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艾瑞克·伊斯禮：韓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錯配：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四）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接上文）作為影響首爾與東京之間雙邊關係的一個因素，反日情緒不僅是韓國人的一種民族情感，也不僅是韓國政府的一個政治姿態，反日心態已經成為構建韓民族自我認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訪問學者、梨花女子大學助理教授列夫-艾瑞克·伊斯禮文章：《韓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錯配：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

以反日為外在表現的民族主義與韓國的中等強國身份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國失去了國家主權，其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這也導致韓國民族主義者對日本的忿恨延續至今。國際關係學者Shin指出，日本人的殖民暴行以及韓國人對曾遭受日本人殖民的歷史記憶塑造了韓國人國家認同的早期形式。朝鮮半島分裂之後，韓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南北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激烈對峙而被引向了朝鮮。朝鮮和韓國在各自構建自己的國家認同時互相以對方為“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其原因在於，只有當他者存在時，一國國民的國家認同感才得以順利形成。

冷戰結束後，在與平壤的政治經濟競爭中，首爾獲得了壓倒性勝利。這時，韓國精英階層開始在歷史悲情和經濟競爭兩個領域將日本塑造為“重要的他者”。通過充滿民族主義的教育體系、大眾傳媒以及官方運動，反日心態在整個韓國社會得到了強化。

在另一方面，韓國對中等強國身份的接納其實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考慮到韓國社會內部早已固化的反日情緒，對韓國外交精英來説，在照顧國內民主主義情緒和與日本展開廣泛的經貿技術合作之間找到平衡並實施體現中等強國定位的外交政策並非易事。國民對國家定位的理解是易變的、容易被塑造的，如果韓國政策制定者反思所採取的對日強硬態度，那麼，中等強國的國家定位將獲得鞏固。

不過，國內政治造成的短視使韓國領導人難以將韓日關係中的對抗轉變為互信。更糟的是，韓國領導人有可能故意展現反日立場藉以提升自己的人氣或利用這一立場來推動其他政策的實施。在這種情況下，韓國領導人為了獲取個人利益（parochial interests）而捨棄了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因為與反日心態相比，韓國民眾對中等強國國家身份的認識仍然較弱，不足以影響韓國政府對日政策的制定。

實施具有中等強國特徵的外交政策的好處之一在於，首爾可以避免與日本陷入複雜的“歷史糾葛”，為與日本開展實用主義合作（utilitarian cooperation）掃清障礙。韓國意圖孤立甚至遏制日本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因為這個目標已經超出了韓國作為一箇中等強國的能力。

一般來説，一箇中等強國在面臨安全威脅時應該尋求盟友或鄰國的合作。因此，我們希望首爾能與東京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以及《獲取和交叉服務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該協定為美國、美國的盟友以及美國的夥伴國家的軍隊之間在食品、燃油、運輸保障、彈藥補給、軍事設施等方面的互相協助該如何具體執行做出了詳細規定，其雛形為NATO Mutual Support Act，即《北約國家互助法案》——觀察者網注）。2016年底，韓國與日本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而在此之前的2012年，接近簽署的這項協定曾由於韓國國內的強烈反對被迫流產。至於《獲取和交叉服務協定》，目前韓日兩國間的談判進展還十分緩慢。

與此同時，就日本重新解釋《日本國憲法》第九條（re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9；長期以來，多數日本民眾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由於《日本國憲法》規定，修憲需得到眾參兩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而且還要經國民投票並獲得半數以上同意，修憲派要修改憲法第九條根本達不到法定人數。因此，安倍晉三政府便改變策略，將“修改憲法”改為“重新解釋憲法”，認為“憲法第九條本身就包含了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衞權的內容”——觀察者網注）以允許日本獲得集體自衞權並升級美日防務合作一事，韓國受到反日情緒影響表達了強烈反對態度。

