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我這代香港青年是“後物質主義”？別逗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一、緣起
長期以來，香港青年給予他人一種“政治冷感”的印象。但近年，這種印象有所改變。自2006年的“保衞天星碼頭運動”以來，青年逐漸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在2012年“國民教育風波”及2014年“雨傘運動”之中，青年更擔任着重要角色。現時的“修例風波”，青年甚至成為了運動的主體。不少香港學者嘗試解釋香港青年的價值取向，其中使用較多的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理論。
學者沈旭暉提出，香港青年之所以積極參與“修例風波”，是由於他們不再介意現實世界的物質生活，不再追求物質主義價值，轉而追求各種後物質主義價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為“崇高理念”而抗爭。沈先生甚至將青年標籤為“後物質世代”，認為“後物質世代”與上一代“物質世代”已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並將世代對立起來。
圖自港媒
二、何謂後物質主義
後物質主義理論是上世紀70年代由著名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英格爾哈特針對當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認為人民的物質需求已經普遍得到滿足，因此在物質富裕環境成長的新一代，將會轉而追求民主、自由等後物質主義價值。這個價值取向與上一代比較重視經濟增長、國家安全等物質主義價值取向極為不同。
英格爾哈特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建基於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簡單而言，馬斯洛將人類的需求分為五種及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
基於需求層次理論，英格爾哈特提出稀缺假設及社會化假設。有關稀缺假設，英格爾哈特認為在物質匱乏的生活環境下，人們為了生存，便會將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視為首要滿足的需求。當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人們就會逐漸嘗試滿足較高層次的需求，導致他們傾向於後物質主義價值。
至於社會化假設，是指個人價值觀在成長時期的環境已經形成，成長之後將難以改變。因此，成長於物質匱乏環境的一代，即使成長後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他們仍然傾向於物質主義。只有成長於物質豐裕環境的一代，才會傾向於後物質主義。
基於以上兩個假設，英格爾哈特提出價值觀的世代交替：物質主義價值觀仍然屬於社會主流，但隨着在物質富裕環境下出世及成長的新一代逐漸增加，社會上信奉後物質主義價值的人將會愈來愈多。在價值觀的交替過程之中，信奉後物質主義的新一代將會與信奉物質主義的上一代發生衝突，並逐漸取代物質主義價值觀成為社會主流。英格爾哈特設想，這個價值觀的世代交替，大約需要十五至二十年。
三、香港青年與“物質主義”
回到香港社會，自上世紀80年代起經濟持續增長，物質生活變得富裕。那麼，按照英格爾哈特的設想，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現時香港的主流價值觀理應已被後物質主義所取代。表面看來，上文提及的一系列社會運動，香港青年都擔當着重要角色，而且這些運動都高舉着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旗號，例如保育（指環境、文化等方面的保護）、民主、自由等等，這就造成一種假象：信奉後物質主義的青年為爭取後物質主義價值而行動。
老實説，在眾多對香港青年的標籤之中，後物質主義可算是最令筆者摸不着頭腦的一個，尤其是當筆者與身邊的同輩朋友們聚會時，大家還不斷地聊最近買了什麼手辦玩具、上網搶購了哪一雙名牌限量版籃球鞋、換了哪一部新款手機時，將後物質主義標籤於我們身上，把我們説成是不吃人間煙火的“清教徒”，分外格格不入。
事實上，香港青年從來沒有一刻放棄過追求物質生活。試回想一下，香港盛行對女性貼“港女”標籤，其中一項“罪狀”不就是“拜金”嗎？香港女生被批評擇偶條件總是以錢為先，只懂追求名牌奢侈品，每天就在想如何結識有名車有洋樓的富人當丈夫。這種標籤並非停留在上一代，到目前為止還經常被人用來批評年輕一代的女生。為何不斷被批評為“拜金”的年輕一代，會被譽為不吃人間煙火的“後物質世代”？
