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正：心病終須心藥醫——再論香港事件的表象與本質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國正】

《為什麼我的學生竟然會這樣？如何理解香港亂局的表象與本質》一文登出後，蒙不少讀者提出寶貴的批評建議；一方面促使我作了進一步的思考，另一方面也覺得有若干問題需要再作補充説明，因此再成此文。

對整個香港事件，幾乎所有論者都只是從是非對錯的角度作評價，誰“對”誰“不對”，這樣“才對”那樣“不對”等等；但無論對或不對，都是從理性層面着眼，忽略了人在理性層面之外還有心理層面，而客觀事實與主觀感受之間的差距可以判若雲泥。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一般自以為是理性的判斷，實質上往往是心理影響下的產物，休謨（David Humes）17世紀時就有此名言：“理性是，而且只應該是，強烈情緒的奴隸。”（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為》文的主要論旨就是要強調，在港人所處身的客觀事實與他們對這客觀現實所產生的主觀感受之間，可以有雲泥之別。

香港年輕一代的強烈情緒、主觀感受是什麼？是無助的感覺，是巨大的壓力。《國語·魯語》雲“沃土之民不材，逸也”，香港戰後幾十年的經濟成果，除了造就了一個東方之珠之外，也造成了嬌生慣養，脆弱不堪的年輕一代，今日青少年多為家中獨孩，萬千寵愛，小小苦頭即有如滔天大禍。

2014年佔中事件初起之時，不少非法示威者被警署拘留（時雙方皆極平和），因人數眾多，處理耗時，有人捱餓三、四小時方能進食，事後即稱遭受“酷刑”；亦有放聲嚎啕大叫媽媽者；“修例風波”中，警察驅散非法示威者時一般使用催淚彈，示威者即視之為“殘暴”，不知香港警察這五六個月以來只使用了6000枚，不及去年法國警察在黃馬甲事件中一日的用量。這些港青還願意出力去“爭取”，還是比較“進取”的；有些更乾脆抱持放棄的態度，其中最極端的，不僅驚人，甚至是我們無法想像，無法理解的。下面是香港一個醫生Dr. Jessica Tang的行醫經歷，可以看到其嚴重性：

我是個經常接觸到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的醫生。

雖然他們要尋死的原因不同，但是總有個共通點——絕望、無助(hopeless and helpless)，對未來絕望。是什麼迫到一個朝氣勃勃的年輕人絕望，絕望到一個點要結束自己？

我曾經見過一個初中男生，讀書成績好、家庭關係好、與朋友相處融洽、沒有感情煩惱、學業壓力處理得當，這樣一個孩子，為什麼要尋死？

他説：“我對未來看不到希望。”為什麼？他低頭沉默不語。

我説：“不用急，你不想説是OK的，如果你想説，我很樂意聽。”情緒低落的人未必想説話，這個時候，他們更需要的，是陪伴和被接納。

過了良久，他終於開口説話：“在香港，我看不到希望。”他停頓片刻。“努力讀書又如何？就算大學畢業，如果你不是富二代，亦只能打份牛工（跟牛一樣的工作），然後連樓都買不起。就算買到樓，亦只是一世做樓奴，為地產商打一世工。”

我驚訝，一個初中生成熟至此。

李偉才也有類似經驗，李是香港知名的科普作家，幾年前女兒十八九歲，剛考進中文大學，還沒開課，卻突然自殺了。李痛心之餘百思不得其解，他説，女兒成績優異，家人親愛，朋友和睦，亦無感情問題，遺書中除了道別之意外，完全沒透露什麼就一去不返了。

死者已已，我們再無法確定真正的原因，但看過那位醫生所言，至少也可以找到一種解釋——對某些香港年輕人來説，活着就已經是壓力。

《為》文的主體，在於闡明整個事件與“反修例”、“雙普選”等等堂皇藉口關係不大，真正問題在於年輕一代的“困頓”。“困頓”之前，必須加上“心理上”三字，因為客觀上其實不差，即使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

