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下）_風聞

【編者按】10月27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就“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主題發表演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哥德堡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作點評。講壇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周紹傑主持。

本文根據胡鞍鋼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全文共計2.4萬餘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下篇。

胡鞍鋼：《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上） 胡鞍鋼：《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上） 評論 363

**三、**改革初期的不利條件

當然我們也看到，中國改革初期存在着許多不利條件、約束條件。

**第一是巨大的人口規模發展壓力。**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遇到過這麼大規模的人口發展，更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曾經解決過這麼多的發展問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在1980年要實行提倡一對夫婦一個孩子，這是黨中央對於中國國情的一個基本判斷。

**第二是中國人均收入居世界後列，仍然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1978年中國人均總國民收入為200美元（現價），在188個國家中居第175位，相當於世界最後的7%位置。直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才認識到“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後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速經濟發展，讓人民富裕起來，這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首要任務。

**第三是中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貧困人口。**按中國官方農村貧困線，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1978年約有2.5億農村貧困人口，佔農村總人口的30.7%；按世界銀行國際貧困線貧困人口，估計7.9億的農村人口幾乎都是貧困人口。對此，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也是他留給鄧小平最大的經濟遺產，也是鄧小平發動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解放農民生產力，讓農民擺脱貧困的重中之重任務。

**第四是明顯的城鄉差距。**這是中國基本國情的特點之一，估計建國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左右，1957年上升至2.9倍左右，到1977年降至2.2倍左右，如果從實際人均支出的角度看，城鄉差距會更大。其根源還是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甚大。

**第五是特殊的經濟結構，**就像我們前面所談到了，雖然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居世界後列，但是工業增加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非常高，那麼就會出現了工農之間的不平衡性，反過來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又太低，還不如低收入經濟體的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就更低了。

中國80年代的經濟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改革初期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同時也決定了中國領導人所選擇的改革戰略是旨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農業自由化而非工業自由化，非國有化而非全面私有化，經濟自由化而非政治自由化，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而非資本主義方向，不僅保留了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而且通過改革提高了他們的經濟效益和競爭力。而前蘇聯、東歐國家所實行的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私有化或全面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公開化、民主化的改革戰略。

當時中國面臨加速經濟發展和經濟社會轉型的雙重任務。因此，中國和前蘇聯、東歐的國家的初始條件大為不同，客觀地説，**中國的發展條件最差、水平最低，但是，中國後來發展的最好。**實際上現在去波蘭、捷克等這些國家，實際上他們的工業化，在我們之前都已經具有很高水平，但是回過頭來看，就如上次王紹光所介紹的，現在的波蘭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人均GDP還沒有超過改革之前的1985年的水平，可以稱之為“大倒退”。為什麼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進則退，進慢了還是退。這就是國際競爭的簡單真理。

總之，**中國改革初期所面臨的條件是極不利的，但是按不變價格計算，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是1978年的23.8倍，創造了世界記錄，**首先是人口規模紀錄，其次是經濟增長速度的紀錄，最後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的紀錄。

**四、**鄧小平等重新認識中國國情

中國領導人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國情？又是如何制定中國發展戰略？應當説，不斷認識中國國情，不斷提出現代化戰略與路線圖，都反映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其中最有意義的是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前瞻性的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路線圖，**當時的提法是：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現代化的國防。因為抗美援朝戰爭剛剛結束，沒有現代化的國防就不會有真正的現代化。

從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對基本國情的判斷就是把它界定為階級鬥爭與道路鬥爭。對此，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這一判斷：

整個歷史時期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16]

1969年黨的“九大”黨章總綱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時間定義為

“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四個存在説”。[17]

文革之後，鄧小平等領導人重新認識國情，特別是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多次講到，**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什麼？****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這是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觀點：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18]

1979年談到基本國情時，鄧小平講的第一句話是“底子薄”，是指現代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

第二句話是“人口多”，是什麼含義？鄧小平指出：現在全國人口有9億多，其中80%是農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是鄧小平對人口國情的進一步深化認識。

第三句話是鄧小平加上了“耕地少”。[19]在當時的統計，中國耕地佔世界總量比重只有7%，水資源佔世界總量的6.5%，但是要養活22%的世界總人口，所以説他把這個基本國情説的很清楚。