更甚的是，從筆者觀察，香港青年最關注的就是住屋問題。他們抱怨，自己的工資增長追不上樓價升幅，即使多麼努力工作與儲錢，亦永遠買不起樓（甚至連車位也買不起）。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近十多年港人的工資增長大幅落後於樓價升幅。
除了住屋問題，青年亦對學歷與工作的反差產生不滿，他們的學歷無疑是提高了，但就業市場上符合他們心意的高薪、有前景的工作並不多（在產業結構失衡下更少） ，導致青年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憂慮。
例如，在產業結構向金融服務業嚴重傾斜下，筆者身邊很多朋友即使原來的興趣是音樂、藝術、哲學等人文及社會學科，但為了日後找到高薪厚職，毅然放棄修讀有興趣、卻被社會貶稱為“乞食科”的科目，轉而選擇修讀工商管理等商科，以為畢業後能夠進入投資銀行成為“金融才俊”。
圖自港媒
然而，本來這些高薪厚職的數量非常少，門檻亦相當高，而當很多學生修讀商科時，就意味着對這些崗位的競爭非常激烈。結果筆者很多修讀工商管理的朋友，都無法找到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職業，結果轉而從事其他職業，例如辦公室文員、銀行櫃枱服務員、服裝銷售員等等。這些職位的薪金比理想的中產職位低得多。
事實上，根據葉兆輝教授的分析（《香港貧窮問題真相》，2017，頁105-107），2001年至2011年之間，非勞動僱員、技術性勞動工人的職位的工資增長率不超過5％，而非技術性勞動工人更出現負增長12.4％。
這種期望的落差，導致青年對前途感到失望。這種向上流動的問題，以及上文提到的住屋問題，不就是物質問題嗎？
實際上，雖然香港青年不再成長於物質匱乏的環境，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物質生活，反而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上一代與新一代對物質的態度的差別，與其説是追求物質與否，倒不如説是追求物質的方式不同。
上一代人的成長環境，相對來説仍然是處於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各項營運成本開支較為低（尤其是港英殖民政府對勞工制定極其薄弱的保障），市民比較容易積累財富，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相對較高，他們感覺不用透過政治參與就能夠獲取物質。
然而，新一代的成長環境極為不同。雖然物質條件比以往大為改善，但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至壟斷階段，工資的低增長、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的上升，以至於產業結構的失衡及嚴重的貧窮懸殊，導致新一代產生“富裕中的貧乏感”。
跟上一代面對的絕對貧窮環境不同，新一代面對的是相對貧窮。青年認為，單靠個人努力而無法更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經濟發展亦不見得有利於他們獲得更美好的物質生活（“涓滴效應”失效），因此他們選擇透過其他手段及渠道去獲取更多的物質，而政治參與則是青年最熱衷的手段。
在青年看來，無法爭取更多物質的原因在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而政治則牽涉資源分配與權力，因此青年欲透過加強政治參與去獲取更多資源。他們相信，上一代已成為既得利益者，甚至在政經結構上掌握大權，操控整個遊戲規則。因此，他們只好在政治領域上與既得利益集團爭奪權力。
這種情況，就如托洛茨基對青年的看法：“年輕人對於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時常會感覺到不滿。他總以為他能比老一輩的人幹得更好。所以年輕人老覺得他們是進步的—―可是他們對於進步這個詞瞭解卻是有所差別的。”
“這裏我們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動力。年輕人覺得被人給排斥在外；老年人佔據了所有的地位，而年輕人卻找不到出路來施展他們的才能。他們之所以不滿，很簡單因為他們坐不到司機的位子。一旦他們自己坐正了這個位子，他們的激進主義便消失於無形了。”（《論學生與知識分子》）