失業率極低，近乎全民就業；中小學免費教育，公費大學學生只付實際成本約20%的學費；醫療近乎免費（水準高，但若干病症要輪候）；公務員優質廉潔，效率極高，遠勝我所知的外國；治安之佳世界罕有其匹（“修例風波”前）；社會運作井井有條；公共交通廉宜舒適方便；三百萬人可住低租公營房屋（租金收入不敷經營開支）；社會福利社會服務頗為全面，老病無告者皆有居所，享福利金，無人捱餓、失治。

因此他們的“困頓”，只能理解為一種主觀感受；心理學早有證明：一人月入一萬，若朋輩一般皆月入二萬，則幸福感低；反之，同樣月入一萬，若朋輩一般只得五千，則幸福感高。困頓不困頓，視乎個人心中以什麼為“合理”標準，視乎與什麼比較。有所得有所享，老年一輩會非常“感恩”，青年則視為entitlement（應得的權利）——社會欠我的，我理所當然應該得到的，成了“基本人權”。

然則，什麼是“應該得到的”？他父母、祖父母那一輩所享有的——自置房屋、穩定工作。不過，一如《為》文中所言，時移世易，買房不易已成為普遍趨勢，英、美年輕一輩亦同病相憐，雖然未及香港嚴重；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已經一去不返；但一般青少年渾然不知，一與父祖輩相比，登時自覺“生逢亂世”（此2014年佔中時期口號，有人印於 T-shirt 之上）。有學生向我訴苦：大學畢業3年，月入不過2萬餘，頗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意，完全不知持博士學位者在英國大學當講師，工資扣税後亦不外如是。

香港房價走勢，圖片來源：港媒

“應該得到”的entitlement得不到，當然不滿。但何以如此？是世界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香港得以高速發展的時代因素、國際形勢不再存在？抑或有權奸從中作梗？前者抽象，需要橫視世界各國，縱觀經濟演變軌跡，吃力不討好；後者具體，隨時有看着即不順眼的人物對號入坐；歐州歷史上一遇天災人禍，民眾總要找罪魁禍首以作 scapegoat（替罪羊） ，猶太人隨時候命，即使現時西方民粹主義者之反精英，種族主義者之反移民，亦不過橋段依舊，角色換新而已。

香港舞台上，什麼最宜扮演scapegoat角色？如《為》文所述，是內地+港府，合成起來就是官商勾結，向內地利益傾斜。何以是內地？這有歷史原因，香港人不少是“逃難”而來，對內地本來抗拒，加之50年代大躍進、60年代文革之類事件都令不少人對內地有負面印象，自然觀感更差；一般人對事物的印象，受家庭影響極深，先入為主，往往小時候就定型，今天不少五十歲以下中年一代對內地的印象，決定於四五十年前他父母所言所教，代代相傳，難免日益強化僵化，而香港傳媒為求迎合，多年來對內地的報導皆偏於單向負面，以致香港社會一些人對內地懷有疑懼戒心；港府由於被視為內地“傀儡”，自然容易成為港版猶太人，手到拿來，成了bogeyman（儺鬼）的最佳人選。

印象歸印象，平心而論，香港陷身困境內地是否真有責任？老實説，我看不到，亦看不到港府政策如何向內地傾斜。不錯，內地有不少公司在港經營，但亦不過利用自身財雄勢大的優勢在市場經濟中自由競爭而已，不見得有何特殊優惠，反而內地為香港提供種種方便卻更為常見。倒過來看，殖民地時代香港向英國利益傾斜——高官幾乎全為英人、英資巨賈怡和總裁（港人稱“大班”）長期在行政局這一最高決策階層佔一席位、汽車入口税率英國產品特低——則盡人皆知，當然，青少年除外。

不過，説全無影響也不對；影響民生最大的是內地人在港大量購房，令本已稀缺的房屋更為昂貴。此原因非常現實，温哥華、悉尼、奧克蘭等城市中的加、澳、新本地人亦同樣對華人購房大有微詞。

