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是黃裳，其科學體系是《九陰真經》，東西南北中都能承接修煉，西方並無先天優勢_風聞

主文

中國在科學原始創新上為何一直乏善可陳？

按筆者的觀察和理解，其原因：

一是時機未到，猶如華為之前一直處於追趕階段而未進入任正非名之的“無人區”，這意味着只能在若干零散的點上（比如被嚴密封鎖的領域和若干已經衝入“無人區”的領域）有些許閃光，而不能全面開花；

二是思想上受到了壓抑和束縛，這種壓抑和束縛來自於關於科學的主流認知框架所給出的解釋在潛移默化中消弭了自信和勇氣，而自信和勇氣的欠缺導致在“無人區”前彷徨猶疑、不敢“亮劍”。

筆者最近幾篇關於科學話題的文章，其意都在於對第二種情況撥亂反正，清理主流認知框架的流毒，還我國人以自信，繼而勇闖無人區、在科學原始創新領域大膽“亮劍”。

筆者的説法（不敢言論證，但勉力使其合理）之核心主旨在於：

古希臘是黃裳，其獨創了的科學體系好比是《九陰真經》，筆者接受並認可古希臘/黃裳的獨創之功，也大致接受並認可其獨創實有根源——極為獨到的天賦才情和各種獨門素質，但這門神功畢竟不是《長生訣》，非得將自己原來門派（練功門路）練得的內功全部散掉/化掉才能修煉，也並非只有黃裳的徒子徒孫們（何況黃裳本沒有嫡系傳承的徒子徒孫，猶如近代西方也不是古希臘的嫡系傳承）能練得，而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郭靖、楊過、周伯通等等誰都練得，近代西方猶如梅超風、陳旋風和周芷若由於各種機緣巧合先拔頭籌，但過於急功近利，從中練出了“邪門九陰白骨爪”，一時橫行天下、無人能制，但終歸會有人比如楊過之女從中練出正宗神功——哪怕是“正宗九陰白骨爪”將其剋制，此楊女當前及可見的未來非我大中華莫屬且當仁不讓，且我中華還有一大優勢，即我們的玄門正宗，我們可以將我們的玄門正宗和古希臘的《九陰正經》融會貫通，另創更高明的神功。

附文

愛因斯坦的牛津講演（引自《走近愛因斯坦》）：

“我們推崇古希臘是西方科學的搖籃。在那裏，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個邏輯體系的奇蹟。這邏輯體系如此精密地一步步推進，以至它的每一個命題都是絕對不容質疑的。但是，純粹的邏輯思維不能給我們任何關於經驗世界的知識，一切關於實在的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又終結於經驗。用純粹邏輯方法所得到的命題，對於實在來説是完全空洞的。”

愛因斯坦和因菲爾德用一個比喻描述瞭如此“希臘困境”--

古希臘自然世界的探索者們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錶的機械結構（機制），他卻只能盯着錶盤和不停轉動的指針，聽着手錶嘀嘀嗒嗒的聲音，因為表蓋無論如何也打不開。如果他還算機靈，他可以繪製一幅機芯圖，為他所觀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釋。

但是他……可能永遠都不能用真正的機芯與自己繪製出的圖紙兩相對照。他覺得這樣的對照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筆者讀這兩段話的讀後感：

連吳國盛老師都早已言明，古希臘那一套科學體系雖説名叫科學——廣義上的科學即確鑿無疑的知識的體系（包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但此科學不尚實用——實際上也確實沒有在現實中應用以產生有用的生產、生活的知識故而被古羅馬滅掉，也絕不是我們現在所用的科學一詞所指的那個科學——關於自然的知識體系即自然科學（如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自然科學的誕生雖説離不開古希臘科學體系中的形式邏輯系統知識（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參考愛因斯坦所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兩個前提），但並不是説用《幾何原本》的形式邏輯在古希臘的科學體系上就能自然推演、衍生出自然科學，如果是這樣，那麼古羅馬人和或阿拉伯人也早有可能可以做到。至於愛因斯坦提到的另一個前提即“從實驗中發現、總結出規律”，這點我認為似乎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古代無論中外，其經驗知識的獲得就是這種“實驗”的方式，唯一區別在於數學——量化、控制——的引入。

