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下）｜國情講壇實錄_風聞

【編者按】2019年3月27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24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就“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高宇寧作點評。講壇合作媒體光明網進行全程網絡直播。http://topics.gmw.cn/2019-04/03/content_32712941.htm

本文根據王紹光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王紹光教授本人審定。全文共約3萬字，分上下兩篇，本期推出下篇。

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上）｜國情講壇實錄 評論 76 國際

**Editor’s Note：**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increasingly higher standard, during which process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been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Wang Shaoguang,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O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Rather tha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is more about displaying a variety of data to show how much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ndustry have changed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SOEs contributed to these changes?

二、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949-1984[1]

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毛澤東已經在設想新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在他看來，新中國“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為此，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當然，毛澤東深知，要實現這個經濟發展的目標，首先要在政治上創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因為“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此前105年的歷史告訴中國人民，“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已經實現，為創造**“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2]

建國後，毛澤東更關心的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也就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關係的問題”**。他認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3]

“以重工業為中心”是學習蘇聯經驗。毛澤東指出: “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 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 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 必須善於學習”。他特別強調，“要善於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4]因為“蘇聯的建設經驗是比較完全的”。但“所謂完全，就是包括犯錯誤。不犯錯誤，那就不算完全”。[5]

學習蘇聯經驗，絕不意味着照搬蘇聯經驗。“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經驗是一個側面，中國實踐又是一個側面，這是對立的統一。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6]蘇聯的做法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定要引以為戒。他堅信，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從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出發，探索一條與蘇聯有別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為什麼在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給予了詳細地闡發：“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着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築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於為人們所理解……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7]

簡而言之，在毛澤東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8]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後來, 毛澤東把他的思路概括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9]

道路確定了，但這是一條蜿蜒曲折、荊棘遍地的道路，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艱辛付出。探索就必然會走彎路。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沒有任何失誤，更何況當時中國進行的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劃時代偉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後諸葛亮，對前人走過的路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們覺得共和國的前30年有那麼多失誤，犯了那麼大錯誤，彷彿是一片漆黑。這是心智發育不良的表現。一個人從出生到成年，不知要説多少錯話、摔多少跟頭。如果不允許嬰兒學話咿咿呀呀、學步撞撞跌跌，他也許永遠要待在襁褓裏。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面對世界列強的封鎖禁運，要探索一條工業化道路，沒有現成的路線圖，不走點彎路，不犯點錯誤，可能嗎？上帝也做不到！中國居然做到了，中國人民有一萬個理由為此感到驕傲！

這一節將展示，在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過程中，國企、資本、工業、經濟是如何演進的。

▌ 國有企業的成長

1957年前，國有工業企業的數目似乎沒有統計。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全國共有國有工業企業約五萬家（見圖4）。第二年大躍進，這類企業猛增至約12萬家，達到空前絕後的極值。1959年，國有工業企業數量開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約4.5萬家，比1957年還少。然後開始恢復，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有工業企業是數量大概是8.5萬上下。是同期集體工業企業的數量（約35萬家）的四分之一。

圖4：國有工業企業數與職工人數，1952-1984[10]

國有工業企業的職工也不是很多。1952年剛剛超過500萬， “大躍進”時期猛增至2300多萬人。一下這麼多人進城吃商品糧，那時的農業生產水平無力支撐。進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三年調整期後，大量工業企業關停並轉，國有工業企業職工精簡掉一半，剩下1100多萬人，1964年後才逐步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超過3500萬人。

雖然國有工業企業的職工人數在增長，但與此同時城鎮就業人口也在快速增長：1952年只有不到2500萬人；到1984年，已超過1.2億人。如此一來，除大躍進時期外，國有工業企業職工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從未超過三分之一。

國有工業企業的數目不多、職工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不高，也許會讓人產生錯覺：在工業與國民經濟整體中，國企作用不大。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看看圖5就很明白了。

圖5：國企對工業增長的貢獻，1949-1984

它清楚顯示，除大躍進期間與文革初年外，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與國有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雙雙持續快速增長。即便以1952年（而不是1949年）作為參照點，前者增長了近29倍，後者增長了36倍多。剛解放時，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國企的佔比只有26.3%；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佔比已升至50%以上。大躍進將國企的佔比拉高到90%左右；其後，這個水平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隊企業（即後來人們所説的鄉鎮企業）的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礦、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興起後，國企的佔比才逐漸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見，儘管國企的單位數、職工數不多，其對工業的貢獻非常大，對推動中國工業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最近幾十年，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有些人不斷散佈一種説法：凡是國有企業，效率必定低下。它誤導了很多不明就裏的人。表8已經告訴我們，在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的效率高於私營企業。表10則告訴我們，在1949-1984年間，國企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如果以1952年為100%的話， 1984年則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0：國有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

