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香港？讓子彈再多飛一會兒_風聞

正好兩個月前，香港政府決定暫緩修例，我説不出的遺憾。感覺到那顆素未謀面的南國明珠即將凋零，可能心中隱隱預見到心中不忍見到的事情將會發生。於是寫下了《誰的香港》一文，結尾寫下對香港政府的期望：

留給香港的時間卻是不多了。不是50年大限，而是爭取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的機會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事關香港的未來，本屆香港政府要有所擔當才是。

當時不太想明言有所擔當的意思就是香港要自救，唯有雷霆手段方顯菩薩心腸。唯有擁抱祖國，才能維持香港地位，香港七百萬人才有出路。如果固執己見的排斥祖國（沉默的大多數，説的就是你們），排斥政治經濟法制往一體化方向發展，那麼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王冠將一頂頂的被摘下，到時候七百萬人困死在這個廢都，這就是香港可以預見的殘酷的但可能性極大的未來。

我查了一下，在觀網風聞社區，這是第一篇關注香港修例的文章。點贊收藏的朋友不少，但討論的熱情乏乏。

文章非常取巧，起承轉合四部分都是引用，我寫了一百字左右將其串聯起來，只用了半小時時間就組織完成。但背後對香港的暗中觀察，可能有十多年了吧。

香港問題的前因不再贅述，看前文即可，如果有時間研讀韓毓海教授的幾本名著更好。這回要説的是現狀。怎麼讀懂香港現在這副牌局呢？

最近仔細看了一遍《讓子彈飛》，那些經常被人提起的情節，我並沒有什麼多餘的感觸，反而是這個鏡頭抓住了我，讓我聯想頗多。

“張麻子”喜歡的“花姑娘”，左手槍指“張麻子”，右手槍指太陽穴。

這段的完整對話是這樣的：

張：你是被黃四郎買來的？

花：對。

張：他打過你？

花：打過。

張：我打過你？

花：沒有。

張：你恨他嗎？

花：恨。

張：恨我嗎？

花：不恨。

一個沒有被影片完全發展的衝突爆發了。

張：那你不拿槍指着他！你拿槍指着我？

花：因為你是好人！

張：什麼？這是什麼他媽的狗屁道理？好人就得讓人拿槍指着？

讀懂這一幕，就能讀懂香港廢青為什麼有氣朝港府撒，朝祖國撒，就是不朝某些人撒的邏輯。只因為他們認為你是好人，好人是不敢對他們怎麼樣的。哪怕你也有槍，他們還是無所顧忌。因為你是好人，你不會開槍。

8月5日，香港攝影記者@風中微塵 在微博曬出了一條香港警察劉Sir（光頭Sir）給她發來的短信，直言“看哭了”。

目前，該微博已有7萬多點贊，2.2萬轉發量，以及3000多條評論。

短信中，劉Sir寫道，警察部沒有批准他接受採訪。“我的傷勢無大礙，只是右眼有積血、顴骨紅腫，休息數天便會復原！”

“香港警察有能力處理這班暴徒，只恨他們也是中國人，打不是，不打也不是！真的很心痛！”

如果你還是一個喜歡“花姑娘”的好人，更可以好好利用了。左手的槍指着你，右手的槍指着你的所愛，你怎麼辦？

可能因為電影時長，這個衝突還沒有完全爆發就被扼殺在萌芽之中。花姑娘加入了張麻子的隊伍。但是在我看來，花姑娘是不該這麼快速加入的。我一直在想，如果這個衝突完全展開會怎麼樣呢？比如黃四郎知道張麻子喜歡花姑娘的話，會如何利用這層關係呢？

香港這顆曾經璀璨奪目，現在仍然光彩照人的東方明珠，就好比是花姑娘。毫不否認，我們深愛過，也為其付出過，保衞過。於是某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拿起右手的槍，指着香港，讓你繼續為其交付贖金。同時，他們還可以拿起左手的槍，即便交付了贖金也不接受你的保護。可以一直把香港當作人質，讓你一次又一次的為其交付贖金。面對這樣的花姑娘，最終你只能説一句“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愛人”吧。

可是，廢青和沉默的大多數們都搞錯了。好人不見得是善人（濫好人），好人也可以是狠人。張麻子不搶窮人，並不見得是多同情窮人，只是覺得解決不了問題沒意義。那些沉默的人不是好人，也不算是壞人，是小人，畏威而不懷德。小人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只有用和不用，為我所用和為人所用的區別。得失只在於為我所用還是為人所用。為人所用，花姑娘即便再美，也無須救贖。至於花姑娘是被毀容，還是死去，都自有人承擔責任，反正不是我們的責任。

可能有些人記性不好，需要翻些舊賬説説了。這可並非是第一次面對被綁架的還可能存着二心的花姑娘了。第一次是北平1948到1949年的政治和軍事戰役，第二次是上海1949到1950年的金融戰役和經濟戰役。

