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還是專制，這個範式已成為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一種工具
“在西方這個範式下，你發覺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兩類，它們是互相對立的，不是民主就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民主的概念是西方自己來界定，它一家可以界定，別人不能界定的。**結果這個範式現在變成了我們已經看到的，西方慣用的推動顏色革命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與其這樣，我們不如干脆使用一個更為中性的更有解釋力的更有詮釋力的新的範式，所以我就一直主張用良政還是劣政來代替所謂民主還是專制。”
在9月9日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34期節目中，主講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闡述了可能影響世界的另外三個理念：民心向背、良政善治、選賢任能。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全文，以饗讀者。
張維為**：**
上次和大家探討了三個中國理念：實事求是、民本主義、整體思維。今天我想再和大家探討三個中國理念。
**首先是民心向背，我們繼續上次那個順序，所以這應該是第四個中國理念。**那麼記得幾年前我去布魯塞爾歐盟的總部，參加過一個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一個歐洲學者非常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過程，不是通過多黨競爭，不是通過普選，怎麼具有合法性？
我笑了，我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普選，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實際上美國現在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們的國會議員，但他們是選出來的。
事實上所有西方國家都是在基本完成了現代化之後才開始實行普選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推論，在實現現代化以前，西方各國政府都不具備合法性？像泰國這樣的國家，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來不可能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裏來的呢？對不對？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問他。他沒法回答。
泰國國王加冕大典
所以我覺得一個國家這個政治話語非常重要，特別涉及到所謂政權合法性的敍述。如果沒有自己的話語，那連你執政的前提它都可以把你給抽走。我對歐洲學者説，中國政權合法性理念形成的時候，美國還不存在，英國也不存在。中國政權合法性敍述的核心理念就是民心向背，或者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那麼理解這一點，坦率地説對於提升西方國家今天的治理水平，都非常有幫助，他們還不懂這個概念。
那麼民心向背是中國人自己的政治哲學概念，非常重要。民意和民心是兩個既有聯繫但有一定差別的觀念。一般講民意大致指的就是公眾輿論，英文我們可以用一個譯文叫做Public Opinion，但民心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人心向背，英文我一直沒有找到最好的表述方法，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我叫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還不夠準確，但一時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譯文。那麼實際上我們的先哲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
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説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是更重要的。
民意它有時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時候不能反映民心。以我們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為例，民意可能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就發生變化，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每天都有輿情事件。但我們發覺很多人都感到就是要讓子彈飛一會兒，因為輿情很快就會反轉。
但民心是一個不同的概念，民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如果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來表述的話，我想它指的就是廣大人民發自內心的理解和支持，背後是人民的整體的利益，長遠的利益。那麼這種跨長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產物。
正因為我們有這麼一種跟西方不同的合法性的論述，絕大多數中國人把國家長治久安，把國運昌盛放在一個十分突出的地位。所以我們不得不佩服我們古代先哲的智慧，一流的治國理政應該是民心治國，而非簡單的民意治國。民意治國往往就是美國資深媒體人加德爾森説的“即時新聞的暴政”，也是西方今天政治制度下難以解決的一些問題，像短視政治、民粹主義一個主要的原因。
從過去數十年的情況來看，以中國為例，即使受到互聯網民粹主義的壓力，但總體上看，我們中國的執政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可以實行民心治國。這是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西方很多國家那樣，只能規劃一百天甚至更短的時間，或者最多規劃到下一次選戰。
那麼得民心者得天下中的“天下”的概念與民心是相連的，與“為公”是相連的，這也是中國古代我叫做樸素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傳承。中國古代先哲幾乎都懷有“天下為公”的這種理想追求。日本有位很有名的中國思想史學者叫溝口雄三，他説中國人提出天下為公的思想，是在中國東漢時期。那麼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的皇帝和朝廷這種天下為公對他們是一種制約，也是一種激勵。這種傳統一以貫之，坦率地説延續至今。
