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香港策略看起來像普京的克里米亞吞併 - 彭博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5月28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會上按下綠色按鈕投票。

攝影師：凱文·弗雷爾/蓋蒂圖片社在中國確認將繞過香港立法會實施新的安全立法後，媒體大亨和民主活動家黎智英 發推稱他的家，曾是一個努力避免大陸統治重壓的前英國殖民地，已變得“像冷戰時期的柏林。”不幸的是，對於黎和該地區的其他自由派來説，他可能對此判斷錯誤。如果要找一個類比，或許可以與俄羅斯最近決定從烏克蘭吞併克里米亞相提並論。

與普京總統在基輔政治動盪期間做出的舉動類似，且2014年冬季奧運會仍在索契附近進行，習近平主席的舉動在時機上是機會主義的，在目標上是戰略性的。香港強大的民主抗議者因新冠疫情而進一步削弱，降低了對這一將中國完全統一在北京控制之下的舉動的羣眾反對風險。就像普京一樣，習近平做出這一決定時知道這可能會在多年內毒化與西方的關係。安全法的實際文本尚未起草。官員們試圖向商界保證香港將保留其自由，而較温和的措辭可能會減少來自國外的反對。但隨着中國外交官在美國的種族騷亂中進行挑釁，習近平似乎不再太在意。

彭博社商業週刊福克斯新聞擁抱不同類型的嘉賓：民主黨人美國誠信抓住參與賭博計劃的職業運動員傳奇女歌手將主導紐約和倫敦最佳秋季劇院一個人在亞洲金三角的統治香港的情況當然與克里米亞和柏林不同，尤其是因為中國的主權是無可爭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向香港派遣額外的部隊（自抗議開始之前，人民解放軍駐軍就已經在那裏）。

中國在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中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和更加自信，這一變化甚至在習近平於2012年上台之前就已開始。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中將北京稱為“戰略競爭者”，並在次年發起了貿易戰。儘管如此，北京在香港的做法變化對中國的鄰國和歐洲來説都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轉變，所有這些國家都處於迅速增長的超級大國競爭的中心。這是他們以前在俄羅斯身上看到過的情景，而這場競爭並不會以北京在勝利的西方面前屈服而結束。

“至少在歐洲，中國直到現在被視為比俄羅斯更負責任和可預測的行為者，”葡萄牙前歐洲事務國務秘書布魯諾·馬卡斯（Bruno Macaes）説，他是關於中國崛起的兩本 書籍的作者，包括 歐亞的曙光：新世界秩序的蹤跡。習近平決定無視西方在香港的投訴，加上自今年新冠疫情傳播以來出現的所謂狼戰士外交，表明這種區別正在消失。“這對中國來説是一種克里米亞時刻，”馬卡斯説。

根據賴的説法，相似之處在於中國的做法，他希望美國能夠認識到北京的變化，並動員以1948年斯大林試圖將所有盟軍佔領的柏林置於蘇聯控制之下時所表現出的同樣決心，來反對對香港自治的任何侵蝕。如果美國和其他國際力量現在不敢對習採取行動，那麼台灣和其他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很快將落入北京的統治之下，賴在香港的電話採訪中説道，他是Next Digital Ltd.的執行董事，這是一家擁有蘋果日報的媒體集團。哈里·杜魯門總統下令進行大規模空運，以對抗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明確劃定了對進一步蘇聯擴張在歐洲的紅線。

賴表示，新的美中競爭與舊冷戰一樣，是對立價值觀的鬥爭。他説，香港的自由派在這場鬥爭中是美國的天然盟友，可以為在中國大陸傳播他們共同價值觀提供一個橋頭堡，甚至説服他們反抗共產黨政權。相反，賴説，“如果他們認為美國沒有足夠的意志力來抵抗中國，黨將利用這個機會攻擊台灣。” “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將完全失去信譽。”

對於賴和其他向西看齊的香港自由派來説，困難在於，正如在烏克蘭一樣，迫使斯大林放棄對柏林封鎖的美國戰爭威脅在今天並不可信。沒有美國軍隊在地面上；也不會有第七騎兵。週二，香港親北京的領導人林鄭月娥能夠指責美國對其政府鎮壓人羣的努力採取“雙重標準”，而特朗普則威脅要調動軍隊來鎮壓國內有時暴力的抗議活動。

如果美國採取行動，它很可能會對某些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並限制簽證，就像在普京吞併克里米亞後對俄羅斯所做的那樣。這些措施給俄羅斯經濟帶來了痛苦，並使與西方的關係日益敵對，至今尚未改善。但這並沒有説服普京改變他的政策。這一經歷讓歐洲對與中國的事件發展感到擔憂。考慮到全球疫情和緊張的跨大西洋關係，特朗普可能會發現協調國際反應比六年前的奧巴馬要困難得多。

根據前法國駐華大使讓-莫里斯·裏佩特的説法，如果習近平無法被説服停止將北京的法律強加於香港，西方將再次無能為力，無法阻止他，只能被迫依賴互相傷害的制裁。“風險將是類似於克里米亞的局面，”他説。