**此外，鄧小平還提出“大國小國論”。中國既是一個大國，也是一個小國。**也就是説我們已經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已經是世界大國，但是我們人口一多、一平均下來，又是小國。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很低。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首次用了這個概念和指標。1987年十三大報告首次指出，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後列。因此鄧小平對於中國國情的分析，是兩點論，既看到優勢，也看到劣勢，既看到有利條件，也看到不利條件。

文革之後，主要領導人重新認識中國國情，這是他們發動改革開放的內在動因，也是他們確立改革開放路線圖的國情基礎，形成了政治共識，集體決策，共同發動改革開放。不僅是鄧小平同志，還包括了陳雲同志、李先念同志。

**文革之後，領導人重新界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回過頭來看40年前，當文化大革命一結束，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就必然重新轉向“天下大治”為執政理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歷史使命。

首先是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大上，華國鋒同志提出：中國要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宣佈歷時十一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中國怎麼能改革開放？這就是歷史。

第二，黨的十一大黨章，重申了

“在本世紀內，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歷史使命。

這裏定義的是“社會主義強國”目標。後來黨的十二大報告改為“社會主義國家”目標。

最後，就是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確立了把全黨工作的重點、着力點、注意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上來。

**五、結語：**改革初始條件與初始選擇

我們作一個歷史回顧的話，4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明顯高於毛澤東創立新中國的初始條件，即毛澤東時代為鄧小平時代奠定了更好的基礎、更高的起點。為什麼中國需要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屬於危機型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特別到後期出現的嚴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背景下，因此改革起因於深刻的危機，改革也來自於外部的挑戰，改革是共產黨領導人的必然選擇。

**中國的改革屬於挑戰型的改革。**改革起因於各種內外部挑戰，特別是新的全球化。改革也是為了應對這些挑戰而作出的主動回應。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改革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而是體制內的改革，即改革的發動者、推動者、領導者，都是體制內領導人的自我發動、自我改革，並且在原來的政治體制框架下進行改革，它就有了一個“摸着石頭過河”的一個過程，不是大的“翻燒餅”，而是一個不斷試錯的探索實踐的過程。

總之，中國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對改革的初始選擇，並不是隨意的、主觀的，而是理性的、務實主義的，還是漸進主義的。“摸着石頭過河”最早是陳雲同志提出的。中國領導人進行了長達近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既看到毛澤東的巨大成功，也看到毛澤東的重大失誤。他們在推動和決策改革的時候，更多的是務實主義、漸進主義，結合中國國情，既不會在實行激進主義、冒險主義的路線，也不會去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模式，從一開始，他們所提出的最核心觀點就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搞中國式的現代化。

謝謝大家！

[1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第5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7]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

[18]《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評    論

**王紹光：**首先是看到這個標題，40年前，一看到40年前，我就感慨萬千，因為40年前就是我們倆作為學者的初始條件，40年前我和他兩人都是77級進大學，説是77級，實際上進大學的時間已經是1978年之初了，那個時候還沒有改革開放這個提法，但是過了不久，就有了改革開放的提法，那個時候，有首流行歌曲叫80年代新一代，其中唱到“再過20年，我們再相會”。那時候想20年以後，或2000年，是非常遙遠的事情；現在一眨眼，不但2000年就過去了，又過了18年，不由人不感慨萬千。**我們兩人走上學術道路，初始條件就是在40年前，**我們今天來討論40年前共和國的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

這個初始條件，胡老師剛才分析的很到位，就是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不管是在當時，還是40年後，對有利條件、不利條件的感知與認識並不是那麼容易。有些條件是容易觀察到的，比如説像一些物質條件，耕地少，人口多，這是能直接感受到的東西，當然即便是這類條件能準確概括也非易事。剛才胡老師講了，毛澤東講人口多，底子薄，然後鄧小平等又加一個耕地少。可見即使是物質條件，把最關鍵的方面點出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世界上的客觀現象太多了，哪些條件是重要的，對你今後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相關的，把它們清晰地點出來也是不容易的。

