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大麻看似權利多元化，實則是解構社會共同體
【一個社會所有的人都在講自己個體和羣體的這種利益，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利益不見了，被解構掉了。 帶來的問題就是西方的這種所謂“政治多元主義”，講得非常理想，説它的政治制度是開放的，所有人可以來進行這種公開的博弈，平等的博弈。但是你想想，消費者集團怎麼能博弈得過資本集團、生產商集團，對吧？要求禁槍的羣體，怎麼能博弈得過美國步槍協會？本身它就是不平等的。
在6月24日的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二十三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補充解釋了“西方民主有三個難以克服的基因缺陷”，同時還與節目主講人張維為教授一起和現場觀眾進行問答交流。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問答部分，以饗讀者。】
**範勇鵬（節目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張老師提出第一條是“理性人”，我退一步來講，即便人是完全理性的，在我理性最高的狀態，我做我兒子的小學奧數題也做不出來。所以這裏邊有個能力的問題。政治生活顯然是需要能力的。即使你是一個理性的選民，你究竟有沒有能力來知道什麼東西是對你有利的，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再退一步，即使你能夠掌握，還有一個概念叫“文化領導權”。最早是蘇聯早期的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後來意大利共產黨葛蘭西都講過這個問題。即使你是理性的，但是你處在一種文化霸權之下，你有時候未必能認識到你真正的利益在哪裏。
文化領導權最初由普列漢諾夫在1883年-1884年間作為推翻沙皇的策略之一提出的。其後，列寧使用這個概念指出，無產階級不要躲避資產階級的革命，而要領導社會各階級去爭取推翻沙皇的勝利，同時不能放棄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圖為普列漢諾夫）
再退一步，這種新的技術也會給這種理性人假設帶來很大的問題。2016年美國大選裏邊就冒出一個問題，特朗普就用劍橋數據分析公司，通過社交軟件的大數據分析，定點地去投放競選廣告。理性人假設有個前提，就是説你要選的這個東西是客觀的，這個杯子放在這兒，我來選它，我決定買不買。但是這種新技術的產生，導致這個杯子本身已經不客觀了，你看到的只是它想讓你看到的那個樣子。所以這時候的選民，還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嗎？
像這種新技術的出現，我非常悲觀地預見，有可能會帶來選舉民主的終極失敗。將來不光是西方，中國也要面臨這種問題，怎麼去解決這種新的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帶來的這些挑戰。
第二點，張老師講到權利，絕對的權利。其實西方歷史上也不是那麼講權利的，就是從六七十年代之後有個概念叫“賦權運動”，隨着進步主義，隨着平權運動，權利變成了一種霸權話語。所以你看，在西方所有的問題都變成權利問題了，吸毒的要講權利，吸大麻也要，都是權利，動物有權利，連空氣都有權利。
**張維為：**還有植物。
範勇鵬（節目嘉賓）：對，植物都有權利。這種權利話語的泛濫，其實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進步都是兩面的。它確實是一個進步，但是帶來什麼問題呢？就是一個社會所有的人都在講自己個體和羣體的這種利益，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利益不見了，被解構掉了。
帶來的問題就是西方的這種所謂“政治多元主義”，講得非常理想，説它的政治制度是開放的，所有人可以來進行這種公開的博弈，平等的博弈。但是你想想，消費者集團怎麼能博弈得過資本集團、生產商集團，對吧？要求禁槍的羣體，怎麼能博弈得過美國步槍協會？本身它就是不平等的。
張老師講的第三點是程序萬能，程序至上。政治是一個什麼問題？**政治涉及到人的生命、權利和利益的分配，這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是程序解決不了的。**如果你真的假想完全按照程序至上的原則來進行政治生活，那麼就會遇到很多問題，比如説能夠更好地應用和操縱這個程序的人，是不是就得到了一種特殊的權利？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我在內，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沒有能力來充分地應用這個程序，我們是不是就變成了受害者？著名的世紀審判辛普森案，所有人都認為他可能是有罪的，但是因為這個程序最後就不了了之。
辛普森在聽到無罪裁定後的反應
我們要從西方的政治危機裏邊吸取它的教訓，來完善我們自己的制度。我們要建的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強調什麼？強調在程序的法的基礎上，我們要強調結果的正義，我們不能脱離結果，只談這個程序的正義。
**觀眾1：**你好，張教授。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意願，如何用更好的一種形式和方法把它相結合，讓大家都能夠各得其所？
**張維為：**中國的制度，首先我們有個總的指導方針。在宏觀的指導上，一個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一個是共產黨代表先進的生產力，這兩點就確定了大致是要達成一個共識，最後證明它是能夠達成共識的。
我覺得**一個理想的制度，是應該能夠充分照顧到方方面面、各種人羣的利益。**我們的制度設計要考慮到老年人、年輕人，各個地區的人，甚至還有未來要出生的人的利益等等。我們現在一個是協商民主，一個是民主集中制。協商民主是你可以把各種各樣意見全部都集中起來，民主集中制則是通過協商民主進一步提高。