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取更好的物質生活，並不代表他們參與的社會運動都與爭取更多資源有關。很多時候，在虛假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社會運動所主張的都看似與爭取物質生活無關，而矛頭亦非指向真正阻礙青年獲取更好的物質生活的元兇。這種不滿的力量往往被反中意識形態引導到錯誤的對象，但歸根咎底，這種不滿的確是源於青年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所致，不論他們高舉的口號或追求的價值是否表面上與物質無關。
四、一場誤會：後物質主義價值中的物質性——案例解析
有人會質疑，在上述社會運動中，青年的確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等後物質主義價值。在“修例風波”之中，青年甚至高呼要“攬炒”（玉石俱焚），寧願破壞經濟繁榮，這還不能證明青年是後物質世代嗎？
然而，將後物質主義價值與物質分割，甚至視之為反物質的價值，是極其錯誤的。 “物質決定意識”，後物質主義價值本身就包含着物質主義成份。以下筆者將會抽取“保育”、“民主與普選”及“人權與自由”三個後物質主義價值去分析它們所包含的物質性。
“菜園村運動”：保育？
自2006年保留天星碼頭運動開始，香港爆發多次以保育為旗號的社會運動，其中以2009年的菜園村事件最為人熟悉。
事源當時政府及港鐵公司為建造廣深港高速鐵路，準備清拆菜園村，以在當地興建列車停車側線及緊急救援站。事件引起了村民及保育人士的不滿，要求“不遷不拆”。保育人士則主張本土主義及反發展主義，反對興建高鐵，指責高鐵工程破壞“本土生活”，並宣揚一種農郊悠閒生活的烏托邦式願景。從表面上來看，這場以保育為目標的運動，正是以“後物質主義”價值為核心的新社會運動。
然而，學者鄒崇銘與韓江雪指出，雖然這些新社會運動注重抽象的價值，但最終這些價值“都難免要面對現實利益分配的問題；譬如菜園村要拆抑或不拆、應賠償多少等”（鄒崇銘、韓江雪：《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2015，頁62-63）。很多人只聚焦在保育人士的口號及行動，認為他們的主張都是後物質主義，但運動之中最核心的一羣是菜園村村民，而村民有着切身的物質利益關係，例如商討賠償金額、安置方案等等。
即使是保育人士的主張，亦並非脱離物質。學者許寶強認為，菜園村運動及其他以保育為目的的本土主義社會運動，實質上擁有着強烈的階級政治性質：香港的財富及資源分配兩極化，導致低下階層的日常生活被幹擾及擠壓，而菜園村運動的爭議則在於“空間資源使用與分配的傾斜”。
因此，保育人士所主張的反發展主義，並非抽象的、後物質的“本土主義價值”，而是對物質分配及物質生活的不滿及仇恨。與其説他們反對發展，倒不如説是反對他們覺得自己無法享受的發展，而這種心態在本土主義包裝下，往往會轉化為族羣矛盾。不要忘記，菜園村事件爆發的同時，正是“蝗蟲論”興起之時。無論如何，這種以保育及反發展主義為思想的運動，的確充滿着物質性。
菜園村運動，圖自維基
“雨傘運動”：民主與普選？
2014年，香港的反對派為了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以及爭取所謂的“真普選”，號召示威者於中環、金鐘及旺角等地違法堵路。
普選本來是政制民主化的重要元素，包含着民主價值，但反對派口中的“真普選”，並非單指一人一票的選舉，而是擁有公民提名的選舉。反對派之所以堅持公民提名，説到底就是要求一個確保反中央人士能夠成為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換言之，“真普選”只是打着“民主”旗號，實為與中央爭奪管治權的手段。
退一萬步地説，即使我們視普選為後物質主義價值，它本身就包含着物質性。長期以來，普選被宣傳為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藥，尤其是針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2007年，由民間人權陣線及反對派議員發起名為“爭取普選，改善民生”的大遊行，號召市民反對當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他們主張當時的選舉模式是“不公平及不公義”，會產生親商界及財團的行政長官，導致香港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及“地產霸權”，基層亦缺乏最低工資及退休保障。他們主張，只有透過爭取普選，改變現有的政經結構，才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換句話説，普選並非如表面上那般“後物質”，它本身就包含了爭奪資源分配權力的物質性。