還有很多條件更不太容易觀察到，比如説經濟、社會、心理和國際條件，因為它們不那麼直觀。**有些條件，當時看到覺得是一個負面條件、不利條件，但事後看、長遠看卻會發現，未必是這麼回事。**比如説人口，人口多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人那麼多，關鍵是怎麼看待他們。他們到底是“人口”還是“人手”？這個就得做分析。如果把龐大的人羣看成“人口”的話，是上十億吃飯的口，那就太多了，是一個不利條件。但是回頭看的話，當時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恰恰表明中國正在進入所謂人口的紅利期。其實，從數據分析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恰恰是中國進入人口紅利這個階段。這個階段當然要解決人口增長帶來的種種壓力問題，但總體看，它恰恰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平台期。另一個例子是所謂二元結構。改革開放初期，很多經濟學家與其他學者老覺得二元結構好像是一個不利的條件，好像是不得已才要弄出個雙軌制。今天回頭去看的話，也未必是這麼回事。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一段時間關注蘇聯和東歐地區多一點點。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那時不少人覺得蘇聯的計劃經濟搞得比我們成功一些。像胡老師剛才也講到的，它們成功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説蘇聯要生產香皂，它佈局幾個點生產香皂就完了，全國的香皂都這幾個點進行香皂生產，然後分配到全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看似很有效率。中國當時看起來亂糟糟的。大躍進的時候，中國大量出現了第一批農村中小企業，城市裏邊也開辦了無數家街道的集體企業。中國婦女第一次大規模的進入就業市場，就是大躍進時期。但是到了1961、1962年，當經濟出現困難時，這兩類企業大量關停並轉，把那些工人趕回田中或家中；當然也留下了一部分。十年後，在文革後期，農村又出現了大量的所謂的“社隊企業”，後來叫做“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生產的東西質量不好，效率也不高，重複生產嚴重，看起來是浪費寶貴的經濟資源。但是，這些東西的存在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文革後期，為了備戰要求全國每個地方都要發展五小企業（小鋼鐵、小煤礦、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其實除了這五小，還有無數個其它類型的小企業。文革結束後、甚至今天都有“專家”指責這種發展是落後的、沒有必要的。但如果仔細想一想，也未必。記得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每個省、每個市、甚至每個縣都有啤酒廠，這麼多啤酒同時存在，啤酒市場就會產生競爭了。同樣，那時每個省、市、縣都在生產肥皂、電視機、洗衣機。我們當年記得的、各地生產的名牌電視機，現在幾乎99%都不在了，但它們當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提供了一個競爭的環境。正是有了國內充分競爭的條件，到90年代，中國各種消費品紛紛具備了國際競爭能力、走出國門、佔據世界小商品市場的巨大份額。所以，有些初始條件，當時未必能夠那麼清晰的認識到；今天回頭去重新評估這些初始條件，對我們認識改革開放成功的要素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類初始條件就更難以觀察到和注意到了，即改革開放的制度條件。**比如，胡老師剛才講到，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不管農村、城市，基尼係數，也就是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數都是很低的。換句話説，中國當時是很平等。但是，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很多人把社會平等看成一個不利條件。如果回頭查閲1979年、1980年出版的經濟刊物的話，當時大量的討論是講怎麼才能夠拉大差距。當然，那時並沒有明説要擴大不平等，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那時，不少“專家”認為，只有打破“大鍋飯”，人為把差距拉大一點，才能刺激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但是回頭去想，假設改革初期中國十分不平等，假設解放後沒有進行土改，農村搞承包的話，那是要打破頭的。我們的承包是什麼樣的承包？是非常公平的承包。一個村裏宅基地與責任田的劃分，都是相當相當平均的；一家分到的土地往往不是一塊兒地，而是七八塊地，好地、壞地搭配。如果不這樣分配，農民不造反才怪。**而沒有新中國的土改，承包制能這樣分配土地嗎？這樣一種初始條件有多麼重要？只要放眼看看世界其它地方就清楚了。**前幾年，津巴布韋就為了一點點土改鬧的天翻地覆，全世界的國家都制裁它。今年八月，南非要搞土改，美國總統特朗普出來一威脅，南非就趕緊縮回去了。它希望改革，卻硬是無法推進，一來它本來的初始條件很不平等；二來它國力不強，無法抗拒外部勢力的壓力。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從1947年在老解放區開始，到1953年全國完成，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徹底消除了一些制度性的障礙。制度性障礙在幾十年前就被消除了，結果這個初始條件往往被很多人有意無意的忽略。

