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們的戰爭_風聞

钛禾产业观察-钛禾产业观察官方账号-领航中国核心产业升级的创新型智库2018-12-13 09:00

2018-12-13

全文9266字 | 閲讀18分鐘

大國博弈背後的科技戰爭，從來都很殘酷慘烈。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鈦禾產業觀察（ID：Taifangwu）作者：劉愛國，數據支持：鈦禾產業研究院

1987年，43歲正經歷人生低谷的任正非，獨自帶着撫養一兒一女、照顧老爹老孃和兼顧六個弟弟妹妹的艱鉅重任，在深圳創辦了華為公司。任正非的起步是電信設備貿易，用當時的話説叫做“二道販子”，正是這個“二道販子”，任正非卻從一開始就給它畫了一張大餅：20年後，華為要成為世界級的電信製造企業。[1]

或許是軍旅生涯養成的堅韌不拔，也或許是曾經作為高幹家庭女婿積累的不凡見識，再或許是曾經艱難創業歷練出的無所畏懼，任正非的霸氣總裁形象與華為在全球的攻城拔寨天然的聯繫在一起。31年後的2018年12月9日，長女孟晚舟被拘押後，74歲的任正非在華為內部氣貫長虹的講話，在國人眼裏的反應則是：逢敵亮劍，非華為莫屬。

此時，另一場戰爭的硝煙還未散盡。任正非的另一位老夥計——76歲的中興創始人侯為貴，則剛剛在數月前再度出山，經歷了另一場生死大戰。2018年初的中興事件，驚心動魄的程度和牽動的舉國神經，絲毫不遜色於年底的華為戰爭。

5G時代的大幕正在徐徐拉開，其中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中國企業，第一次如此接近過舞台的中央。聚光燈下自然光耀奪目，卻不知早已被大洋對岸黑黝黝的槍口瞄準了腦門。

通信與半導體，歷來是科技大國的必爭之地，誰能佔領這座高地，誰就捏住了未來科技的命門。而大國博弈背後的科技戰爭，從來都很殘酷慘烈。

在審視2018年這兩場戰爭之前，我們先讓時光倒流15年，從21世紀初海峽兩岸那一場關於芯片的世紀對決中，尋找若干啓示。

袍澤之戰

2000年4月，美籍台灣人張汝京帶着300多位台灣同胞和100多位來自歐美韓日等地的同事和朋友組成的團隊，在上海創辦了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上海）有限公司。他們都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支持，舉家遷往大陸，其中不乏眾多海歸。時任上海市長徐匡迪親自帶領張汝京考察了浦東的各個角落後，中芯國際將廠址選定在張江。

張汝京讓上海人民見識到了“建廠狂魔”的效率。2000年8月1日，中芯國際在張江打下了第一根樁。直到2001年9月25日工廠正式建成投產，這位全球半導體產業頂尖建廠高手邵子凡的首席弟子，僅僅只用了13個月的時間。

創辦中芯國際的張汝京

張汝京回祖國大陸建芯片製造工廠的想法由來已久。這種情結來源於其父張錫綸，和德州儀器頂頭上司邵子凡的深刻影響。老一輩遷台的那一批人，都有一個葉落歸根夢，而這個夢，父輩們囑託給張汝京來實現。

張汝京為了這個夢一直努力着。早在1989年，還在德州儀器負責運營工作的張汝京，就趁着德州儀器準備在台灣興建工廠之時，提出招聘祖國大陸的工程師赴寶島台灣培訓，以便解決未來建廠時的人才難題。由於台灣當局的反對只能作罷[2]。直到1992年，張汝京在新加坡建廠之時，終於獲得新加坡政府的允許，從內地招聘300餘人，這300人中的幾十人，後來都成為上海中芯國際建設的重要力量。

1997年，49歲的張汝京提前從德州儀器退休，回到台灣開啓了第一次創業。遇到了曾經德州儀器裏另一位老上級——曾擔任公司資深副總裁的張忠謀。

雖然在德州儀器期間，張汝京和張忠謀職級懸殊，且交集甚少，但在此後的許多年裏，張汝京和張忠謀這兩個名字，將緊密聯繫在一起，攪動着海峽兩岸芯片產業的風雲迭起。

從德州儀器離職以後，張汝京在華邦電和中華開發資金的支持下，主導成立了世大半導體。這是繼台積電、聯華電子之後，台灣的第三家晶圓代工廠商。[3]