隨着國企的工業總產值與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它們產生的利潤與上繳的税金也水漲船高，每隔幾年上一個台階。1952年，兩者相加不過30億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億大關，增長近34倍（圖6）。在這個時段，政府對國企實行**“統收統支”**，即國企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國家彌補，擴大再生產費用由財政部門審核撥付。因此，國企實現的利潤與税金都是對國家財政的貢獻。

 圖6：國有工業生產企業實現利潤和税金（億元），1952-1984

**▌**國家資本的成長

資本對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至關重要。沒有資本，就無法投資；沒有投資，就無法擴大生產；沒有擴大生產，經濟就很難發展起來。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能發展它們的資本從哪裏來？第一章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的一段話，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也就是奴隸貿易、奴隸制、殖民主義以及對本國公民殘酷無情的壓迫剝奪為代價的。

作為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資本積累不僅不能靠對外擴張，還要隨時提防帝國主義的入侵。在這樣的情況下，積累資本只能靠自己。上一節講到，解放前35年，產業資本的總量一共增長了不到四倍。作為對比，解放後35年，即從1949年到1984年，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增加了47.71倍。這些錢從何而來？幾乎完全靠內資！內資從何而來？主要靠國家財力！國家財力從何而來？主要靠國企積累！以下幾張圖表便是證據。

先看圖7。1952年，國有固定資本投資為43.56億元；其後8年高速增長；到1960年已達416.58億元，幾乎是1952年水平的十倍。大躍進遭遇挫折後，投資水平大幅下滑，但還是比解放初那幾年要高。接下來的十年，國有固定資本投資起起伏伏，從未超過1960年的水平。隨着文革疾風暴雨的階段過去，1968年後，國有固定資本投資持續攀升：1971年超過1960年的水平；1984年突破千億大關，達到1185.2億元，是1960年水平的兩倍多。

圖7：國有固定資本投資快速增長，1952-1984

圖7另一個吸引目光的地方是，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1952年到1980年，固定資產投資部分的統計範圍僅為全民所有制單位。因此，現有統計數據顯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百分之百由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直到1981年以後，統計數據中才出現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及其它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52-1980年間，集體經濟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資產投資，但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會很大，估計在5-10%之間。[11]毫無疑問，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佔絕大部分。

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自何處？圖8告訴我們，有四個來源。從1953年到1979年，**“國家投資”**一直佔60%以上。在1966年以前，國家投資的比重往往高達80%以上。**國有企業的“自籌資金”是第二大來源。1964年以後，“國內貸款”成為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新的資金來源，但份額很小，幾乎微不足道。直到1980年以後，其重要性才開始加大，因為此時已進行“撥改貸”（國家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試點。“外資”**首次在1977年出現，但直到1984年，其份額一直在5%上下。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生力軍，則要等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

圖8：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比重，1953-2000

在共和國曆史的頭30年，中國還是一個窮國。這麼一個窮國卻拿出那麼多的錢進行投資，實在是不容易。當年有句形象的話來形容這種節衣縮食、壓低現有消費去投資未來的做法，叫做**“勒緊褲帶搞建設”**。要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有多拼？可以看看圖9。當年説到投資，統計年鑑會用到一個術語“國家財力”，現在統計年鑑已經不再使用了。“國家財力”指政府掌握、可以支配的資金。具體而言，國家財力是國家財政總收入與預算外總收入的總和。圖9顯示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佔國家財力比重。在1953-1984年的30年間，這個比重的最高值是63%（1959年），最低值是23.1%（1962年），平均43.4%。也就是説，中國每年拿到的財政總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資產裏面。可見，當年中國人民、中國政府有多拼。

圖9：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佔國家財力比重(％)，1953-1984

也許有人問追問，國家財力的錢從哪裏來呢？回答這個問題要藉助於圖5.10。按經濟類型劃分，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有四大類：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和其他。圖10告訴我們，剛解放時，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來自私營經濟，即“個體”與“其它”。但很快到1952年時，財政收入的60%就來自於全民所有制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財政收入的八成以上便來自於全民所有制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84年。也就是説，國家財力的錢來自於國有企業；國家拿到的錢後，絕大部分又投入到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一個良性循環。