以至於民主，亦同樣包含着物質主義性質。反對派議員張超雄在文章《沒有民主，哪有民生？》裏充分解釋了民主所包含的物質主義：“沒有民主的社會，民生問題也每每解決不了，一切只以當權者的喜惡行事。經濟繼續發展，社會繼續貧富懸殊，醫療、教育、房屋、環境、空氣污染、人口高齡化等一大堆問題則繼續拖。民主，最終是為了改善民生。沒有民主，哪有民生？”
張超雄認為，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生，即公平分配資源。可見，即使是民主這種後物質主義價值，它都充滿着濃濃的物質性質在內。
深入地説，民主本身就並非抽象的概念，它擁有着實在的階級性質，如列寧所言：“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説‘純粹民主’，而只能説階級的民主”，而階級又是建基於物質的佔有而構成，並圍繞着物質利益而對立甚至進行鬥爭。可見，民主這個後物質主義價值充滿物質性。
“修例風波”：民主、自由、人權？
現時還未完結的“修例風波”，有大量青年參與其中。很多國際媒體及政客讚揚青年為捍衞民主、自由與人權而參與抗爭。上文提及的學者沈旭暉，就將參與示威遊行以至暴亂的青年説成是追求後物質價值的世代。
然而，整場風波跟民主、自由、人權等後物質主義價值完全無關。起初，整場風波是圍繞着《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反對派利用香港人對內地司法系統的不信任（恐共恐中心態），透過訴諸恐懼的方式，激發市民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抵抗。
試回想一下，當時反對派製作的宣傳，都是圍繞着條例對人身安全的侵犯及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例如，反對派恐嚇市民，只要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通過，日後只要發表過批評中央政府的言論，就會被羅織罪名，並移交到內地受審。反對派妄言，中國內地出現的食品安全及工程施工質量問題將會在香港成為常態。
此外，反對派指出，修訂草案通過後，香港的司法獨立亦會因此而受破壞，導致美國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税區地位，導致大量外資公司撤離，外國亦會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損害香港的旅遊業，造成大規模失業及股市下跌，香港的經濟將受到嚴重打擊。
由此可見，反對派所宣傳的，都是集中在市民的人身安全及經濟生活。換言之，是針對着市民的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層次而提出，而非什麼後物質主義價值。
當然，還有很多因素促使青年參與“修例風波”，詳請可參考筆者之前發表在觀察者網的文章《一個香港青年看“香港青年”》。
回到本節開頭關於“攬炒”的問題，要與整個香港玉石俱焚，不是“後物質世代”的最佳例證？然而，所謂的“攬炒”，並非出於什麼高尚理想的追求，而是一種“魚蛋論”（例如我的魚蛋沒甜醬，我不要加，而要讓你的魚蛋也沒有），因為青年得不到理想的物質生活，所以認為其他人也不能擁有。換言之，“攬炒”只是出於一種原始、醜惡、野蠻的妒忌心，與後物質主義價值完全無關。
實際上，筆者不止一次聽過身邊參與暴力示威的朋友説，因為“纜炒”能夠破壞經濟，使樓價、物價大幅下降，他們就能以低價購買房屋及其他消費品，所以才支持及參與暴力示威。
整場修例風波所展示的，並非對後物質主義價值的追求，而是對內地的恐懼及仇恨。由起初對內地的不信任，逐漸發展到對內地政府、民眾，以至對整個中國的仇恨。多少內地人及擁有愛國立場的人士被暴徒毆打？多少內地企業或被視為擁有愛國立場的企業被暴徒打砸搶燒？還有無數國旗、國徽被塗污、破壞及焚燒，中聯辦門外甚至被噴上辱華字句。這一切展示的，都是赤裸裸的仇恨，而非高尚的理想。
這種對中國的仇恨，早在2009年就開始被反對派煽動起來。當年的“蝗蟲論”，不就是指責內地來港新移民及雙非孕婦將從香港人手中掠奪醫療、房屋、福利、學位等社會資源，以及指責內地旅客搶走奶粉等日用品嗎？換句話説，對中國的仇恨，根源在於香港人對物質生活的重視及不滿。資本主義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公，其不必然導致青年反對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往往會被引導到不同方面，尤其是針對世代及族羣，逐漸形成極右排外民粹主義。
五、被忽略的歷史——政治條件：上一代與物質主義的關係
從後物質主義視覺來看，成長於物質匱乏環境的上一代，都會信奉物質主義，並追求社會穩定，因而反對破壞社會秩序的政治運動，甚至形成政治冷感。然而，這種視覺並不足以解釋上一代的價值取向。
