極收回租界。而且還發生過南京事件，即北伐軍跟駐紮南京的一些日本機構發生衝突，佐佐木到一當時就在現場，還被北伐士兵繳了械，他認為我這麼支持國民政府的人，竟然遭到這樣不禮貌的對待，覺得非常失望。

自此之後他由一個同情北伐、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軍人，徹底倒向了反面。他回到日本之後發表了很多言論，一再強調中國人忘恩負義，對中國這樣暴亂的民族必須採取暴力才能使其屈服。如果你看過30年代日本國內的報紙，都是用“暴支”來形容中國。

1937年12月13日，他的部隊到了南京，他站在南京城頭曾經講過一段話：

“明治44年我弱冠以來，以解決滿洲問題為目標，暗地裏一直對國民黨懷有敬意，然而由於他們的容共政策，特別是蔣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導致與日本絕交，我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飽嘗不快，擔憂着皇軍的命運……等着瞧吧，背信棄義的人日後必將遭天譴，這一點從那時起就成了我堅定的信念，長眠於紫金山中腹的孫文倘若在天有靈，想必會悔恨而泣吧”。

這段獨白也反映了當時一些“支那通”對中國的看法。他們認為日本和中國都是東亞民族，日本在中國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文化的大義，同時他們認為我們在中國革命的早期曾經同情、支持過中國革命，為此中國就應該給予日本特殊待遇，但是中國絕不可能把日本視為例外，而且近代以來對中國侵略最深的，一個是沙俄，另一個就是日本，這就是亞細亞主義者很難擺脱的一種悖論。

九一八事變始作俑者的“不擴大主義”——石原莞爾

1909年，石原莞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早年曾作為日本陸軍觀察員在中國各地考察和收集情報，成為軍部為數不多的“支那通”。後作為武館派駐德國，期間用心鑽研西方戰爭史的流變，頗有心得並開始構建自己的戰爭史觀與東亞世界觀。他認為解決中日之間矛盾的根本途徑便是日本從大陸完全撤退。但是，若日本從大陸撤退，北方蘇俄勢力勢必會乘虛而入，那麼中國大陸還是難以擺脱動盪的亂局。所以，石原莞爾認為有必要在中國滿洲建立一個緩衝區域，作為實踐東亞民族“和諧發展”的試驗田。他希望滿洲的建設可以令其他東亞國家心悦臣服，逐漸接受日本的領導，並將這種模式推廣到整個亞洲。

1928年，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於是乎就有了施展其理念的舞台。他聯合一羣認同其理念的少壯派軍人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併成立了滿洲國。然而，他理想中的“王道樂土”並沒有出現。滿洲國自成立初始，便完全是日本人的傀儡，軍部主導下很多國內財閥跑到這裏大肆掠奪資源。對此，石原莞爾深感失望。事變後，他晉升少將被任命為參謀本部第一課課長，負責作戰規劃的重任。

石原莞爾

期間，他先後完成了《戰爭史大觀》、《最終戰爭論》，他在書中指出東西兩支的人類文明已經形成對峙，這種局面必將導致一場戰爭，而且將是以日美為中心的世界大戰爭，戰爭之後人類將迎來和平走向統一，創造最後更高的文明。

為了迎接這場“東方王道”對決“希望霸道”的終極PK，石原莞爾制定了一系列戰略規劃，主要包括日本應通過產業振興成為一個高度國防國家，同時應該避免與中國進一步交惡，並竭力主張在大陸的“不擴張政策”。 盧溝橋事變發生四天內，他曾幾次否決強硬派軍官的武力解決計劃，最後卻被強硬派拿出九一八事變的前科來施加壓力，最終不得不妥協。後由於多次抨擊東條英機的內外政策，而被強迫退伍，轉入預備役。

 石原莞爾可以説是近代以來日本對華態度的集大成者。他信奉東亞民族獨立自強，卻可以為了達成“王道”而不擇手段。他一邊清楚地認識到中日之間的癥結所在，卻又不甘心放棄日本既有權益，轉而希望採取更為極端的方式來“教化”中國。而正是在這種自我賦予的神聖感中，無數日本人揮舞着兵器在一片刀光劍影之間試圖完成解放亞細亞，解放支那的神聖使命，卻難以擺脱近乎悲劇的歷史悖論。

這種矛盾不僅存在於日本陸軍的“支那通”身上，同樣能在不少日本學者上找到。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們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喜好不希望日本侵略中國，但是出於日本人的立場又很難去否定這種政策。

竹內好是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家，也是日本研究魯迅的第一人。他前兩年有本書叫《中國的文化鄉愁》，講述了很多20世紀以來的日本文人回憶中國文化的看法，我們可以從中讀出很多的無奈，這種無奈是一種道德上的煎熬，即作為一個日本人如何説服自己看待日本侵略中國。

竹內好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竹內好曾經在文章中發表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為這樣的迂腐感到羞愧，我們埋沒了聖戰的意義。我們一直在懷疑，我們的日本是否在東亞建設的美名下而欺凌弱小呢？在東亞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義，在今天已經轉換成為我們刻骨銘心的決意。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決意。我們與我們的日本國同為一體，看哪，一旦戰事展開，那堂堂的佈陣，雄偉的規模，不正是促使懦夫不得不肅然起敬的氣概嗎？這樣看來，在這一變革世界史的壯舉之前，支那事變作為一個犧牲不是無法忍受的事情。如我們曾經經歷的那樣，對於支那事變感受到道義的苛責，沉溺於女裏女氣的感受，從而忽略了前途大計，真是可憐的的思想貧困者。”