韓日之間存在尚未和解的歷史恩怨，這導致韓國對日本防務政策正常化進程展開了過度聯想，認為日本政府重新解釋憲法第九條以獲得集體自衞權是日本防務政策存在不確定性以及日本對韓國存在敵意的表現（本文作者的態度顯然是支持日本修憲並獲得集體自衞權的。日本的“和平憲法”雖然出自美國之手，美國政界、學界一些人也對日本修憲保持警覺，但同時也有很多美國政客、學者對日本修憲並獲得集體自衞權持曖昧甚至歡迎態度，因為這有助於美國節約軍事開支、提升軍事行動效率——觀察者網注）。

韓國民眾希望政府能要求日本為自己的戰爭行為和殖民暴行懺悔，並根據國際通行準則為此承擔責任。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韓國放棄中等強國對日戰略，試圖通過孤立日本來對日本的國家行為施加影響是難以取得成功的，而且這樣做也不符合韓國自身利益。

日本智庫機構“言論NPO”（Genron NPO）與韓國東亞研究院（East Asia Institute）2014年進行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韓日兩國民眾對對方的印象已經顯著惡化。這對首爾來説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一般來説，日本民眾的想法是很頑固、很難以改變的，從長期來看，這對日韓雙邊合作非常不利。另外，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韓國人的對日態度與韓中兩國之外其他亞洲國家民眾的對日態度是不同的，那些國家的受調查者普遍對日本抱有好感。反日情緒對韓國塑造自己亞洲橋樑國家的角色（bridging role in Asia）非常不利。

實現國家統一所帶來的利益與實施中等強國戰略所帶來的利益

一些日本觀察家將首爾對北京的謙恭（deference）與昔日朝鮮王朝對中國明、清兩朝的事大主義聯繫在一起。韓國外交部曾要求日本《產經新聞》撤掉一篇關於韓國奉行事大主義外交政策的文章（此文於2015年8月31日刊登在《產經新聞》上，標題為《腳踩美中兩條船：韓國人無法理清的負面民族遺產》。20世紀初，韓國民族主義者批評領導人對中國清政府過度謙卑，傷害了韓國人的民族自尊。雖然歷史記憶對人們認識、理解當今的國際關係仍有影響，但韓國人已經在民族文化、國際角色和國家物質力量的基礎上建立起強大的自信，他們已不再可能接受中國附屬國的角色——原注）。

其實，韓國在中國面前放棄自己中等強國身份的原因並不像一些日本學者所稱的那樣，韓國在一個日益崛起的中國面前又謙恭地回到了附屬國的位置上，韓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其實是着眼於統一朝鮮半島的長遠利益。

無論以出口額還是進口額來衡量，中國都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中國還是韓國對外直接投資（FDI）的最大對象國。首爾已經與北京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將使兩國每年的雙邊貿易額增加至3000億美元。考慮到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以及從中國獲得的經濟利益，首爾的對華外交政策受其影響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然而，這種經濟依賴也經常被誇大，而且經濟依賴並不足以解釋首爾為何在中國面前經常表現得如此謙恭。日本是韓國的第三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但在遵守國際規則和歷史責任問題上，韓國在批評日本時從未表現出任何猶豫。韓國之所以在面對中國和日本時，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原因在於中國對朝鮮半島統一具有重大影響。

我的這一觀點並不是説韓國不重視從韓中貿易與投資活動中獲得的利益。關鍵在於，韓國認為，實現國家統一所帶來的利益更加重要。在完成朝鮮半島統一的過程中，中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在貿易、廉價勞動力、消費市場等方面，中國並非是一個完全不可替代的國家。韓國外交精英認為，實現國家統一所帶來的利益比實施中等強國戰略所帶來的利益要重要得多，不僅因為半島統一是韓國實施對外政策的長遠目標，更因為他們相信，一個統一的朝鮮半島必將成為一個更加強大的中等強國。

考慮到北京對平壤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以及朝鮮半島一旦發生不測事件時中國的重要作用，首爾在實現半島和平統一的過程中需要得到北京的幫助。

