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懷特 ：失去美國——置身於新亞洲的澳大利亞（三）

本文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學教授休·懷特《失去美國——置身於新亞洲的澳大利亞》一文摘譯的第三部分，反映了西方學者此前對特朗普朝鮮外交政策的典型看法。第二部分的摘譯請點擊鏈接。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在奧巴馬總統卸任前夕，“亞太再平衡戰略”失敗的現實已經顯露無遺。在該戰略提出後的5年裏，中國對美國在亞洲主導地位的挑戰變得愈加直接、明顯，而美國卻並沒有找到應對這一挑戰的有效辦法。結果，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和夥伴國家對美國的領導力變得越來越缺乏信心。無論誰在2016年11月8日的大選中獲勝，他/她都面臨着一個重大課題——該如何恢復美國在亞洲的威信。關於這一問題，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曾對選民做出承諾，而最終獲勝的那位卻從未提及這一點。

在競選過程中，唐納德·特朗普拒絕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表達支持，而幾十年來維護這一領導地位一直都是兩黨的共同目標；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在亞洲甚至全球範圍內對美國的盟友不屑一顧。看起來，他對帶領美國轉向收縮的戰略是毫無疑慮的。他的關注點集中在貿易領域，他曾表態要對中國發起一場貿易戰，這意味着即使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影響力繼續弱化，他也不會太過在意。

當選後，特朗普對美國長期以來接受的“一中政策”提出了質疑，似乎他對中國頗為強硬（tough）。不過，當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宮後，他的對華政策又顯露出温和、安撫（conciliatory and accommodating）的意味。特朗普的高級幕僚曾向亞洲盟友們保證，美國此前做出的承諾不會有任何變化，不過此後各類事件的發生使這一保證顯得十分無力。

就職幾周後，特朗普悄悄地、堅定地（quietly and firmly）放棄了“亞太再平衡戰略”。結果便是，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在中國的挑戰面前，美國政府似乎放棄了維護亞洲領導地位的目標。華盛頓不再像過去那樣批評北京，華盛頓也不再積極推動此前設定的、與北京版本極為不同的亞洲願景，南海問題似乎已經從華盛頓的待解問題清單上消失，而那些踐行航行自由的海軍行動在改頭換面後變得更加低調了。

的確，美國從未正式承認在亞洲陷入與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華盛頓的風向是明確的，特朗普不願維護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他對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日漸衰落而中國影響力日漸提升的局面是接受的。對此我們不必驚訝，作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所作所為與他在競選時的主張是相符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正在得到切實的執行。特朗普不明白為何美國應該幫助中國的鄰國抗拒北京釋放出的巨大影響力，他認為那些國家有責任照顧好自己。

當然，我上面提到的只是“特朗普現象”的A面，在B面，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特朗普：脾氣暴躁、情緒不穩、以自我為中心而且臉皮薄得禁不起任何批評，這樣一位總統似乎很適合把美國帶入一場心血來潮的戰爭。對於這種可能性，我們不應掉以輕心。事實上，還從未有一位美國總統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做出如此多的錯誤判斷。而且，自人類進入核時代以來，這個世界上還從未有一個掌握核按鈕的最高決策者如此情緒無常、缺乏責任感。我們不應過於自信，以為我們終將避免這一災難性的命運，以為核彈發射命令層層下達的過程會在某個環節被一位冷靜、睿智的軍官中途切斷。

這就給我們出了一道難題。雖然，唐納德·特朗普與前幾任總統相比為了維護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而向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不過在另一方面，他毫無緣由地發動一場心血來潮的戰爭的可能性卻比前幾任總統大大增加了。截至目前，令人欣慰的是，我們還沒有在特朗普的言語間觀察到任何想要對中國大打出手的跡象。不過，平壤已經進入了他的視野。

在朝鮮問題上，特朗普從前任那裏繼承了早已失敗的政策。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阻止朝鮮成為一個核國家。美國不希望朝鮮擁核，但美國又無法提供鮮領導人想要的其他東西，這導致協商一直擱淺。只要北京不願平壤徹底崩潰，制裁就不會真正起到效果，而軍事解決的選項又難以做到完全可靠。

