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管新規下，中國小銀行金飯碗破裂
【觀察者網 綜合報道】中國《金融時報》5月21日發文稱，近日一些小銀行跟風發行結構性存款，已被地方監管部門叫停。
報道稱，結構性存款快速增長，不免出現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局面。在眾多結構性存款中，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假結構性產品也混跡其中。部分銀行通過假分層的固收產品，將結構性存款異化為變相的提高存款利率、突破存款利率上限的假結構性產品。假結構性存款沒有實質性的結構性操作，到期日，銀行只損失期權費，是剛性兑付的產品，與資管新規精神嚴重背離。
中國人民銀行於4月28日下發了《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資管新規），“明確資產管理業務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打破剛性兑付。嚴格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投資要求，禁止資金池，防範影子銀行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分類統一負債和分級槓桿要求，消除多層嵌套，抑制通道業務。加強監管協調，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和功能監管。”
地方銀行和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市淨率於2017年下半年出現換位（市淨率：每股股價與每股淨資產的比率）
據彭博社5月21日報道，隨着中國打擊影子銀行收縮了小型銀行相對於大型銀行的估值，那些排隊上市的地區性銀行面臨的前景也變得暗淡起來。
“中國的銀行業越來越分化——強者越來越強，弱者越來越弱，”羣益證券在上海的分析師廖晨凱表示。“小型銀行受去槓桿的衝擊最大，擠壓了它們的利潤率，削弱了資本實力。”
據彭博社統計，自2016年以來，共有16家地方性商業銀行已經成功IPO，而目前，還有18家地方性商業銀行計劃IPO。未來，後者的發展很可能會遠不如前者。
中國的大銀行和小銀行之間為什麼會產生分化？彭博社給出瞭如下解釋：
“去年4月展開的去槓桿行動，推高了小銀行的借貸成本，削弱了利潤增長，並增加了償付能力風險。中國針對規模100萬億元人民幣資產管理行業的新規，將於2020年底前逐步實施，許多小型銀行將因此受到衝擊。新規定包括資管業務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這可能會關閉小型銀行的一個關鍵資金來源。”
諸多小型銀行嚴重依靠影子銀行業務來增加資產。江西銀行和九江銀行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了IPO申請書，它們的申報文件顯示，應收賬款類投資——主要是影子貸款——佔到了總資產的約1/4，而工商銀行這個比例只有1％。
各類型銀行的影子貸款規模變化
在嚴監管中受益、有着表現良好的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的中國大型銀行，在此波經濟復甦中改善了自身的淨息差和資產質量，但因為小型銀行對於影子貸款的依賴性更高，從而錯過了這波行情。
但有業內人士認為，嚴重依賴影子業務的小型銀行，苦日子才剛剛開始，“鑑於中國大陸加快打擊影子銀行的步伐，中國小型銀行股價儘管近期下跌，但仍然高估；例如在香港上市的廣州農商銀行和中原銀行，股價約為賬面價值的0.9倍，接近盈利前景更好的工商銀行和其他大型銀行”，興業金融證券有限公司的分析師Terry Sun如是説。
從股價來説，自2016年以來在香港上市的6家中國小型銀行，今年以來，股價已經下跌約9％；而五大銀行則上漲約11％。今年以來，香港恒生指數上漲3.8％。
從不良貸款率來説，大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經下降，而小型銀行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的監管數據顯示，3月底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報1.53%，高於三個月之前的1.52％，農村銀行從3.16％上升到3.26％。
從市淨率來看，大銀行和小銀行的市淨率也相背而行。北京銀行相對於工商銀行A股的溢價在去年8月消失，工商銀行A股股價目前是預估賬面價值的0.8倍以上。