西德曾與莫斯科建立了順暢的工作關係並最終獲得了前蘇聯對德國統一的默許，這段歷史對韓國前總統盧泰愚北方政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對他來説，統一帶來的利益顯然要大於實施中等強國戰略所帶來的利益。朴槿惠總統曾指出，“半島統一對周邊國家來説也是有利的”，韓國政府希望以此獲得周邊鄰國（尤其是中國）對推動半島完全統一的支持。為了讓中國相信，一個統一的朝鮮半島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儘管發生了東海防空識別區事件和中國在南海的領土聲索行為，韓國卻一直在努力緩和兩國間出現的某些緊張狀況。

我認為，韓國之所以決定加入由中國提議成立的第一家國際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是出於上述考慮。韓國是美國極為重要的盟友，由於美國對亞投行的管理水平和放貸標準有些擔心，韓國在加入該行的問題上一直十分猶豫。不過，韓國對世界銀行和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態度也不是十分積極，最後它還是加入了亞投行併成為了該行的創始成員國。國際社會期待，一箇中等強國應該為現行國際規則、援助效率等發出自己的聲音，韓國做出上述決定與此期待是相背離的。韓國的這種行為只能用着眼於半島統一的國家利益來解釋。韓國國會發言人Chung Ui-hwa曾表示，亞投行將在説服朝鮮放棄核計劃轉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另外，有專家表示，加入亞投行將對朴槿惠政府提出的“亞歐倡議”（Eurasian Initiative）起到促進作用，這一倡議把韓國與中亞國家和歐洲大陸的基礎設施、貿易路線相連接。朴槿惠是2014年3月在德國發表的《德累斯頓宣言》中提出該倡議的。

其實，着眼於半島統一的國家利益並不一定與實施中等強國對外政策相矛盾。甚至可以説，這兩者是互相促進的。韓國政府一直將提供全球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視為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半島統一的一種方式——實施中等強國對外政策其實是雙贏的，因為韓國為世界做得越多，它從世界得到的對半島統一的支持就越多。

另外，韓國戰略家應該重新思考，對中國表現謙恭態度，進而破壞中等強國國家定位，這樣做果真對實現半島統一有好處嗎？一些中國戰略家似乎認為，保持現狀有利於維護他們的國家利益。2015年9月，朴槿惠總統曾率領一支軍事代表團參加了中國慶祝二戰勝利70週年閲兵活動，而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並未派遣高級別代表參加此次閲兵。青瓦台發言人表示，朴槿惠總統參加北京閲兵儀式，其初衷在於希望中國在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促進半島和平統一過程中做出更多貢獻。朴槿惠的支持者認為，韓國的對華政策有助於分化中朝關係。不過，考慮到北京對平壤試射導彈、在非軍事區挑釁等行為並未施加太多影響力，人們對韓國對華謙恭政策的有效性是存疑的。

結論

如果一個國家是一箇中等強國，那麼我們就會期待該國政府制定符合其國家身份的對外政策。否則，國家身份、國家利益與對外政策的錯配將結出不理想的外交果實。在全球舞台上，首爾的外交行為體現出了一箇中等強國的特徵，它維護了自己作為一箇中等強國的國家利益。在亞洲地區，我們期望首爾執行同樣的對外政策：韓國應該在亞洲致力於影響力網絡建設、機構或制度建設（building institutions）並維護現行國際秩序。例如，韓國構建合作網絡以執行聯合國對朝鮮制裁的決議，這是典型的帶有中等強國特徵的外交行為。朴槿惠是第一位訪問伊朗的韓國總統。另外，2016年5月，她還訪問了與平壤保持密切關係的一些非洲國家。

如果首爾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亞洲實施中等強國戰略，那麼首爾就應該積極協助總部位於首爾的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舉辦各類三方會議，邀請中國和日本舉行三方事務性磋商以利於地區整合的推進；首爾還應與日本達成和解，進而與美日兩國進行三邊協調以更好應對朝鮮帶來的挑戰。