對於習近平和中國領導層來説，將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世界上最大的離岸金融中心是政治上的必要。與北京的前幾代共產黨領導人一樣，習近平在很大程度上將執政黨的合法性寄託於其實現“民族復興”的承諾，這一承諾是在該黨所稱的西方列強的百年屈辱之後。這個時期始於1839-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的中國被迫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北京的國家博物館有一個專門的展廳講述這些殖民屈辱的故事，以及自1949年以來共產黨在扭轉這些屈辱方面的英雄成就。這個常設展覽於2011年開放，並自習近平於2012年上台後進行了更新，名為“復興之路。”

對黨在香港的主權聲索的任何感知威脅都被視為對國家目標的直接冒犯，這一事實有助於解釋北京為何堅持認為去年香港的民主抗議是 外國勢力驅動的。“無論美國政府想要多麼尖叫、踢打和吠叫，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前中國外交官和鄧小平的翻譯高志凱説，鄧小平是負責與英國談判歸還該地區的領導人。1997年與英國的最終協議要求香港立法機構通過禁止叛國、分裂、煽動、外國干涉和顛覆中央政府的法律——但由於香港立法機構內親北京和反北京派系之間的爭執，這些法律從未通過。“沒有人應該假裝對中國擁有強制這一問題的合法性和權力感到驚訝，”高説。

對共產黨權威的挑戰對習來説尤其棘手，他將力量展示作為自己統治的一個定義特徵。這包括在西部新疆地區為該國的穆斯林維吾爾少數民族建立大規模“再教育營”，打壓更廣泛的個人和媒體自由，以及 在南海軍事化填海造地的礁石。但是，當2014年和去年香港爆發大規模抗議時，習發現自己沒有法律權力來制止這些抗議，即使它們變得暴力，抗議者公開質疑黨在該市的權威。中國大陸公眾對黨最初未能遏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憤怒，在特朗普的熱情放大下，與急劇的經濟放緩結合在一起，使這些政治壓力變得尖鋭。第一季度多達1.3億人處於失業或被暫時解僱的狀態。

丹尼爾·拉塞爾，前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認為習近平實現統一祖國這一在國內頗受歡迎的使命，是2014年俄羅斯對克里米亞行動的幾個迴響之一。“在國內處於弱勢時對主權力量的強勢主張”是另一個。普京自兩年前重新掌權以來，一直在與低支持率作鬥爭，失去在鄰國烏克蘭維持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執政的鬥爭後，他更無法承受顯得軟弱。他也指責美國策劃了導致亞努科維奇下台的基輔親民主抗議活動。

拉塞爾現在是位於紐約的亞洲協會研究所的國際安全與外交副總裁，他表示，習近平對香港的行動的最終迴響是“像克里米亞一樣，這是一個沒有其他國家足夠強大來逆轉的步驟。”國會和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制裁。

當然，克里米亞和香港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首先，普京必須吞併黑海半島，而就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而言，它在法律上仍然是烏克蘭的一部分。中國對香港的擁有權在1984年就已確定。與英國的後續協議創建了香港的基本法，保證中國將遵守“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原則，持續50年，直到2047年。正是對這一原則的所謂違反，導致香港的許多人表示反對。

該地區對被更大鄰國吞併的態度遠不如克里米亞的主要民族俄羅斯人口那麼樂觀。而且，考慮到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其經濟利益要高得多，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外國投資——以及迴流資本外逃——進入中國的門户。這也幫助解釋了為什麼北京政府直到現在一直對香港的親民主運動猶豫不決：這樣做可能會危及司法獨立的認知，而這使得該地區對外國銀行和公司具有吸引力。然而，隨着香港相對於大陸的經濟權重下降，以及特朗普政府已經試圖減少中美之間的經濟互動，習近平似乎決定在國際上失去的東西比在國內獲得的東西要少，因此採取強硬立場。

“他們曾經絕對優先考慮經濟增長，並且至少在2010年中期之前一直避免與西方發生任何衝突，”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瓦西里·卡欣説。儘管對克里米亞的類比持懷疑態度，卡欣表示，北京當局現在“顯示出他們準備果斷行動；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決定迅速升級以阻止中國崛起，而中國必須做出回應。”

在卡欣對香港困境的無情看法中，這座城市對美國的作用已經結束——不是作為橋頭堡或盟友，而是作為中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政策的詆譭者。去年香港警方與抗議者發生衝突的畫面使得台灣對北京的看法變得更加堅定，以至於親獨立的蔡英文總統在一度看似處於困境的情況下，於1月成功連任。而克里米亞的接管對美國來説是一個挫折，標誌着其無法阻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首次領土吞併，並結束了舊世界秩序，而中國對香港施加意志的舉動則是美國的淨收益，卡欣表示。“這可以用來在台灣和其他地方建立對中國的輿論。”

Lai並沒有放棄希望。在他看來，克里米亞確實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案例，但僅僅是因為俄羅斯——其國內生產總值在當前美元計價中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政府或人民來説並不重要。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美國也有一位“過於紳士”的總統，無法採取必要措施來制止普京。相比之下，中國現在是美國的“死敵”，其經濟要麼已經超過美國，要麼即將超越，這取決於使用的衡量標準。此外，美國公眾對因Covid-19造成的生命和就業損失感到憤怒，而現任美國總統稱其為“中國病毒”。“也許特朗普會有所不同，”Lai説。“特朗普也玩硬球。” —與**Ania Nussbaum 接下來閲讀：特朗普的中國貿易戰策略既聰明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