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權意識和中心話語情結（下）_風聞

​（受限於風聞文章字數問題，後半截再開一條，前半部分戳鏈接）

鄭義不僅小説寫得熾熱，他這個人也熱情洋溢得讓人一點辦法都沒有。記得那年，1988年，我和上海的那批評論家哥們一起被他當時所在的雜誌《黃河》請去開筆會期間，他帶着北明一起造訪我。彼此説着説着，他就把我説動了。他要我寫一篇跟李澤厚商榷的文章，有關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他説，他和他的朋友們，在北京跟李澤厚辯論了很長時間，誰也不能説倒誰。他希望我能夠寫一篇足以説倒李澤厚的文章來。我當時一方面是年少氣盛，一方面也正想把有關重寫文學史的想法再次清理一遍。於是就答應了。這就是後來發表在《黃河》雜誌上的那篇《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84)論略》。其實，我在那篇文章裏只是提了下李澤厚的名字，根本顧不上批判對方。那篇文章寫到後來，我一個勁地説着自己的想法，把李澤厚忘得乾乾淨淨。我寫完寄去，鄭義他們一字不動地發表了。

那次筆會上，給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在五台山上出的車禍，就是鄭義推着史鐵生出席會議的情景。鄭義將史鐵生一路推將過來，又揹着史鐵生上車下車，進進出出。讓我看了極其感動。我由此想到早先在大學讀書期間，讀過的鄭義一個短篇小説，叫作《楓》。我當時讀得熱淚盈眶。我相信我要是置身於小説所寫的自相殘殺當中的話，也會成為同樣的犧牲者。

小説《楓》裏面的那種激情那種感受，是當年整整一代人的經歷，當然也成了這代人的情結。《畢業歌》裏所唱的那些歌詞，在那個年代，幾乎全都被作了那樣的表達。鄭義的小説，在某種程度上是把那樣的經歷和那樣的情結，作了一個歷史性的定格。

不知為什麼，當時我看着鄭義揹着史鐵生在夕陽下遠遠走來時，我竟然誤以為他們兩個剛剛從屍體遍野的戰場上撤退下來。那個情景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包括夕陽的光照和血紅的色彩。那就是楓葉的色彩。

鄭義好像一直活在那篇叫做《楓》的小説裏。因此，我覺得鄭義最典型的代表作，不是他後來寫的許多箇中篇和幾部長篇，而就是那個短制，《楓》。在我的印象當中，有關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小説，至今還沒見到比《楓》寫得更深刻更動人的。

在那次筆會上，鄭義史鐵生當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相反，李鋭卻不聲不響，很少説話。我感覺這是個習慣於低調處世的作家。最近聽説他辭去了所有在作家協會的職務，專心致志於寫作。這很像他的為人，也很像他的小説。李鋭的小説比較冷靜，彷彿是思考出來的，而不是被什麼靈感激發而成的。《厚土》中的土地感覺相當樸實，生動，語言很有質感，讀來令人難忘。

李鋭後來的小説，直接進入了對歷史的反思，並且在小説的結構上，也有了一種敍事的自覺。可是奇怪的是，他後來的小説在章法上越來越趨成熟，但在小説本身的力度上，卻反而不如從前了。我看到作家邱華棟談論我的長篇小説《愛似米蘭》時，曾經用過一個詞，叫做毛茸茸。李鋭的《厚土》，能讓人讀出毛茸茸的感覺，但在他後來的長篇小説裏，這樣的感覺越來越少了。思考固然是寫作的一個因素，但思考在小説裏佔得比重越多，小説那種毛茸茸的感覺就越少。思考會使小説變得可怕的流暢。這對小説藝術來説，不是件好事。我自己寫作小説時也深有體會。小説要寫得毛茸茸的，才充滿活力和生氣。在此與李鋭共勉。

5.北京的同行們

在那次筆會上，眾人聽韓石山説了許多民間笑話。諸如“拍拍拍拍白拍拍”之類，讓人捧腹。不過，我覺得在言談之間更有幽默感的，是黃子平。

黃子平長得有點像相聲演員馬季，並且説話也像馬季一樣的風趣。他對我説，如今許多人都“富”起來了，而我們兩個依然如故，在學校裏還是貧下中教。他説的富起來了的“富”字，諧音於“副”字。因為當時上海北京兩地的同事同行，幾乎全都變成了副教授或者副主編。唯有他和我，依然是講師，沒有任何其他頭銜。我後來發現，黃子平這句玩笑話的深意，可能還不止於此。他可能也敏感到了同事同行之間的某種分化。就像當年五四《新青年》諸君後來都各走各的路一樣，80年代起來的年輕一代學人也正在漸漸地分道揚鑣。當然，這樣的分化，是在90年代才日益明朗起來的。