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自恃掌握50萬大軍，控制平津重鎮，以此為籌碼要談判，想要成立一個華北聯合政府。這個聯合政府以現在的角度看，不就是一個“一國兩制”嗎？解放區一個政府，傅作義一個政府，兩個政府；解放軍一支軍隊，傅作義國民黨軍一支軍隊，兩支軍隊。這樣的“一國兩制”要能實現，可比現在的香港權力要大得多啊，因為人家控制着軍隊。而且人家控制的城市還是中國近千年來的古都北平，雖然當時其經濟地位不怎麼樣，但是擁有大量的文化遺產和高等學府，是全中國的門面。這個“花姑娘”可比香港標緻得多了。

面對如此局面，解放軍用軍事手段打掉了他左手的槍，軍事配合政治手段逼迫讓其放下了右手的槍。在毛澤東給傅作義的最後通牒中，毫不客氣的歷數其在之前戰爭中犯下的種種罪行，指其為戰犯，最後説“任何頑抗必遭覆沒，和平解決可望折罪”。如果千年古都北平毀於戰火，也是你傅作義作為戰犯犯下的罪，而不是人民解放軍的責任。傅作義最終選擇了接受和平解放。

上海的投機資本集團以及其背後的蔣介石和西方的敵特勢力，自恃掌控了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的經濟命脈，堅決抵制人民幣進入上海，想要搞幣制上的“一國兩制”，即其他地區用人民幣，上海用金銀和美元。新中國人民政府同樣是毫無客氣的用雷霆手段查抄了證卷大樓，打掉了其左手的槍。人民幣得以在上海立足。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進佔上海後，投機資本家憑藉他們掌握的足以擾亂金融物價的經濟實力，用黃金、銀元、美鈔把人民幣排斥在上海市場之外。軍管會頒佈外匯管理辦法後，投機分子便把投機的重點集中在了銀元上面。在他們的操縱下，銀元價格在短短10多天的時間內上漲近兩倍。銀元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批發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價格上漲2．24倍，棉紗上漲1．49倍。南京路四大私營百貨公司便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也聞風仿效，使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為了穩住市場，人民政府曾採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但銀元拋出後，全被投機分子吃進去了，沒有穩住市場。銀元投機反而越來越猖狂。當時上海的證卷交易所本來已命令停業，實際上卻沒有停，成了半公開的銀元投機指揮所，每天麇集幾千人在那裏。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銀元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這一天有兩萬人，六月八日發展到八萬人。　　

以當時中共的實力，與投機商們拼金銀數量是拼不過的。所以，中共立刻改變策略。　　銀元之戰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力量，於上午10時查封了銀元市場的大本營——證券大樓。同時，多管齊下，強推人民幣進入上海市場：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包括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徵收人民券；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驗資，像平津一樣，通令各私人銀行查驗資金；開放各解放區間的匯兑，以老區比較堅強的貨幣陣地，支持南方新佔領的貨幣陣地，使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這樣，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敵人轉變了策略。如果拿着人民幣買不到生活必需品的話，人民幣也是會被趕出市場的。於是敵人用剩下的資本囤積生活必需品，棉紗米糧和煤，俗稱“兩白一黑”。這種打擊生活必需品市場的做法不正是將上海和上海市民綁架起來做了人質嗎？這是敵人舉起了右手的槍。

面對右手的槍，我們不能採取和對付左手一樣的做法，敵人要打，花姑娘也要救。新中國政府在陳雲的領導下，用經濟手段對付經濟手段。取得了空前的勝利。

從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個多月中，上海的投機商乘國民黨殘敵對中共政權實行武裝封鎖、搗亂和一些地區遭受水災、風災之機，砸下巨資炒作米糧、棉紗等，以米價帶頭，紗布跟進，帶動物價全面上漲。上海米價猛漲4倍，紗價上漲1倍，同時又影響到整個華東和華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價比6月上漲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主持召開了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大區的財經會議，商討解決上海和全國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陳雲提出，解決上海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的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即大米、紗布、煤炭)。“兩白一黑”中的關鍵又是大米和紗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在會上，他要求加緊調運大米和棉花，設好防線，警惕新的物價漲風。上海會議後，8、9兩個月，全國物價雖呈平穩態勢，但投機勢力卻在積蓄力量，醖釀一場新的風暴。

