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懷特 ：失去美國——置身於新亞洲的澳大利亞（二）
【本文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學教授休·懷特《失去美國——置身於新亞洲的澳大利亞》一文摘譯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摘譯請點擊鏈接。】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華盛頓的高層決策者們每天都在諸多問題上與中國同行進行着博弈，當然，這些博弈可能沒有南海博弈那麼激烈。在2016年的一期《紐約時報》上，我曾讀到這樣一段令人內心頗感沉重的文字（相信如今華盛頓的某些人應該能夠理解這段文字中隱含的深意了）：
“你真的會為了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s，即我黃巖島。黃巖島是我國固有領土，隸屬於海南省三沙市——觀察者網注）與中國開戰嗎？”約瑟夫·鄧福德將軍曾這樣問太平洋司令部的哈里斯司令官，恰巧這個問題被旁邊的一位記者無意間聽到了。如果哈里斯司令官接下來果真對這個問題做了回答，那麼回答的內容也是絕不可能被這位記者聽到的。
實力政治的遊戲規則
瞭解華盛頓決策者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所面臨的問題和選項是理解美國為何正在逐漸失去亞洲主導地位的關鍵，而欲瞭解這些內容，詳細分析中美之間實力、利益和決心的較量過程（the interplay of power, interests and resolve）是最好的方式。在進行這樣的分析時，我們難免會涉及到實力政治中的一些模糊地帶（the murky milieu of power politics）。
所謂“實力政治”，就是強國或大國為了爭奪影響力和權力而展開競爭時所使用的國際政治手段。這種競爭其實並非常態，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至少在為期幾十年的一段時間裏，世界各國都知道並接受自己在國際等級秩序中的位置，19世紀的歐洲就是這樣，1972年之後的亞洲也是如此。然而，有時候，既有的影響力和權力的擁有國會遇到挑戰。誰制定國際規範？誰必須遵守那些規範？既有的一套體系會面臨被推翻的局面。
當大國之間實力的天平發生新的擺動時，這樣的局面尤其容易出現——崛起的大國試圖獲取更大的影響力和權力，而衰落的大國則奮力守住已經習慣於擁有的影響力和權力。這時，實力政治的情節就開始展現了，在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取代舊的國際秩序的過程中，大國之間開始為影響力和權力展開較量。
在較量的過程中，雙方的賭注通常是非常大的。大國往往都十分關心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因為國家安全、經濟繁榮等關乎其切身利益的因素都與這一地位密切相關。這是歷史上如此多重大的戰爭都與國家的權力和地位有關的原因，也是實力政治博弈中軍事力量的作用如此關鍵的原因。崛起大國和衰落大國之間的競爭並不一定會以戰爭的形式一決勝負，但這種級別的競爭往往是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主要原因。
軍事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貫穿於實力政治博弈的每一個環節，無論最終戰爭爆發與否，這種衝突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博弈的最終結果。其中的原因在於，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意願，或者更準確地説，一個國家使其他國家相信它有意發動戰爭的説服能力，決定了該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所謂實力政治，其具體內容就是，參與影響力和權力競逐的雙方以自己的真實或偽裝的立場，使對方相信自己願意為了某種利益而發動或捲入一場戰爭。例如，在19世紀，歐洲的秩序是由各個地區內大國為了維持勢力均衡而發動戰爭的意願來決定的。這就是1914年均勢被打破之前，歐洲得以保持和平如此之久的原因。
很多人以為，核武器時代的來臨可能會給這種實力政治的遊戲規則畫上句號，但冷戰卻給出了相反的答案。人們意識到，核武器的威力只是提高了博弈的賭注，實力政治的基本遊戲規則並未改變。在核武器時代，國家A似乎非常自信地認為，自己的對手國家B不會冒險挑起衝突。同時A認為：B會相信A有着足夠的意願去挑起一場與B之間的衝突。像A這樣的國家是非常多的。
在冷戰時期，歐洲的國際秩序就是這樣確定的——前蘇聯和美國都表明，兩國都願意為了阻止對方侵入各自在東歐和西歐的勢力範圍而與對方打一場戰爭。上世紀70年代初之後，亞洲秩序受到美國主導，因為地區內各國都不願為了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而與美國發生戰爭。同時，美國卻非常願意為了維持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而與來自該地區的任何挑戰者打一場戰爭。
為了繼續維持在東亞的主導地位，美國必須説服中國相信：美國願意為了應對中國的挑戰而與之進行一場戰爭。這並不意味着戰爭真得會爆發，美國只需讓中國相信，美國會為了保住東亞主導權不惜與中國一戰。
而中國通過一系列低價值的、從表面看來不值得為之一戰的事件測試美國的決心。每一片“香腸”看起來都價值不大，如果華盛頓不能或不願阻止中國一片又一片“切香腸”的話，那麼這將暴露其決心的虛弱。與之形成對比，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展示了自身強大的實力和堅定的意志。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領導力的可信度遭到了削弱，因為美國的某些夥伴國家可能會認為下一片香腸就是自己，而美國過往的做法已經使他們對獲得美國幫助不抱希望。中國的影響力已經實現了大幅度增長，其周邊國家越來越傾向於順從中國的主張。在南中國海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例證。