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還是他的父輩有過被打成右派的教訓，子平説話非常謹慎，一般不會表示什麼態度。他當然更加不會像鄭義那樣衝鋒陷陣。但他心底裏始終有一杆秤，並且時常能夠洞若觀火，大事不糊塗。

世事洞明的結果，經常導致的是謹慎。但內心深處的正義感，又使他忍不住要説上幾句，或者一句。他説出來的話，聽上去漫不經心，但仔細一品，味道是雋永的。比如他後來説，別人都忘記了，只有劉再復還像個祥林嫂，整天唸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聽上去像是句不經意的玩笑話，意思卻盡在其中，就像一隻不起眼的餃子，要咬到嘴裏才知道是什麼樣的滋味。

至於他在跟我那篇對話裏談到的後來那代人，一個勁地要殺“兄”，也並非是杞人憂天。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了，急於成名的青少年們果然把走在他們前面的人們一起推進了深淵裏。

而且，他跟我説我們兩個如何如何，也不是隨便説着玩兒的。他後來受李陀委託在《北京文學》上主持學術對話，第一個就找了我，討論如何重寫文學史。我給他寫的那篇對話，比我在《黃河》上發表的那篇三萬字長文，還要認真。並且，談得更為深入。《黃河》上的那篇長文，主要提出了王國維的意義。但在跟黃子平的對話裏，有關文學史的框架以及為什麼如此構架等等，彼此説得更加有意思。

任何一個讀過黃子平，錢理羣，陳平原三人有關二十世紀文學史的長篇對話的人，都可以發現，黃子平的想法在原創性上更強一些。他們三人之中，黃子平思想最為活躍，並且思考問題不為任何概念所障，總是一見透底。無論是黃子平的談話還是他的文章，從來沒有概念上的雲遮霧障。也許會過於言簡意賅，但不會讓人摸不着頭腦。這既是思想上的明確，也是學風上的誠實。

錢理羣是具有鄭義那種熱情的學者。而且，他跟鄭義一樣，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磨難。無論在為人處世上，還是在著書立説裏，錢理羣經常會流露出一種在後來學子身上越來越少見的正義感。錢理羣不僅為周作人立傳，而且也給許多人、無論是詩人還是學者、都刻意迴避的詩人黃翔寫了長篇評論。《今天》派的詩人，尤其是北島那樣戴上了桂冠的頭號名角，很少提及比他們更早的詩歌前輩，比如郭路生。至於黃翔，更是閉口不談，好像從來不存在這個詩人一樣。在卑鄙和崇高這兩者之間，北島似乎什麼都不缺。至於在為黃翔呼籲和聲張的人當中，北島一直缺席。倒是劉再復，為黃翔奔走呼號過。而繼劉再復之後的，就是錢理羣。錢理羣為有爭議的人作傳,錢理羣的《周作人評傳》，我是仔細讀了的。我有一次去北京，專門跟錢理羣討論過裏面的一些細節。因為我對有關周作人的評價，非常重視。在我當初那篇重寫文學史的原稿裏，首先重要的就是對周作人那個人道主義文學主張的強調和闡釋。我那次跟錢理羣談到最後，他告訴我説，有關周作人的所謂漢奸問題，他本來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寫作此著時，他的導師王瑤還在世，特意關照他不要觸動這個敏感話題。

説到周作人，我想起我跟汪暉有過一次談話，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個冬天的夜晚。當時，汪暉住在離吳福輝家不遠的地方。我那次在北京時，在吳福輝家住了一個晚上，睡覺之前，我去汪暉住處，跟他談了兩個小時左右。汪暉告訴我説，他當年是從揚州師院考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讀博士的。他在揚州師院時的導師，是詞學大師龍渝生的弟子。他上北京的時候，他的導師思念先師，請他代為到龍先生的墳上去致哀。汪暉為此在北京到處尋找龍渝生的後人。最後，他在北京圖書館的退休人員名單上，找到了龍渝生的女兒。

