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育川：奇怪現象——中美“貿易戰”卻無關乎中美貿易（二）
【10月23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世行前駐華大使黃育川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發表演講。本文為演講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請點擊鏈接】
（觀察者網 武守哲編譯）接下來一點，我們來談談中美兩國從業人口劃分，美國可以分為四類，而中國只有三類。如下圖：
美國的高附加值產業從業人口加上其他服務業，佔到了美國就業人口總數的91%。
美國擔心的是高附加值製造業向中國轉移，會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向中國，但我們從圖的右側可以發現，中美兩國正在同時遭遇產業人口萎縮的現實，這張圖沒有把歐盟的情況畫出來，如果畫出來，大致和美國的情況一樣。問題的關鍵是圖中上半部分的橘紅色領域，也就是美國的高附加值服務業還能不能維持目前的水準。
美國人發動貿易戰的一大原因是擔憂其國家安全，但他們手中握有金融這個利器，國家安全不是什麼大問題。中國想以產業升級為基礎，提升在國際上各經濟體的存在感，這種努力被美國視為對其霸主地位的挑戰，催生了貿易戰背後的這條美國人的邏輯鏈。
黃育川教授在演講現場
另一點讓美國人憂慮的是，中國的海外投資正在多點開花，正在把自身塑造成維繫東西方經濟聯繫的主要紐帶和樞紐，下面這張圖很明顯地揭示了這點：
2004-2006年中國的主要海外投資對象都集中在亞洲，現在更加多元化了。BRI（一帶一路倡議）從美國的角度看，就是撬動美國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很多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BRI抱有很大的敵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製造2025”計劃更是被美國人視為挑戰其在高科技領域優勢地位的殺手鐧。這項計劃旨在提高和推動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那麼，中國的科技創新驅動力表現如何？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表，它把創新驅動力劃分為四個主要領域。
在最底端的大宗商品，化工業，紡織和電器類這種靠生產率提升領域，這個領域因為和出口壓力密切相關，而且國內競爭也壓力很大，所以中國在這一塊做得很好；以消費側為基礎的互聯網服務，房地產業和電子器械，中國開闢了以市場驅動為主的一種創新模式，這一塊中國做的也很不錯。
但是難點在前面兩項，一項是科學驅動型產業，一項是工程技術驅動型產業。後者，中國的表現很不穩定，某些領域還可以，某些領域很差。因為很多工程技術和組裝過程密切相關，涉及到的每一個環節都很複雜。你可以把一架極為先進的飛機和汽車買過來，然後把它拆掉，你能重新再把它原封不動的組裝嗎？很難。更不盡如人意的是科學驅動型的半導體、生物科學和製藥業，當然這一塊也受限於西方國家的專利保護。
下面這兩張圖為了我們展示了另一種面向。我們先看1999年到2014年高科技製造業佔GDP的比重：
圖中越往右的國家人均GDP越高，雖然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只能在世界範圍內居於中游，但卻是唯一一個高科技製造業佔GDP比重急速躥升的國家。作圖的時候我特意選了最主要的發達國家和最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發現這些國家對此都做的很差。中國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讓西方感到恐懼。
但我們再看另一張圖表，這是高科技服務業在同時間段內的人均GDP的比重，中國的增長極為緩慢，而本來份額就很高的美國卻依然在不斷增長：
為什麼我特意點出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反差，是**因****為貿易戰的焦點往往集中在製造業，而忽視了中美雙方在服務業領域的巨大差距。**服務業才是維持一國在國際經濟領域主導型存在的支撐點，很遺憾，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國抱怨中國以一種不公平的方式引進並消化了外國的先進技術，沒有尊重知識產權，也就是説，他們指責中國偷竊技術。
讓我們看一下這張圖，這是科技傳播和增長模式：