11月13日，陳雲發佈十二道密令。（略）

十二道密令歸根結底無非兩條，其一，最大程度收縮銀根；其二，最大程度調集物資。對比國民黨金圓券改制——將搜刮金銀與外匯、以政治高壓打擊囤積居奇作為主要手段——雙方對經濟的認識簡直不是一個檔次！國民黨認為，只要有足夠的金銀與外匯，就能穩定物價，就能穩定經濟形勢。而中共卻能一針見血的認識到“我掌握多少（物資），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認識上的差異自然導致方法與手段的差異，方法與手段的差異自然導致不同的結局。　　於是，中共充分發動自己嚴密的組織體系，從全國範圍調集物資。以糧食為例，四川就調集4億斤到上海，東北每天運輸1000萬斤糧食入關，還有華北、華中、山東等解放區也源源不斷運送糧食到各大城市。這次動員範圍之廣、調動物資之巨已經遠遠超過淮海戰役的規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調集的糧食不下50億斤（打淮海戰役調集的糧食才10億斤），國營中紡公司掌握的棉紗和棉布達全國產量的一半，人民銀行吸收了8000億社會遊資，投機商已經深陷重圍而不自知，他們將大難臨頭了！　　手握鉅額物資後，中共開始動手了。

11月20日開始，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開始陸續出售棉紗。投機商一看又有棉紗放出，不管價錢多少，一窩蜂地撲上來吃進。這次國營公司在出售棉紗的同時，居然在逐步提高價格，向黑市價格靠攏。政府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難道也想利用漲價套利？他們沒想到這是陳雲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計，引誘投機商把手裏的資金全部拿出來。　　

投機商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緊俏商品一天就能漲好幾輪，不但可以應付拆借利息，更可以獲得暴利。他們也顧不得多想國營公司漲價的動機，不惜一切瘋狂吃進，兜裏的鈔票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吸乾了。銀行貸不到款，就借高利貸，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驚人利息！　　11月24日，總體物價水平到達7月底的2.2倍，這正是陳雲定下的物價目標，在此價格水平上，中共通過嚴密計算，手裏掌握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中共發起總攻的決戰時刻來到了！　　

多羅嗦一句——宋國舅手中只有幾百萬兩黃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僅靠拋售黃金就能穩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數十億斤大米與半個中國棉紗產量還要嚴密計算是否與市場上流通的貨幣相等，直到手中物資絕對大於投資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現金才開始動手，雙方的差距真不是一點半點！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國營貿易公司同時拋售紗布，並不斷地調低價格。投機商開始還敢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鋪天蓋地而來，不僅越拋越多，後續調運的紗布整車整車通宵達旦的拉進各大城市。各個國營商店囤積的紗布堆成山一樣，你敢買？砸也砸死你！　　

面對中共動員的壓倒性的物資力量，投機商絕望了，開始拋售自己手中的紗布，拋風一起，紗價應聲而跌，棉紗市場行情如雪崩一般一瀉而下！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一半，投機商血本無歸。但是中共並不收手，緊接着出台三條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人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第二，規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第三，加緊徵税。還規定税金不能遲繳，遲繳一天，就得罰應税金額的3%。三條奪命令一出，不僅參與紗布投機的資本家紛紛破產，連帶許多私營錢莊也因此而大量倒閉。

棉紗之戰贏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時任中財委顧問的章乃器，曾經十分歎服陳雲對反擊投機勢力時的時機拿捏：“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用壓力。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卻是那樣得沉着、堅定，認為依據通貨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後的實際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11月中旬開始，以五福布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萬元，比較10月31日的5.5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説，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於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後，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敵制勝了。”

——內容摘自《蔣介石為什麼失掉大陸：1945——1949經濟篇》

棉紗之戰後面是米糧之戰，過程和結果都大致相似，就不再贅述了。

結合前兩次“花姑娘被綁架”事件看，這次也要沉住氣，等待時機，一鼓作氣徹底解決問題。

香港有我們的駐軍，敵人左手最多就是根燒火棍，並沒有什麼殺傷力。遠遠及不上傅作義的大軍。我們的外匯儲備也很多，像當時上海那樣的敵我貨幣儲備對比也是不存在的。

敵人右手的槍雖然麻煩，但也並無大礙。敵人是希望你早出手的，這樣説明人質的價值很大。香港雖美，也不是無可取代。這同當時的古都北平和經濟中心上海，是不一樣的。擁有香港當然更好，但香港不能為我所用，還會時時刻刻被人利用使拌子的話，那也是可有可無的吧。可能香港在香港人眼裏還是正當妙齡，實際上也就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了吧，再這樣下去就是明日黃花了。請香港人務必瞭解這種視角的偏差，這事關香港的未來。

香港還在沉默中的小人們，中央會不會出手，並不取決於香港的事情會鬧到多大，沒人對這個拿不到税收的城市有天生的義務，別以為好人就好欺負。香港的價值只取決於未來香港在中國經濟版圖的價值有多大，作用有多大，貢獻有多大。對小人而言，畏威也罷，懷德也罷，唯有利益是永恆的語言，所以我們只談利益。毫無疑問，傷害香港只會讓香港貶值，而失去救贖的價值。你們唯有站起來主動排斥打擊擾亂香港的惡人，才會讓香港在中央面前加分，先要證明自己有用，才有談判的資格和籌碼。

唯有自救。

願明珠光芒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