**範勇鵬（節目嘉賓）：**其實我一向認為，**真正的民主和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是沒有矛盾的。**這個矛盾從哪來呢？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一個概念的誤區。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面，西方的觀念給我們傳播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自由民主，或者説代議制民主才是民主。那麼我們有一部分人接受了這種觀念，就會發現這種民主有時候會和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
**張維為：**我想是這樣的，至少西方民主制度，我們剛才以英國“脱歐”為案例，它有個什麼問題？中國人很難接受，簡單多數、贏者通吃的原則。就以此為例，一個是52%，一個48%，52%就贏了，48%就輸了，48%我就不管了。在中國文化中，那是要打內戰的。英國“脱歐”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老年人贊成投“脱歐”的多，年輕人反對的多，但年輕人沒去投票。想要再做一次，可能就不是這個結果，但沒有辦法。
範勇鵬（節目嘉賓）：今天我們談到民主，它的運作方式格外側重一個方面，就是對民意的反應，人民在當下表達出來的意願。但是很早我們的古人孟子就講過一個區分，民意和民心是不一樣的。什麼是民心呢？那就是説長久來看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意願。一個政治制度，或者一個政治領導集團，究竟是該服務於更長久的根本利益，還是説僅僅去迎合短期的、暫時的民意，這裏邊就是一個根本的區別。所以我相信真正的民主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觀眾2：****主持人好，教授好。我想提的問題就是，剛才張老師提過説，英國“脱歐”派以3.8%的微弱優勢取勝了，但是公投結果出來以後，其實很多“脱歐”派卻反悔了。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歐美的所謂民主和咱們中國的民主，最大的區別到底在哪裏？
**張維為：**首先這個現象現在很普遍，英文中一個説法叫選完就遺憾。最新的案例就是烏克蘭，對不對？選出一個喜劇演員當總統。結果現在又發展出一個運動，開始要讓他下台。
金錢的捲入，新社交媒體的捲入，實際上讓忽悠老百姓變得非常容易。但忽悠成功之後，很多老百姓發覺要出大問題，又開始後悔，但這個情況不停地出現，隔了四年又可以忽悠。2004年陳水扁選舉的時候，我記得是一顆子彈，對不對？然後是贏得0.2%的微弱多數，泛藍簡直是氣得暈過去。多少台灣人現在懷念沒有藍綠的時代，對不對？真是這麼回事。
應該説中國的民主實踐中注意到這個問題，就要避免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重點確實放在一個是協商民主，一個是民主集中制，最終能夠形成比較有效的決策，形成共識做事情。
協商民主基本的道理，一個是中國的文化傳承，中國人相信有事好商量。另外就是我講的文明型國家，人的基數太大了，10%的人不同意，那就是1.4個億，對不對？所以我們真的是要儘量廣泛地民主磋商，否則容易出問題。當然我們還在探索，每個國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這種民主制度的形式。
**範勇鵬（節目嘉賓）：**我用一句話來回應中國民主和西方式民主最大的一個區別，就在於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人民。因為即使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論，它有一個説法就是一個好的制度應該是一個人民的畫像，它能夠以什麼方式映射到政治制度裏？
按照中國的這種方式，包括張老師剛才講的民主集中制，我們共產黨的組織這種方式，包括我們的人大，包括我們的協商民主很多方式，最後能夠把社會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界別的人民利益，能夠體現在這樣一個畫像裏面。
但是大家想一想，這種選舉制度，我很長時間都在研究選舉制度，它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首先是**地方性的，是以選區為基礎的。從一個選區裏選出的人，他把地方性的利益給帶進統一性的政治制度裏，政治過程裏，最後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一種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的結果。**我們要承認，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有時候確實能夠得出一些比較好的結果，但有時候會帶來政策的碎片化，無法代表這個國家整體人民的利益。
**張維為：**我們上次舉過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加州為什麼建不成高鐵，對不對？80年代就通過公投要建高鐵，但是每個縣的議員，代表自己縣的利益，説要在我這裏建一站，那個站要停一下，最終就建不成了，很簡單的例子。什麼是整體利益？找不到。
**觀眾3：**張老師、範老師好。關於我們平時經常説到“政治正確”的問題，“政治正確”其實現在在歐美非常流行，所以我非常想知道我們應該怎麼樣避免“政治正確”對我們社會造成的問題？
**範勇鵬（節目嘉賓）：**這位先生問，中國怎麼能避免將來出現“政治正確”積重難返的情況？其實很簡單，我們真正是要去致力於解決人民，解決勞動者面臨的困境。如果我們是為了追求中國人民的根本長遠的利益，那麼這種政治正確就不會形成惡性發展。
**張維為：**對待“政治正確”，就要用實事求是來克敵制勝，用實事求是原則。我覺得要有個機制，就是一定要取平衡，在制度設計上，要有好的制度，一定是能夠讓壞人不能做壞事情，讓好人能夠做好事、做大事。