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哲學並未妨礙美帝成為科學創新大國｜對“關於科學的主流認知”的批判（一）_風聞

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諸君，小可不想失人、也不想失言，故此勉力“忠告而善道之”。

（正）標題：對“關於科學的主流認知”的批判（一）：對《什麼是科學》的自序的批註

“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卡爾·馬克思

上篇文章説道“高效、有價值的討論建立在進入一個共同的語境（context）的基礎上”，並且有強調，筆者並非反對書中的一些觀點和結論，而是不認可其得到觀點和結論的論證即論述所採用的資料——實則是資料在作者意識中體現出來的觀點——和邏輯。

本文將以《什麼是科學》的自序為底本，試述己見。

為了踐行上篇文章中所強調的高效討論的基礎是“共同語境”，筆者採用逐段或數段進行批註、評論（置於“【】”中）的方式，原文以引用的方式在前。

吳國盛《什麼是科學》自序

什麼是科學？這是一個問題。任何問題都呼喚一個解答，但恰當的解答卻取決於問題的性質：誰在提出問題？為什麼提出問題？發問者期望從哪些方面、以什麼方式來回答？而這，是問題背後的問題。真正的問題都是有結構的。

【問題背後的問題！好問題！洞察力深刻、敏鋭！“真正的問題都是有結構的”，這是深刻的洞見。眉山劍客陳平老師也經常説，提出一個好問題或者一個問題的好的發問方式是成功的一半。】

上世紀80年代初，當我還是科學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時候，英國科學哲學家查爾默斯的《科學究竟是什麼》（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書流傳很廣。許多愛好科學哲學的學生正是通過這本書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然而，作為一箇中國讀者，我一直覺得這本書沒有回答書名所提出的問題。我也瞭解到，許多讀者有和我同樣的感受。為什麼呢？原因大概是，這本書所預設的東西在我們的心目中恰恰仍然是可疑、有待澄清的，是我們渴望繼續追問的。這本書名為“科學究竟是什麼”，實際上只是通俗介紹了20世紀從邏輯經驗主義、波普爾到庫恩、費耶阿本德等科學哲學家的觀點，可以看成是一本西方科學哲學的簡明導論著作。可是，對西方科學哲學家來説，“科學”的指稱是清楚的，就是在近代歐洲誕生的、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自然知識類型，【1】不清楚的只是，為什麼這種知識類型如此有效、可靠，如此權威和成功。【2】用康德的話説就是，先天綜合知識（科學知識）是否可能，這是沒有疑問的，因為牛頓力學已經就是這樣的“科學知識”；有疑問的是，它何以可能，亦即它得以可能的條件是什麼。對他們來説，“牛頓力學”作為“科學”是一個給定的事實。可是對我們來説，牛頓力學為什麼當然就是科學呢？如果回答説，牛頓力學符合科學之為科學的全部標準，那我們就要問“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是什麼，這通常引向科學哲學；如果回答説，科學就是按照牛頓力學來定義的，那我們就要問“牛頓力學”是怎麼來的，這通常引向科學史。

【1】【是的，也就是吳老師在後文中提到的“數理實驗科學”，這種科學——無論是從呈現出來的形式還是內容來看，中國古代當然沒有，這沒什麼好爭議的。這裏加一點資料，“數理（笛卡爾）+實驗（培根）=數理實驗科學（伽利略）”，伽利略被公認為近代自然科學的開山鼻祖是沒有多大爭議的，牛頓將伽利略的路子發揚光大——以其劃時代鉅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為標誌，成為自然科學的真正奠基者，正是有了牛頓力學的成功和在認識自然領域的凱旋般的進軍，自然科學才真正確立了“數理實驗”的研究方式。這裏要指出或説值得商榷的是，英國在哲學史上的名家大師似乎多是“經驗論者”，比如上述公式中的培根，其他還有如洛克、貝克萊等，還有那個休謨。休謨以“休謨問題一”對理性提出了挑戰，這直接導致後來康德寫了一部專著《純粹理性批判》來回答“休謨問題一”，即理性如何保證“知識何以可能”——康德引入了“先天綜合判斷”的先驗觀念。筆者這些認識學自復旦大學王德峯老師的哲學課程和講座。這裏要説的是，一個偏重實驗、以經驗主義思想為主導的國家竟然誕生了牛頓及其以“數理”為根基的不朽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不是挺奇怪嗎——一些人對中國不能搞科學原始創新的批評不就有中華文化經驗主義嗎？如果按照“數理”標準來説，“數”的方面應該是法國人領先，“理”的方面是德國人領先，但在自然科學的發展史中，最先是經驗主義的英國人取得了優勢，工業革命也最先發生於英國。我們以前總是將西方作為一個整體來談，其實將各個國家區別開來談談，或許能有一些有價值的發現。這值得深入探討。】