他是在一個非常簡陋的住房裏，見到了龍渝生的女兒及其夫婿，一對老頭老太太。他打聽到了龍渝生的墳地之後，在告辭之前，那個老頭，也即龍渝生的女婿，突然問他説，你們現在這代青年人，怎麼看周作人先生？汪暉對我説，他當時用流行的那套話回答了老人。老人聽了之後，長嘆一聲，説，也許將來的人，永遠也不會明白周作人先生了。

也許那位老人問起周作人，有一種對自己的岳丈龍渝生的間接關切在裏面。因為在日本人佔領的時候，龍渝生由於是南京圖書館的館長的緣故，戰後也受過牽連。但老人對於周作人的關切，更多的是想知道後人看待當時的歷史人物，會有一種什麼樣的與以前的宣傳不同的眼光。

汪暉當時跟我敍述這個故事的時候，雖然他沒有回答好老人的問題，但他言辭之間的那種書生氣，還是相當濃厚的。哪裏想到，他後來會成為那麼一個奇怪的人物，把毛澤東和現代化硬生生地聯接到一起，比相聲《關公戰秦瓊》還要搞笑。更加搞笑的是，他竟然因此而獲得了熱烈的掌聲，贏得了空前的名聲，成為一顆耀眼的學術新星。這樣的學術世界不算瘋狂，還有什麼樣的學術世界算瘋狂？

不過，汪輝闊起來之後，倒是沒有忘記老朋友。我看在一些評獎之類的事情上，他經常把錢理羣或者其他舊友一起拉上。陳平原有沒有借光，我不清楚。須知，陳平原曾和汪暉一起編過《學人》一刊。

説到陳平原，我想説説我對廣東人性格的體會。我以前不太知道廣東人是什麼樣的性格。後來我在紐約碰到一個廣東朋友，讓我完全明白了廣東式的耿介。我那朋友推薦我買一塊手錶。我定購之後，覺得我要那麼好的手錶沒什麼意思，就去退貨。結果，人家不讓，鬧到最後，被罰了定金。這事讓我那位廣東朋友知道後，一面怪我傻頭傻腦，那麼便宜又那麼漂亮的手錶不要；一面又説我這麼做是違反生意規則的，理當被罰。完了之後，他第二天跑到錶店裏，把我本來定購的那塊手錶買了下來。他已經有了一塊一模一樣的手錶，只是表面的顏色有點不同而已。但他為了向我證明他的推薦是不錯的，同時也不讓我因為退表而吃虧，買下了那塊手錶，要把我被罰的錢歸還給我。我以前只知道廣東人喜歡做生意，並不知道廣東人其實有這麼一種耿介性格。

我由此回想自己跟陳平原的交往，發現此君也是這麼一個不無耿介的廣東人。可能正是這樣的耿介，使他對武俠小説有興趣，寫過一本武俠小説研究專著。我曾經給他的散文寫過一篇評論，但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他的這種廣東式耿介，所以寫得不夠到位。

陳平原是個嗜書如命的學子，手不釋卷。寫作的認真，跟廣東人做生意的踏實，一式一樣。他從不胡思亂想，更不天馬行空。但他每每能夠講出一番有趣的道理。道理人人會講，但講出有趣的道理，卻並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不過，陳平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在科羅拉多開會期間，大家一起到賭場去開開眼界，他在賭場裏玩樂時流露出來的性情。正如男人面對女人時，在牀上無法掩飾自己；男人面對自己時，在賭場裏是最為直接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賭場裏裝模作樣。那天，有些一起去的同行，在賭場裏贏了一百來塊美元，就趕緊收斂自己，放棄了遊樂。而陳平原根本不管那老虎機裏掉下多少籌幣，照樣朝裏面繼續有滋有味地扔進去。我記得，他還隨手抓給我一把，説，李劼，來了就玩個痛快。陳平原此刻的瀟灑跟他在文章裏的嚴謹完全判若兩人。我以前只知道他在文章裏的循規蹈距，此刻才見到他還能在賭場裏揮灑自如。

難怪，他在籌備那個歷史性的會議時，會提醒劉再復説，別忘了李劼。

原來，他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不管在學問上有多麼嚴謹。我是非常認同一個人有如此性情的。雖然不一定要玩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程度，但至少不能在一百元美金面前望而卻步。至於我本人在賭場裏的浪漫主義，再復是完全領教了的。這以後可以在別處細説，這裏就略過不談了。