此外，還有一些初始條件，不認真琢磨的話，也不一定能注意到。例如，1996年開始的大規模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革，到2002年前後，造成大約6000萬人下崗失業。我經常跟外國人開玩笑，我説6000萬人相當於一個英國的人口。這麼大規模的人口下崗失業，在全世界都可能要鬧的天翻地覆，在中國居然就這麼過來了。當然也不能説完全風平浪靜，不過最終沒有引起什麼大的風波。為什麼如此？**如果不是因為前面幾十年的鋪墊，如果中國的工人階級對這個黨、這個政府沒有非常強的信心，唱幾句“從頭再來”的歌，他們是不會買帳的。**從解放以後，幾十年下來，中國千千萬萬工人大眾對黨和政府有一種樸素的感情，相信黨和政府的政策最終定會惠及自己，於是形成了一種信任。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時期，這種信任產生的力量比什麼都大，讓中國的工人階級承受了巨大的成本。當然，絕不能濫用工人階級的信任。於是，2002年以後政府開始全面推行低收入保障等一系列社會政策，對改革開放的利益受損方進行兜底與補償。但不管怎麼説，上述制度條件都是極為重要的，今天回頭去看，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不然的話，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就會缺掉一大塊。

從理論上説，**初始條件首先是改革的理由。**因為對當時的現有條件不滿意，因此有必要進行改革開放。其次，**初始條件也決定了改革不能隨心所欲，不能肆意妄為。**鞍鋼在講演一開始引用的那段馬克思的話，講得非常到位。初始條件決定了我們改革的起點。就中國當時的初始條件而言，改革不僅應該從農村開始，也必須從農村開始，而不是從其他地方開始。中國的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幾乎晚了5年，到大約1984年以後才開始，當時叫做“包字進城”，即將農村改革的承包概念引入城市。**初始條件也決定了改革的順序。**比如，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是先有農副產品的市場，然後有其它商品的市場，再後有生產環節的中間產品市場，最後有經濟學家所説的“要素市場”，對勞動力、資本、技術都進行市場配置。走過這個順序經歷了一二十年。所有制改革也是如此，中國沒有像蘇聯、東歐那樣，一夜之間把所有的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相反，我們都是先立後破，即一開始不動公有制企業，而是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的成長；等非公經濟壯大起來以後，即等到90年代中期以後，才大規模地把效益不高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進行改制，讓它們慢慢推出市場。**初始條件還決定的改革的速度。**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講，一個很重要的初始條件就是，沒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外部經驗。全世界歷史從來沒有這麼大一個經濟體要同時進行多重轉型。在沒有現成經驗的情況下，改革的速度不能太快，它必須是漸進的。我們也確實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而沒有去聽信什麼哈佛教授的説法，沒有實行振盪療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震盪療法聽起來似乎是蠻有道理的：前面有條溝，你只能一躍而過，而不能指望分兩次或多次跳過去。不過，這個比喻沒有告訴大家，這條溝到底有多寬。如果這條溝非常寬，一次根本就跳不過去；那麼，如果任何人試圖一躍而過，其結局必然是跌入溝中。所以，**振盪療法的比喻好像很形象，很到位，其實裏邊有個明顯的陷阱，那一跳可能是驚險的一跳、致命的一跳。****那些聽信這個比喻的國家後來就掉到溝裏去了，一蹶不振；**其中有幾個國家至今人均GDP水平還沒有恢復到1985年的水平，也就是33年前的水平；它們也許還需要另外一個33年，即一公66年才能恢復到1985年的水平；可見那條無法一躍而過的溝到底有多深。既然轉型是如此艱難、不確定性是如此之大，我們這麼一個大國，絕對不能以十幾億的人的前途命運作賭注、作代價。

**最後，改革的初始條件也決定了我們改革的節奏。**節奏不同於速度，速度快慢與有沒有節奏是兩回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人口，不管做什麼事，都要講究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推進改革開放是必要的，但只顧推進，不會停歇是不行的。跑馬拉松如果只用一個速度有可能產生疲勞；改革開放也一樣，如果一路推進，會讓人們產生改革疲勞症。回首過去40年，改革開放有時快一點、急一點，有時慢一點、緩一點，這就是階段性的一張一馳，這也跟初始條件有關，這個初始條件就是，我們都是人，人類做事情必需一張一弛，不能繃得太緊、太久。