所以，自然科學的催生者另有其人，而這才是關於中國能不能在自然科學上追趕、並駕齊驅甚或領先之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消除那個流於表層的“中國古代有無科學”之爭議的關鍵所在。

這個“另有其人”筆者指的就是馬克思“沒有商業和工業，哪來的自然科學”這個論斷中的“商業和工業”。這個論斷並非如一般理解的那樣是“需求決定供給”或“需求拉動/驅動”的意思，而是説，是商業和工業才使得人與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產生了變化，與之打交道的自然的範圍擴大了、深入了，而這一方式改變和範圍擴大深入催生了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使得人與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範圍、深度又不斷升級，而這又使得自然科學獲得了更大的發展，這是一個互動促進的過程。個人的興趣、好奇心、野心、虛榮心（愛因斯坦也談論過）或者高大上的“對真理的追求”等，當然可以解釋個人在科學活動中的動機，但這個個人的科學活動的方式（即與大自然事物打交道的方式）、科學活動的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和既有成果的基礎）都是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和環境所提供的，而這就是商業和工業的崛起。打個佛家“業”的比喻，我們必得先“受業”，然後才能“造業”，無所“受”，則無可“造”。

主流認知框架的流毒之例證

1、吳國盛老師《什麼是科學》

筆者再之前的文章中已有言明，筆者雖然對吳老師構建的認知框架頗為稱道，其也有“匡正”之意及之策，但筆者認為其認知框架的層次（高明程度）仍不夠高，故而其“匡正”之意及之策也顯得稍感委屈（只是筆者的感覺），尤為令筆者不滿的是，其對於為何獨獨古希臘創立了科學（之前身）及為何獨獨近代西方又新創了自然科學的解釋，有點歸結於“文化基因”甚或於“國民性”的意味，這是筆者萬萬不敢苟同的，故而在幾篇文章中都將吳國盛老師的《什麼是科學》作為主流認知框架之代表的靶子。

你或不信？請看第二例。

2、楊振寧經典演講：《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引用幾段楊老先生文中的幾段話：

第一，《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是我所以對於《易經》發生了興趣。

第二，《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

第三，《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審美觀念。

01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萌生。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了。歸納起來大概有五種道理：

第一，中國的傳統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換句話就是比較注重實際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論架構。

第二，科舉制度。

第三，觀念上認為技術不重要，認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國傳統裏面無推演式的思維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觀念。

第四與第五兩點我認為跟《易經》都有密切的關係。

這不是“文化基因”論的流毒是什麼？！

筆者就不評論楊老先生的“高論”了，筆者引用法學界（搞法學的堪稱邏輯嚴謹吧）的一位高人馮象先生的評論（出自“法學方法與法治困境 馮象 - 百度文庫”一文，筆者上文引用的愛因斯坦的兩段話皆源於此）：

我講三個問題：一、學術論説中常見的方法論錯誤；二、法學方法的一般要求；三、方法論錯誤的結構與制度根源，及理論意義。

……一位頗有名望的老先生做報告，題為《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我覺得這篇短短的報告裏至少有五個方法錯誤。我們先簡單分析一下，然後再回返法學。

第一個錯，是企圖以兩項反事實的假設(“中華文化”只懂歸納而不知演繹，此缺陷可追溯至《易經》)，簡單地推斷某事之“無”或不發生(“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原因。這在方法論上是不成立的。讓人想起過去史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商業發達的明朝。法學界也有類似的討論，如中國古代為何缺乏西方式個人權利的觀念。結果都不了了之。什麼道理呢？ 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 趙元任先生有句名言：“説有容易，説無難”。論證其“無”的假設(有待證明的結論)，一般説總是比論證其“有”的假設來得弱些，即難以排斥或克服相反或矛盾的假設而建立(反事實的/理論上的)因果關係。因此就方法而言，我們討論“無”的時候應當儘量綜合，多加限定，留有餘地。不是一概不許説“無”，而是得小心翼翼地説。明清以降中國科學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個大問題，很多人感興趣，英國的李約瑟博士也考察過。但他是多方面論述，舉出種種可能，不像老先生那樣一句話説死：《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以致近代科學未能“萌芽”。這話太玄，無事實根據，經不起質疑。

