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激活我國官方工會職能的一些思考_風聞

在今天的一篇關於討論996的文章（《996現象令人糾結之處，在於它只是龐大線團的一個線頭》）中，最後部分的建議裏，提到了應該儘快部分激活現有工會的職能。今晚想就此多探討一些。

現有工會組織在勞資糾紛中，往往處於隱形失聲狀態，從而淪為只是日常發放勞保用品和洗髮水的清閒組織。比如説這次996事件在網絡上討論的熱火朝天，但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方微博@工會在線 ，似乎卻完全缺席了這場其實和自己關係還是比較密切的大討論，處於“裝死”狀態。

這就是比較尷尬的事情了。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有人民當家做主的工會組織，但是卻對社會上吵的這麼大的996事件完全視而不見。連@人民日報 這樣並非專門關注勞資問題的官方媒體都為此發聲了，工會自己卻好像也不覺得有什麼觀點要表達，這似乎有些不合適。

改革開放之初，其實已經出現了資本家侵犯勞動者權益的事情。但當時情況較為特殊，很多農民靠種地賺不到什麼錢，於是來到城市，雖然有剝削，但掙的卻比種地還是多很多的。而且當時勞動力明顯供過於求，各地政府求着資本家來投資，以創造就業機會。你不幹，有大把的人幹。因此當時勞資矛盾雖然有，但是在個人經濟狀況改善的前景下，很多人並不是太在乎資本家是否剝削了自己，先把錢掙到再説。

客觀而言，在這個資金稀缺、勞動力過剩的階段，如果政府真的過於較真勞動者保護，反而不太利於經濟發展，最終也不利於勞動者就業。因此私營企業中的工會長期以來也沒什麼作為，這在一定時期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產業也不斷向上遊發起攻擊，受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日益增多，勞動者對自身權益越來越重視，其直接表現就是你給錢少了我寧願不幹也不去上班。而資本家也不再是當年那些僱工十幾個的小老闆，而出現了一批腰纏萬貫、呼風喚雨的商界大鱷。因此，勞資矛盾問題，應該被擺上一個更加被重視的地位，也有了向資本家要讓利的條件。

同樣，我們未來一段時期內，經濟發展不會向過去那麼快了。過去我加班，可能會掙到越來越多的錢，所以可以容忍996，有上升的空間。但接下來如果沒有那麼高的未來期望了，勞動者必然會開始專注於自身權益。因此，在客觀上必然會催生這種對“能夠為工人説話”的工會組織的市場需求。

比如這次的996，就是由程序員發起的，他們收入較高，而且很熟悉現代網絡輿論的運行方式，也懂得如何對外界發聲並吸引關注。其實過去未必沒有想發聲的行業，只不過他們沒有程序員這樣的社會關注度和吸引注意力的能力罷了。

這種客觀上的市場需求如果得不到主流渠道的滿足，那麼天長日久，就可能容易催生一批脱離官方掌控的“地下工會”，甚至境外敵對勢力也會窺到這樣的機會，在境內組織一批打着“為工人説話”，實則藉此煽動不滿情緒，搞顛覆行為的反動組織。

要知道，這樣的組織破壞性和迷惑性將會是非常大的。因為普通人大多數也都是打工族，再加上我國政治課教育也都是站在工人階級一邊的。因此，當他們聽到有人能在現實中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又在官方工會體系內找不到他們覺得能代表他們利益的組織時，就有可能會把情感倒向這些“黑工會”——你不給我們解決問題，有人能給我們解決問題！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之所以不太希望工會插手哪怕是私營企業的勞資糾紛，原因之一就是怕影響投資，影響就業和税收，別把資本家嚇跑了。

其結果則是：一旦發生勞資糾紛，所有人都罵政府。工人埋怨政府不為他們做主，資本家埋怨政府制定了“不切實際”的勞動法，沒有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政府可能也覺得冤枉，你説一個私營企業的勞資糾紛，又不是我開的，為什麼出了事兩邊都罵我？

如果這個時候有工會，那麼工會就可以填補這個缺位，工會可以站在職工一邊，和資本家打交道。對於資本家，政府可以説，這是工人在反對你，和政府沒有關係。對於工人而言，有了體制內的工會為他們撐腰，他們就沒有太多意願去找“野工會”去為他們發聲。

換句話説，這樣一個“市場”，你不去佔領，那自發產生的“野工會”就去填補這個市場，到時候後果更嚴重，威脅更大！

政府此時也有了更大的餘地，有了工會作為黑臉和白手套，就不至於自己上陣去面對勞資雙方，而可以隱身幕後，以“居中調停”的身份出現在工會和資本家面前，而不是把所有火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這樣政府的空間和餘地就更大了。

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設計好工會的定位——標榜相對獨立性，同時幕後實際控制。其外在表現是：小事由工會自主，政府不去管，工會真正為工人説話，同時關鍵大事要聽政府的。

這樣做的好處是，對於大多數勞動者而言，在工會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工會也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孃家人”，這樣，“市場”就被官方工會給“佔住”了。同時，勞動者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皆大歡喜。

那什麼是“大事”呢？比如那些單個案例就可能明顯能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的，或者是有政治訴求的。這個時候政府可以考慮介入，操縱工會做出響應。

那有人可能又會説了，怎麼設計才能達到這樣“智能”的目標？

一個思路是，工會組織實行垂直管理。在市、縣地方上，財政權和人事權不走地方政府，而屬於上級工會任命；在省級層面上，工會由省委領導。這樣，在“小事”意義的勞資糾紛上，市縣地方政府即使想偏向資本家，插手難度也會比較大，而工會領導完全可以不搭理你。在“大事”上，都到驚動省委的程度了，政府也可以出手。

“抓大放小”能夠成功的前提，是要在大多數勞資糾紛上，工會都能起到作用，平時在“小事”上堆積足夠多的“正面案例”和威望，再在媒體上多宣傳這樣的“工會成功維護了工人權益”的案例，最好是藉助網絡媒體，炒作幾次工會對大企業的“勝利”。平時積累足夠的信譽，關鍵時刻才能在“大事”上使用這些威望，遏制風險。

為此，對地方工會主席的KPI考核，本身也可以以處理勞資糾紛的滿意度這個角度進行考察。比如你作為市工會主席，你的任期內處理了多少勞資糾紛，職工的滿意度是多少，這個就是KPI，要定期考核，要完成，否則就會影響升遷。這樣地方工會主席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會天然地傾向於“勞方”一邊（要完成KPI的嘛），除非是來自省級層面的指示。

那有人會説，那會不會到另外一個極端，工會主席天天打擊中小企業滿足KPI？這個也不至於，這樣胡鬧省裏也不會允許。再者，媒體裏面很多是資本家的力量，要真有這種事，他們自然會在輿論上攻擊形成壓力。

其實這種事，就是通過制度設計，自動達到幾方勢力的平衡，過去工會這個“緩衝墊”的角色缺位，讓政府承擔太多壓力的同時，各方都不滿意。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下，這個方法不做太大的改革，只是激活原有官辦工會應有的定位，但效果會比較明顯。

這樣的工會改革有三點好處：

1、大多數情況下，相比於現在，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都會得到“工會”這個孃家人的支持，會更有保障。

2、官辦工會用自己平時的戰績，在市場上“擠垮”那些“野工會”，從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壟斷地位（而不僅僅是靠行政手段指定），消除了潛在的政治風險。

3、工會可以充當政府的白手套和“減壓墊”，和資本家交涉的時候，這個白手套可以用來抬價或者壓價，沒必要自己上前線承受火力和輿論壓力，反而地位可以相對超然。當然，和工人交涉的時候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