【2】【筆者看過好幾個科學大咖寫的關於“數學在自然科學領域不可思議的有效性”的文章，“不可思議”，這是身在局中的科學家大咖的感受。筆者從這個感受中覺察到的是，或許這些大咖自己並未有那種對於“數理”的堅定信念——如畢達哥拉斯“數的宇宙觀”或伽利略“自然的規律是用數學書寫的”那種篤信，這又説明，“數理”只是一種工具性的東西，經過學術訓練就可達成，而不是那種需要內涵某種文化基因的文化的薰陶——如宗教信仰那般——才能具備的。也即是説，“理性”在自然科學方面體現的只是其“工具性”的一面即“工具理性”，既然是工具，那誰都可以通過學習哪來用。至於“理性”在價值判斷方面的體現即“價值理性”，這個或許真的跟文化基因有關，但關於價值，我中華對於“理性”這個路子，就坦然多了，可以純學術的對待，有益處則可借鑑，但我們始終堅信我們的文化在價值判斷上更有優勢，這是另一個話題，不展開。】

是以科學哲學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科學”的問題，還是以科學史的方式來回答，這仍然取決於你發問的背景和動機。

【深刻！】

近三十多年來，有兩件事情影響了中國人提出“什麼是科學”的問題。第一件事情是反“偽科學”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氣功、人體特異功能一度十分活躍，包括錢學森這樣的著名科學家都為之背書，但後來風向轉了，説這些東西是偽科學。就字面意思上講，所謂偽科學是指本來不是科學而冒充科學者，但問題是如何判斷它本來是不是科學，這就提出了科學的標準問題。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國人希望向科學哲學家求助一個權威的標準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學哲學大家並沒有就此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相反，每一個科學哲學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們無窮無盡的詬病，讓人莫衷一是。

早先的邏輯經驗主義者説，科學之為科學就在於它能夠得到經驗的證實，可是波普爾（Karl Popper, 1902-1994）反駁説，我們的經驗都是單稱陳述，單稱陳述經過歸納並不能確鑿可靠的導出全稱陳述。我即便看見一萬隻天鵝是白的，要得出“天鵝皆白”這樣的理論也是很有風險的，事實上，的確有黑天鵝存在。於是，波普爾別出心裁地提出證偽理論，認為科學之為科學不在於可證實，而在於可證偽，即它總是包含着可以訴諸經驗檢驗的預測。比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光線在經過太陽這樣的大引力場時會發生彎曲，因此是可證偽的，而像占星術這樣的理論總是把預言説得含含糊糊，無法證偽，因而不是科學。波普爾之後的科學哲學家提出“觀察滲透理論”的命題，認為沒有什麼經驗觀察是中性的，任何經驗觀察都預設了某種理論。如果A觀察證實了B理論，很有可能是A觀察之中滲透的理論支持了B理論。由於觀察滲透理論，不僅觀察與理論之間的證實關係出現了問題，證偽關係也同樣存在問題。A觀察證偽了B理論，也有可能是該觀察背後的理論與B理論相沖突所至。【1】到了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這裏，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問題性質發生了改變。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波普爾所説的科學指的就是科學“理論”【也即從經驗中總結出的“規律”】，“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指的就是科學理論的成真標準【2】。對他們而言，科學劃界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邏輯關係問題。庫恩不再關心這個問題。他從科學史的研究中發現，實際發生的科學理論的更替，並不是由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邏輯關係決定的，而是由科學家共同體決定的。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根本就不會問“什麼是科學”這樣的問題，因為一旦經過艱苦的訓練進入了科學共同體，科學家已經就許多信念達成了共識，對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換句話説，你要是非要問什麼是科學，庫恩的答案很簡單：“科學家們做的事情就是科學”。只有在傳統的範式出現了大量反常的科學革命時期，科學家們才被迫思考“什麼問題是真正的科學問題”、“什麼樣的解決辦法是真正科學的解決辦法”，但最終的裁決方案也不是一個可以通過邏輯和理性來解決的方案，而更多的是一種非理性的歷史裁決，就像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在他的自傳裏所説：“一個新的科學真理並不是通過説服對手並且讓他們開悟而取得勝利的，往往是因為它的反對者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3】庫恩之後，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更是主張，沒有什麼科學方法論，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怎麼都行”【費耶阿本德這話恐怕會讓很多人關於科學的三觀盡毀。】。他雄辯地表明，科學劃界問題完全是一個無聊的問題。在科學史上，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線從來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這些模糊不清的界線也隨着歷史的變遷而變遷。明確劃定科學的界限，只會窒息科學的自由和創造精神。【4】