讓我引用一位西方物理學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你們聽聽他怎麼説的。愛因斯坦在給友人斯威策的信裏談到(1953.4.23)：“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項偉大成就為基礎的，即：希臘哲人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是不足為奇的。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發現竟然做出來了”(希伯來大學《愛因斯坦檔案》61-381)。

兩相對照，看問題的眼光和方法論的高下就再清楚不過。一位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回顧科學史，他立刻敏鋭地察覺到要點在“有”，不在“無”。中國人“沒有走上這兩步”很自然，是古代社會的常態。值得研究的是居然有人“例外”，走出了那兩步，就是古希臘的哲人，以及開普勒、伽利略用科學實驗的方法來掌握數據、建立模型、驗證假設。

也是湊巧，前兩天遇上一位出版界朋友，他送我一本他編的書《走近愛因斯坦》。隨手翻開，正是愛因斯坦的牛津講演，和今天的題目有關，我給大家念一段：“我們推崇古希臘是西方科學的搖籃。在那裏，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個邏輯體系的奇蹟。這邏輯體系如此精密地一步步推進，以至它的每一個命題都是絕對不容質疑的”。愛因斯坦那麼高度評價歐幾里德幾何的公理系統。但是他接着指出：“純粹的邏輯思維不能給我們任何關於經驗世界的知識”----這句話非常重要----“一切關於實在的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又終結於經驗。用純粹邏輯方法所得到的命題，對於實在來説是完全空洞的”(頁156)。所以，僅有形式邏輯還不夠，要走出科學實驗這一步，純粹理性(概念、定律、結論)與經驗知識相結合，才成就了近代科學。

於是我們看到了老先生的第二個錯：混淆概念。他把愛因斯坦説的西方科學的兩項發展條件之一，即歐幾里德幾何包含的形式邏輯體系，用“兩條尋找自然規律的方法”，即歸納法和演繹法給掉換了。因為他的論據，是《易經》與“中華文化”不知演繹，只會歸納。他沒弄明白，歸納、演繹，還有類比(類推)，只是古典形式邏輯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人類交流思想(遠不止“尋找自然規律”)所必不可少的推理形式。遠在《易經》之先，近在非洲那些(白人殖民者看來)“未開化”的部落裏面，人們交流思想，只要內容稍微複雜，例如組織打獵，都必須使用這些基本的邏輯方法。不然社會生活便要解體，知識也無法積累傳承。

……　　

第三個錯，是老先生批《易經》，在邏輯出發點上混同了兩種性質各異的關係：聽説歐幾里德《幾何原本》藴含了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條件，就想當然把《易經》拿來比照，論證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興起的原因。可是《易經》無論對“中華文化”有何影響，它同中國科學發展的關係，與《幾何原本》同西方科學發展的關係，是沒有任何類比的基礎的。輕率地用《易經》説近代科學，跟歐幾里德幾何作對比(報告中還提及明末徐光啓與利瑪竇合作譯《幾何原本》)，便違反了古人總結的一條邏輯法則：異類不比。墨子講“言有三法”，即立論的標準和演繹的法式。後期墨家的代表作《墨經》發展了這一思想，進一步探討了歸納法和類比法。“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意謂論斷須有根據、理由，並按照事物間的種屬包含關係來推理(類比、歸納、演繹)和論證。“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性質非同類的事物，是不可隨意比照、抽取結論(歸納)而自作主張的。