西方確實“政治正確”搞得走火入魔，比方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法國薩科齊主持內閣，他強調性別要絕對平等，完全地要15個男性部長，15個女性部長。這種走火入魔實際上是不符合中國人講的實事求是原則。
**馬澤晨（節目嘉賓）：**不管是薩科齊、奧朗德，再到現在的馬克龍政府，實際內閣中的男女數量從來沒平衡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一直是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女性，這也是他們拿出來吹的地方，就是説女性領導人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這個不關乎性別，關鍵看你在這個位置上，能不能把你的領導力發揮出來，這個才是最關鍵的。有時候“政治正確”會讓人把這個事情看得比較狹隘。
**範勇鵬（節目嘉賓）：**説起“政治正確”，其實有兩個層面。廣義來講，政治正確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其實也是有正常原因的，就是社會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大家相互之間的尊重有一定的禁忌，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是狹義的“政治正確”，一個特定的概念，我們要看它是怎麼產生的。這個“政治正確”，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現代概念，背後反映的是“身份政治”。
什麼是“身份政治”？比如性別，比如同性戀，比如説殘疾人或者老年人。一直到2016年大選之前，很少能聽到關於勞動者權利、工人權利。你就會發現，它這個過程實際是用“身份政治”，來排斥勞動者權利（問題）的一個過程。
觀眾4：****張教授您好，我就想問，英國“脱歐”主要是那些選民沒有意識，相當於不專業的人幹了一些不專業的事情。我覺得應該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情，為我們不專業的人提供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您同意嗎？
**張維為：**你這個觀點我覺得講得非常好。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講過，實際上也是柏拉圖的觀點。如果你生病了，你是會找經過專業訓練的大夫，還是廣場上隨便找個人給你看病？一定是找一個經過專業訓練的大夫來給你看病。
政治是一個關係到這麼多人生活質量的大事情，它是非常專業的。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內，要達到一定級別，政治局常委什麼的，需要治理過將近1億人，才有這樣的這種可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就是你要有大量的治國理政經驗，這符合中國整個的文化傳統。
**範勇鵬（節目嘉賓）：**其實西方政治學裏確實有這樣的流派，跟你的觀點很接近。它説製造一個手錶需要工匠，為什麼統治國家這麼複雜的事情，一個外行就能來做？
實際上，在二戰之後的西方政治學興起之前，即使在西方文明內部，也是講究治國要有資質的，也要講究治國術，只不過它做的沒有那麼好。特別是進入大眾選舉時代之後，其實很大程度上選不出合格的領導人來。
中國在這方面有一些非常優秀的傳統。秦漢大一統之後，需要用一種客觀的制度形式來完成統治階層人才的選拔，逐漸地產生了這種從舉薦到科舉的發展過程。但實際上，科舉也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宋代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科舉做不到的事情，需要學校，需要教育，不能國家不來教，然後只去考。所以考試和教育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到了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這套制度，包含各種各樣的組織制度、幹部制度，通過培訓，各種各樣的制度手段，包括醖釀，包括几上幾下的這種民意考核，德能勤績廉的考察，最後選出一個合格的治理國家的人才，這是非常難得，也是非常優秀的一個制度。
**張維為：**前面範老師提到一點，西方過去把我們這個叫作精英政治，西方相當長時間也是精英政治。法國有個很有名的學校，叫埃納（ENA，政府行政學院），法國的高級官員都是那個學校畢業的，現在也是被人家批評，説你們導致了法國如今治理得不好，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問題就是，一個是金錢的捲入，一個是新社交媒體的捲入。金錢捲入意味着，只要做過廣告就知道，砸多少錢，什麼樣的效果是可以預期的。我出錢比你多一倍，廣告效果就不一樣，忽悠的人就更多，對不對？
社交媒體也是，新社交媒體出來之後，怎麼辦？一個有影響的喜劇演員，粉絲不知比一般的老百姓多多少，他的影響力當然就大，也就越來越難以產生高質量的人。所以我跟西方學者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他們也覺得現在是越來越難。
我覺得《這就是中國》節目，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世界，用中國的話語來描述事情，不能老是西方在講中國，我們要講講他們，點出他們的不智之處，點出他們的問題所在，來開出個藥方。我特別相信，在國際比較中能夠把中國事情看得更清楚。
（最後打個廣告~張維為老師在兩年前出版了《文明型國家》一書，“文明型國家”的概念解構了西方話語關於中國的主流敍述，為講好“中國故事”，充分認識和包容中國文明特殊的內部差異性和複雜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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