北京的那些同行，不管在學術上和觀點上如何，人品都很不錯。即便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吳福輝，也在圈子裏受到大家的尊重。我記得那次在老吳家吃飯，我吃完後，把自己吐出的骨頭之類，划進碗裏倒掉。老吳見了呵呵一笑，説，嗨，李劼還有這門前清的習慣。他表揚我的口氣，像是長輩在説一個孩子。他很高興地發現這孩子出乎意料地守規矩和懂禮貌。

但我也有讓人尷尬同時也使自己尷尬的時候。比如，我有一次跟王富仁約了到他家裏見面聊天。彼此談着談着，我困得實在不行，竟然就在聽他非常激動地跟我講説魯迅的當口，眼睛一閉，睡着了。我絕對不是因為話題不對勁的原因，更不是王富仁説得不夠精彩的緣故，而就是生物鐘轉到那個地方，怎麼也支持不住了。我記得同樣的尷尬，也發生在我跟張獻談話的當口，好像跟其他人交談時也發生過。反正，我經常會在走路，談話，甚至在相當熱鬧的場合，突然生物鐘走到要睡覺的地方，就一下子睡着了。這實在讓人非常的尷尬。我希望王富仁能夠看到我的這段話，以此作為我因那次突然睡着而向他作出的解釋。

我跟北京的同行之間交往不是很密切，但彼此之間卻毫無芥蒂。讓我對他們感到不解的是，他們對王曉明編的那本《二十世紀文學史論》到底怎麼看？大家為什麼一聲不吭？也許他們都有各自的難處，但也不至於難到連問一聲都不能問呀？我在此特地存疑，等着他們將來解答。

他們還有一個讓我不解的是，從來不對新潮小説和先鋒詩歌作出評論。他們寧可鑽進故紙堆裏，也不對同時代的文學發言。我記得聽平原君説起過，他在北京的一個什麼會議上，見到某作家的張狂模樣，十分反感。以陳平原他們的學術功力，要對85年以後的新潮小説作些研究和評論，不應該是件困難的事情。他們在90年代搞的《學人》刊物，我認為還是有相當的學術價值的。即便是退回到國學裏面，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對於國學，尤其是近代學術，確實有重新認知的必要。我當時也對那一段的歷史和學術，作過一番閲讀，寫了《論中國晚近歷史》一著。曾經有人把《學人》的傾向稱之為後國學，以此對照於當時流行的後現代。但後來《學人》的後國學好像也不了了之，其中的汪暉更是轉而扮演起了那麼一個稀奇古怪的角色。這其中的轉換，突然得讓人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也暫且在此存疑吧。

相比於陳平原他們的穩穩當當，謝冕在我的印象裏，卻始終像個孩子那樣地率性而為，率性而動。我覺得謝冕的心理年齡，比陳平原他們都年輕，比其學生黃子平更年輕。黃子平跟謝冕在一起説話，會讓人感覺他們的師生關係是倒過來的。黃子平的沉穩，甚至沉穩到不無世故的地步，跟其導師謝冕的激情澎湃，澎湃到像個大小孩的程度，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而且，謝冕一點不在意這個，還特意讓黃子平給他的著作寫序。這可能是80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道最為有趣的風景。不過，這都已經成為過去了。我看，北大中文系不會再有第二個謝冕，還很難出現黃子平那樣的學生。黃子平一直到離開北大中文系，依然還是個貧下中教吧。跟我一模一樣。空手而入，徒手而出，這也該算是一種瀟灑。

6.唐曉渡和其他朋友的北京狀態

説到唐曉渡，我聯想起的總是諸如喬治。奧維爾，或者捷克的哈維爾一類的人物。在北京的文化圈裏，唐曉渡的學養和人品，很難找出能夠與之媲美的另一個。至於他能否做出類似於奧維爾和哈維爾那樣的成就，則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之類的條件和他自身的努力了。但以他的“曉渡他人，搪塞自己”性格，難度不小。要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似乎都得張揚自己，搪塞他人。