……

第四個錯，則是老先生第二點主張，把《易經》的卦名爻辭視為“漢語漢字的成因”(原話如此)，或“單音字”的起源；以為漢語是“單音語言”，全世界絕無僅有。有道是“無知者無畏”，完全不懂語言學常識(漢藏語系有多少種“單音”的親屬語言？)，還忘了歷史：到底是先有漢語，還是先有《易經》？先有《易經》，抑或先有漢字(甲骨文、鐘鼎文)？這種錯法，叫作次序顛倒或因果倒置。 

最後一個錯，可稱“大膽假設”，亦即胡適博士那句膾炙人口的“大膽假設，細心求證”的前一半。如上文分析，老先生的求證略欠細心；其實，他的“大膽假設”先已出了毛病。理由如下，也是經大學問家闡明瞭的：從前北大中文系有位王力先生，研究古漢語的權威。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招研究生，王先生給新生講過幾堂如何做學問的課，就反對“大膽假設”。當然，大膽加細心，是學者應有的品質。不大膽探索，便難有學術上的突破，而突破通常離不開細緻的功夫。但是王先生指出，做研究有個順序，先歸納，後演繹。而假設(有待證明的結論)須得自於歸納，處於歸納的末尾；不能倒過來，先做結論，再找例證。“大膽假設”如果不是基於充分佔有資料的歸納，便極易落空，或誤入歧途。上述老先生的三點“大膽想法”即是一例。實際上，愛因斯坦稱道的科學實驗，也是一個歸納、演繹，即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如此不斷往復深入的認知過程。所以我覺得王先生講的非常好。我們做研究寫文章，將來各位畢業以後辦案子、處理法律事務，都會碰上這假設放在哪個推理環節才能有效論證的問題。

以上五種舛誤，都是現在屢見不鮮的。總結一下，大致有這樣幾條教訓，我想不僅對人文社科，對法律人也是適用的。

更令人難過的是，科學院院士何祚庥竟然對楊先生的説法發文唱和：

何祚庥反思《易經》文化 支持楊振寧觀點_科學探索_科技時代_新浪網

若説是如《易經》這種“文化基因”的東西妨礙了中國人的科學，那完蛋了，我們的文化在根本上變質了嗎——變得和西方文明/文化接近了嗎？沒有吧，套用“體用”之説，我們的文化還是中國文化本根性的東西為體，西學為用。那豈不是我們永遠搞不成科學尤其是原始創新？那又如何解釋眾多海外華人尤其是在中國本土接受教育的人士的科學成就？又如何解釋中國目前的科技實力飛速逼近以科技創新美譽天下的美帝？又如何解釋中國在被封鎖的領域另闢蹊徑做出了創新以及在若干無人區也有零星原始創新？

“背山遠行”的診斷及處方

“背山遠行”將問題歸結於“理論與實踐的不均衡、尤其不重視遠離實踐的基礎理論”這個民族缺陷。

這個不用解釋吧，應該都能看懂。這也算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認識。

還好，這一診斷指出的是一個“主觀認識和態度”的問題，所以其處方也就是：

端正態度，正視缺陷，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對於清除流毒而言，我們可算是一個戰壕的兄弟。

欲瞭解“背山遠行”的詳細觀點可參看其在個人主頁發的評論袁嵐峯SELF演講的文章，也可以參看筆者評論袁嵐峯演講之文章的評論區，裏面有筆者和“背山遠行”的多個回合的互相辯駁。（者筆認為缺陷説的認識有點寬泛、輕飄不着力。）