晶圓代工是由張忠謀在1987年發明出來的一種全新產業模式，改變了全球芯片產業的格局。而彼時的張汝京，還僅僅只是德州儀器的一名中層骨幹。到10年後張忠謀再建世大半導體之時，恰逢台積電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當年營收高達13億美元，盈利更是達到5.35億美元。此時的張忠謀，已經熬過台積電創業最艱難的歲月，成為台灣科技產業扛旗式的英雄人物。

台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

世大半導體宛如一個攪局者殺入此時的台灣晶圓代工市場，然而卻成為張汝京第一次戰敗之城。在張汝京的率領下，世大半導體在成立僅三年之後就實現了盈利，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大股東卻突然發難，將世大半導體的股份全數賣給台積電。

事實上，在此之前張汝京也與張忠謀積極溝通過合併的事宜，二者相加的體量，可以遠遠將當時的第二名聯電科技甩在身後。但張汝京卻向張忠謀提出，希望將後面的第三、四、五座工廠建設在大陸。並未獲得張忠謀的認可。最終的結局，是張忠謀突然襲擊，以50億美元的代價結果了這個對手。

不甘於人下的張汝京憤而出走，將併購的盈利部分捐給慈善事業，其中包括建在大陸西部的多所希望小學。來到上海創辦中芯國際。取名“中芯”的意思，源於張汝京發誓要做中國芯片“第一代工廠”的夢想。

第一個出手阻撓的是台灣當局。2000年，正值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趨緊之際。被台灣視為“瑰寶”的大批核心技術人員流向大陸，讓陳水扁當局坐不住了。於是以“罰款”和“取消户籍”等政治手段，威脅張汝京從大陸撤資和撤離人員。而張汝京則更加決絕，直接宣佈放棄台灣户籍，與台灣脱離關係。

只能望洋興嘆的台灣當局自然拿張汝京沒有辦法。有了大陸政府的庇護和支持，張汝京可以將自己多年積累的能量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彼時的張汝京，依靠自己的人脈，找了美國5家教會做擔保，成功進口了一批曾被美國禁運的頂級半導體設備，並一舉將上海實業、高盛、華登國際、漢鼎亞太和祥峯投資等16家著名投資商納為其股東。

人才、資金、設備齊備，張汝京再次發揮了自己“建廠狂魔”的高超智慧，僅僅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讓中芯國際擁有了四條8英寸生產線，和一條12英寸生產線，創造了一個當時芯片產業看似不可能的奇蹟，震驚業界。

然而，雖然在大陸的庇護下，張汝京成功繞開了台灣當局的政治打擊，卻沒辦法在全球化的大格局裏，繞開另外一位老對手張忠謀的追殺。

悲情英雄

與上一次閃擊併購不同，張忠謀這一戰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置中芯國際於死地。而這一次張忠謀揮舞的戰刀，則是多年來讓中國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上屢吃苦頭的“專利侵權”。

早在2002年初，台積電就以公司離職員工涉嫌通過電子郵件將公司重要資料外泄為由，對被中芯國際挖角的台籍員工提出訴訟。直到2003年8月，中芯國際在香港上市的前夕，蒐集大量證據的台積電，則直接將槍口對準中芯國際，打響了最關鍵的一役。

台積電起訴的地點選擇在美國加州。2003年12月22日，台積電、台積北美子公司以及WaferTech公司共同宣佈，已於美國當地時間19日下午在北加州聯邦地方法院，對中芯國際集成電路(上海)公司(SMIC)，以及中芯國際美國子公司(SMIC Americas)提出多項專利權侵害訴訟。訴訟要求中芯國際賠償10億美金，而2002年的中芯國際，營業額僅有1億美金。