我是那年，1986年吧，宗仁發把我請到長春，給我發了個小説一等獎，才認識了宗仁發從北京請來的唐曉渡。宗仁發真是個人物，他居然知道我跟唐曉渡會成為好朋友，特意作了那樣的安排，讓我和曉渡同住一室。第一個晚上，彼此一聊就聊到深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我記得他那次談得最多的，就是喬治。奧維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我發現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還具有極其敏鋭的直覺。有許多擅長理性思維的學人，通常在直覺上比較遲鈍，比如汪暉的直覺能力就相當差。而有些直覺能力較強的人，理性思維又比較紊亂，比如肖夏林就是個不喜理性分析的直覺主義評論家。但唐曉渡恰好在這兩方面都有相當好的天賦，甚至對神秘的事物，也有一定的感受能力。

見我和唐曉渡談得很投機，宗仁發馬上抓住機會，把我們的談話錄音下來，做了個對話，發表在他當時主持的《關東文學》上面。至於彼此究竟談了些什麼，我現在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那時候實在是談得太多，寫得太多，根本記不起來談過些什麼，寫過些什麼。至於讀過什麼書，更是被忘得乾乾淨淨。

但海德格爾那本《存在與時間》，我卻始終記得清清楚楚。那年，曉渡從北京給我寄《存在與時間》時，在書裏夾了封短信，信裏説，把這本書讀通了，其他書可以不必讀了。我收到這本書之後沒多久，天翻地覆的事情便降臨了。然後我被送到那個地方。在最後的三個月裏，我被允許看書，我於是就將《存在與時間》認認真真地安安靜靜地讀了兩遍。我後來把海德格爾之於存在的追問，比做《山海經》裏的夸父追日。這意思是，海德格爾不是太陽，而是在奔向太陽的追問者。老子才是太陽。也許是這個原因，海德格爾晚年，十分着迷於老子的《道德經》。

至於海德格爾以降，雕蟲小技而已。在這一點上，曉渡的眼力遠比其他同輩學人要高遠和深邃。

我後來因為曉渡的緣故，見到過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其中有個叫做劉東。此人喜歡誇誇其談，説起話來相當誇張，有點像京劇票友那樣，以比京劇演員更加熱愛京劇的方式，比諸如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文化人物更加熱愛文化。劉東讓我的感覺像是個文化那五。這可能也是80年代中國文化的一大景觀，即雖然沒有過去闊多了的背景，但也照樣玩票，照樣把文化當作鳥籠子那樣拎着四處遊蕩，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文化場合。

有一次我在《學人》上讀到劉東寫的一篇美學文章，口氣大得驚人，可是實際內容卻空洞得不能再空洞。我當時就從朋友那裏問到了劉東的電話，把他從夢裏叫醒，對他説，你的這篇文章，從內容到語言，全都令人討厭，就連説話的方式都是不對頭的。我氣哼哼地説了一通，才平息了心頭的火氣，掛上了電話。後來唐曉渡告訴我説，劉東被我説得一頭霧水，並且再也睡不着，給曉渡打電話訴苦，説他被我的電話從夢中驚醒。曉渡後來對我説，他當時笑呵呵地告訴劉東説，從夢中被驚醒不挺好麼？

不過，我後來想想自己也太唐突了，就算劉東文章寫得太誇張，也沒必要那麼説人家。尤其是我後來聽説了劉東跟他導師李澤厚的故事，對劉東反而生出了同情。

那故事是劉東在香港碰到恩師李澤厚，由於彼此間有過摩擦，劉東主動提出和解，請恩師吃飯。不料，李澤厚坐下後，一點不妥協地對劉東説，先把話説在前面，假如彼此説不到一起的話，這頓飯現在取消還來得及。結果，是一旁的劉再復再三打了圓場，才使劉東得以讓恩師吃完了這頓飯。

劉東除了誇張和虛榮，好像沒有其他毛病。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誇張和虛榮似乎都不算什麼大毛病。

唐曉渡的前妻，崔衞平，誇張起來全然一副娥眉不讓鬚眉的勁頭。我在90年代曾經寫過一文，讚揚當時的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北大李零寫的《漢奸發生學》，此文我當時推薦給錢穀融看了，錢先生也讚不絕口。一篇是徐友漁談論自由主義的什麼文章，具體我忘了。還有一篇就是崔衞平的《文藝家和政客》。此文十分犀利，跟唐曉渡的儒雅完全是兩種風格。但沒想到，崔衞平被我那麼一説，犀利個沒完了。