南海問題從根本上來説與哪個國家擁有哪塊礁石的主權關係不大，該問題與那些晦澀難懂的國際法條文之間的關係也不大。南海問題的本質在於，它為華盛頓和北京提供了一個展示自身戰略意志、同時測試對方戰略意志的平台。在南海這一敏感水域，美中雙方藉助各自的軍事存在發出了以武力戰勝對方的信號。同時，兩國也試圖證明，對方無法在該水域用軍事手段戰勝自己。美國希望，中國最終能選擇退縮以有效規避衝突爆發的風險；而中國則希望退縮的是美國——這是大國實力政治的典型實踐。不過截至目前，佔上風的是中國人。
當然，雙方都不希望爆發衝突，更不必説一場戰爭了。雙方都很清楚，雖然亞洲主導權意義重大，但以大規模衝突為代價還是不值得的。即便如此，雙方並無意結束這場實力政治的遊戲，因為雙方都相信自己可以在不發生衝突的前提下獲得自己想要的戰略利益，雙方都相信對方會為了避免衝突的發生而最終讓步。在我看來，中國似乎相信，美國為了避免與中國陷入戰爭將讓出地區領導權，而美國也同樣相信（至少不久前還十分相信）中國終將為了避免發生衝突而放棄挑戰美國並接受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
戰爭並非不可避免
有時候，也會發生如下這樣的情況：一方認為不值得冒險加入這樣一場遊戲，於是決定退出；或者雙方都尊重對方的關鍵利益，進而達成某種妥協。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崛起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之間的戰爭並非不可避免的原因。然而，有這樣一條“歷史鐵律”指出，“一個崛起大國與一個守成大國之間的戰爭無法避免，所以中國與美國之間必然會爆發戰爭”。這樣一種觀點已經流行多年，而且最近還被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引用以進行專業的政治問題分析。
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段描述曾頻遭誤譯（mistranslated），人們誤以為崛起的雅典對守成的斯巴達發起了挑戰，這導致戰爭“不可避免”（inevitable）。而事實上，修昔底德所使用的希臘語過於曖昧、模糊（subtle and elusive），他真正想表達的含義其實是更加深刻、準確的（sophisticated and accurate）——敵對雙方陷入一種困境之中，避免戰爭發生的難度很大（the rivals were trapped in a situation that made it hard for them to escape war）。
在本文此前的論述中，由於總統放棄了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戰爭得以避免。不過，我們也能感受到，做出相反的決定不過是一念之間。關鍵的問題在於，在這種博弈過程中，參與國面臨此類抉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而美國甚至隨時都會面臨這樣的抉擇：若不願與對方兵戎相見，那就必須後退一步。大大小小的戰爭之所以經常發生，原因就在於後退一步並不容易。
對於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來説，其硬實力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而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或權威不僅與實力有關，它還與這個國家巧妙、有效地使用這種實力的決心有關。不過，一個國家的權威在遭到迅速的致命一擊後可能再也無法恢復。只需一個危機，不必很大，一個實力處於衰落中的大國的領導地位就可能因之蕩然無存，無論對於盟友還是敵人，失去領導地位這樣的事實是無法隱藏的。
到那個時候，每一個國家對這個失去權威的大國的判斷和預期都會發生變化——敵人意識到自己不必再懼怕這個實力日趨衰落、威信也蕩然無存的大國，而盟友們則會意識到這個大國已經無法繼續依靠。在那時，一切都突然難以在舊的軌道上運行了，因為以這個大國昔日所擁有的權威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會徹底崩塌。聯盟體系被迫解體，體系內曾經有效的安全承諾難以繼續獲得信任，一些盟國的行為開始表現出更多獨立性，而那些暗藏野心的國家開始伸展肌肉，因為曾經束縛他們的無形枷鎖已經不存在了。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採取巧妙的外交策略，才得以避免那些不得不做出艱難抉擇的局面。不過，奧巴馬這樣做也導致美國在中國面前一直處於被動地位。如果美國政府繼續採取奧巴馬昔日的策略，盡力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對中國“切香腸”的行為不加制止，那麼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領導地位將會繼續遭到侵蝕。而如果美國發起反擊，衝突將難以避免。隨着衝突升級，美國將不得不在被捲入與中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和亞洲領導地位迅速崩潰之間做出選擇。
“亞太再平衡”戰略失敗的原因
自2008年中國開始嚴肅地對美國發起挑戰以來，亞洲的戰略局面一直對美國十分不利。華盛頓對此的反應不過是奧巴馬2011年提出的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而該戰略已經失敗。這項戰略是如何失敗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搞清楚這兩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美國所受到的挑戰的本質，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一直以來我們無法找到應對中國的有效辦法的原因。