圖10：國家財政分經濟類型收入，1950-1984

中國有成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種良性循環持續運作了30年，日積月累的成效是驚人的：國有工業企業年底固定資產原值從1952年的148.8億元增至1984年的5170億元（圖11），國有工業的底子越來越厚。

圖11：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與佔比，1952-1984

不用學過什麼高深的經濟學，大家都知道，投資與消費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一年之內生產出來的東西就那麼多，用於投資的多了，消費就得緊一點；用於消費的多了，用於投資的就得少一點。幾十年累積下來，效果可以很驚人。對家庭而言，省吃儉用、勤儉持家會比大手大腳、揮霍浪費強。對國家而言，也是如此。在一篇發表於1982年的論文中，美國經濟學家威爾弗雷德·馬倫鮑姆對比了中國與印度。到那個時候，中國和印度已經出現巨大的差異，為什麼呢？他認為原因很簡單：印度的年度投資率通常比中國低10%或更多。每年多投資的錢相當於GDP的10%，累積幾十年是多大一筆錢？多年積累的投資差距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於印度。換句話説，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暫時犧牲了當前消費，最終卻極大地促進總體福利的快速增長。[12]形象地説，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中國採取的是強行軍方式。強行軍肯定對即刻的體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戰，但正是這種方式使中國得以後來居上。

**▌**工業的成長

因為有大量國家投資，在共和國的前30年，中國工業發展神速。這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工業增加值增長迅速。工業增加值是工業企業全部生產活動的總成果扣除了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或轉移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價值後的餘額，是每個年度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工業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1949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不足120億。此後，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快速攀升。即使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六十年代初那幾年，每年也有300多億，相當於1949年的三倍。文革最亂的三年（1967、1968、1976年）裏，工業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裏，它一直呈上升態勢；到1984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已達2815.9億元，是1949年的23.5倍。

另外工業增加值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工業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1949年，工業增加值只佔GDP的17.6%，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既小於農業，也小於服務業。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工業體量大增，只佔GDP的比重已超過40%，成為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最大的部門。

表11：工業總產值內部構成的變化，1952-1984

其次，工業內部構成更趨現代。工業總產值是以貨幣表現的年度工業產品總量。考察一國工業的發展水平，不僅要看總量，也要看其內部構成。解放初中國的工業部門不僅小，而且偏輕，即以生產簡單的消費品為主。1952年，僅紡織與食品兩個行業的產值就佔了全部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幾年後的1957年，這種局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兩者產值的比重下降了10%。到1984年，兩者的佔比又下降了10%以上。另一方面，電力、冶金、石油、化工、機械工業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這幾個現代工業行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佔比已超過50%（見表11）。

通常人們把工業內部各個行業合併為“輕工業”與“重工業”兩大門類，前者指提供生活消費品和製作手工工具的工業，後者指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工業。如果從這個視角看，剛解放時，中國工業總產值的約四分之三由輕工業構成。此後，工業總產值的構成發生快速變化，重工業的比重在1951年超過30%，1955年超過40%，1958年超過50%，1960年達到巔峯66.7%。大躍進失利後，重工業的比重降了下來。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該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襬動。

重工業是實現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中國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考慮，優先發展重工業至少還有四個重要的理由。1）中國當時面臨十分嚴峻的外部形勢，必須發展國防工業。而國防工業就是重工業，不能吃，不能喝，甚至不能用，但是為了預防萬一，中國必須生產槍炮、坦克、原子彈。2）推動鐵路、公路、內河航運、遠洋海運、航空的發展，必須靠重工業。沒有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無法互聯互通、協調發展。3）發展輕工業不能靠手工，而要靠機器；輕工業本身使用的機械必須由重工業生產。3）發展農業不能靠傳統的人力、畜力，要有化肥、農藥、電力、農業機械、水利設施，所有這些都得靠重工業。農村改革以後，農業生產上去了，有人説這是包產到户帶來的成果。然而，假如化肥、農藥、電力、農業機械、水利設施仍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恐怕再搞100次包產到户也成功不了。

上面提到電力，作為重工業的一部分，整個現代工業都有賴於它。 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少得可憐，只有區區43億千瓦時。五十年代，中國發電量年均增長速度超過26%，到1959年已增加十倍。1984年，中國的發電量達3770億千瓦時，零頭也比1949年高，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

其實，豈止是電力，到1984年，中國的很多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已經進入世界排名的前列（表12），其中棉布產量已排世界第一。1949年，中國生產18.9億米棉布，人均棉布只有7尺。而到了1984年，中國生產137億米棉布，外加73.5萬噸化學纖維，人均分得布匹約20米，是1949年的7倍。1983年12月1日，中國政府以商業部名義發佈通告：“從本日起全國臨時免收布票、棉絮票，對棉布、棉絮敞開供應。1984年不發佈票”。從此，我國紡織品結束了限制供應的時代，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穿衣”問題。[13]