那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麗娃河》出版之後，我從美國打電話通知曉渡，電話是崔衞平接的，説是曉渡已經搬走了。我楞了一楞，然後順口對她説，我的小説出版了，可我沒法送你們，只好請你們自己去買一下。不料，崔衞平在電話裏叫起來説，李劼，你怎麼如此狂妄，竟然叫我們自己去買你的小説看。假如我處在北京的氣氛裏，聽到這樣的話不會覺得有什麼突兀。但在另一種環境裏，覺得特別錯位，彷彿那電話不小心被接通了精神病院的病房一樣。

但崔衞平的才華，我依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她寫的一篇評論上海女詩人陸憶敏詩歌的詩評，堪稱佳作。至於她後來表示要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作，那就不知從何説起了。老實説，在長篇小説的寫作上，我還沒碰到過一個可以深入交談的中國學人呢。我不知道崔衞平有多大的本事，能夠教人家寫作長篇小説。我也不知道她讀過多少部長篇小説，更不用問，她自己到底寫過幾部長篇小説。

記得她有一次要考考我的演講能力，把我拉到她所執教的北京電影學院去給一班將來要準備走上銀幕的紅男綠女開講座。她告訴我説，你能鎮住這幫學生，你就可以講遍天下。她還告訴我説，那個《拯救與逍遙》的作者，在這裏講了不到二十分鐘，就講不下去了。課堂裏只聽見叭啦叭啦的椅子翻板聲，學生們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當着演講者的面，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結果，我講了將近兩個小時，學生越來越多。講完之後，他們不停地遞條提問，最後臨走之前，還有學生上來交流。倒是崔衞平自己，聽得坐不住了，以一種女權主義的語氣，向我發出一串串的質問。結果，學生被她跟我之間的爭論給弄懵了。他們搞不懂他們的老師怎麼跟她自己請來的演講者爭起來了。

在北京，搞笑的不止是男性學者。這個城市真是五花八門，精彩紛呈。

但講座完了之後，崔衞平還是承認我講得很成功，她興奮地説，李劼，你真是可以講遍天下。她哪裏知道，我早已深深領教這天下到底是怎麼回事了，正準備逃之夭夭呢。

那次講座的時間，是在90年代。

唐曉渡生活在如此誇張的一個城市裏，能夠始終保持低調，保持他一貫的儒雅，真是很不容易。這是需要很強的定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對曉渡的修為相當佩服。我唯一不以為然的，是他抽煙抽得太厲害。

那次的東北之行，還碰見的一個有趣人物，就是洪峯。洪峯跟曉渡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但有一點他跟曉渡很相同，就是低調。洪峯不善言辭，非常木訥，但説出來的話卻非常實在。

洪峯讓我最感動的，就是後來彼此一起在北京相聚的情景。那時我們都住在戲劇學院的招待所裏。為了能讓我跟史鐵生好好談話，洪峯特意跑到雍和宮旁邊的那個四合院裏，把鐵生載來後，徑直背上樓來。我跟史鐵生談了很長時間，洪峯一聲不吭地聽着，聽得非常認真，不插一句話。

洪峯在魯迅文學院時，跟餘華住一間宿舍。我有一次去造訪他，路上正好碰上也在該院讀書的一個女詩人，聽説我去看望洪峯，主動給我帶路。見了洪峯，他告訴我説，你怎麼運氣這麼好，這可是咱們學院的院花。後來我才知道，不是我運氣好，而是餘華運氣好。

跟洪峯談話，能夠長時間談下去的主題，就是女人和愛情。他認為這是生活的主要內容，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別看洪峯模樣像個山民一樣，其實內心非常細膩，對女人也有一副賈寶玉心腸。洪峯在創作談裏，公開宣佈，他是為心目中的姑娘而寫作的。所以我會在人物散文裏寫《少年洪峯》，不是少年維特。

洪峯是個和餘華很不相同的新潮作家。而那樣的不同，簡而言之，就是他絕對不會習慣在北京生活。他需要一種真實的感受，他受不了北京的誇張。有一次，李曉樺請我和洪峯，還有和我一起出席北京電影學院討論會的張獻，一起去肯特雞店吃飯。洪峯朝着門口那個笑容可掬的肯特雞老頭塑像瞅了好一會，然後十分迷茫地問我説，這是真的麼？我忍住笑回答他，大概是真的吧。進了門以後，他又瞅着那些穿着同樣制服戴着同樣帽子的小姐們問我，這也是真的麼？我回答説，這可能是假的了。旁邊的李曉樺聽得呵呵大笑，從此認定洪峯是個好朋友。

