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在德國發生的圍繞華為5G禁令的拔河大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翻譯/觀察者網 馬力】
眾所周知,我的祖國德國最近正面臨着關於採用華為5G問題的最後抉擇,觀察者網刊登的報道《美國安顧問滿腦冷戰思維,教唆德國“把華為燒掉”》對此進行了介紹。
此事為何如此棘手?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整件事中還存在哪些潛藏的因素呢?
當然,我們都能理解美國向德國施壓的原因。德美兩國是盟友關係而且還有北約這個組織存在,可是我們德國人還是想向美國説不。如果沒有美國的干擾,我們就不可能有如今這樣多的討論。在4G及以前的時代裏,德國並沒有圍繞華為展開今天這樣的辯論。

咱們還是從人的問題説起吧,因為根據“實力”的定義,一切都由人來決定。
易受“驚嚇”的德國人
今天的德國人是一個非常容易受到驚嚇的羣體,而且其中的原因經常完全無法以人類理性去解釋——很多人應該都聽説過“德國式焦慮”(German Angst)這個説法吧?在福島核電事故之後,是德國(而非日本)決定完全放棄核電;我們德國人習慣於購買風險最低的AAA級債券,很少有德國人投資股票;我們德國人的日常話題經常涉及移民和恐怖襲擊等內容。
然而,與被恐怖分子殺害相比,一個普通人更可能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死或者在車禍中身亡,我想這兩者發生的概率分別要比被恐怖分子殺死高2000倍和800倍。可是人們還是照常用梯子,而為高速公路設置最高限速的提案一次又一次地被否決。
德國媒體反覆報道包含“華為”和“間諜”這兩個關鍵詞的新聞,結果造成很多德國人已經認為這兩個詞接近同義。你可以在網絡上搜索帶有這兩個關鍵詞的新聞,屏幕上會出現大量此類報道的鏈接。
自今年2月以來已經累積有86000人(上個月就有5000人)參與了一項Civey民意調查,問題是“華為和中興是否應被禁止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結果有30.7%的德國人回答“無論如何都應禁止”,17.8%的人回答“應該”,13.4%的人回答“尚未決定”,17.2%的人回答“不應該”,14.7%的人回答“完全不應該”,6.2%的人回答“無法做出判斷”。另一項Spiegel Online調查對超過一萬人進行了訪問,這項調查得出了與上面相似的結果。
資料圖:視覺中國
如果在科技類專業網站(如Heise)進行此類問卷調查,受過更好教育的網民會給出更有利於華為的調查結果。不過,並不是每個德國人都有工程師那樣的知識背景。在上述民意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半的德國民眾反對使用華為設備。
我曾是一名工程師,而且還曾在移動通信行業工作過一段時間。據我個人的判斷,99.9%接受問卷調查的德國民眾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難以對問卷做出負責任的回答。此外,德國媒體在報道時對通信系統的脆弱性並沒有給出可信而全面的分析。
業餘的政客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5G建設中其他幾個參與方,這包括:
愛立信、諾基亞以及被收購前的西門子、阿爾卡特和朗訊等通信設備製造商;
德國電信、沃達豐、西班牙電話公司以及1&1等移動運營商;
各國的電信行業監管機構,在德國就是德國聯邦網絡局(BNetzA),在此類監管機構工作的人並非政客,他們都是行業專家,不過在經濟部的領導下他們也參與頻譜拍賣的組織工作;
此外還有德國聯邦信息安全辦公室(BSI)和德國聯邦數據保護與信息自由專員辦公室(BfDI)等專業的網絡安全監管機構。
很顯然,最不具備專業知識甚至完全沒有專業知識的政客也是參與方之一。他們也許會徵求技術專家的意見,不過他們同時也是那些技術專家的上級領導。即便政客們足夠謙遜,可是由於他們每天要處理大量複雜問題,他們也很難做出足夠專業的判斷。在公眾演講、公開辯論以及電視談話節目中,他們在電信問題上不專業的一面經常被暴露出來。
例如,一位德國議員最近希望將西門子公司也納入5G電信設備的招標採購名單。她並不知道西門子移動網絡公司(Siemens Mobile Networks)早在2006年7月就與其他公司組建了合資公司並最終於2013年被諾基亞收購。也就是説,早在2G時代,西門子就已經不是一個能夠獨立參與競標的移動通信設備製造商了。

在一般情況下,上面這樣的情況並不構成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政府監管水平是由行業技術專家的水平來決定的。可是電信技術進步非常快,早在美國啓動針對華為的打擊行動之前,德國政府監管部門就已經開始把制定5G領域的法律法規納入計劃了。各技術監管主體已經提出了非歧視性的、以實際技術應用為考慮的更加嚴格的安全標準和相應的認證標準,上述標準將成為修訂後的通信法律和信息安全法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這種法律的修訂仍然需要正式通過。
政客們眼下還只是圍繞華為問題進行辯論,由於議會是立法機構,最終決定還是要由議會做出。
默克爾總理在其黨內並不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而她對政府的影響力更小(目前德國大聯合政府由社會民主黨和默克爾所領導的保守派聯盟黨組成)。如果議員們根據自己所屬的黨派就某一問題進行投票,那麼默克爾所在的基民黨將佔多數。不過,在華為5G這個問題上,情況卻並不那麼簡單。
基民黨在華為問題上已經分裂,默克爾總理和經濟部長亞特麥爾一派支持華為參與德國5G項目,而新黨首、一些前部長和議員們則公開表達了反對意見。社會民主黨已經在基民黨的分裂中看到了機會,但他們還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