這幾乎就是要一招置死的意思了。張忠謀再次露出當年收購世大半導體的兇狠，希望畢其功於一役。

官司拖到2005年，已經讓中芯國際疲憊不堪。張汝京選擇了與台積電達成和解，按照和解條款，中芯國際將向台積電支付大約1.75億美元賠償，並且按照6年分期支付。此時的張汝京仍然躊躇滿志，因為他估計每年支付的金額只佔收入1%至2%，相信對公司業務影響不大。[4]

但是老辣的張忠謀卻留了關鍵的一手，在和解條款上，台積電設置了一個“第三方託管賬户”，中芯國際必須將所有技術存到這個賬户裏，供台積電“自由檢查”，這就意味着掐住了中芯國際的命門，一旦中芯國際有任何妄動，台積電可以隨時再次給予致命一擊。

果然，在與中芯國際和解1年零7個月後，台積電再次與中芯國際翻臉，張忠謀這次出手的時機，仍然選擇在中芯國際大規模融資的前夜。台積電在訴訟中，指責中芯國際管理層“陰謀竊取”了台積電的多項保密技術。截至2005年，台積電的研發費用大約為15.31億美元，而中芯國際在其所有工藝技術的研發中僅花費了2.36億美元。

而中芯國際面對此役卻似乎早有準備，一方面在媒體大量宣稱自己的無辜，另一方面積極準備反訴，反訴的地點也選擇得十分高明——北京市高院。這一招讓台積電措手不及。由於大陸的審理時間早於加州法院，如果台積電選擇積極應訴，那麼就必須曬出自己掌握的證據。這樣就給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頭的應對時間。[5]

但可惜的是，北京市高院在關鍵時刻駁回了中芯的全部訴訟請求，官司根本沒有進入到審理環節。2009年11月3日，台積電控告中芯國際侵犯專利並盜用商業機密一案勝訴，中芯國際被迫再次付出2億美金賠償的代價，並將10%的股權拱手讓給了台積電。

在宣佈達成和解的幾小時後，中芯國際又宣佈，公司創始人兼CEO張汝京因尋求其他個人興趣辭職。雖然被媒體推測為張汝京的離開是中芯國際與台積電和解背後的“隱秘條件”，但張汝京堅持聲稱：他的離開“不是和解條件的一部分”，而是他希望負全責。

很多人事後解讀這場爭端的時候，認為大陸官方當時沒有給予中芯國際有力的後台支持。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中國政府在此事件中一直保持公正、剋制的態度，才贏得了全球市場的讚許，和不少台灣同胞的好感。**何況張汝京事後自己也承認，在創建中芯國際的過程中，確實有做得不對的地方。

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的這場科技對決，政府並沒有過多出手干預。這場爭端説到底還是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大陸政府在此事件中的遵循流程、秉公執法，並無太多的行政干預，也為日後台積電們來大陸生根發芽，奠定了良好的信任基礎。

與大陸公正、坦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年台灣當局對中芯國際的瘋狂追剿。對於彼時的台灣來説，半導體已經是碩果僅存的科技產業。若半導體技術再流失，台灣科技將再無與大陸談判的籌碼，台灣經濟也將難有翻身之日。

這場七年之戰，終於以悲情英雄張汝京的離開宣告結束。而產業變革的大幕，才剛剛拉開。

雖然張汝京輸掉了個人的戰爭，但是卻並未動搖大陸發展芯片產業的決心，中芯國際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開啓了一個新的時期。**日後越來越壯大的中國移動終端市場也產生了強大的吸附能力。**2015年12月7日，一貫冷豔傲嬌的台積電，終於向台灣“投審會”遞件申請，赴大陸設立12寸晶圓廠與設計服務中心。內地龐大的市場，和同胞的支持，成為台積電可以依傍的最後一棵大樹。

這場兩岸科技的對決誰輸誰贏？一時還很難説清。但説到底，都是中華兒女的自家事。

中興生死劫

中芯國際事件多年之後，中興、華為們面對的對手，卻是另一羣不同語言、不同膚色的人。

2018年4月15日，美國商務部突然激活了針對中興的出口限制令，禁止美國公司未來7年裏向中興銷售零部件、軟件和技術。

中興創始人侯為貴

這一限制令直指中興的命門，將這家全球第四大通信設備公司瞬間打到休克狀態。這一狠辣殺招的背後，也直接暴露了中國通信科技的軟肋。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們雖然在半導體和通信技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大量核心芯片、光器件、包括用於芯片設計的關鍵軟件都嚴重依賴進口。美國這要命的一擊，相當於直接切斷了中興的水源。