表12：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位次的變化

第三，工業生產的地區分佈更加平衡。不論是看整體工業總產值，還是分開看輕工業、重工業，我們發現，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內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表13），説明工業生產能力已經擴散到全國範圍，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點上。

表13: 工業生產的地區分佈，1949-1984

最後，建立起來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1980年，世界銀行第一次代表團到中國考察，後來形成一個三卷本的報告。讓該考察團印象深刻的是：“幾乎整個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建成，尤其是那些與裝備製造相關的行業。雖然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但其機械和冶金產品的份額並不比工業化的市場經濟體小多少。鑑於中國的耐用消費品生產水平較低，這一點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説，中國目前在生產資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進口不到10％）”[14]這樣，哪怕從外國專家也不得不承認，雖然中國仍是一個窮國，但它已實現了毛主席的一個願望：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當時與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

**▌**經濟的成長

經濟的成長可以分為四個方面考察：經濟增速、經濟結構、就業結構、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個錯誤的印象，好像GDP增長率在改革開放前是停滯的，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快速增長。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在1950-1978年間，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從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則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達到6.08%。無論放在任何歷史階段、與任何其它經濟體進行比較，中國在共和國頭35年的經濟表現都可以稱得上是呱呱叫，只是與改革開放的35年比，略遜一籌。

**從經濟結構的演變看，新中國在頭35年實現了毛主席的另一個願望：**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如果我們把工業革命定義為，在國民經濟中，工業（或加上建築業的第二產業）的份額從不關緊要變為中流砥柱的過程，則中國的工業革命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剛解放時，第二產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產業的比重高達68.4%。那時的中國屬於典型的農業經濟。1952年，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超過20%，1958年超過30%，1970年超過40%，1975年超過45%，之後長期維持在這個水平上下。到1984年時，中國可以有把握地説，自己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

**綜上所述，在毛主席逝世前後，**他的兩個期待基本都實現了。

然而從就業結構與收入水平看，中國那時離現代化還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遠。

雖然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經不低，處在45%的水平，但第二產業的就業佔整個就業的比重還非常非常低：1952年為7.4%，1958年一度達到26.6%，其後是一個先激降後緩升的過程，1984年為19.9%。服務業或第三產業就業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為9.1%，1960年一度達到18.4%，其後也是一個先激降後緩升的過程，1984年為16.1%。在1984年，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加在一起約為36%，這意味着農業或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佔就業總人口的比重仍高達64%。在這個意義上，工業化的中國還有一條腿陷在傳統農業中。

另外，從人均國民收入來看，一方面進步不小，另一方面仍然很低。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統計資料顯示，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可憐的66元。解放後頭十餘年，它持續提升。大躍進後有兩年，文革期間有三年，收入下滑；其餘年份，收入穩步上升；到1984年，達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國頭35年，人均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是7.1%，可以説是相當高，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圖12）。只是因為起點太低，哪怕經過35年的高速增長，1984年人均500多塊錢的水平在世界上還是屬於窮國的行列。也就是説，雖然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中國已經邁過了匱乏階段，但在八十年代初，也才剛剛進入温飽階段。

圖12：人均國民收入，1949-1985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彙編 1949-198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第10頁。

三、由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1985-2019

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被憲法學者許崇德稱為“我國新的歷史時期治國安邦的總章程”。[15]

《憲法》涉及到工業化與國有企業。它宣佈“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序言第七自然段確立“今後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也就是説，中國當時已經是工業國，但工業整體還不夠先進，需要逐步實現工業的現代化，由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

《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涉及國有企業，它進一步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1982年《憲法》通過後，經過了五次修正，其中序言第七自然段被修正了四次。不過，“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目標從未動搖。另外，《憲法》修正內容多與經濟制度相關，有些修正直接與國企相關。例如，1993年的修正案將第七條中的“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1999年的修正案在第六條後加了一段話：“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意味着，在現階段以及今後很長一個時期裏，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可能純而又純，只能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能要求只實行公有制、不允許其它所有制存在。除了運行多種所有制外，分配方式也需隨之做出調整：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同時，允許其它分配方式的存在，包括按資分配。