筆者前文

關於科學，爭議的其實不是“古代有無”，而是背後的潛台詞即“現代能不能”_風聞社區

在科學上能在未來領先的自信必得在理論層面説通！袁嵐峯的SELF演講未及深入。_風聞社區

打蛇打七寸、降維打擊：指出《什麼是科學》中未曾考慮、也不能解釋的新問題_風聞社區

勿奉科學作聖女，應視科學為DF（導論）_風聞社區

以“手撕菠蘿”來理解馬克思“沒有商業和工業哪來的自然科學”_風聞社區

二戰西方朔：自圓其説、邏輯自洽尚且不能，何敢誇誇其談_風聞社區

筆者的論述的關鍵內容概括如下：

1、不在“希臘偽史”上糾纏，姑且承認古希臘的東西是真的，其實對於那些“學問”來説，即使是後來的託古之作也沒關係，畢竟那些“學問”中確實有真材實料的。

2、權且（意思是不論其是否是合乎歷史的、正確的）接受並認可如下幾點：

（1）是古希臘獨創了“成體系的科學（之前身）”，尤其是以愛因斯坦提到的近代科學（自然科學）誕生的兩個前提之一即以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集大成的形式邏輯體系（公理化、邏輯論證、演繹推理）也確是古希臘獨創的；

（2）古希臘做出這些獨創的根源（即原因或説條件或説素質）也確是獨步天下無人能及；

3、又是近代西方獨獨接續（注意這個用詞）了古希臘科學而新開創了（近現代）自然科學，並因自然科學的發展而生髮了“強力”，並憑這“強力”橫掃天下，打的中華一敗再敗，以至於激進的想要在文化、思想上全盤西化。（這是事實）

4、筆者要指出的是，上述“接續”，，並非傳承、繼承，即無論族裔層面還是文化層面，近代西方並非古希臘的嫡系傳人，而只是一個“拿來主義者”，此“接續”是“移植”、“嫁接”。筆者之論證要表達的意思通俗的講，就如上文“正文”部分以黃裳《九陰真經》為比喻做的論述。

筆者之論述（見以下所附拙文）的核心觀點來自如下三個人的三個論斷：

其一，馬克思：“沒有商業和工業，哪來的自然科學。”

其二，海德格爾：近現代的自然科學是技術本質的（大意）。

其三，尼采：科學所發現的真理是預先被塞到事物中去的，塞進去的叫藝術和宗教，重新領出來的叫科學。

而馬克思和海德格爾對“知識的產生”的英雄所見略同的論述更可借鑑。對事物的認識，就必得與事物打交道（讓事物上手），而打交道的方式決定了獲得的事物的認知即知識的形式，而打交道的方式又是“存在”方式和對“存在”（“道”）的領會決定的，古希臘有古希臘人對“道”的領會，由此衍生了古希臘人的哲學（其中包括科學（之前身）），中國人有中國人對“道”的領會，由此衍生了中國人的哲學，這些原初的哲學在後世又衍生出不同的文化/文明。這裏不存在誰是誰非、誰正確誰錯誤的問題。天下風水輪流轉，各領風騷數百年。

近代誕生的自然科學是資本主義的與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其核心是量化、控制，所以數學尤其是近現代經過數學革命而發展起來的數學尤為關鍵）所產生的關於事物的知識，這一知識衍生了“強力”，這個“強力”將中華打的一敗再敗。這並非我們文化、思想上的所謂欠缺或劣根性，當我們被捲入資本主義的洪流，不得不按資本主義的方式與事物打交道時，我們飛速追趕，只要我們破除影響自信的心理陰影（流毒），我們完全可以與西方並駕齊驅甚或超越之。

5、如果上述第4點能站住腳，那麼，對於我們中國人真正關切的問題即“現在和未來能不能在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上於原始創新上大有作為並與西方並駕齊驅甚或超越之”，就沒什麼“心病”了，就沒什麼思想上的枷鎖了，就沒有真正的發自心底的自信上的“心理陰影”了，就能勇闖無人區了，就能自信而果敢地在科學原始創新領域“亮劍”了。

如此，則第1、2點上的雞同鴨講的意氣化的、情緒化的爭議就是無謂的了，不影響大局的了，可作為純學術問題而不涉及或甚少涉及民族自尊、自信的了。

這樣，我們可以將精力騰出來專注於第4點的論證，做出邏輯嚴謹、史料翔實的論述，清楚主流認知框架的流毒，還我國人以真正的自信——理論層面的自信。

唯盼同道凝心聚力，同心幹！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