而事情的種子，則是從2012年就埋下了。

2012年，中興將一批搭載了美國科技公司軟硬件的產品出售給伊朗的電信運營商。這筆生意遭到了英國媒體的曝光，根據美國頒佈的《伊朗交易與制裁條例》，美國政府禁止其製造的任何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伊朗。

聯邦調查局（FBI）等隨即展開了對中興的調查。4年之後的2016年，美國商務部公佈調查結果，以中興通訊“違反美國出口限制法規”為由，對中興採取限制出口措施[6]。2017年3月7日，中興通訊與美國政府就出口管制調查案件達成和解，中興承認了美國的3項指控，解僱4名高管，對涉事的35名員工削減獎金，併為此支付8.92億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罰金，其中有3億美元的罰金被暫緩執行。

精明的美國人這一次同樣留了個後門，在此和解協議中設置了一個為期7年的考察期，如果中興在考察期內有任何不遵守協議的情況，可直接觸發暫緩執行的制裁條款。

風起於青萍之末。簡單地説，是一個很小的事件導致了2018年的第二次制裁。再具體一點説，觸發第二次制裁的直接誘因，僅僅是中興沒有按照規定減少35名員工的獎金。

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違規事件其實是中興自己通過專業律師事務所查出來，且主動通報給美國商務部並尋求協作處理的。卻被對方當做證據直接封殺。

國內輿論一片譁然，這根本就是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但問題是，既然你理虧在先，並且當初承認了人家的規則，就別怪如今人家上綱上線，拿着饅頭把你往死裏砸。

這場戰爭成為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極具影響力的一役。最終以中國政府出面交涉，讓中興免遭沒頂之災而告終。2018年5月3日，中美在北京進行了首輪貿易磋商。交流中，中方就中興事件與美方提出了嚴正交涉。5月13日，特朗普發表推特稱，要讓中興快速恢復業務。

雖然躲過了一劫，但中興也為之付出了折臂的代價。6月7日，美國商務部表示，美國商務部表示，已與中興達成協議，中興通訊將支付10億美元罰款，並在第三方託管賬户存放4億美元。且必須30天內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美國將挑選人員進入中興公司的合規團隊。

中興事件再次給了曾經在全球化大潮中野蠻生長的中國科技企業一個沉痛的教訓。這次事件直接暴露了中國企業管控合規風險的能力滯後，以及企業合規管理體系的重大缺陷。

美國政府也識相的見好就收。畢竟作為全球主要綜合通信解決方案提供商之一，中興通訊與數百家美國企業開展了廣泛的貿易投資合作，為美國貢獻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

而美國人狙擊中興的另一“副作用”，是徹底喚醒了陶醉在一個個移動互聯網神話裏的中國人。讓13億中國人猛然發現，原來所謂的小米、OPPO們，只是一個個的組裝工廠，核心的東西都在別人手裏。國內媒體紛紛疾呼，再不能在關鍵科技上被美國人卡脖子，大量的國家資金持續投向半導體產業，從民間到官方自下而上地掀起一場新的科技大攻關運動。

雖然運動式的集中攻關解決不了基礎科學的差距，但起碼能喚醒大家投身於此的熱情。

美國人的算盤

核心科技的戰爭，從來都是政治家主導。中興事件雖然看似一場貿易戰，但本質卻是美國人挑起的一場不折不扣的“科技戰爭”。

從二戰後，美國就一直認為：**在與其他大國的競爭中，最擔心敵人在技術上突破。**無論何種情況下，科學技術上的領先，都是保持美國強大戰略能力的首要問題[7]。而通信和半導體，則是關乎美國國家安全的兩大最核心科技。

日本媒體稱：美中兩國爭鬥的真正舞台，是圍繞半導體和通信的“革新霸權”。美國人擔心中國信息通信產業的迅速崛起，如果再不及時遏制，將不僅動搖美國在產業和經濟領域的霸主地位，甚至連在金融和軍事等領域的優勢地位也會一併動搖。[8]