此外，中國歷史上還有科舉制度，還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種政治文化，背後也是一個天下為公的一種我叫做理想。那麼一旦一個朝廷被廣泛地認為它在謀私，而不是在為公，那麼它就失去了天命。一個朝代的動盪，甚至更替就可能開始了。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經常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而中央政權的每次的更替，往往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所以一般老百姓不太希望看到頻繁的政權更替，人們普遍憎恨動亂，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國運長盛不衰。政權更替一般是發生在中央政府徹底失去民心之際，否則的話多數人都期盼國家長治久安、漸進改良往往是民心的主流。那麼至於我講的文明型國家，這種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然後和它形成的文化傳承有關。我也認為這是我們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的一種核心的競爭力之一。
有人認為只有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久治安，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200到300年的朝廷是經常看到的常見的現象政權延續的時間。而西方文明近代文明也就是過去兩三百年，這當中經歷多少跌宕起伏。從無數次的殖民戰爭，到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幾乎使西方文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説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是對統治者一種警示，唯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統治的合法性。我想這就是中國的社會契約論，比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理念要早2000多年。那麼中國民心向背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中國這個理念對治國理政水平的要求遠遠高於西方政治模式對治國理政水平的要求。
那麼這就涉及到我想講的第五個中國理念就是“良政善治”，也可以簡稱為良政，英文可以表述為Good Governance。
對於良政善治，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些西方國家想壟斷這個概念的定義，這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遠在西方現代國家形成之前，在西方現代政治學形成之前，中國古代先哲關於良政善治的論述和實踐已經非常豐富了。這種追求良政善治的傳統源於中國古代先哲一直懷有追求完美社會的這種理想。比方説在《尚書》中就説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論語》中也説，“政者，正也”。《道德經》中也説“正善治”。《孟子》中也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我想都體現這種追求完美社會。
從世界政治歷史的比較來看，有位歷史學家叫許倬雲，他就認為中國文化代表了追求完美社會的一端，印度文化代表着尋求解脱的一端。那麼西方歷史上的主流也主要是尋求超越現實世界的救恩與解脱，一直到西方經濟所謂啓蒙運動，到人本主義思想開始抬頭以後，西方才轉而追求現實世界建立完美的社會。
那麼換言之，無論從文化傳承來看，還是從源遠流長的治國理政的實踐來看，中國人對治國理政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所以我們要當仁不讓。
那麼這裏我還要補充一點，良政另外一個表述就是叫善政。而且我們古人在《尚書》裏邊就使用過這個“德惟善政”，但我個人還傾向於在現代漢語中使用良政或者良政善治，而不一定使用善政，為什麼？因為隨着漢語本身語言的演變，這個善字含義首先的意思在現代漢語中已經是善良的意思。那麼今天我們如果使用善政，可能會被誤解成善良的政治，甚至是老好人的政治。那麼稍微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無法實現真正的良好治理或者叫良政的目的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就今天漢語中良政更準確地表達了就古代講的善政的意思。另外良政這個概念在英文表述中也和Good Governance非常吻合，所以便於國際交流。
那麼對於普通民眾來説，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就是中國人理解的良政。每一箇中國老百姓都聽得懂這種概念，外國人理解也不困難。基本的含義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做出一切努力，為了人民的利益，把一個地方治理好，把一個國家治理好。
我在不少場合講過一個觀點，就是西方很多人總喜歡強調所謂叫“民主還是專制”這種分析的範式。那麼一些中國人也習慣用這套西方的範式來分析中國政治，所以老是讀不懂中國政治。
在西方這個範式下，你發覺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兩類，它們是互相對立的，不是民主就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民主的概念是西方自己來界定，它一家可以界定，別人不能界定的。結果這個範式現在變成了我們已經看到的，西方慣用的推動顏色革命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
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假借“民主自由”的名義煽動“阿拉伯之春”，但所到之處都處於動亂或戰爭狀態，國家仍然難以發展
我覺得與其這樣，我們不如干脆使用一個更為中性的更有解釋力的更有詮釋力的新的範式，所以我就一直主張用良政還是劣政來代替所謂民主還是專制。
中國自己的崛起，它的成功經驗表明：不管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善治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總體上它的治理能力，治國理政能力在普遍的下降。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經得起國際比較。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當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
那麼既然説到良政善治，我們就要探討**第六個中國理念，我叫做“選賢任能”。**那麼實現良政善治要有人才。中國古人説，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從思想傳承來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源遠流長，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一種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從普通百姓到幹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認為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説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深層的心理結構是格格不入的。