上一代成長的環境，除了物質匱乏之外，亦是殖民時代。港英殖民時代無疑是獨裁體制，體制內外普通市民均難以參與政治活動（體制內，上世紀80年代以前只有市政局有選舉，選民門檻亦非常高；體制外，警察鎮壓力度非常強，集會遊行受到嚴重限制）。
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推行“去政治化”教育，使市民的公民意識及政治參與意欲相當薄弱，導致上一代普遍形成政治冷感。殖民主義所形成的歷史——政治條件，卻在後物質主義理論下被嚴重忽略。
此外，同樣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香港的大學生已經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運動當中除了出於物質利益的訴求（1973年“反大學加費”運動、1974年“反加價”運動、1975年“反電話加費”運動等等），更多的是出於追求理想主義的信念（1970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1年“保衞釣魚台”運動、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等等），但為何沒有人將這些“火紅年代”的青年稱為後物質世代？青年的價值取向除了受生活環境影響，是否有其他因素髮揮着重要作用，例如教育？後物質主義理論就缺乏相應的解釋。
圖自維基
六**、為何總要將香港青年標籤成為“後物質世代”？**
首先，當然是提高青年的優越感，激化世代與族羣矛盾。將青年標籤成後物質世代，將青年塑造成不吃人間煙火的純潔形象，而且將青年理想化及浪漫化，認為青年追求民主、自由等後物質價值，顯示青年不是出於自身利益，而是為了整個社會而行動。這就能賦予青年高尚的道德性，將青年的行動説成是“無私”及“正義”的。
這樣一來，青年在社會運動的所作所為，以至是違反法律、危害公眾安全的惡行，在後物質主義理論之下，都變成追求後物質價值的“正義”行為。比如説，沈旭暉將參與“修例風波”的青年説成是“後物質世代”，試問四處打砸搶燒、圍毆、向人淋潑易燃液體並點火，甚至用石頭砸死路人，這些暴行跟追求後物質主義價值有何關係？
與此同時，香港的中、老年人，以及內地人被標籤成追求物質主義價值的羣體，將追求物質視作為膚淺、庸俗、低層次的需求，甚至貶稱上一代為“港豬”，只求温飽不知榮辱，藉此突顯香港青年的進步性。
事實上，將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用金字塔圖表來呈現是極其錯誤的。本來，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求雖然分為五類及五個層次，但這些層次並非有先後之分，五個層次的需求都能夠同時對人發揮作用。
由此可見，生理需求應被視作最先的層次，但並非最低級的層次。物質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必要基礎，即使物質生活變得豐裕，亦不代表人們能夠棄物質於不顧，能夠不吃人間煙火，轉而追求後物質主義價值。而且，如上文所述，後物質主義不等於能夠脱離物質，更不等於反物質。所謂物質/後物質的區分實為模糊，後物質主義價值本來就包含着物質性。
香港青年並非不再關注物質生活，相反，他們非常關注物質生活，而且希望追求更美好的物質生活，只是由於社會發展條件的轉變，青年追求物質的方式與上一代不同，比起上一代自力更生、多勞多得的思想，青年更關注在政治領域中的資源分配，但並不代表後者比前者高尚。
更危險的是，後物質主義理論將真正的問題掩蓋並加以抽象化及概念化。
如上述，香港青年為追求更美好的物質生活而行動，本來是非常現實的資源分配爭奪。然而，在後物質主義視角下，追求物質的目的及對物質分配的不滿與失落，被轉化成為抽象及虛無的後物質主義價值。結果，問題的焦點變得更加模糊，問題亦變得更難以解決。
當然，資本主義所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公問題本來就不容易解決，但至少能夠被識別出來。可套上後物質主義後，這些問題變成非常抽象、幾乎無法被識別（更遑論被解決）的虛無價值。建基於虛無的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新社會運動，其缺陷就如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llen Wood所指出的：“還有就是最近以來的‘新社會運動’。問題只在於，這些不同選擇沒有任何一種是以對構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及其關鍵的策略目標的系統的重新評價作為支撐的。這些不同觀點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廂情願式的烏托邦或是處於絕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樣，都是對於完成變遷的社會的幻想，而沒有對於變遷進程的真實期盼。”（《從階級退卻：論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