此外，還不能忽略心理原因。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有一電視劇，人物之一是個剛從內地來港的傻小子，又窮又呆，名“阿燦”，當時內地新移民即被人以此稱呼，滿含輕慢之意。及後內地進步神速，出了不少財大氣粗一擲千金的豪客，香港人那種謹小慎微、精打細算立刻相形見絀，與內地人一比，自嘲為“港燦”。

這還是有風度之人的幽默感，但沒風度沒幽默感者當然更多；以前港人不論張三李四回到內地會立成天之驕子，但近年來風聞香港賣幾十萬一個包的名店（我沒去過，聽回來的），招待港人時淡然置之，可一聽到普通話立刻誠惶誠恐，“坐，請坐，請上坐；茶，上茶，上好茶”的差別待遇當然令港人心理失衡，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一如日本之於中國，有日本通説，數十年前日人對中國多抱有好感，現在正好相反，持負面態度者佔大多數，其中除國人在外地常受詬病的原因（見下段），及顯而易見的釣魚島爭端外，另一點就是心理上難以接受亞洲第一領袖地位的喪失。

主客易勢，心理失衡，可以解釋不少港人難以解釋的言行。某些內地人舉動粗魯，在地鐵內隨意飲食，亂丟垃圾，高聲喧譁，拖着行李箱橫衝直撞，碾過別人腳面視若等閒……討厭不討厭？當然討厭！不過，討厭是討厭，但又有什麼大不了？皺皺眉就過去了，何能把對方視為“蝗蟲”，要加以驅趕？把內地少數人在公共場所中的不文明行為放上網，口誅筆伐，百般嘲罵，其中所顯露的暴戾惡意，所帶的鄙夷歧視，所表現出來的不文明，其實已經遠遠超過被批評者的不文明。

這種心理失衡還涉及另外一面——恐懼，被取代的恐懼。高價商場、頂級食肆、千萬豪宅，最常聽到的是普通話；大學之內，內地學生越來越多，尤其理工科，拿獎學金的研究生不少都來自內地；職場上，內地專才來港，多佔高薪厚職，處處讓港人感受“威脅”。

香港向來以市場開放，自由競爭而聞名，諾貝爾得獎者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即常以香港為自由經濟之最佳模範，經濟自由度排序，年年皆名列前茅，香港亦一向以此自豪。可惜，一及人才，卻要實施保護主義，現時社會上已有限制內地學生名額之聲，亦見諸立法會議員之口；本來，在自由競爭中，遇上強手，強者當是精神一振，奮發圖強，力求不落人後，只有弱者方驚惶失措，砌牆立壁，以期屏諸門外。

香港人納税人的金錢，何以不用於培養香港學生？此説頗得港人認同。不過，什麼是香港人？按香港法律，居港七年即為香港人，新移民、內地生，不過比自視為“真正香港人”的人晚來數十年而已，不久亦可成為香港人，而且是香港最為需要的人；香港生育率極低，上一代老的老，死的死，所餘無幾，年輕一代則少生、不生孩子，本地人口已經開始萎縮。不過，未來十年、廿年、三十年醫療開支只會越大，福利負擔只會越重，有人才有生產力，才有税入、公帑，才有社會運作資源。失血過多，但拒絕輸血；氧氣不足，但緊閉門窗，結果將如何？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今天之生活水平如何可保不墜？

新加坡與香港處境相若，早已積極吸納高素質移民（獎勵生育全不管用），此乃唯一出路，即使日本向來人種封閉，亦不得不開始考慮。但香港卻舉步維艱，因為有一小撮認為“‘我們”才是香港人。什麼本土主義、城邦論、驅蝗、反水貨、反融合、龍獅旗，種種名目，不同包裝，內裏皆為同一貨色——對內地的排拒，希望香港可以自成一城，甚至自成一“國”，以逃避被邊緣化的命運。

有人要求行文要排斥內地用語、有人反對食肆菜單印上簡體字，這兩人竟然都是立法會議員；近來我有內地學生在商鋪購物，店員（當然不是名店）一聽到普通話就拉下臉。可以清楚看到，現在某些香港人反對的對象已經不再限於政府，而是和內地沾上關係的一切——語言、文字、人。種種排斥抗拒的背後，顯示了港人自信心的喪失，無法可施之下只希望能把對方封在外面以逃避競爭，回覆到自己幻想出來的good old days（從前的黃金歲月）。為什麼會有人把代表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的龍獅旗拿出來到處招展？他們不是真的要當洋奴，只是無知、愚昧、絕望與恐懼！