默克爾呼籲加強5G安全,但不全面禁止華為(彭博社報道截圖)
可能華為漏洞越多,對德國越安全
如前所述,德國政客就華為問題進行的很多公開辯論都處於相當業餘的水平(a rather amateur level)。所以我決定在這裏提供一些人們較少談及的更有價值的內容。
我已經與此前在德國通信行業工作時認識的很多前同事就華為5G問題進行了多次交談,他們都是真正的專家,下面我把對交談內容所作的總結提供給諸位讀者。
如果終端用户擔心自己通過網絡傳輸的數據會遇到安全問題,他們自己通過多重加密(encryption layers)手段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從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對盟友的監聽醜聞中什麼也沒學到的人,當然會擔心信息泄露問題。就我所瞭解到的情況,與我每天進行郵件聯絡的很多人即便對非常敏感的信息也從未採取任何加密措施,讓商業夥伴對郵件進行加密就更不現實了。
如果用户擔心元數據遭到竊取,這就涉及核心網和骨幹網了。核心網(the core network)業務僅為華為貢獻了總利潤的10%到15%,而涉足核心網的移動運營商的數量要比涉足無線接入網(the radio access network)的數量大得多,後者是指將移動電話用户連接到網絡的基站設備。而基站正是利潤豐厚的部分,如果沒有華為的參與,5G基站的建設將難以快速推進。
所謂“網絡安全”問題,或者源於無意留下的漏洞(bug),或者源於有意安插的後門。如果人們在使用華為設備時發現了後門的存在,那麼華為公司在國外的所有業務將全面崩塌。如果華為設備存在後門的話,那麼所有後門必須100%不能被發現,這意味着華為工程師在安插後門時不能留下任何技術漏洞。
華為的聲譽是建立在極高效率之上的,在研發和製造環節,這是非常顯著的優點,然而高效率也意味着無意間留下技術漏洞的幾率更高。業務的高速增長意味着品控流程跟上其步伐的難度非常高。這就為華為一直以來的觀點提供了支持:華為並沒有在設備中安插後門。我也認為華為不太可能在設備中安插後門,這樣做的風險極高,在行業專家們看來這無異於自殺。
進退兩難的運營商
並非僅有德國政界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德國的移動運營商也未能倖免。
德國電信是一家德國公司,但它正致力於收購其美國競爭對手Sprint公司。美國已有幾個州針對此事啓動了反壟斷法律程序。巧合的是,德國電信已決定在升級其核心網和骨幹網時不再採購華為設備,這意味着華為設備將在兩年內從德國核心網和骨幹網中消失。德國電信決定使用美國設備而非華為、諾基亞或愛立信設備,這被認為有助於該公司取悦美國政府,而德國電信對美國Sprint的收購似乎已無大礙。據瞭解,英國沃達豐公司在其核心網方面也在走德國電信的道路。

德國電信(資料圖)
須在各家電信設備製造商之間做出選擇的私營移動運營商也受到了政治的影響,並處於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尷尬狀態,這對德國自身是非常不利的。國家是頻譜的擁有者,在拍賣中出價最高的運營商將獲得頻譜的使用權。除了為頻譜使用權付出金錢,各家運營商還必須簽署合同,承諾按照合同中的時間表推出各項電信服務。
這其實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因為德國在電信服務的推出方面已經嚴重落後,德國的4G網絡覆蓋率甚至還不如阿爾巴尼亞這樣的貧窮國家。最近出的一個電視播出事故很有象徵意義:當德國領導人出席一場關於數字技術的國際峯會時,黃金時間的峯會直播由於網絡問題突然中斷了。
在本世紀初網絡經濟正盛時進行的3G頻譜拍賣為政府帶來了500億歐元的收入,然而由於運營商在購買頻譜使用權後缺乏資金,隨後進行的網絡建設受到極大影響。5G頻譜拍賣已經為政府帶來了660億歐元的收入,不過各家運營商之所以付出這些金錢來購買頻譜使用權並推出各自的5G上線時間表,是因為他們已經假定華為不會被排除在設備採購名單之外。
由於華為的基站設備在價格和建設速度上具有極大優勢,把華為排除在外除了會增加各運營商的建設成本,還可能導致他們無法按照合同中的時間表推出5G服務併為此繳納罰款。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那麼各家運營商可以發表法律聲明,把無法履行合同的責任歸咎於政治因素的干擾。最終,德國納税人和德國選民將承擔部分損失。

我們並不獨立自主
德國人和歐洲人希望能夠獨立自主作出決定,然而事實上我們並不是獨立自主的,其實這種情況早在華為5G問題出現之前即已形成。我們不必放棄使用地球上速度最快、價格最低的5G設備和各種物聯網創新技術就可以極大地改善我們的信息安全狀況,普通的網絡用户只需做一些簡單的事情就能實現這個目的。
我們的政治決策機制使得我們的決策過程太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原因在於大眾的情緒太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煽動。政客們是看重選票的,他們會根據民意進行決策,而不是根據理性客觀的專業知識進行決策。然而這個世界變得越複雜,根據理性客觀的專業知識進行決策就變得越加重要。
如果普通德國人能把中國視為瑞典或芬蘭那樣的夥伴國家,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討論此文涉及到的所有問題了。看到人們這麼容易就被人為製造出來的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所控制,我感到非常難過。然而,我們德國人卻忘了,製造這種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的國家就在幾年前還濫用了我們對他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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