在過去30多年，隨着《憲法》發生變化，國企、資本、工業與經濟都發生了脱胎換骨的變化。

**▌**國有企業的壯大

自從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經歷了多輪改革，其中重大改革往往與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三中全會有關。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調整國家與企業的責權利關係”。在1978-1984年間，國企改革偏重國企的外部關係，如與政府財政的關係、與銀行的關係。這個時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撥改貸、利改税等。以前國家對企業實行統收統支，企業的投資、技術改造等需要的經費是國家財政撥的，現在不再無償撥付，而是改由銀行貸款，企業要還本付息。這叫“撥改貸”。“利改税”是指，以前企業的利潤要上繳政府財政，沒有什麼留成；現在企業不用上繳利潤，而是依法納税，剩下的錢歸企業支配。兩項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加企業的自主性、積極性。

1984年底，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後，在1984-1993年間，國企改革的重點轉向偏重國企的內部關係。當時有句流行的話，叫做“包字進城”**，即把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思路運用與企業改革。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以為工廠讓廠長、經理、車間主任、班組長層層承包起來，就會產生活力，就可以提高其效率與利潤。具體的做法是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其實，哪有那麼簡單。現代工業與農村的小生產畢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後，在1994-2013年間，國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轉換國企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此期間，國資委組建起來了；影響更大的是抓大放小，採取了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對一大批中小企業進行改制，讓幾千萬國企與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直接推向市場。

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那時到現在，國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這幾輪改革，每一步都對國企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其影響之大、之劇烈，回看下面圖表呈現的歷史數據，還會讓我們感受到強力的衝擊感。

圖13描繪了在1950-2010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種形態的變化軌跡。第一種形態是企業收入，即企業向國家財政上繳的利潤。第二種是各項税收，企業與個人向國家財政繳納的税賦。第三種是其它，包括各種非税財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即使完全不懂財政學，一看圖13就會注意到，從1978年開始，發生了一項趨勢性變化，即企業收入的份額減少、各項税收的份額增加。起初，變化是逐步的，每年增減一點；1985年，出現斷崖式變化，企業收入的份額縮至微不足道；1993年以後，企業收入徹底消逝，各項税收幾乎成為財政收入的唯一形態。這整個演變過程就是“利改税”：改革以前，企業向政府財政上繳利潤，沒有什麼留成；改革以後，企業按章交税後，剩下的利潤歸企業自己支配。這項改革的目的破除軟預算約束，一方面讓企業有更強的動力去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迫使企業在使用利潤時更精打細算。

圖13：國家財政分項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讓企業留下了更多的錢，但“撥改貸”讓企業不再能從國家財政那裏輕易拿到錢。看看前面的圖5.8，我們會發現，一直到1979年，國企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的錢，三分之二來自“國家投資”。改革者認為，獲取這種沒有成本的“國家投資”，企業會本能地染上“投資飢渴症”，千方百計爭取儘可能多的國家投資，而不考慮投資效益。圖8顯示，1979年以後，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的“國家投資”份額迅速下滑，到九十年代中期，其份額已經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取而代之的是企業“自籌資金”，即“利改税”讓企業留存的那部分錢。與此同時，“國內貸款”部分異軍突起，成為國企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貸款與財政撥付的“國家投資”很不一樣，需要還本付息。拿銀行貸款投資，企業不得不認真考慮成本收益。這也正是“撥改貸”的目的。

不過，“利改税”、“撥改貸”等加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很快導致一種未曾意料到的後果：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分佈偏向東部沿海地區。其實，原因也不難理解。以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按國家計劃進行，可以運用“國家投資”這個槓桿調節各地區的平衡。現在，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的自主行為。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設備較為先進、管理水平較高、職工素質較好、零部件配套比較容易、產品銷售市場較近、進出口比較方便。相比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利改税”可以讓東部企業有更多的留利，“撥改貸”可以讓東部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結果，投資便慢慢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這在圖14中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只有大約一半分佈在東部；而到了九十年代初，這個比重已經上升到約三分之二。投資集中到東部，中西部投資匱乏的後果是，地區差距逐步拉大。[16]

圖1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地區分佈

“利改税”與“撥改貸”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鍋飯的改革。打破大鍋飯也許還相對比較容易，端掉鐵飯碗比較難了。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試圖端掉鐵飯碗的改革都不太成功。早在1986年，國務院便頒發了關於改革國企勞動制度四個規定，標誌着政府意在開始推行勞動合同制，即對國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鐵飯碗。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並於兩年開始實施，但一直爭議不斷。直到20年後的2006年，全國人大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破產的國企並不多。1991年底、1992年初，舉國上下曾一度推行企業改革“砸三鐵”，有些地方還提出“用三鐵砸三鐵”，即用鐵心腸、鐵面孔、鐵手腕砸破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口號很響亮，但實在砸不動，幾個月後戛然而止。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的核心任務，並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或個人”。但如果看圖15，1993年後國有工業企業的單位數量和國有職工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倒在繼續上漲：前者增加了1.3萬個，後者增加了340萬人。這説明，僅靠改革政策設計、政策宣示本身，能帶來的變化其實是有限的。