【1】【所以呢，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西方人自己都還沒有取得一個共識性的認識，所以似乎不用那麼急着對我們中華文明中的知識做出是否科學的判定。】

【2】【意味着其真在理性上得到保證，最可靠的無疑是數學，所以“科學理論”必得以公式化的數學形式表達出來才行。這裏有個值得分享和深思的科學史小故事，大意是説，法拉第雖然在電磁學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貢獻，但其貢獻主要是在實驗及實驗結果方面，由於數學能力不足，法拉第只能通過畫圖的方式來闡述其總結出的理論的精妙之處，初，科學界不大看得起這位不夠高大上——理性、數學才是高大上的——的鄙俗之人；只是後來，麥克斯韋將法拉第的理論用數學公式表達出來，電磁學才真正奠基，法拉第的卓絕貢獻才得到普遍認可，法拉第才以科學家身份被科學界認可和崇拜。可以説，是麥克斯韋挽救了法拉第的聲譽及其電磁學理論雛形。其實，法拉第完全就是一個符合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英國人，他取得的電磁學理論的路數就是從實驗中觀察總結、歸納出規律，而且還是未經數學化的規律呈現形式。後來至今，沒人質疑法拉第是個偉大的科學家，沒人質疑其在電磁學這一科學學科上的卓越貢獻——即使是靠了麥克斯韋的數學，沒人質疑法拉第的成果是否是科學。】

【3】【普朗克的這個論斷可謂明見萬里、洞察燭照。想想量子力學尤其是其哥本哈根詮釋，正是因為愛因斯坦、薛定諤這些質疑者的離世，後世接受和認可的人多了，才能成為被接受和認可的主流。筆者第一次聽見這個論斷，是在眉山劍客陳平的講座中，陳老師實際上也是以這個論斷“夫子自道”，因為他的“代謝增長論”在實際上是“打遍天下無敵手”——敵手根本不敢過招，但敵手就是不理不睬，所以，“代謝增長論”的命運恐怕跟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詮釋差不多，要到現在這撥當道的主流都離世了而後世接受的人多了，才能大行天下。普朗克的這一論斷給筆者的另一啓示和指導是：不要指望着説服與你觀點相左的人尤其是極有主見的人，要做的是影響更多的能夠影響的人，以期後來者能廣泛接受並認可自己的觀點。其實子早就曰過：“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也早就曰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4】【這個界限一看形式、二看內容。筆者想起中醫，中醫是不是科學，中醫理論是不是科學理論？明智的做法是暫且存而不論、繼續發展，歷史自會給出答案。】

西方科學哲學家令許多中國讀者失望。那些對偽科學深惡痛絕、急於斬盡殺絕的人，甚至對庫恩和費耶阿本德這樣的科學哲學家破口大罵了。如果非要援引科學哲學的話，他們往往還是喜歡波普爾，畢竟波普爾明確提出了劃界問題，給出了劃界方案。【其實，按照波普爾的劃界標準，中醫無疑是科學。】

