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艾瑞克·伊斯禮：韓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錯配：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三）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接上文）近些年來，首爾對北京的外交政策並不像出自一箇中等強國之手，而是更多體現出一個小國的典型特徵。

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訪問學者、梨花女子大學助理教授列夫-艾瑞克·伊斯禮文章：《韓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錯配：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

韓國的對華外交政策

作為一箇中等強國，韓國受到國際社會的期待，它本應呼籲中國遵守現行國際規則，以維護地區穩定。然而，首爾卻在北京面前失去了表達自己態度的勇氣，甚至顯得有些謙恭（deferential），不願表現出對身邊龐大鄰居的不敬，更遑論直言批評了。與蒙古國等小國相似，首爾將發展與北京的雙邊關係置於優先地位，希望儘量避免與中國之間發生對抗性事件。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首爾的表現印證了我的上述結論。2015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一個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於2002年開始舉辦的年度亞太多邊安全會議——觀察者網注）上，美國國防部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批評中國不遵守現行國際規則並呼籲中國在南中國海爭議地區“立即停止”正在進行的領土聲索行為。日本和澳大利亞兩國代表也在對話會上做出了相似表態，他們還向東盟國家表達了對實踐航行自由、舉辦聯合演習以及開展海上防務合作的支持。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貿易大國，韓國對海上航線非常依賴，但韓國國防部部長卻在此次對話會上婉言謝絕了發言邀請。美國助理國務卿丹尼爾·羅素（Daniel Russel）呼籲首爾作為一個可信賴的非聲索國、一個尊重法治的國家和一個受益於現行國際規則的主要利益攸關方與華盛頓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協調立場、共同發聲。

然而，當韓國總統朴槿惠被問及如何看待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極為主動的行為時，她回應道：“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在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方面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至於南中國海問題，航行自由與安全對韓國來説非常重要，我們正在關注地區形勢的變化，希望矛盾向緩和方向發展”。

2015年10月，美國派出拉森號（Lassen）導彈驅逐艦在南中國海爭議海域執行了實踐航行自由的行動，韓國官方對此次行動的表態也十分温吞（tepid）。與僅僅追求實現自身安全利益和短期目標的小國不同，國際社會期待一箇中等強國應該對地區和平做出貢獻。

2013年11月23日，北京宣佈在中國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ADIZ）。一箇中等強國應該對這一挑戰現行國際空域規則的單邊行為展現批評態度。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都呼籲中國遵守國際規則，而韓國並沒有加入這一多國聯合表態，僅僅對北京劃設防空識別區表達了遺憾，稱中國的防空識別區與韓國已經劃定的防空識別區存在重疊，將韓國控制的離於島（Ieodo，即我蘇岩礁，取“江蘇外海礁石”之意。此礁石在低潮時仍處在海平面之下，海平面距離此礁石最小深度為4.6米，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架上。2015年1月，中韓開始海洋劃界談判，涉及蘇岩礁歸屬問題，從海域劃界問題的性質和中韓兩國存在的意見分歧來看，要想取得實質成果並不容易——觀察者網注）也納入其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範圍。Friedhoff等國際問題學者指出，“首爾建議北京修改防空識別區的範圍，這一建議本身已將韓國與美日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對華立場區別開來”。韓國的這一表態與中等強國的定位是不符的，一箇中等強國本應在與臨近大國博弈時與其他國家構建聯盟。

在朴槿惠政府末期，韓國帶有中等強國特徵的外交政策有所恢復。首爾開始允許韓國海岸警衞隊對越界捕魚的中國漁民採取強硬措施。韓國國防部長官韓民求表示，南中國海地區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必須得到保障，而朴槿惠總統也表示，“南中國海島嶼爭端必須在遵守國際協定和國際通行行為準則的前提下獲得解決”。2016年7月，在海牙一家仲裁法庭做出裁決之後，首爾稱，希望南中國海爭端最終通過外交手段獲得解決。

最引人關注的是，在2016年夏末秋初，即便面臨來自北京的外交壓力，首爾還是堅持在自己的領土上與美國聯合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即“薩德系統”——觀察者網注）。然而，朴槿惠政府在“薩德系統”到位之前暫停了部署行為，這一舉動不禁令人發問：韓國在實施中等強國戰略時到底面臨哪些困境？