更進一步來説，如果韓國的國家利益繫於實施中等強國戰略以及創建多邊的、制度性的國際架構以應對中國崛起，那麼首爾就應該要求北京遵守現行國際規則、維護地區穩定、保障人權和法制。另外，在對付中國（dealing with China）時，韓國還應該儘量利用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以之為槓桿（leverage）。

最後，外交政策結果與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優先順序有關。雖然清晰的國家定位和利益訴求有助於推動一箇中等強國實施符合自身國際地位的對外政策，但也不應忽視“中等強國陷阱”的存在——某中等強國可能扮演諸多國際會議或峯會“召集人”的角色，但這個國家可能缺乏能力或缺乏意願去落實會議成果。

中等強國戰略可能無法在某一特定外交領域增進國家利益，甚至也無法在對外雙邊關係中增加雙方共同利益。朴槿惠提出的“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NAPCI）可能遭到文在寅政府廢棄，或者至少在名稱上做一些改變。中等強國外交政策也許不會以一項充滿連續性的戰略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可能形成一個“政策水池”，連續幾屆政府都可能從中獲得提出新倡議的啓示。不僅大國會犯下過度施展影響力（overreach）的錯誤，一箇中等強國也可能在國際舞台上提出過於宏大的設想，不過若該國政府沒有能力推動這一設想變為現實，那麼結果將有損該國的國際公信力，而且該國政府也可能因此在其國內引發批評。

韓國在中等強國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方面的錯配（mismatch）已經在國際社會引發了憂慮，因為韓國的這種錯配行為將為地區和平與地區一體化帶來更高的機會成本。作為一個有建設性、負責任的中等強國，韓國不僅應該在國際舞台上展現自己的國家地位並作出相應的國際貢獻，同時還應該在自身所在地區做相同的事情以重塑該地區的地緣政治面貌（某些學者曾向韓國政府提出建議，認為韓國應該在阻止美中兩國的霸權爭奪升級為軍事衝突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原注）。

韓國是一個日益強大的中等強國，它所在的東亞地區極具戰略意義。韓國有可能做到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punch above its weight），由於韓國位於21世紀地緣政治主要舞台（東亞地區）中心的戰略位置，它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甚至是相當高的。韓國若能迫使中國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遵守現行的國際標準，那麼這一有原則性的中等強國對外政策將對朝鮮半島的統一非常有利。

韓國所處的位置非常微妙——它一方面要為中國人做一個誠實的協調者（an honest broker），同時還要避免受到美國人對它“背叛美韓同盟”的猜疑，另外它也不能被中國人視為一個與美日兩國串通一氣的敵對國家（a country ganging up with the US and Japan against China）。

如果韓國作為一箇中等強國新貴能夠成功克服“成長的煩惱”，那麼它就可以在解決朝鮮核問題、與中日兩國建立穩定的雙邊關係以及構建亞洲地區架構這三方面提供自己的全球公共產品。

本文所涉及的內容對其他眾多可被視為中等強國的國家都是適用的，這個國家羣體正在擴大之中。現有的相關文獻大多聚焦於概念性的東西，如中等強國外交政策的特徵之類。一箇中等強國該如何扮演好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呢（尤其在處理與大國關係時）？這樣的問題還沒有文章涉及。一些新晉級為中等強國的國家（如韓國）與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傳統中等強國不同，兩者所適用的理論架構也不同。韓國等中等強國新貴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它們不僅可以用來檢驗既有理論的有效性，在這片“土地”上還將產生新的中等強國理論。

本文解釋了為何韓國的中等強國戰略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為全球治理做出貢獻，卻無法在自身所在的東亞地區發揮應有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在於：對於身在東亞的韓國來説，另有其他的國家定位和國家利益在其中發揮着作用，它們的優先級別要高於作為一箇中等強國的國家定位和國家利益。

作者簡介：列夫-艾瑞克·伊斯禮（Leif-Eric Easley），美國人，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國際安全和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同時在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此前，他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索恩斯坦亞太研究中心（APARC）擔任東北亞史研究員。

（全文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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