本書不是為這些讀者寫的。我並不認為劃界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只要偽科學不是一個政治上讓人恐懼的意識形態大帽子，只要反偽科學不是一項迫切的政治任務，人們完全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和具體的要求來辨別科學和非科學，並不需要一個絕對正確、普遍適用可做尚方寶劍的科學標準。你如果想區別科學與常識，你可以強調一下科學的精確性和邏輯連貫性；你如果想區別科學與宗教，可以強調科學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你如果想區別科學與人文學科，可以強調科學的數學和實驗特徵。當科學事業出現內部問題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規範，以平息紛爭重建共識，或者清理門户，嚴肅紀律；當科學事業遭公眾誤解、受公眾攻擊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價值，講講科學追求真善美的統一，熱愛和平，重視協作等等，以重修科學的形象；當別的社會事業羨慕科學所取得的進步，向科學取經時，我們可以向他們講講科學的方法，以幫助那些非科學的事業也取得像科學所取得的成功。再説，生活中也不是處處都需要科學，有時候像占星術這樣的偽科學也可以用來娛樂，幹嗎一定要斬盡殺絕？繪畫原作固然寶貴，複製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響中國人提出“什麼是科學”問題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約瑟難題以及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在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一直是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問題。五四時期的啓蒙思想家普遍認為，傳統文化基本上一無是處，是阻礙我們走向現代文明的攔路虎、拌腳石，應予徹底否定，而傳統文化之所以一無是處，是因為它沒有科學。民國時期的學者討論的都是“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的問題。到了50年代，愛國主義成為時代的新需求。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站出來發問，中國古代有發達的科學技術，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呢？這一問問得讓深受西方列強封鎖的國人很舒服，因為這一問的前提是中國古代有科學，而且很發達，只是近代落後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開始質疑李約瑟問題，特別是追問“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引發了熱烈的爭論。然而，問題的實質仍然是，這裏的“科學”是什麼意思。只要調整科學的定義，就可以使“中國古代有科學”和“中國古代無科學”都能夠成立【這恰恰就是筆者指出的雞同鴨講的爭議之原因】，但科學的定義並不是隨意指定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要準確理解“科學”，必須回到歷史之中。

本書針對的就是這個背景，因此將主要採納科學史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科學”的問題。牛頓力學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學，而我們的陰陽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學，這是歷史形成的【這一論斷的表述極其容易引起誤解，對其的理解一定要加上“以科學史的視角來看”的前提。從科學的本質和標準——前已論及此尚為未定之數——來看，則陰陽五行未必就不是——仍有待後世歷史發展中界定標準之變遷——科學。】。就好比披薩是西方人發明的，天生就是披薩，而我們的餡餅天生就不是披薩。我們當然可以説餡餅也能吃，而且比披薩更好吃，但你還是不能説餡餅就是披薩。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本來就是來自西方的，要理解什麼是科學，就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

我認為，在理解科學方面，我們中國人最大的誤解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我們通常都認為科學是一種全人類都普遍具有的能力——技術能力，或者高智力【其實，吳老師已經發現了至理，但是自己卻不認可而忽視了。筆者第一想起普朗克和量子論，普朗克】。正因為沒有認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所以就容易誤認為中國古代其實也是有科學的——中國人既然是人，當然有技術、有智力，因而有科學。這種錯誤的科學觀妨礙了我們反省我們的文化。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説的，科學是一種十分希罕的人類文化現象，起源於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1】。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根本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2】

【1】【筆者認為，這個論斷標誌着吳老師的整個論述邏輯跑偏了，也帶來至關重要的認識偏差——以暗示或潛台詞的方式：以為搞科學就得以“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為前提條件且是必要條件甚或充要條件，而主流的普遍的看法是中華文化中是不具備這一點的，那就意味着中國搞不成科學。其實，筆者愚見，“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頂多只是一項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更不是充要條件，或者説，根本上無關，真正有關的另有其人——即是下句話提到的“存在”。】