對除韓國以外其他國家中等強國外交政策缺失現象的解釋

為何一箇中等強國無法有效實施體現中等強國特徵的外交政策呢？針對這一問題，存在以下幾種解釋。

首先，有研究證明，一箇中等強國傾向於將自己的歷史思維定勢帶入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結果就會造成具有中等強國特徵的外交政策難以出台。從1989年到1999年，德國在歐洲並未有任何高調言行，而是力圖維持既有政策。原因在於，作為一箇中等強國，受到歷史因素影響，德國受制於周邊鄰國的猜忌。一位名為添谷芳秀的學者認為，日本雖然是一箇中等強國，但這個國家也由於二戰留下的歷史記憶，在國家身份的自我認知方面存在着矛盾心理。日本能夠坦然擁抱自己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但在地緣政治領域，日本卻刻意迴避（eschew）了超級大國的國家身份。基於和平憲法，日本宣稱自己是一個擁抱和平主義和反戰主義的國家，該國也沒有為全球安全做出太大貢獻。與德國和日本不同，韓國從未侵略他國，不必就鄰國的猜忌有任何顧慮；韓國也不像日本那樣受制於和平主義立場，因此本該在東亞地區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第二，研究表明，一箇中等強國在經濟情況惡化時，其具有中等強國特徵的外交政策將顯著弱化。在上世紀80年代，加拿大遭遇經濟衰退，其對外政策就經歷了這種變化；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亞也出現了類似情況。國際關係學者Ravenhill認為，經濟實力的下降使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由國外轉向國內，並會導致外交事務預算的大幅削減。然而，這第二種解釋與第一種一樣也不適用於韓國的情況。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接管青瓦台時，韓國正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蹂躪，但在這一時期，韓國對聯合國預算的貢獻度從1994年的0.69%增加到1998年的0.95%。另外，韓國還通過了類似日本《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PKO）的法案併為聯合國提供了高水平的協助；1999年，韓國向東帝汶派出了維和部隊。近期，相對於其他發達經濟體來説，韓國經濟運轉良好，但韓國在亞洲卻並未實施體現自身中等強國定位的外交政策。

第三種解釋將積極外交政策的缺失歸咎於“第二代中等強國”在推動地區一體化過程中的失敗。國際關係學者Schirm認為，南非、巴西、印尼和土耳其等第二代中等強國都在各自地區扮演着積極角色。但是，由於地區一體化進展緩慢，這些國家的政府調整了自己的外交事務優先順序。國際關係學者Sandal認為，一些中等強國“在推動地區一體化過程中受到打擊，他們爭取地區主導權的努力並未獲得回報，於是他們調整了自己的外交事務優先順序並找到了可以為自己贏得尊重的外交領域”。同屬第二代中等強國的韓國也許在地區合作停滯的地緣政治大環境中低估了實施積極外交政策的價值。雖然首爾的地區外交政策不能説是不活躍的，但它的對日政策和對華政策之間存在顯著區別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第四種解釋將中等強國外交政策與其身份之間的錯位歸咎於該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一個國家通常是在獲得了中等強國的實力之後才開始制定符合其中等強國身份的的外交政策。“時間差理論”有助於解釋印度和印尼這兩個例子，該理論同樣也可以解釋為何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具有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情況下，其實力卻沒有在外交政策上得到體現。可是，如果我們認定首爾目前之所以沒有在亞洲表現出一箇中等強國該有的樣子，原因只是在於時間差尚未結束，那麼該如何解釋同一時期韓國在世界舞台上的積極作為呢？韓國在全球治理、聯合國維和行動、官方發展援助等領域都做出了積極貢獻。這意味着，現有的中等強國理論無法解釋首爾的外交行為。

本文下面的部分將以一個新假説的成功驗證為中等強國理論做出修補：一個國家在追求某個特定的目標或特定的利益時會以中等強國的身份和利益為代價，並導致中等強國外交政策的缺失。

與僅僅根據國際等級秩序（international hierarchy）制定國家目標的單一行為體（unitary actors）不同，如今各國的國家定位和利益訴求選項是多元甚至互相競爭的，影響一國做出最終選擇的因素與該國的歷史背景、文化特徵、社會經濟狀況以及結構性政治條件等都有關係，最終博弈的結果可能得出一個對外政策的次優解（suboptimal policy）。不過，這種多元且互相競爭的國家定位和利益訴求選項似乎並未打亂韓國在全球舞台上作為一箇中等強國發揮自身作用的步伐。然而，因受到歷史因素影響，韓國的東亞外交政策在其國內卻引發了爭論。

韓日關係受到民族主義及反日情緒的影響，而韓中關係則受到結束朝鮮半島歷史性分裂這一國家目標的影響。本文將在下面幾個部分詳述朴槿惠執政時期，上述兩對雙邊關係各自受到了怎樣的影響。文在寅政府成立後，這一影響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對韓國來説，不同的國家領導人在就任時有着不同的執政綱領（policy agendas），甚至“中等強國”這一國家定位和國家身份也可能遭到廢棄。不過，對國家定位和國家利益訴求的研究顯示，“慣性”是強大的——國家定位和國家利益訴求可能隨着時代發生演進，但變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

作者簡介：列夫-艾瑞克·伊斯禮（Leif-Eric Easley），美國人，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國際安全和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同時在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此前，他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索恩斯坦亞太研究中心（APARC）擔任東北亞史研究員。

（未完待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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