過去西方創造了一個神話，説是隻要制度好，選個傻瓜也沒有關係。但隨着中國模式，特別是選賢任能模式的崛起，今天還相信這個神話的人，估計自己也是傻瓜了。小布什八年治國無方，美國國力就直線下降。希臘和冰島領導人治國無方，國家就走向破產。
那麼從制度傳承來看，中國選賢任能制度也是源遠流長的，它包括了持續上千年的科舉選拔制度，在當時這是世界最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後來被西方國家競相模仿。當然由於種種原因，科舉制度後來走向了僵化，直至被廢除。但中國人這種治國理政需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治國理政的經驗和資質，我覺得這是中國人不可動搖的信念。
那麼這裏我想與大家分享兩個自己經歷過的故事。
一個是鄧小平的一次談話，那是1985年9月18日上午，他會見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我當時擔任翻譯，這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為那天中國共產黨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這在兩屆黨代會就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舉行的一次會議，所以有些不尋常。用當時總書記胡耀邦的話説，就是有一些重大的問題要解決。那次會見是這樣的，鄧小平在主持了這個會議的開幕式之後，就步行從會場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來見羅林斯總統。
鄧小平會見羅林斯，張維為任翻譯
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對中共的領導班子做了重大的調整，實現了新老交替。當時我記得是葉劍英、鄧穎超、徐向前等十位老一代的革命家離開了中央政治局。然後李鵬、喬石、姚依林等六位進入政治局，而且決定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同時增加了一大批新人進入中央領導機構。
當時鄧小平説：“三個委員會的成員進退做得很好，特別是中央委員會的年輕化前進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實際行動帶頭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推進幹部制度的改革，這非常好”。鄧小平説“這件事在黨的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今天回頭看一下，就1985年開始的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對中國長治久安的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那天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結束後，直接來到了福建廳與加納客人見面。他當時還沉浸在黨代會的氣氛中，所以上來就主動對羅林斯介紹黨代會，我剛從會場過來，這個會議對我們來説很重要。然後他談到了中國發展中面臨的挑戰，他説這個挑戰包括人才不足，他説我們建設中國遇到的問題，一個是經驗不足，還有就是人才不夠，這是我們的弱點，可能也是你們的弱點。然後鄧小平向客人介紹了中國在人才，包括領導人有序接班問題上的一些做法，包括培養人才，包括利用好現有的人才。鄧小平還談到要從50歲左右和40歲左右甚至更年輕的有大學學歷的和實踐經驗的人中間發現人才。
回望過去，實際上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人，就在那個時間段選拔出來的佼佼者，當時還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選拔和培養一大批30歲左右的青年幹部。放到各種崗位上去經風雨見世面，接受各種考驗和磨練。其中的佼佼者就組成了中國今天的最高的執政團隊。那麼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就是在十八大召開前夕，美國《紐約時報》一位編輯給我來了個郵件，問我能不能就十八大寫一篇評論，所以我就熬夜寫了一篇。那麼這標題就是《中國選賢任能制度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那麼今天讀來這篇文章，一個字都不用改。我當時寫了這麼一些話：我説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這麼一種鮮明的對比，我認為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是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那麼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的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省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的省委書記，後來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各個領域的領導工作。
美國政治家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制度是1%的有、1%的治、1%的享。當然1%的説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2年在美國文化生活類時尚雜誌《名利場》上發表《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温斯頓·丘吉爾有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經嘗試的制度更壞。”那麼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把丘吉爾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但如果用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的話説就叫“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領導人應該離開政治舞台的時候離開。
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和“下下策”的結合，也就是説它能夠選出久經考驗的優秀領導人，同時也有下下策，也就是有退出機制，這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選賢任能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的一種超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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