【2】【本段這最後一句話，對其的理解必須高度的謹慎小心。一旦理解偏差，則極容易導致錯誤的認知，即我們的文化基因——作者提到了反省我們的文化——決定了我們搞不成科學或者至少説在科學原始創新上必定將無所作為或作為甚小。我對最後一句話的理解，其實感覺吳老師本人都是矛盾的。“存在的命運”這個論斷極具哲學的意味，加幾個字的表述為“由存在之方式決定的命運”：其一，這是命運，即無關主觀上的對錯——所謂“偶然的錯失”，而是“先天”決定的；其二，不改變“存在”或“存在的方式”則“命運”不會改變，論斷指向的雖是古代，但既是命運，若無扭轉乾坤，則此命運依然延續到並主導着現代及未來；其三，“存在”是需要靠領會去把握即“領會存在”，而不是靠理性去理解的——理性去理解的只是“存在者”，“領會到的存在”表達出來就是關於存在的領會——用中華文化來表達就是“對道的領會”——了，在古代就體現為各民族不同的原初的哲學，原初哲學的不同在於對“道”、“存在”的領會不同，這無關對錯，無關優劣，我們不能犯“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認知偏誤，以為西方在近代開始的超越和領先就正確無疑的判定了他們的哲學是優的、我們的哲學是劣的，歷史還在發展，“風水輪流轉”、“各領風騷數百年”而已，何況那個大名鼎鼎的湯因比不是論斷了中華文化在未來的光明前景嗎；其四，雖然我們近代以來“西化”甚深，但在根本上説，我們的文化有本質的改變嗎，沒有，我們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按照“文化基因”論，是否就意味着我們仍然搞不成科學呢？以筆者愚見：其一，其它民族未發展出古希臘那種哲學/科學，“非不能也，是未為也”，對瑪雅文明有所瞭解的人大概多少能體會“非不能也，是未為也”這個論斷，這一點筆者是間接從温鐵軍的講座中——筆者本人對瑪雅文明瞭解不多，但相當敬服於温老師的學識——瞭解到的，温老師還提到東南亞某國的一個考古遺址，就是從考古發現的生產工具標誌的生產力來判斷，這裏應該是會誕生私有制社會的，但考古結果是這個社會沒有進入私有制，記得似乎好像仍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形態；其二，即使承認古希臘科學的誕生根源於“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那也並不意味着近現代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的誕生也根源於此，誠然，自然科學從古希臘科學中借鑑了一些東西，但自然科學不是古希臘科學順理成章地導出的（抱歉，找不到更精準的詞），也就是説，從古希臘科學不能直接按其內在的邏輯推導出自然科學，這一點筆者在拙文“古希臘是黃裳，其科學體系是《九陰真經》，東西南北中都能承接修煉，西方並無先天優勢”中已引用愛因斯坦的兩段話——兩個比喻——做了説明，一定程度上説自然科學與古希臘科學——以練功法門來説——的內功心法大相徑庭，是自成一派，所以即使我們承認我們與古希臘科學無緣無份，也不意味着在自然科學上也是如此；自然科學，如果以“存在”而論，其“存在”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崛起，是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要求打造符合自己的世界的文明創造的一部分，如今，全世界大部分都已被捲入了這個資本主義的洪流，全部都體會着一個共同的“存在”即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由此説，在自然科學上，誰也沒有先天的優勢，有的只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捷足先登並已經暫時領先的態勢，後發而先至是完全可能的，眉山劍客陳平的“代謝增長論”可為側證、輔證。】

一百年來，本着我們一向熟悉的實用的態度來學習西方的科學，中國科學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基本實現了“科學救國”的理想。但是，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歷史使命。中國人在解決了落後捱打、貧窮捱餓的急難之後，要復興中華文化，成為引領人類文明之未來的力量。在這個新的形勢下，仍然用實用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和科學家，就不能真正的完成這個新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面臨的基礎科學軟弱、原始創新乏力的問題，就是嚴峻的挑戰。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學的本性、科學的本源，我們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違背科學自身的內在邏輯和規律，人為製造發展的障礙。這是本書寫作的深層動機。