北京這個城市，確實很難讓人分出真假。

洪峯在北京那些年，可能覺得不太自在。在文學院完事之後，他趕緊就回東北了。我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他已經從長春搬到了瀋陽。我在他那裏住了幾天，碰到了一些朋友。讓我十分難忘又極為歉疚的是，瀋陽的文學評論家辛曉徵，深更半夜的特意大老遠的趕來，無奈我的生物鐘又到了要睡覺的時候。我沒能跟辛曉徵好好説上話，弄得洪峯對我十分不滿，弄得我自己也對自己十分不滿。須知，辛曉徵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當年辛曉徵在編一個文學內刊時，發了我許多長篇大論，不管如何尖鋭，全都一字不刪。我因此一直記得他。最近我聽吳亮説，他在北京碰到辛曉徵，不僅自己買了我的歷史小説《吳越春秋》，還特意送了吳亮一套。我聽了不由十分感慨，是朋友，不在於經常見面的。

李曉樺説過一句很精彩的話，他説，真正的朋友，分別十年，見了面就像昨天剛剛分手似的。

説起來，李曉樺也是在北京大院裏長大的。可是他的作品也罷，他的人也罷，特別有北方式的人情味。他的詩歌很早就獲得了什麼獎，後來他在《收穫》上發表的小説《藍色高地》，也是一部描寫西藏的力作。他最讓我感動的是，他90年代在美國轉了一圈之後，在北京彼此相見時，對我説了這麼一番話。

他説他是帶了攝像機和一個攝影師去美國的。他本來想把美國的種種陰暗面好好地拍上一拍。結果，到了美國一看，發現自己太可笑了。他説，不管怎麼説，人家至少是人的國家。他説“人”這個字的時候，聲音特別沉重。他説他後來拍了許多美國的風光，回國後準備做一部在美國觀光的記錄片。

90年代，李曉樺不再寫作，做起了生意。但他的感覺，卻一點沒有因為轉到生意上而有所退化。僅從上述這番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態相當正常。在我看來，能夠在一個誇張的城市裏依然保持心態的正常，已經難能可貴了。

就正常而言，李潔非也算是一個。李潔非後來也寫過些小説。他的小日子似乎過得不錯，美麗賢慧的妻子，活潑可愛的兒子。平時喜歡下圍棋，也喜歡看足球吧。要不，他不會把我比作文學和文化批評上的馬拉多納。這個比喻很好玩，因為兩者至少在備受爭議上，是相同的。

李潔非在80年代，寫過許多評論文章，包括對新潮小説的評論。他雖然是個京劇愛好者，或者説票友。但他在文學和文化上卻從來不做票友，而是非常認真地面對之。

同樣認真的，還有潘凱雄。潘凱雄原來在《文藝報》時，曾混到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份上。在8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也發了許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我寫的文章，他一般都想方設法地發表出來，並且儘量不作刪改。説起來，潘凱雄倒也是個耿介之士，所以最終還是被迫離開了《文藝報》。我最後一次見他時，是在一個朋友的作品討論會上。彼此只來得及匆匆説上幾句話。

這些在北京的朋友們，80年代都是風光過的人物。後來隨着時過境遷式的變化，不得不在一個越來越誇張的城市裏，紛紛自謀生路，自找出路。想到文學和文化上的生存困境，對於那些不擇手段搶奪話語權力、從而改變自己生存境遇的同輩學人，倒也心生一絲同情。但我不能像黑格爾那樣説，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深刻到最後，變成了一個無賴。所以，深刻也不一定是好事，得有個深到哪裏去的質疑。

唐曉渡肯定不會喜歡黑格爾。但唐曉渡整天地曉渡他人，是否就意味着對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種認同呢？我一直認為曉渡是有實力寫出驚世之作的。他雖然已經寫了不少，但我依然還在期待着。從某種意義上説，唐曉渡有點像我在上海的朋友張獻。張獻在舞台上向他所置身的城市進發的時候，那個城市也在向他包圍過去。同樣道理，唐曉渡最後也有一個是被所在的城市吞沒，還是他在那個城市裏點亮一支心靈的蠟炬。我堅信，只要蠟炬被點亮，就不會成灰的。

2003年10月28日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