圖片的最下方是生產力及其增長，這一點主要取決於國內創新（domestic innovation ），國內創新又分成兩大塊，一方面來自國內科研和發展，另一大塊則來自對國外科技發展的研究和吸收，吸收和轉化國外先進技術無非是這麼幾個途徑：貿易合作，海外投資，合理合法地取得海外技術轉讓的許可，再就是偷竊技術。
西方一直在抨擊中國，就是認為中國主要採取了這幾個途徑中的最後一個——偷竊。
這張圖顯示的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對國內技術研發和海外先進技術吸收這兩大部分的所佔比。藍色代表的是海外技術引進，綠色代表的是國內自身技術的升級和研發：
很明顯，一對比就看出來，新興經濟體對海外技術引進的依賴程度遠高於發達經濟體，富裕國家不太需要從海外引進技術，因為大部分所需技術他們已經有了。
中國是雙路並行，國內產業技術升級和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都很重要。我們重點來談談後者，看這張圖就知道中國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方面的成績，數據來源自世界銀行。
世界銀行把它稱為技術消化強度（technology adoption intensity），也就是説你要不光有能力引進，還要有能力吸收消化這些技術。和其他國家一對比，這一點中國做得太出色了，和韓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一比，中國簡直是另一個星球版的存在，看這張圖表：
中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按照美國的説法，中國一直在耍詐，搞小動作偷竊技術，是不是這樣？顯然不是，中國是通過什麼“魔法”，合法地，也就是不違背知識產權的情況下拿到了這些先進的技術？我問一下在座的聽眾，你們怎麼看？
沒錯，是通過joint venture（合資）。很多國外公司以合資的形式將技術轉讓給了中國。這不公平嗎？中國方面有沒有覺得合資對自身來説是不公平？中國對此是如何回應呢？
中國的回應是，我沒有逼着你建合資公司，是你自己找上門來的。你可以來，也可以不來，如果你們覺得怕技術外泄，完全可以不踏入中國。如果你試圖找一個案例，説中國強迫某國外的企業轉移他們的技術，結果是你基本上找不到任何東西。也就是説，中國給了他們充分的選擇權。
看這張圖，這是2017年的數據，中美企業合作，中國方面有沒有要美國求駐華公司轉讓技術？説沒有的佔了81%。
説實話這類很多美國企業也沒啥高新技術，比如搞餐飲業的等等。在雙方接受範圍內的技術轉讓，以及改進型合作的技術轉讓這兩類，中國方面有所要求，但也是經過了雙方的認可，這兩類加起來佔了總合資公司的15%，只有2%的合資企業沒有達成技術轉讓協議。
所以説，我們把合資公司的技術轉讓問題放在貿易戰的框架下去談，也許只有這2%的企業才是討論的焦點，可是這類的比例實在是太少，少到都不值得再去深入分析他們為何不同意技術轉讓。
所以還是先前所講的，合資公司的規模和技術轉讓度都是自願的，你願意做就做，你不願意，中國方面也不會施加什麼壓力。
這張圖顯示的是這20年來外資在華投資形式的所佔比。20年前60%多的在華投資都是以合資的形式，現在這個比例已經降到25%左右，75%左右則是全外資企業：
所以美國指責中國偷竊技術的論點很站不住腳，合資比已經降低到了25%，何況技術轉移也是這些合資自願的。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人眼中的主要經濟體的“公平競賽”印象。像中國和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往往被美國列入“不正當競爭”國家這一範疇中。
再從歐洲的角度看一下，他們認為在華外資企業中有差不多一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這張圖顯示了中國在過去五年來正在越來越尊重知識產權（IPR），而非相反。2017年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改善度有96%：
我們都知道美國有個所謂的“301調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按照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在內的91個國家每年都要發起所謂的“301調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也曾頻繁對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貿易伙伴發起“301調查”。這個調查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可對他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貿易做法發起調查，並可在調查結束後建議美國總統實施加徵關税、限制進口等單邊制裁。