【拳拳愛國、報國之心躍然紙上，筆者能體會作者的憂心和焦慮。無論吳老師是否讀過蘇軾這段話，但應該也與筆者一樣，品嚐了那種滋味，這段話（出自蘇軾《晁錯論》）是：“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然則，毛爺爺早有論斷：“如果路線錯了，則知識越多越反動。”筆者的憂慮也正在於此。本書起到的作用恐怕會與作者的期望背道而馳，效果恐怕也是適得其反——嚴重挫傷了國人在科學麪前的自信與果敢而陷於猶疑不定、裹足不前，那時恐怕就容易落入“自我實現的預言”的陷阱，屆時更是剪不斷理還亂了。本書在問診確症上或許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在病症的關鍵癥結的診斷上出現了偏差，由此開的藥方就不對症。筆者在上文已有論述，將古希臘科學根源於“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和“不追求實用甚至反對實用主義——不妨鎖定為‘知識不與生產、生活實踐相結合或用吳老師自己的話即不求力’”，或許是對的，但將自然科學也根源於此，就不對了，真理與謬誤就那麼一紙之隔。】

【説到實用主義阻礙科學發展——本質上是用科學強國富民，在前面已論及了英國的經驗主義沒有妨礙英國在自然科學上的領先和國家富強的領先，這裏還要提到美國的案例。眾所周知，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也是很深厚的，那個杜威及其實用主義哲學不是曾經在中國影響甚大嗎？也沒有妨礙美國在成為科學創新大國——這是二戰後的事情了且根本原因在於別國的人才湧入了美國——之前就超越大英帝國成為實力第一大國啊。要説在古希臘科學的造詣上的深淺，恐怕天下無出德意志民族之後，然則德意志在自然科學發展初期——19世紀之前——的作為是難以望大英帝國的項背的，甚至落後於法蘭西，法蘭西以數學見長、至今仍是，在古希臘科學上的造詣也比大英帝國深，但也難以跟大英帝國比肩。但是在19世紀尤其是後期，德意志在自然科學方面一鳴驚人，成績卓著，甚至超越大英帝國。這都説明了什麼呢，至少説明，自然科學與資本主義是共生共榮的，自然科學就是資本主義式的與自然打交道的方式——量化地認識自然、獲取可開發的資源、形成控制性的力量、征服自然，就是資產階級按自己的要求打造的關於自然的知識體系。作者在書中有些章節提到“自然科學是古希臘科學與基督教唯名論的某種結合”，但是這裏要指出的是，僅僅指出基督教對自然科學誕生與發展的作用還沒到點上，沒有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自然科學與資本主義恐怕都不會前進的那麼順暢，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彼得·哈里森的《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做過吳國盛老師的博士生的張卜天——科學界聲譽卓著的譯者——有翻譯這本書，有興趣的可先看一下其序言“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張卜天重磅新譯著）_宗教”）可以佐證。另外，自然科學是關於自然的知識，自然界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但自然界的“對象化”是如何發生的？一個對象化的自然界仍然是新教與資本主義完成了對自然的“祛魅”後才開闢出來的，而如果沒有作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界，又怎麼會有關於自然的知識——自然科學呢？筆者正是這樣理解馬克思“沒有商業和工業，哪來的自然科學”、海德格爾“近現代自然科學是技術本質的”的論斷的（其實，在有些章節的段落，吳老師自己也將近現代自然科學稱為“技術科學”——技術本性或技術導向的科學，這也體現了近現代自然科學本質之實用主義的一面），而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將“文化基因”那套意識形態化的解釋框架無情粉碎。】

本書除了回到西方的歷史語境中，追溯希臘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歷史由來，也希望為重新評估中國古代的科學開闢一個新的思路。我認為，現代科學的主流是數理實驗科學，它起源於希臘理性科學與基督教唯名論運動的某種結合，但是，數理實驗科學並不是現代科學的全部【1】，最終藴釀了達爾文進化論的近代博物學（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視的科學類型。技術、博物學（自然志）、理性科學三者構成了一個科學譜系【2】。中國古代的科學更多的屬於博物學的範疇，以現代數理實驗科學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是歷史的碎片【3】。因此，建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學編史綱領，是未來值得嘗試的一個方案。

【1】【然也！正如吳老師曾指出的，按古希臘的標準，真正的科學是哲學和數學而不是自然科學，近現代真正接近於古希臘理性科學風範的科學是黑格爾的《邏輯學》（《大邏輯》，學者最近在學習復旦大學張汝倫教授的《大邏輯》課程）。】