2017年，美國總統科學技術諮詢委員會（PCAST）發表了名為《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位》的報告。一年之後的中興事件，美國政府如何背後運籌、步步為營，都可以從這份報告中一窺端倪。

這份發表在特朗普就任總統前夕的報告公開宣稱：從歷史上看，全球的半導體市場從來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基本由政府和學術界在推動。

報告中寫道：中國的半導體策略依賴於其龐大的經費支持。這是一個包括國家基金和私募資產在內的，金額總額達到1500億美元，週期長達十年的投資。而其中技術的獲取，中國則希望通過對先進企業的投資和收購獲取。美國過去五年共230億美元的併購規模與其對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現在很多中國投資機構依循政府的方針，開啓了瘋狂的併購。縱觀中國半導體的建設策略，主要由兩個方面組成：一是補貼；另一方面則是零和博弈（零和不是策略，是美國智庫眼中中國戰略導致的國際半導體競爭的一種結果）。

報告還精心制定並推薦了三個重點策略，以保持美國半導體的領先：

1.抑制中國半導體產業創新

2.改善美國本土半導體企業的業務環境

3.推動半導體接下來幾十年的創新轉移

這份報告結合特朗普上台後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來看，很顯然美國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通過遏制中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型升級，來維護美國在研究和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

中國並不是第一個被打擊的對象。上世紀80年代，美國曾經與日本打了一場芯片戰，最終摧毀了日本的芯片產業。[9]

三十幾年前，日本作為當時的第二大經濟體，芯片產業也迅速崛起。日本芯片產業迅速崛起的秘訣是：**嚴格的市場保護，培育大而全的電子財團，政府推動民族產業的技術開發與合作。**芯片巨頭英特爾在日本電氣、東芝、日立等廠商的價格打壓下，一度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為了救亡圖存，英特爾和硅谷的大批電子企業，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國政府。

1977年3月，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得出結論：日本電子產業的成功，是在美國傾銷的結果。美國政府認同了SIA的立場，開始採取單方面貿易制裁等手段來應對“日本威脅”，總共24次對日本揮舞起“301調查”的大棒。其間發生的“東芝事件”和“IBM商業間諜事件”，如今看來更像是中興和華為事件的原始版本。

差點毀掉東芝的著名“東芝事件”

日本《選擇》月刊6月號刊登題為《美中“半導體戰爭”必然激化》的文章，悻悻的寫到了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IBM商業間諜事件，和東芝機械違反“巴統”貿易管制規定事件發生之後，日本領教了觸怒美國的後果，日本半導體產業開始自主限制對美出口，接受“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的份額達20%以上”的約定等，放緩研發和投資，步入衰退之路。

熟悉的伎倆再一次上演，但是日本又和中國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方面由於二戰後的日本不僅在軍事外交上嚴重依賴美國，連出口行業也需要嚴重依賴美國，何況當時日本沒有龐大的內需市場，不得已只能採取“讓步保出口”的辦法。

日本的教訓鞭策着我們的前進。如今中國的電子通信產業正在一路高歌猛進，難免給卧榻之旁的他人帶去巨大不安。儘管歷時數月的貿易戰已告一段落，但美國遏制中國科技創新的態度長期內仍不會改變。且美國國內的政治勢力，仍然在矛盾、焦慮中尋找繼續制霸世界的藥方。

我們並不好戰，但卻總是被別人偷襲。

再看華為之戰

再回過來看當下華為的這場戰爭，今時已明顯不同於往昔。

中芯國際被台積電抓住大量把柄，暴露了早期內地企業野蠻生長的各種缺陷。中興通訊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被美國抓一個“員工發獎金”的小辮子，付出幾乎滅頂的代價。而這一次的孟晚舟事件，至今美國人都未掌握實錘證據，只能扣上一頂“莫須有”的帽子，無奈保釋。我們在應對挑釁越來越從容有餘的背後，是中國科技企業們的日臻成熟。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面對外部的攻擊，我們需要做到的是首先讓自己不可戰勝。