真正導致國企砸掉鐵飯碗的恰恰是國企造就的一項歷史性轉折。千百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短缺經濟，很多大多數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無法滿足全國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新情況出現了。1990年底，中國社科院的學者何新敏鋭地覺察到，中國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不再是“需求大於供給”，而是生產過剩。[17]當時，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他這種説法是“胡説八道”，因為按照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的説法，社會主義經濟必定是短缺經濟。這些經濟學家堅信，中國當時依然是短缺經濟，不存在過剩問題。

但是，理論拗不過現實。到九十年代中期，越來越多的領域出現過剩，買方市場取代了賣方市場。1999年，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工業發展報告》帶有一個醒目的副標題《告別短缺經濟的中國工業》，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工業品和供給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嚴重短缺轉向了相對過剩，工業的增長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18]

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經濟是國有企業在工業領域佔據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實現的。九十年代中期，國有工業企業的單位數達到峯值，國有職工的數量達到峯值，國有企業實現利潤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過1600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與集體企業仍佔比70%以上，當時還沒有太多的私營企業和外國企業。據此，我們可以説，告別短缺經濟是國企造就的一項歷史性轉折。

《老子》雲“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確如此，一旦告別短缺經濟，隨之而來的便是競爭加劇、盈利困難。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下半年開始，外貿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2年才恢復持續增勢。一方面是國內市場過剩，一方面是國外市場東西很難賣出去，或者增長率很低，雙重壓力疊加，國有企業（包括集體所有制企業）利潤下滑（從1993年的1667.3億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億元），虧損面擴大（從1992年的22.7%擴大到1999年的53.5%），破產案增長，[19]其表現是國有工業企業單位數、國有職工人數出現斷崖式的垮塌。圖15將此呈現得一清二楚。鐵飯碗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被端掉的。

圖15：國有工業企業單位數、國有職工人數

如果在國企職工之外加上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十年中，人數從1.4億人下降到7000萬人，減少了約一半，相當於整個英國或法國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如此之多的人下崗、失業或提前退休，幾乎涉及每個城市家庭，卻沒有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這也算是一個世界奇蹟。這麼多人付出這麼高的代價，換來的是國有企業浴火重生。如圖16所示，1998年跌入谷底後，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開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達33877.7億元，是國企改制前極值（1993年）的20.3倍。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盈利面也開始上升，近十餘年裏一直維持在55%上下。

圖16：國有企業的利潤額與盈利面，1980-2018

國有工業企業的數量於2011年降至谷底後，不再繼續此前16年不斷下滑的趨勢，且增加了約2000家；2005年後，國有職工人數的下滑也有所緩解（圖15）。雖然按這兩個指標，國有企業確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換個角度看，國企是更強了、壯大了：隨着每年創造的利潤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擁有的資產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1999年的8.05萬億猛升至2018年的42.5萬億，翻了五倍，年均增長率高達9.8%（圖17）。

圖17：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計，1999-2017

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越多進入了《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1990年，中國唯一進入這個排行榜的企業就是一家國企。在過去30年間，上榜的中國企業數目猛增（圖18）。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國企業排入世界500強，遠超日本，僅次於美國的126家。如果過去30年的趨勢持續，中國超過美國應該就是發生在幾年之內。在120家上榜的中國企業中，83家是國有企業，佔約70%。

圖18：《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各國企業，1990-2018

**▌**國家資本的壯大

雖然國有企業經歷了脱胎換骨式的改制，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並沒有萎縮，而是持續增長。不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本身的體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圖19）。更重要的是，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不僅是壯大國有經濟的手段，也是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仔細觀察圖5.19會發現，在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後1998年、世界金融危機暴發後2009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許多。圖19還顯示，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後，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止跌企穩，出現反彈；尤其是2016年經濟增長率下滑至6.7%後，該比重大漲約10%。這也許讓有些人感到意外。其實，之所以出現這個反彈，很重要的原因是，私營企業的投資下降了，必須由政府運用國家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政府掌握一定規模國家投資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圖19：國有固定資本投資，1980-2017