“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目的在於，彰顯美國在亞洲地區保持最強實力的戰略決心，以勸阻北京不要對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發起挑戰。奧巴馬曾表示：“美國是一個亞太國家，我們將在這一地區保持存在，美國將以強大的實力為手段來維護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毫無疑問，在21世紀，美利堅合眾國的影響力將一直存在於亞太地區。”
這些話的確很漂亮，但僅有這樣的表態是不夠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之所以失敗，原因就在於，除了宣誓決心，我們看不到其他實際的內容，這項戰略的背後缺乏堅實的支撐。稍具意義的舉措只有美國海軍陸戰隊部署澳大利亞達爾文港這一項，可這項舉措充其量僅是個象徵性動作。全球第二強國正在這個世界上最繁榮、最具活力的地區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而美國這樣小規模的軍事部署完全不足以應對這樣的挑戰。
在亞太地區，實力的天平已經向中國傾斜，而美國卻沒有采取任何有實際意義的舉措。美國海軍陸戰隊部署澳大利亞達爾文港這樣的動作顯得非常虛弱，這個動作削弱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希望傳遞出的信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維護自己的亞太主導地位時，美國採取有實際意義的措施的意願是多麼不足。
在美國重大失誤的背後，原因十分簡單。奧巴馬政府內部具體制定“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專家們，尤其是奧巴馬政府內部的外交團隊，他們並沒有認真對待來自中國的挑戰。他們認為，中國不具備成為美國戰略對手的實力，中國也缺乏取代美國成為地區主導力量的決心。這樣一種想法導致他們在看待中國日益積極主動的行為時，認為那不過是中國的一種試探（try-on）。
他們還認為，美國在911之後將注意力集中在中東地區，這使中國發生誤判，以為美國對亞洲不再重視。因此，他們作出結論——僅需重申美國在亞太地區做出的承諾，這樣就可以糾正北京的錯誤想法，中國在收到美國發出的信號後將快速地、悄悄地退縮（back off swiftly and quietly）。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為何這樣的想法在華盛頓能成為主流。如果這種觀點符合事實，那麼美國不必冒任何風險、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能夠繼續維持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戰爭風險是不存在的，因為中國不可能冒着與美國發生衝突的風險來進行那些試探。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不僅對美國經濟十分重要，而且在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美中合作具有重大意義。在這樣一種想法中，美國的對華關係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澳大利亞等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家也可以打消疑慮，它們在擁護美國亞太領導地位的同時，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不會受到影響，它們不必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唉，可是華盛頓那些人的這套想法已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就在奧巴馬總統在堪培拉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幾個月之後，北京就向華盛頓出了一道考題，以測試奧巴馬總統是否真得會“以強大的實力為手段來維護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地位”。
中國人在斯卡伯勒淺灘（即我黃巖島。2012年4月8日，菲律賓海軍在黃巖島海域發現8艘中國漁船。菲海軍持槍登上中國漁船，對中國漁民進行檢查，並指控我漁船在我黃巖島海域“非法捕魚”。4月10日，中國國家海洋局派“中國海監75號”和“中國海監84號”編隊趕赴黃巖島海域，對我漁船和漁民實施現場保護——觀察者網注）問題上，無視了美國提出的旨在緩和局勢的一項交易。美國不僅是菲律賓的盟友和西太平洋地區的主導性海上軍事力量，美國還是東亞地區秩序的維護者，中國此舉對美國這三重身份的威望都造成了嚴重損害。當華盛頓悄悄地拒絕馬尼拉提出的派遣美國海軍將中國人從黃巖島海域驅趕出去的請求時，北京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奧巴馬的漂亮話並沒有對中國造成任何威懾。
上述“黃巖島事件”為西太平洋地區此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留下了先例。2012年底，北京將此戰術的應用範圍擴大到了中國東海地區，北京向尖閣諸島/釣魚島海域派出了軍事力量和準軍事力量以爭奪對這個主權存在爭議的小島的控制權，同時還藉此測試美國是否會為了維護東京的利益而願意冒與中國發生衝突的風險。