最後一點，**從理論上來講，既然我們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是與初始條件分不開的，那麼，不管我們的改革開放可以總結出什麼樣的經驗，這些經驗其實都難以輸出，因為別的國家初始條件不同，它們無法複製我們的初始條件，如共產黨的領導。很多人喜歡講中國模式，我基本上從來不用這麼一個詞。模式好像是這樣一種東西，可供效仿，放到哪裏都可以用。顯然，並不存在這樣一種東西。初始條件是中國改革開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初始條件，改革的成敗與它們都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這就決定了，我們改革開放的具體做法是無法複製的，無法出口的。我們能夠介紹的只是，我們的不惟書、不惟洋、只惟實，實事求是，摸着石頭過河這樣一種思維的方式；至於改革開放中採用的一些具體戰略、具體做法，我們沒有辦法出口，也不宜向外邊推廣。**反倒是像歐美那些國家，他們往往不分青紅皂白要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他們把自己發展起來的初始條件完全忘掉了，比如戰爭、殖民主義、奴隸貿易、奴隸制等等。西方國家發展的初始階段是用非常殘酷手段攫取第一桶金，現在他們都不講了；只講抽象的市場、產權、自由，彷彿他們是靠這些起家的，完全是自欺欺人。而我們必須講清楚，我們的初始條件跟別人的初始條件不一樣，所以我們不宜出口自己的模式。好，謝謝各位。

**鄭京海：**非常感謝胡老師給我們做這麼一個精彩的報告，我下面從理論的角度，來對胡老師這個題目做幾點評論。

胡老師一直是很重視理論研究的，胡老師説“中國奇蹟”實際上是全世界的一筆寶貴的財富，如果能夠把它上升到理論，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理論進一步的指導實踐。所以，我的第一個命題是，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者説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我們回過頭來看的話，是符合所謂現代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包括政治經濟學和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從純理論上講，中國改革開放的文化歷史背景，也是有世界意義的。

首先"天下為公"的概念是孔子2000多年以前提出來的，翻譯成英文叫做“Allunder Heaven are equal”。它實際上是一個絕對平等的概念。然後基於“天下為公”又有了“耕者有其田”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再對應一下1949年的革命，它實際上是土地革命。所以中國發生的這類大事件，實際上都是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這些概念和概念的實踐也為現代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思考路徑。當然土地革命以後，中國主要還是搞了計劃經濟。 胡老師也説了，實際上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成就也是世界矚目的，但是它缺了市場經濟。我們現在知道，搞計劃經濟的這些國家，從純粹民生的角度來講，當時都不是很成功。當時計劃經濟的這個理論基礎是蘭格，一個波蘭經濟學家，在1936年提出的一個計劃經濟的模型。從現在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它給主流經濟學打下了一個基礎。但是這是一個有計劃的市場模型。1954年時，所謂的競爭市場模型出來了，出來以後，他們還提供了一些數學證明。就是説，如果搞市場經濟，那麼市場上必須都是小企業。如果企業是私有的，如果這個市場達到了均衡的話，社會福利就會是最大的。所以這個模型和上面那個模型，在市場達到均衡時的很多性質是一樣的，只是説計劃經濟模型裏的企業是公有的，而現代經濟學的市場經濟模型裏的企業是私有的。

那麼中國改革的創新在什麼地方呢？它其實是把這兩個模型合在一起。把這兩個模型合在一起以後，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型”。這個模型裏面的企業有私有的，也有公有的，一般小企業可以是私有的，大企業的話可以是公有的，或者説搞成國有控股，或者是説受政府監督的民營企業。所以，**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個模型合在一起，我們就發現我們可以解釋中國的改革為什麼成功。**前30年可能偏計劃，後40年又把市場的成分加進來了，這樣的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經濟的發展就比較平衡。

所以從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講，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是非常成功的，胡老師也已經提供了很多數據了。現在反過來看美國這幾十年，它的經濟實踐的情況，反而是不斷地出現了危機，它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它有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它的寡頭壟斷，不斷地製造經濟危機。第二是私人寡頭壟斷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不是市場經濟的特徵。資本主義的特徵是什麼？一個是私人壟斷資本，再有一個就是勞資分開。把勞資分開和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較，與通常説的市場經濟模型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看到有很大的社會福利損失。最後，美國的這種寡頭壟斷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已經導致經濟增長沒有動力。

有數據顯示，現在美國的壟斷資本主要表現為金融資本的壟斷，2008年的金融危機前後，美國前五大銀行的市場佔有率已經接近了50%，然後它的銀行之間又有很多業務，而銀行業的產品又有高度的“信息不對稱”。所以説2008年的金融危機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從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講，它是不可避免的。劉鶴副總理，2013年主編的這本書裏邊就發現，歷史上兩次大的金融危機前（1929年和2008年），美國都是處在金融監管寬鬆時期。如果你有私人壟斷企業，特別是私人壟斷金融資本的話，根據現代經濟學理論，你一定要監管。如果你監管不過來的話，你就把它國有化。這是中國這麼多年一直搞國有銀行的原因。**這個做法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沒有遇到所謂金融危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兩次金融危機發生前，美國收入兩級分化都達到了歷史最高點，一次是30年代大蕭條之前，1%的家庭的收入佔到了全國家庭總收入的20%多。所以這個收入的不平等是金融壟斷資本體制的一個必然結果。這又正好跟這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可以聯繫起來。