如果我們把美國的這個301調查30年來的數據做一個綜合分析，就會發現哪些國家和地區曾被列入“不公平貿易”名單，後來又被劃掉，哪些國家和地區一直在不公平貿易名單上。下面這張圖顯示中國和印度一直屬於“不公平貿易”國家，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曾被列入，但後來都變成了公平貿易者：
這張圖的橫軸是時間，縱軸是人均GDP。我們看到，人均GDP增長越快，基數越大，被列為不公平貿易者的概率就越小。幾十年前，澳大利亞、台灣、日本以及韓國等也是屬於這一類，漸漸地他們升級到了另一個範疇。當你還不夠富裕，需要引進外資的時候，往往會觸發技術知識產權的攻防戰，當你足夠富裕了，知識產權的攻防戰就會從國外轉移到國內，當兩個中國本土的公司為了“技術偷竊”問題爭論不休時，這就沒美國人什麼事兒。我的判斷是，在未來十年內美國認為把中國列入“不公平貿易”行列中，這個階段不會突然消失。
接下來的問題，讓我們回到我演講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走勢會產生什麼影響？我做了這樣一張圖。對未來中國走勢的預測我分為三類，一類是假如沒有貿易戰並且中國經濟改革非常理想，以及正常情況下的經濟發展，和在貿易戰背景下的經濟發展停滯三種：
美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偏離了他們的理想認知太多，所以正在謀劃一些懲罰性措施，力圖把中美經濟關係鬆綁等等。
下面我展示一下我PPT的最後一頁，我把中美經濟模式的差異繪製成了一個形象的對比圖：
上圖黃色的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我把它稱之為“中國餐桌”模式；上面是一個大圓盤，下面有一根很粗的圓柱作為支撐。
這個圓柱是一個集合體，黨的領導，政府職權，特別經濟領導小組和國有銀行集合在一起，撐起上面這個大盤——GDP。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就靠這套打遍天下，運營的很好，國家權力牽一髮而動全身，集中行動（power collective action ）。
下面這個綠色的是西方經濟運行模式。一個桌面，下面四個桌子腿——這是分權的。黨、政府、國有&私有企業和國有&私有銀行是分離的。
當年中國加入WTO和各類世界金融組織的時候，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曾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會逐步從上面的“餐桌”變成下面這個四條腿的桌子，但中國卻不為所動。
所以，我對中美貿易戰的思考並不是基於什麼技術層面的投資、貿易等等，這些都可以相對輕易地被解決掉，而是二者的經濟力量（economic power）朝着不同的方向在發展，並無趨同的可能。
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一看這個形勢，覺得不對，開始思考要不要將中美貿易脱鈎，因為二者的經濟發展模式區別太大了。
那麼，中國經濟大框架的決策者們該怎麼做？他們可以從改變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固有印象層面上發力，這一點中國有很多成功的先例；或者他們決心徹底改變中國的經濟運行模式，不過我並不認為他們會在這點上有什麼謀劃。
中美這兩艘鉅艦的掌舵者都認為自己正在朝正確的方向前進，都自信接下來的N年規劃將會順利推進，這就讓雙方陷入了囚徒困境（prisoner delimma），挑釁和報復無限循環。囚徒困境説的就是，如果雙方都想把自身利益擴大化，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問題還是解決不了。這和美加、美日、美墨貿易摩擦有本質區別，因為這些國家的體量和美國比還是太小了。
我的看法是，**破局的一方並不是中美的任何一個，而是來自第三方——歐洲，歐洲或許是個破局點。**為什麼我會想到歐洲是解決中美貿易戰的關鍵角色，是因為相比美國，中歐的關係要密切地多。
中美打貿易戰，最受影響的其實是歐洲。而且歐洲也沒有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全球超級經濟霸權的心結，在經濟之外的領域，如南海問題也沒有太多核心利益性的摩擦。
所以，中國必須要認識到，解決中美貿易戰需要轉換思路，把重點從美國移到歐洲，如何在中歐之間達成更多共識破掉中美僵局，當然這並非是個短暫的過程。
謝謝大家，我的演講就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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