結果，針對資源分配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法，例如就業、房屋及增加向上流機會等等，被認為不足以疏導香港青年的怨氣，繼而要求社會對後物質主義價值作出回應，例如給予更多民主等等。然而，民主、自由、人權等後物質主義價值根本不是作為一種能被解決的問題而出現，亦即是説它們根本無法被解決。社會愈重視這些價值，愈想滿足這些價值，真正的問題卻愈被隱藏起來。到頭來什麼問題也沒有被解決，卻不斷造成更多問題。
結論
每當香港社會爆發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有眾多青年參與時，青年就會被冠以“後物質世代”的標籤，被視作能夠擺脱物質而無私地為社會爭取後物質主義價值的進步羣體。然而，經過分析，香港青年並非不食人間煙火，不再關注物質生活。相反，青年更關注物質，並渴求有更美好的物質生活。可見，在追求物質方面，世代之間並無差別。
上一代與新一代的分別，只在於獲取物質的手段。由於社會發展條件的不同，上一代相信靠自己工作努力便能獲取及改善物質生活，而下一代則認定政經制度阻礙了他們獲取更好的物質生活，因而對政經制度產生不滿，希望透過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奪資源分配。可見，青年將後物質主義價值視為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的手段或口號。
可是，雖然青年對分配不公產生不滿，但這不代表他們參與或發動的社會運動是針對分配不公的，並不必然能夠將矛頭指向真正造成分配不公的元兇。
在反中意識形態影響下，青年的不滿往往被引導至反中運動之中，所謂的“中國因素”被視作為社會分配不公的元兇，而真正造成不公的國際及本地的大資產階級則被忽略，甚至被大眾所讚頌（李嘉誠向中小企發放“應急錢”，被視作有良心，有受惠餐廳為了答謝李嘉誠，甚至荒謬地推出優惠，身份證上只要有“李、嘉、誠、萬、歲”其中三字就贈送午/晚餐）。
比如説，青年面對的住屋問題，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大地產商。但在反對派及反共反中媒體的大力渲染下，“中國因素”（包括內地資本及內地來港新移民）被指責成導致樓價高昂、公私營房屋供應不足的元兇，成為了大地產商的代罪羔羊。
更甚的是，隨着時間過去，當青年感覺到他們的物質生活無法達到心目中的理想水平，彷彿遠在彼岸世界，他們便會盲目地追求這些價值以緩解他們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這樣一來，作為爭取更好物質生活的手段的後物質主義價值，就會逐漸變成目的。換言之，後物質主義價值變成了青年的精神鴉片，甚至發展出崇拜後物質主義價值的宗教。難怪，所謂的普選式“民主”會變成一種香港青年信奉的宗教。
本來青年不再犬儒，懂得發聲及用行動去爭取，並非壞事。問題是，當青年的怨氣被人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使青年單純地追求民主、自由等後物質主義價值，或者用後物質主義價值去包裝極右排外民粹運動，將矛盾由階級對立轉化為世代或族羣的對立，彷彿只要將上一代或內地人剷除，就能改善自身的物質生活。
有青年甚至高舉列強旗幟，乞求歐美帝國主義“光復”、“解放”香港，對帝國主義國家、跨國資本及本地大資產階級俯首稱臣，幻想只要有這些勢力的幫助，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極其愚蠢及荒謬的主張，居然能讓相當一部分青年所信奉，他們卻自以為比上一代人優勝，何其諷刺？
列寧曾經説：“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勞動擺脱資本壓迫的利益相牴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
不只是自由，任何價值，如果同勞動擺脱資本壓迫的利益相牴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
作者簡介：梁韋諾（香港中文大學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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