2014年，北京開始在包括美濟礁在內的一些分佈在中國南海的島嶼上建設基地，而一些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也在聲索那些島嶼的主權。奧巴馬政府內部一些人，尤其是五角大樓和位於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的那些人將此視為一個劃下紅線以迫使中國收手的機會。這些人提高了賭注，希望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從中國周邊國家那裏獲得支持，以凸顯中國的行為對國際海洋法和航行自由造成的威脅。2016年7月，位於荷蘭海牙的永久仲裁庭在南海問題上做出了對中國不利的仲裁結論，這使上述人士非常振奮。此後，他們派遣美國海軍軍艦駛入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領海，實施了一系列踐行航行自由的行動。
不過，上述事件並未對中國產生什麼影響。菲律賓是在南海地區受到中國行為影響最直接的國家，但這個國家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一道，都拒絕與中國對抗，這令華盛頓的外交努力效力大減。在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公開與中國站在一起，一些國家居中觀望不願表態，甚至那些在華盛頓批評北京時表態支持的國家在做出具體舉動時也是小心翼翼，他們都不希望做任何可能傷及自身與北京之間雙邊關係的事情。
航行自由行動在彰顯深奧難懂的國際法方面是成功的，但那些行動並未能阻止中國在島嶼上建設設施。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實施得非常謹慎、低調，甚至從某些法律條文看來也是嚴格遵守。這彰顯出華盛頓在北京面前是多麼小心翼翼，華盛頓不願與北京爆發任何衝突，甚至不願傷及與北京的關係，畢竟兩國在更廣大的範圍裏還保持着緊密的合作。
因此，對於華盛頓來説，航行自由行動產生了相反的效果。美國人本打算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讓北京感到疼痛，最終迫使北京退讓，但他們並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相反，美國人的表現説明，他們不願承受中國對他們造成的痛苦。華盛頓曾聲稱一些事實是不可接受的，但最後華盛頓還是接受了那些“不可接受”的事實。這説明，是美國（而非中國）在衝突的可能性面前選擇了退縮。而這樣的結果與“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初衷——彰顯美國在亞洲地區保持最強實力的戰略決心以勸阻北京不要對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發起挑戰——是完全相反的。
“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有其經濟戰線，而美國在這條經濟戰線所遭遇的失敗使上述外交領域的失敗更加凸顯。奧巴馬政府曾試圖通過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參與該協定談判的12個國家分別是加拿大、美國、墨西哥、秘魯、智利、日本、越南、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觀察者網注）來重申美國對亞洲的承諾，同時平衡中國經濟在該地區造成的巨大引力。TPP是將中國排除在外的，這有助於恢復美國作為亞洲國家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
不過，無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國際戰略方面，TPP從未體現出任何實際意義。中國經濟規模巨大，而且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已經實現了深度融合，這兩點確保了中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在整個亞洲地區，中國是各國經濟發展機會的最大來源，TPP不可能改變這個現實。這就意味着，TPP很難削弱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也不可能使那些國家選擇與華盛頓結盟轉而與北京對抗。
令TPP相形見絀的是，中國提出了規模更加宏大而且更有誘惑力的經濟合作計劃，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所以，即便TPP能夠成功簽署，它在戰略上也不會為華盛頓帶來太大的利益。不過，奧巴馬還是將TPP視為美國決心的表現以及美國對亞洲承諾的象徵。奧巴馬曾表示，特朗普（或其提出者之一的希拉里·克林頓）若放棄TPP，美國的損失將是巨大的。
作者簡介：休·懷特是《關於中國的抉擇：為何美國應該與中國分享權力》一書以及澳大利亞《季刊》雜誌第39期文章《權力轉移：繫於美中兩國的澳大利亞未來》的作者。他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戰略學教授、澳大利亞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客座研究員。休·懷特教授曾在澳大利亞國家評估中心擔任情報分析員，在《悉尼先驅晨報》擔任記者，為澳大利亞前國防部長金·比茲利（Kim Beazley）和前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擔任高級顧問。休·懷特還曾在澳大利亞國防部擔任過高級官員。在1995年到2000年期間，他曾擔任澳大利亞國防部副部長，負責戰略與情報工作。休·懷特還曾擔任《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2000年）的聯合執筆人。
（未完待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7年11月25日出版的澳大利亞《季刊》雜誌第68期）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