【2】【關於科學譜系，筆者附一張《什麼是科學》中的插圖（含注）】

西方“科學”詞彙、科目變遷簡表

注：表中現代一欄中出現的“科學”，在法國被稱為science，在德國稱為exacte Wissenschaft（精確科學），在英國先是稱為natural philosophy，後來，差不多到了19世紀，改稱science。由於語言習慣的這些差異，講英語的人往往會説，科學過去是哲學的一部分，但後來從哲學中獨立出來了；而講德語的人往往會説，哲學是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有些德國哲學家還會説，哲學是最接近真正科學、嚴格科學的那一部分。

【3】【然也！誠然，我們古代確實沒有數理實驗科學這種科學類型的知識。但仍可商榷的是，數理實驗科學也有兩個小“套路”，一個套路是是經驗主義路徑的，即實驗、歸納、以數學公式形式鎖定其中的規律形成科學理論，這個可以以伽利略和牛頓及其成果為代表；另一個套路是理性主義的，即從某種信念或已有理論出發憑內在邏輯演繹而推導出新的理論，這個恐怕可以以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及楊振寧先生開創奠基的標準場論——以對稱性為信仰然後引入數學工具去尋找發現物理中的對稱性規律——為代表，前文提到的麥克斯韋在電磁學上的理論成果，可以看做是兩個路徑的結合，即先在法拉第從實驗中歸納出的規律的基礎上完成數學化表達即形成科學理論，然後再根據數學公式內在的邏輯去推演出新的科學理論，麥克斯韋的故事的這個敍述來自於楊振寧先生的文章。筆者要説的是，至少在第一個路徑層面來講，中國古代是有這種科學知識的——名雖不合、實則相類。比如橋樑建造，我們現代建造橋樑，幾乎不應用力學的科學知識就不會造橋了，但我們古人造橋呢，其中難道沒有力學知識嗎？肯定是有的，不同之處只是在於，我們的那種力學知識的形式不是現代科學理論的力學知識的那種近現代數學的數學化呈現方式，而已。另外，關於第二種路徑的科學，我們承認確實沒有，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我們的文化、思維與演繹邏輯絕緣，戰爭中對戰場形勢的研判和戰爭謀略中難道沒有演繹邏輯？象棋和圍棋中難道沒有演繹邏輯？筆者只是想説明，至少在搞自然科學上，該具備條件我們都具備，古代沒有搞出來是因為我們“與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就不是自然科學式的——也即資本主義式的，非不能也、是未為也。】

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在今天格外緊迫。近十多年來，我在各種場合無數次發表以此為題的講演，聽眾既有政府高級官員、院士科學家、IT精英，也有普通學生、學者、民眾。他們對此話題的熱切關注，讓我深感這是我民族今天不能不認真反省的問題。我希望這些初步的思考能夠喚起更多人的認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識。

【筆者想以日本為例，對“文化基因論”再施一擊。日本在文化根性上與中國很近，這點恐怕沒有什麼爭議，但沒人以日本的“文化基因”缺陷而討論日本的創新能力行不行的問題，相反，我們對日本的創新能力非常肯定，也總有輿論拿日本拿了多少諾貝爾獎來説中國創新能力不行的事。但是，抨擊中國的那些所謂缺陷——歸根結底是文化層面的——難道放在與我們文化相近的日本就自動、無故的痊癒了嗎？】

【最後筆者想要指出的是，引用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的話：“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借用馬克斯韋伯的一個用詞，我們要對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認識進行“去魅”，唯有“去魅”，我們才能解除思想上的束縛，在自然科學領域勇闖無人區、果敢亮劍！】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科學技術通史研究”項目（項目批准號14ZDB017）的階段性成果，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

吳國盛

2016年5月1日

補充説明：

筆者在本文中的“識見”之關鍵部分，主要學自於學習復旦大學王德峯老師的哲學課程和講座，有些是王老師的識見，有些是筆者在王老師識見的啓發下的思考所得。另外，從温鐵軍老師、眉山劍客陳平老師處學到的學識也對本文大有幫助——有些直接引用了、有些是啓發。當然了，從吳國盛老師處學到的東西也很多，尤其是“學”（以“才、學、識、德”論），正是有這些“學”的基礎，才能激發筆者的思考，獲得目前的一點“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