除了港英旗，美英國旗也不少見，圖片來源：香港東網

當然，很少人會承認，或者更準確地説，會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愚昧、絕望與恐懼，無論做什麼，心理上都要找到一個足以自我説服的理由，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情感之犬及其理性之尾：從社會直覺論者的角度看道德判斷》（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ement）一文中作過論證，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例如哲學家），一般人的道德思考，往往是後設的建構（post hoc construction），是憑直觀形成了判斷之後才找些理性根據來自圓其説的。《為》文已指出，民主自由等等，就是示威者、暴徒提出來自圓其説的堂皇藉口。

此外，有些訴求倒是是很實在而且也很合理的，但一般也不會簡單地説出來，總要換上一個充滿道德意涵的高尚提法，例如“公義”：

“香港人所追求的：五、六十年代是温飽，七、八十年代是富足，今時今日則是公義。”

這話説出來擲地有聲，而且説者自己也真的相信，不過，其實有點誤導。説者把温飽、富足、公義三者並列起來，好像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或1或2或3地作了不同選擇，但三者的真正關係卻並不是並列，而是疊加。首先，富足必然包含了温飽，兩者不能並列，是在温飽之上再求富足，不可能無温飽而得富足；同樣道理，今天的年輕人也不是取公義而棄富足，而是以富足不富足去驗證公義不公義；有人家居億萬豪宅，有人擠於“劏房”斗室，有人日食萬錢，有人剩菜殘羹；其他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等最熱門的社會公義問題本質上完全是一般人富足與否的問題。

其實追求富足，只要“富若可求，以其道得之”，一點也沒有問題，美國主流文化更視追求“自身利益”為理所當然（“自身利益”指self-interest，與“自私自利”selfishness 不同）；但“富足”只屬物質層面，當然不及價值層面的“公義”那麼崇高動聽。很多人事實上在追求富足，但口頭上以至心理上卻有所抗拒：“經濟發展就是一切嗎？我們追求的不是金錢而是公義！”經常把香港基尼係數之高拿出來説；不過，基尼係數是用來顯示貧富差距的，也就是財富的分配，談的還是金錢。

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好當然不代表一般人生活都過得好，但經濟不振卻只會讓大部分人都活得不好。公屋要大庇天下貧弱，老年人要有退休保障，醫療要高效便宜，公務員要能幹廉潔，教育科研要推動提升，哪一樣不要公帑支撐？經濟不振，政府税入從何而來？經濟發展當然不是一切，但經濟不振其他也就成了空談了。

香港年輕人的追求其實並沒有由温飽而富足再而公義這樣轉變，而是1＋2＋3什麼都要兼而有之；三者都要兼而有之本身也沒有問題，但卻總要鋪上一層華麗的理性外衣來滿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在“公義”問題上，理性外衣和心理需要還互相吻合，但有些卻純粹是個漂亮的幌子，我們就不應該再惑於理性的表象，而忽略了真正在起作用的心理本質了。

所以，當《為》文經某些網站轉載而換上這個題名——《奉勸“港青”：“反送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時候，其實帶出了一個悖論。因為《為》文的整個立足點在於：

“（港青的行為）不是經過冷靜思考，有計劃按既定邏輯進行的理性行為，而是心理鬱結下非理性的激烈宣泄，所以擺事實，講道理當然不會奏效。”

這可以用暴徒自己的説話去證明。11月中旬，有900個青少年羣聚香港理工大學，意圖與警察對抗（下旬剛得到暫時“解決”），外國記者曾經對其中幾人作過訪問，應對中他們自己也承認所作所為一定不會“成功”，但仍然要為鬥而鬥。那個積極分子黃台仰（月前為免被控暴動罪，棄保潛逃到德國申請政治庇護），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也表達了完全相同的意思，明知沒有結果也依然死纏下去，當然不是理性的行為，有的只是一種心理上的絕望感。