2016年的時候，就有數據説，美國有4900萬人是吃不飽的，是沒有吃飽就上牀睡覺的。美國的人均GDP是6萬多美元，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從理論上講，當經濟運行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或者説偏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最終會出現什麼情況。另外美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的情況也有問題。有個叫羅思義的英國人，他的英文名字叫John Ross。他就估算了一下從上世紀60年代到最近的美國20年移動平均增長率，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增長率的趨勢是往下走的。美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十幾二十年基本是靠借貸。所以我感覺，**把中國的實踐跟這個理論聯繫起來以後，我們發現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是符合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它的經驗，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説，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另外，中國的這個實踐它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也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最後，從純粹經濟學理論上來講，這個所謂的“世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是和現代經濟學理論是一致的，我就講這些。

Q&A

**問：**相對於40年前，目前改革開放紅利是否存在臨界點？紅利是否到頭了？再開放也無非是增加外資，侵吞國資的利益而已。

**胡鞍鋼：**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認為：改革開放，它是有多種紅利的，有幾方面構成。當時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前進入人口紅利期（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於60%），到2010年達到高峯，而後有所下降，但還是處在人口紅利期的後半段，還沒有關閉（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低於60%）。現在中國進入人力資源紅利期和人才紅利期、教育紅利期等，突出表現為各類人才和熟練技能勞動者規模擴大、占人口或勞動力的比例不斷上升。因此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先上升、後下降，但是其他紅利是持續上升的。毛澤東時代，無論是教育紅利，還是健康紅利，都對改革開放起到重要的基礎性、長期性作用。如1950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到1978年已經達到4.0年，人均預期壽命從41歲提高至65.8歲，現在又分別達到10.5年和76.6歲，仍然發揮和釋放紅利作用。

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最大的紅利，不僅在經濟領域，又在社會領域、文化領域等，也包括生態環境領域。當然，在這個領域我們還是有深刻教訓的。1989年我們在《生態赤字：21世紀中華民族最大生存危機》的《國情報告》中指出，不僅要利用後發優勢，也要避免後發劣勢，尤其是不能走一條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實際上還是不可避免走了這條道路。直到後來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現代化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這麼多年的不懈努力，開始收穫生態紅利，突出表現為中國各地特別是北京PM2.5的明顯下降。

在4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還沒有什麼經驗，而後每十年進行一次重大的決策和頂層設計。如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決定；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決定》（簡稱50條）；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作出《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決定》（簡稱42條）；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作出《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60條）。這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本身就經歷了不同的階段，一步步走到今天，也不斷地釋放各種改革開放紅利。

**問：**你談到中國改革開放在1978年，為什麼非得在1978年？而不是1971年和1979年？

**胡鞍鋼：**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77-1991）》（即將出版）一書中專門用兩章來講這一段歷史，從1976年10月，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既是政治徘徊期，也是改革的政治準備期，是改革開放必經的階段。經過兩年多的時間，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及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達成政治共識，才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

實際上，在此之前的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之際進行了全面整頓，糾正了“文化大革命”錯誤，是一次改革的預演。由於毛澤東的反對，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最終失敗。不過毛澤東批鄧小平還是搞黑貓白貓那一套，讓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了“貓論”。從鄧小平被打倒那天，他就意識到早晚要搞改革開放。

當然，不僅還有鄧小平一個人，毛澤東時代也給中國改革開放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治黨、治國領導人才資本。以黨的八大中央委員會為例，首先鄧小平、陳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葉劍英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恢復工作的彭真是中共七屆和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有其他的老同志。還有毛澤東的重要助手、八屆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他不僅協助周恩來起草《共同綱領》，還協助毛澤東、劉少奇起草八大文件，也包括協助鄧小平起草八大黨章。他們都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集體領導，開啓並推動了改革開放。這就經歷了一個政治準備期，轉變成為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領導人和平過渡階段，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改革開放的起點。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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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台，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着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

此講座係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系列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