朝鮮的核計劃和導彈項目是非常分散地在其全國各地實施的，地點非常隱蔽而且經常處於大山深處的隧道中。這就意味着，朝鮮的核計劃和導彈項目不可能在幾次空襲中受到嚴重破壞。只有全面入侵併佔領這個國家才能確保找到並徹底摧毀平壤的核能力，而這樣做從未成為美國認真考慮的選項。因此，當朝鮮掌握了核武器及其搭載工具時，美國除了嚴密監視外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不過，華盛頓的那些人決不會承認這個令人尷尬的事實，他們不斷浪費時間，宣稱要徹底摧毀朝鮮的核力量和導彈力量，然而他們卻從未採取任何真正有效的措施。

時機湊巧的是，就在特朗普走馬上任的時候，平壤剛剛結束了核武器爆炸當量小、導彈射程短的研製階段，平壤開始研發出更大當量的熱核武器以及射程可達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ICBMs）系統。這就意味着朝鮮完全可以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不過考慮到美國的大規模核反擊能力，朝鮮這樣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一個更具實際意義的問題在於，朝鮮的洲際彈道導彈系統對日本和韓國來説到底意味着什麼？其實，朝鮮已經可以利用自己的短程導彈對日韓兩國展開核攻擊，不過一直以來日韓兩國相信，美國的“擴展核威懾”（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即若美國盟友遭到某國核打擊，美國將對該國展開大規模核報復的威懾行為——觀察者網注）能夠遏制朝鮮的瘋狂之舉。

但當朝鮮發展出自己的洲際彈道導彈系統之後，日韓兩國倚靠美國“擴展核威懾”的信心崩塌了，因為洲際彈道導彈的射程可以覆蓋美國本土的城市，朝鮮對美國進行“反報復”的能力將削弱美國的“擴展核威懾”。對日韓兩國來説，美國的“擴展核威懾”已變得不再像過去那樣可靠。因此，東京和首爾不得不發展自己的核能力以對朝鮮的核威懾形成直接的反制。而如果兩國真這樣做，那麼美日和美韓同盟關係即便不徹底崩塌也將遭到嚴重削弱，這會進一步導致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領導地位遭到嚴重打擊。

前總統奧巴馬早已看清這一現實威脅，因此當唐納德·特朗普搬入橢圓形辦公室前夕，奧巴馬就警告他説，朝鮮的洲際彈道導彈系統是其開始總統生涯時最為緊迫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特朗普看待該問題的角度很可能與奧巴馬有所不同。2016年，特朗普曾建議日本和韓國應該發展自己的核力量，他的此番表態無疑出自他的本意，因為這樣的結果符合他長期以來所秉持的“美國不需要盟友”的觀點。而且他很清楚，朝鮮使用洲際彈道導彈對美國實施先發制人核打擊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那麼，特朗普對平壤如此尖刻撻伐，其背後的動機何在呢？最可能符合事實的解釋是，特朗普希望藉此塑造硬朗的形象以討好自己的基本盤選民，這是其“美國優先”戰略的另一面。該戰略不僅包括美國要退下來，讓其他國家處理那些不會對美國造成直接威脅的問題，該戰略還包括美國要進一步，主動摧毀那些對美國造成直接威脅的勢力，或者至少要展現出這樣一種主動的姿態。特朗普所推崇的美式政治操作模式意味着，特朗普必須在國家的敵人面前展現出冷酷無情的態度，而朝鮮正好給了他展現這一態度的機會。對於特朗普來説，這一點恐怕比關於朝鮮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的任何討論都重要得多。

特朗普會走多遠呢？如果朝鮮對美國或美國的盟友發動攻擊，特朗普無疑會進行反擊，而且他這樣做沒有任何可以指摘之處，所以朝鮮絕不會傻到做這樣的事情。更加令人擔憂的一種可能性是，特朗普可能對朝鮮先發制人以摘除其核能力，關於這一點，特朗普已經發出了明確的戰爭威脅。這場戰爭可能比幾十年前在越南或朝鮮半島發生的戰爭要殘酷得多，其規模和代價可能迅速升級到自上述兩場戰爭結束以來美國人從未見過的程度，甚至升級到核戰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那麼，我們是否該為此憂慮呢？