既然港青所為是“非理性”的表現，如何能“勸”得動？反之，如果有幸真能“勸”得動，那他們顯然還肯訴諸理性，如此全文的立足點就根本錯誤，要全丟到垃圾桶去了。對牛彈琴，乳牛還可以多產點牛奶，向石説法，則非有竺道生的神通無以令其點頭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有言：在某些方面，與智者為敵，勝於與愚者為敵（In some respects, an enemy of supreme ability is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is a less capable one），港青如此心理狀態，如此認知水平，教人慾語無言，不知從何説起，這是今日香港難以脱出的困局。

那麼，《為》文為什麼又要寫？《為》文之作，不是要勸，而是要辨；讓我們對整個事件的本質有更準確的瞭解，這樣才可以對症下藥，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如果只集中於討論誰對誰錯，即使完全公允持平，不偏不倚，又有何用？“對”又如何？“不對”又如何？事情不會在確定誰對誰錯後就得到解決；重點誤判，精力聚焦於非要害的地方，即使看來只是“無益”，但會令局面越拖越死，內耗越來越大，在另一意義上也無異於“害之”了。

幾個月來，暴徒要鬧就鬧，要去哪裏就去哪裏，情況近乎失控，要收拾這局面實在棘手；警察則疲於奔命，並非善法。不過，如果單就止暴制亂來説，也看到一些好的兆頭：

一是不少市民對暴徒的破壞行為已經忍無可忍，開始出現反制力量，例如把暴徒掘爛道路、堵塞路面的磚塊雜物搬走，自發地進行修復。

二是暴徒的倒行逆施、殘暴野蠻越來越為人認識，越來越難以得到支持，西方傳媒的報導以前總是擎着爭取民主自由的幌子，對包括暴徒在內的示威者一面倒地推許，但現在不少已有所轉變，吶喊助威的大減，變為關注暴力的嚴重程度、香港所受到的危害等等。

香港目前最逼切要做的，是對暴徒堅定執法，先行制暴止亂，令破壞法律者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遊行示威當然可以，但必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攻擊、縱火、破壞、堵路則絕對不予容忍。

要同時並進的則是下大決心，解決最令港人困擾的住屋問題，排除利益集團主導的各種阻撓，立刻進行大規模填海造陸，以建廣廈千萬，真正實現提出很久但未能落實的“居者有其屋”政策。

不過，即使慢慢止暴制亂了，也只是一時之計，長遠而言，必須令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適當的認識，清楚知道而且感到自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與內地有血肉相連，休慼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這樣港人才會懂得如何與內地未來百年的宏圖偉略協調配合，同時以此營造對香港自身最有利的發展環境，實現雙贏局面；因此，在教育方面，《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要大力重推，而且必須令課程得到適切施教，以加強下一代對國家民族的適切瞭解，以此培養真正的認同感。

在這方面，目前情況卻不容樂觀，11月24日香港進行區議會選舉，結果是所謂民主派壓倒了親中的民建聯陣營，這點不令人意外，卻令部分愛國港人深感遺憾，難以樂觀。

不意外，因為一如《香港痼疾》一文指出，這幾個月來，警察執法時往往受到旁觀市民的阻撓責罵，已顯示不少人的傾向——即使反對暴徒的行為，但仍然認同暴徒的立場。

現時一般人以黃絲（反中）、藍絲（親中）分別代表對立雙方，其實並不全面，因為這樣劃分只適用於在街上對抗示威的兩方，但其實香港還有很多人沒有走上街頭，也對暴徒的行為相當反感；他們之中固然不少親中人士，但他們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卻不是親中，而是反暴。

遺憾的是，從選舉結果看，建制、非建制雙方4:6的基本盤沒有很大的變化，止暴制亂雖然是香港社會的焦點，但沒有改變整體的格局。

這可能意味着香港未來會再走很多曲折的道路，錯失更多的發展機會，如果真的陷入窮途，徒使親者痛，仇者快，愚昧無知者興奮，明達有識者悲哀。就眼前來説，何能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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