從每股盈利來看，鄭州銀行股價是每股盈利的3.9倍，比2015年上市以來的高點下降約38％；工商銀行的市盈率為6.8倍，比2016年的紀錄低位高出逾60％。
過去3年，九江銀行、江西銀行、蘭州銀行三家地方性小銀行的理財產品融資規模
“有兩個因素主導着中國的銀行業價值重估：淨息差回升和資產質量改善”，光銀國際投資的高級分析師Marco Yau表示，“這兩點都與小型銀行無緣”。
“投資者很難對小銀行的股票和計劃中的IPO產生興趣”，羣益證券的廖晨凱説。
觀點：資管新規打中了影子銀行的“七寸”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曾在文章《治理影子銀行，打中金融風險的“七寸”》一文中介紹，“影子銀行是金融加槓桿和實體加槓桿的重要渠道，它一方面為盈餘者提供了高收益、低風險（剛兑）的存儲工具，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它同時提高了融資成本和金融風險。這就是為什麼政策層面始終將“金融去槓桿”作為推動實體經濟去槓桿的核心邏輯。”
由於消費需求在短期內難以提振，投資成為政策發力點，而我國的主銀行金融結構又決定了銀行信貸成為投資資金的主要渠道。經濟下行時，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金融抑制的環境下，必然推動影子銀行膨脹。一旦經濟過熱，收縮貨幣與信貸的結果就是影子銀行發展受限。
然而，收得過緊又會影響經濟增速。當影子銀行規模膨脹之後，如果不加強監管，就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對實體經濟造成更加負面的衝擊。所以，經濟增長、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平衡點也是決定影子銀行生態的中心。
在2009到2014年這段時間裏，銀行理財拓展了商業銀行的融資渠道，成為商業銀行“攬存”的角力點，同時又滿足了儲户高收益、低風險的訴求；正因為如此，理財餘額迅速上升，從2009年的1.7萬億，增加到了2014年底的15萬億。與此同時，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也有所變化，信託貸款和委託貸款增速較快，構成了影子銀行的核心範疇。
2015年之後，影子銀行規模繼續膨脹，但發展模式有所變化——針對C端的傳統理財產品繼續發展，銀行間同業理財從無到有。2013年底開始發行的同業存單，與同業理財一道，成為中小商業銀行主動負債管理的新手段，大型商業銀行和廣義基金成為流動性供給的“影子央行”。
央行推行同業存單業務，本意是推動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定價，但金融機構的操作偏離了既定軌道。
從同業存單發行者結構來看，股份制銀行佔53%，城商行佔46%，國有商業銀行僅為1%；這種失衡的結構也是“權利”不對稱的流動性“科層制”的結果。
2014年，外匯佔款投放的基礎貨幣急劇萎縮，央行通過創新工具進行流動性管理，但交易對手方僅限於大型商業銀行。
同時，大型商業銀行在負債方的天然優勢使得其在傳統理財產品市場也有較強的競爭力。這樣，就形成了金融市場內部的流動性的金字塔結構，資金鍊條進一步拉長。
再加上結構化產品的金融創新，影子銀行體系更加複雜化。資金在影子銀行體系內部“空轉”，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閉環，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職能得不到應有的發揮，同時還提高了金融體系的風險。
據邵宇介紹，影子銀行不僅僅涵蓋了金融機構間的資金池和通道業務，它也是打破剛性兑付的關鍵節點。影子銀行的產生與壯大同中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和體制有密切關係，可以説它是中國不對稱的金融資源分配機制的必然產物，但同時它又處於存款保險範疇之外。
所以，商業銀行和基金通過設立子公司和分支機構，從事表外業務，並對其提供顯性或隱形擔保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而商業銀行對影子銀行的擔保能力實際上是有政府賦能的，故是一種“擔保轉移”行為。這種“有擔保、無抵押”的特點也是中國影子銀行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影子銀行的顯著特徵。可見，治理整頓影子銀行對於打破剛兑勢在必行。
按照這一思路，旨在堅決打破剛兑的資管新規出台，確實扼住了中國影子銀行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