由此可以看出他通過把侵華戰爭納入太平洋戰爭，來賦予侵華戰爭合法性，以擺脱尷尬的處境。

巖波茂雄是日本巖波書店的創始人。在20年代以後，他出版了一大批跟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革命有關的著作，同時巖波茂雄本人對中國也抱有同情的態度。抗戰之前，巖波書店就計劃向中國的大學贈書圖書，但因為抗日戰爭被擱淺了。巖波書店的書非常受歡迎，日本士兵除了錢和吃的之外還要巖波書店的書作為慰問品，雖然很多書的題材不受日本的軍方喜歡，但是不得不保留它的位置。巖波茂雄曾説過我不會為中日戰爭捐一分錢，他也確實這麼做了。巖波茂雄本人始終堅持他這種對華的理念。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他的女婿，同時也是巖波書店實際的掌舵人，還被日本的特高科逮捕了。可以説，他們代表着的是另外一種日本文人。

巖波茂雄

內山完造可能要更有名一些。上海虹口那邊的內山書店曾經就是他開的。內山完造跟魯迅有非常好的交往。魯迅曾經在他書店裏避難。魯迅還曾邀請他的弟弟在上海開過刻板畫的培訓班。他弟弟在日本也開了一家內山書店，我去日本時候都會去那看看，他那有一個專架都是魯迅的書或者傳記，還放了很多跟魯迅的合影和上海的照片。

內山完造（右）與弟弟內山嘉吉（左）

內山完造從不諱言自己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他説我之所以對中國人好是因為我是來中國做生意的，我為什麼要結交像魯迅這樣的文人，是因為他們有利於我做生意。但是在商言商背後難以掩藏的卻他對中國的情懷，有一點可以證明——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後，內山完造的合作方一直鼓動他跟着日軍的步伐開店，而內山完造一再拒絕。他認為在戰爭中，他要始終恪守一個文化人的底線，從來沒有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或者從戰爭中獲得什麼。1945年日本戰敗，他作為敵國人民，財產被沒收了。當時他已經回到了東京，在得知這個事情後，他説至少這些書還在，也不枉我當年做的事情。

我從19世紀講到了1945年，下面我再稍微講一下1945年後的事情，因為兩者之間有連續性。

石橋湛山自稱小日本主義者。他是非常有名的媒體人，在30年代，他提出日本應該主動放棄國外的殖民地，從而專注於國內建設，日本應該放棄建立一個龐大帝國的夢想。在30年代，他的報紙是日本媒體中唯一可以講反政府言論的輿論陣地。他在50年代曾擔任過首相，最後因為身體原因，沒多久就下台了。

石橋湛山

石橋湛山對中國的態度非常友好，他曾經訪問過中國，也見過毛澤東、周恩來，他一直主張日本應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但是他的繼任者岸信介對中國的態度則是另外一個極端。

岸信介

岸信介本人在戰爭期間擔任過日本的大臣，也擔任過滿洲國的政府顧問，實際上他是直接參與日本戰爭和日本殖民統治的人物，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人，最後卻安然逃脱審判重回政界復出。岸信介一手促成了日美安保體系，這在當時日本國內引發了很大的動盪，在60年代初，甚至有上百萬人上街抗議此事。最後岸信介以辭職保住了日美同盟，同樣也換來了他家族的政治地位 

戰後日本有幾個首相特別有影響力，一位是岸信介，還有一位是佐藤榮作，他們雖然姓氏不同但其實是兄弟，兩人把握日本政界十幾年。

岸信介之後，日本成為了美國政策的馬前卒，日本的任何政策都受制於日美同盟體系。直到田中角榮上任，中日之間才開始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跟中國重新建交，中日建交的時間要比美國早，美國對此一直耿耿於懷。1975年，基辛格跟蘇聯大使談話時談到和中國的關係時，他憂慮地表示如果日本自主尋求與中國建立同盟關係，會威脅美國的利益。像基辛格這樣的外交戰略家都如此表態了，中日關係四十年起起伏伏背後是不是有美國的影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下面是一份1981年美國白宮的檔案，是當時美國國防部長提交給總統卡特的文件。講的是美國應該鼓勵日本廢除和平憲法，重新武裝以幫助美國分擔防務壓力。實際上在80年代之前，每當美國人要求日本在防務上要多付錢時，日本總是持迴避態度，拿和平憲法當成擋箭牌。但在此之後，日本人又提出來要修憲了，其實這原本就是美國一直在力推的事情。

美國白宮檔案

最後給大家看幾張照片。下面這張照片中間的小孩就是安倍晉三，他的外公是岸信介，右一是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他的父親當過日本的大臣，曾經跟日本在野黨辯論過關於靖國神社的問題，他認為靖國神社的參拜並不是出於對戰犯表示哀悼，而是靖國神社可以充當一個祭祀戰爭犧牲者的中心場所來祈禱和平，跟今天參拜者的説辭都是一樣的。

下圖左邊的電影場景來自《日本最長的一天》，反映的是日本帝國最後一位陸軍大臣阿南惟幾，1945年戰敗之後他堅決反對執行天皇投降的指令而剖腹自殺。右邊的照片是阿南惟幾的第六個兒子阿南惟茂，曾經擔任過日本駐華大使，也是日本國內比較有名的中國通，對中國是比較友好的態度。我覺得這對父子的對照也非常能夠代表今天講座的主題，所以放到最後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本文系觀察者網風聞社區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同期答讀者問|《審度中日曆史問題，需要更多政治智慧與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