孟晚舟在聽證會上的氣度，讓我們看到一個不懼、不畏、不怒自威的任正非之女。除了乃父之風外，還有新一代中國企業家的睿智從容和淡定自如的國際風度。

**若是企業無懈可擊，國家撐腰自然也有底氣。**在經濟全球化中積極扮演引領者角色的中國政府，自然要首先做規矩和信譽的維護者。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中國曆次科技戰爭帶來的另一層深遠的影響，是中國國家信用的持續升級**。而西方對手卻在屢次對潛在假想敵的圍堵、遏制中不斷上演着大國失信。**這就好比打架歸打架，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最後大家還是回到規矩的框架內，坐下來好好談判。但是若是你不講規矩，開始玩流氓綁票了，全世界的觀眾都會立刻看穿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再來看華為是一傢什麼樣的企業？現在的華為，通信設備領域可以將思科甩在身後。5G標準和芯片領域可以領先高通半個身位。而手機終端領域，崛起的華為手機也正在對蘋果構成巨大的挑戰。對三家美國高科技旗幟企業的挑戰，盡然由一家中國企業來完成，美國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好歹你也是大哥，打不過了就咬耳朵，讓全世界的小兄弟們怎麼看？

領跑5G的華為

但是大哥仍然霸道地上演着一出美國至上。因為制裁伊朗的問題，在加拿大扣押一箇中國人。讓這幾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攪和在一起的，是標榜自由的美國人在法律上的一個創新發明——“長臂管轄原則”。簡單來説就是，我在自家院子種了一顆樹，影響了隔壁老王曬太陽，老王也有權利把我抓到他們家裏去狠罰一頓。

這就相當於，美國的法律在它們願意的情況下，甚至可以適用於全世界。

9.11事件以後，美國曾頒佈了一個《愛國者法案》，雖然只是美國國內的一部法律，但是該法律實行“長臂管轄原則”，即如果外國金融機構涉嫌違反美國有關法律，只要在美國設有分支機構或在美國境內開有賬户，原則上美國法院可以行使司法管轄權。這一霸道的規定，曾經對世界各國銀行的經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僅2009年以來，先後有澳大利亞、瑞士、英國和美國的多家國際大銀行，因從事美國製裁的業務而受到鉅額罰款，最大單筆罰款高達5.36億美元。[10]

這一次，美國的長臂再一次伸向了華為。美國人希望用曾經打遍全世界的精確制導，再一次定向打擊中國的科技企業。

但問題是，美國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美國，中國也早就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中國。

未完

2012年，《華爾街日報》記者向思科公司CEO約翰·錢伯斯提問：“在所有公司中，哪一家最讓你擔心？”錢伯斯毫不遲疑地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25年前我就知道，我們最強勁的對手將會來自中國，現在來説，那就是華為。”

但是錢伯斯也同時暗示，華為在知識產權保護和電腦安全等領域並非一直“按規矩辦事”，不過他並沒有明確指出華為的任何行為。[11]

華為外部事務副總裁威廉·普盧默隨即作出回應稱：“這樣的言論是令人遺憾的。華為非常尊敬思科，並且和思科一樣，華為在全球超過140個開展業務的市場獲得了信任和尊重，為超過500家電信運營商提供支持，將全球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連接在一起。”

普盧默補充説：“與這種暗示相反，作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領導者，華為在對他人知識產權的尊重以及對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擁有強大的歷史。”

公關辭令雖有粉飾，但華為在這些年來知識產權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卻有目共睹。若干年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2018年發生的這兩場戰爭，可能會作為中國科技企業真正走向成熟、屹立世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而被載入史冊。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凡偉大企業，都經過戰火洗禮。電視劇《亮劍》裏，李雲龍最後的那段慷慨激昂的陳述，講出了中國軍人所向披靡的真諦：

“古代劍客們，在與對手狹路相逢時，無論對手有多麼強大，就算對方是天下第一劍客，明知不敵，也要亮出自己的寶劍，即使倒在對手的劍下，也雖敗猶榮，這就是亮劍精神。”

逢敵亮劍，狹路相逢勇者勝。劍鋒所指，所向披靡！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的華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