也許，更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1952-1984年間，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年份有8個；而在1985-2017年間，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年份只有2個（1989年與2011年）。前一個時期，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6.1%，後一個時期，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8.1%，高於前一時期2個百分點。

由於在國企改制的同時，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速度不減，累計形成的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也快速成長：1985年不到6千億元，1989年破1萬億元，2007年破10萬億元，2016年已接近30萬億元，在這些年裏，增長了49.3倍（圖20）。固定資產原值反映的是企業在固定資產方面的投資和企業的生產規模、裝備水平等。很明顯，國有工業整體的生產規模與裝備水平如今已經越過了好幾級台階，站到了一個新的高地上。

如果看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佔全國獨立核算工業固定資產原值的比重，它在過去30多年裏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國獨立核算工業的固定資產原值中，國有工業一枝獨大；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民營、外資工業已經長大了很多，國有工業的份額相應縮小；到2014年以後，該份額穩定在45%的水平上。在這個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仍然佔據着中國工業經濟的主導地位。

圖20：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與佔比,1980-2016

國家資本壯大了，但現在它的投資方向與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來，中國政府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進而有為、退而有序”的原則**，沿着競爭性行業和戰略性、壟斷性行業兩條線，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調整的步伐。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國有經濟只是選擇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國有企業；除此之外，則按照市場化原則，適當收縮戰線，退出、退足、退夠，儘量為民間資本和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廣闊市場空間。不過，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資本投入力度不減；同時也放寬行業准入，引導社會資本、民間資本進入，提高相關行業競爭性業務的市場競爭程度，提高行業運行質量和效率。

表14表明，“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再僅僅是政策指導原則，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變為現實。中國工業分為三大門類，即**“採礦業”、“製造業”、以及“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50個大類，509箇中類，5090個小類。[20]如果我們查看工業各個領域的“實有資本”構成，就會發現有些領域“國家資本”的比重比較高，其它領域則是“集體資本”、“法人資本”、“個人資本”、“港澳台資本”或“外商資本”的比重比較高。實收資本是指企業實際收到的投資人投入的資本。以各領域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的比重是否大於45%為指標，表14將國家資本的大類投資重點突現出來。我們看到，在“採礦業”門類中，有3個大類由國家資本主導，即“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以及“黑色金屬礦採選業”。在“製造業”門類的眾多大類中，國家主導的只有3個，即“煙草製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和“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而整個“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門類都是由國家主導的。很明顯，這些由國家資本主導的產業恰恰就是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其它領域則是競爭性行業。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是空話，已經化為現實了。

 表14：國有資本主導的行業，2016年

**▌**工業的壯大

在國有企業的引領下，在國有資本投入的推動下，過去70年，中國工業突飛猛進。與解放前相比，今天中國的工業可以説是已有云泥之別。對比表12中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在世界位次的變化，在世紀之交，中國已在鋼、煤、水泥、化肥、化纖領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資源稟賦限制的原油外，中國已在八大類產品的產量方面位居第一。

表12展示的只是中國工業的幾種主要產品而已。事實上，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中國有220多種的產量在全球穩居第一。1990年，我國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達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佔比進一步提高到19.8%，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自此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21]到2017年，中國已經佔到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28.6%。[22]

發電量也許可以看作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圖21對比了中國與美國自1949年以來各自的發電量。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僅僅相當於美國的1.5%。一直到1975年，中國的發電量才相當於美國的10%。此後直到2000年前，中國以大約每年一個多百分點的速度追趕美國。2001年，中國的發電量相當於美國的40%。在接下來的9年間，中國的進入蛙跳式追趕階段，每年進步6-7百分點。這樣，到2010年，中國的發電量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過去9年，中國進步更快。到2018年，中國的發電量已超過美國63%！

圖21：中國與美國的發電量，1949-2018

數據來源：美國數據來自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AnnualEnergy Review, https://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index.php

發電量進展神速，中國的整體中國工業也是如此。按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工業競爭指數（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簡稱CIP指數），1990年，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排32位。此後，中國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進一位；2015年超過韓國，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即2019年公佈的最新數據），超過美國，排位第三；在排名領先的十個經濟體中，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年，中國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業競爭指數方面，中國超過日本，應該是指日可待。與排名第一位的德國（得分0.5234）相比，中國還有較大差距，趕超德國應該是中國工業下十年的目標。[23]