特朗普可能被迫不得不兑現自己的戰爭威脅，這種可能性顯然是真實存在的。不過，這種可能性也許不會像表面看起來那麼大，因為在外交事務上也好，在國內事務上也好，無論特朗普本人還是他的支持者似乎都不那麼在意他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正常的政治領袖一般都不會像特朗普那樣做出輕率的戰爭威脅，因為他們很珍惜自己的信譽。可如果他們真得做出了那種威脅，在危急關頭，正常的政治家們也許會採取極端策略，甚至發動戰爭，以避免自己被視為言而無信。可特朗普與他們不同，特朗普並不在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當特朗普的底牌被朝鮮人揭開時，他可能根本不在意，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注意到。

我們真該為此感到慶幸，不過這也是有代價的。特朗普也許不在意他以美國總統身份做出的承諾或戰爭威脅在他人眼裏是否還有信譽可言，可其他美國人以及美國的盟友們還是在意的。按照目前事態的發展來看，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無論特朗普放下多少狠話，面對朝鮮推動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的研製，他是無能為力的。特朗普作為總統不得不接受那些他此前宣稱“不可接受”的結果，而美國在這樣的局面中將被視為一個虛弱的國家。這對美國的戰略信譽（strategic credibility）而言是另一次重大打擊，“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失敗對美國戰略信譽造成的傷害也將被放大。每次美國做出無效的威脅，其對手們就愈加振奮，其盟友們就愈加挫敗，而美國的威望也就愈加受到削弱。

特朗普關於戰爭的愚蠢言論所造成的影響不僅侷限在朝鮮問題上，其影響已經在更廣闊的領域對美國的權威和影響力造成了傷害。在美國國內，當需要做出艱難抉擇的時候，特朗普已無法將美國人民團結起來；在國外，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家因為特朗普的言行已深感錯愕、失望。這些國家擔心特朗普可能將他們拖入一場不值得參加的戰爭，他們還擔心當需要美國支持時，美國已變得難以依靠。

他與俄羅斯之間存在可疑關係，他對歐洲盟友心存鄙夷，他的中東政策毫無頭緒，而他關於戰爭的愚蠢言論使上述三個問題所造成的不確定性被進一步放大了。有問題的不僅是特朗普。華盛頓外交政策團隊以及國防部門的精英們顯然沒能阻止特朗普令自己出醜的言行（更不必提促使他轉向現實主義政策了），該精英羣體的這一無能表現也對自身的聲望造成了損害，其實他們的聲望早已在幾十年的戰略失敗中（尤其是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失敗中）被消磨殆盡了。

就我記憶所及，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國務卿堪稱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一位國務卿，而那位被過譽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並未能連貫執行政府的國防戰略。特朗普輕而易舉地就將那些專業人士繞開、無視或邊緣化了，而那些專業人士們很難説服人們相信他們已經想出了美國急需的在各種問題上的解決之道。在這個國家最需要的時候，美國政策制定者們的權威和信譽卻陷入了最虛弱的谷底。在小布什和奧巴馬主政時期，美國的夥伴國家和盟友們發現，他們已經越來越難以信賴美國的力量、決心和戰略能力；而在特朗普時代，這樣的信賴幾乎已變得不再可能。

作者簡介：休·懷特是《關於中國的抉擇：為何美國應該與中國分享權力》一書以及澳大利亞《季刊》雜誌第39期文章《權力轉移：繫於美中兩國的澳大利亞未來》的作者。他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戰略學教授、澳大利亞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客座研究員。休·懷特教授曾在澳大利亞國家評估中心擔任情報分析員，在《悉尼先驅晨報》擔任記者，為澳大利亞前國防部長金·比茲利（Kim Beazley）和前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擔任高級顧問。休·懷特還曾在澳大利亞國防部擔任過高級官員。在1995年到2000年期間，他曾擔任澳大利亞國防部副部長，負責戰略與情報工作。休·懷特還曾擔任《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2000年）的聯合執筆人。

（未完待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7年11月25日出版的澳大利亞《季刊》雜誌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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