工業競爭指數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數，它還可以細分為其它一些分項指數，它們從不同角度評判各國工業的發展水平（見表15）。“國家總量份額”衡量制造業在各國經濟中的分量。在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高達0.32高於韓國、德國、日本，更高於其它國家；“製造業產品出口佔全部出口比重”達0.96，僅低於韓國0.01，高於其它經濟體。

“全球份額指標”衡量各國製造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我們看到，中國遙遙領先其它9個先進經濟體；無論是“對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影響”，還是“對全球製造業產品貿易的影響”都是如此；充分凸顯了中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大國的地位。

上兩類指標衡量的是各國製造業的量級，它們明白無誤地顯示，今天的中國已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性工業大國。

表15：工業競爭指數及其分項指數，2016年

數據來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過，第3類指標“中高技術活動份額”卻揭示出中國工業的短板。這類指標衡量的不是各國工業的“量”而是“質”。從表14看，用“中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全部製造業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國低於其它所有9個經濟體；用“中高技術製造業產品出口佔全部製造業產品出口的份額”衡量，雖然中國得分略高於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比利時，但遠低於其它5個工業強國：美國、瑞士、德國、韓國、日本。同樣，如果用“人均MVA指數”衡量，中國與其它9個經濟體的差距也相當大。能夠名列全球“工業競爭指數”前十名，説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強國俱樂部；但與強中之強相比，我們還不是最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邁向工業強國是我們的光榮使命。

▌****經濟的壯大在現代世界，工業弱則經濟弱，工業強則經濟強。由壯大起來的工業做支撐，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這方面的報道與論述已經很多，此處不再贅述，兩張圖22和圖23足矣。

圖22：各國GDP佔全球總量的比重，1950-2019

數據來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圖22告訴我們，剛解放時，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只佔世界總量的4.2%；而美國當時是無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獨佔26.4%。雖然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它老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當時依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歐、美、澳其它各國加總的佔比高達35.8%。70年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的變化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中國的全球佔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佔比的四倍，超過美國的16.8%，距歐、美、澳其它各國的總和18.4%只有一步之遙。

中國經濟整體增大了，受惠的是全體中國人。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中國從來都屬於“低收入國家”，且1949年時，中國是“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1999年，中國終於從“低收入國家”畢業，進入“中低收入國家”之列。2010年，中國進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國家”序列。[24]圖23用世界銀行的數據，描繪了自1960年以來，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如何一步步超越低收入國家平均值（1991年）、中低收入國家平均值（1995年）、中高收入國家平均值（2016年）。目前，中國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國家的目標邁進。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門檻並不是持續向上提的。事實上，世界銀行2019年設定的高收入門檻比8年前還低。按照過去十餘年的趨勢，未來5年左右，中國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如果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經濟的版圖會大不一樣：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會超過生活在低收入國家的人口。

圖23：中國：邁向高收入經濟體

四、小結

可以用四句話總結國企對中國工業化的貢獻：推動中國從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國，推動中國從短缺經濟過渡到過剩經濟，助力中國從工業國轉型為工業大國，控制經濟命脈，主導經濟發展，助力中國邁向工業強國。

 

[1]把這個時期的截至點放在1984年的理由很簡單：雖然一般把改革開放的起始點放在1978年，但是直到1984年底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後，改革開放的重點才由農村轉向城市。

[2]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頁。

[3]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頁。

[4]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頁。

[5]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頁。

[6]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頁。

[7]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頁。

[8]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頁。

[9]毛澤東，“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頁。

[10]除非另加註明，本節與下節所有圖表的數據來源於中國知網提供的《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

[11]依據1980年的數據估計。這一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為745.9億元，集體經濟為46億元。

[12] Wilfred Malenbaum,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nIndia and China: The Comparison Revisited, 195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1, No. 1 (Oct., 1982), p. 66.

[13]袁喬，“‘衣被’中國：中國紡織工業60年”，搜狐財經，2009年10月23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91023/n267672597.shtml。

[14]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Development, Vol. 1.,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 p. 12.

[15]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頁。

[16]胡鞍鋼、王紹光、康曉光，《中國地區差距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17]何新，“論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 （1990年12月11日），《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頁。

[18]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告別短缺經濟的中國工業》（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頁。

[19]  在九十年代初，中國法院審結破產案件的數量每年只有幾十件，後來增加到每年幾百件，1994年以後是每年幾千件，到2001年前後達到峯值9110件。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中國跨境破產研究綜述》表一，http://www.gdcourts.gov.cn/web/content/40940-?lmdm=1041。需要注意的是，經過法院審結的破產案件只是實際破產數量的冰山一角。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7年，http://www.stats.gov.cn/tj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