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抗疫戰場節節潰敗的根源“在政不在制”“政”者何？領導力、決斷力、政治意志_風聞

西方在抗疫上究竟能不能抄中國的作業？

在今天之前，無論中外，無論專家還是媒體，無論學者還是吃瓜羣眾，都秉持制度論、國情論認為西方抄不了或很難抄中國的作業。

筆者對此論不以為然，將制度自信建立在此論基礎上，那是將大廈建在沙灘上。當然，我並沒有否定我們的制度優勢的意思，但要認識到，制度並非成敗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西方抗疫之敗“在政不在制”（注意，這只是涉及本次抗疫的評判）。

這幾天的新聞中，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各國陸續開始抄中國作業，諸如封城、隔離、禁足、處罰不守法的人，有的國家的措施甚至比中國更加嚴厲，還有軍隊（並非只是軍醫，而是大兵和戰車）出動。

然而，並未見到各國絲毫的大規模反抗（無論反對黨還是民間），也未見媒體一驚一乍的好像天塌的批評。因為他們採取的措施沒有違憲啊，沒有違法啊。一切都有法可依。西方在法律層面（制度的核心）對這種危機早有合適的安排，各種“緊急狀態”與配套法律法規是現成可用的，即使沒有現成法律法規，領導人也可以根據“緊急狀態”法律的授權頒佈行政命令，再或者也可以緊急出台針對性的法案（搞法案簡直就是西方政府的日常啊）。所以説，法律上是暢通無礙的，而作為法治國家，法律就是制度的核心，這説明制度不是問題。

我們來看兩則標誌性的新聞報道，管中窺豹。

CNN發問：西方防疫為何失敗？

報道的最後説到，倘若西方領導人希望民眾遵循規則，就必須讓其成為“強制性的”，否則無法挽救。

注意其措辭，已經不再礙於什麼意識形態的諸如專制、侵犯人權等説“不能如何如何”了，而是説“倘若”如何，“就必須”如何了，已經説到“讓其成為”“強制性的”，而沒有説什麼“不能採取強制性的”。可見，所謂‘強制性’的措施，不是在制度/法律層面的“能不能”，而是意願方面的“願不願”。

《華爾街日報》：西方效仿中國防疫措施，但沒學到精髓

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醫療衞生專家的話警告，各國在效仿中國經驗時並沒有學到精髓：除了“封城”以外，加強檢測力度、分級隔離與收治才是遏制疫情擴散關鍵，包括建立集中收治的方艙醫院。

愛丁堡大學全球公共衞生教授德維·斯里達爾承認，“很多（中國）經驗一直被無視，封城可以爭取時間，但前提是你得回溯檢測，找出哪些人被感染。”

她認為，要想全面遏制疫情，美國、英國與部分歐洲國家最終也必須學習武漢建立臨時醫院與隔離中心。“我覺得沒有其他辦法。我們正在朝那個方向努力，我們只是做的太慢了。”

注意其措辭，同樣也沒再説“能不能”封城，而是直接認可了“封城”，然後更進一步探討真正的武漢的有效的經驗了。

所以，抄（好）中國作業並非制度制約的“能不能”的客觀障礙問題，而是“會不會”、“願不願”的主觀認知和情感問題，是施政的問題。故曰：西方抗疫之敗“在政不在制”。

政者何？領導力（預見性判斷力）、對“例外情況”（緊急狀態）的決斷力以及“政治意志”。

西方抗疫之敗：

首先敗在領導人的領導力——毛澤東定義的那種“見桅杆知大勢”的預見性判斷力——太差，對新冠病毒的厲害（病毒中隱身戰鬥機）不夠了解，以至於決策失誤。事實上，有中國的經驗教訓在前，根本不需要西方領導人“見微知著”這種稀缺能力，而只要深入瞭解中國的情況，即可做出正確的判斷以作科學決策之依據。至於西方領導人為何對中國的經驗教訓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詳見筆者後附專文。

其次敗在對“例外情況”的決斷力不足。領導力（預見性判斷力）不足導致疫情從星星之火發展到燎原之勢，此時按理説，西方領導人已經可以判斷疫情將導致的危機狀態了，已經不能再鴕鳥、再綏靖了吧，但他們仍然猶疑不定，或不啓動“緊急狀態”，或即使啓動了“緊急狀態”也三心兩意、漫不經心，不上適配的措施。這是對“例外情況”的決斷力不足。判斷不等於決斷，決斷更重要的在於決心和勇氣。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敗在“政治意志”的欠缺。所謂“政治意志”是“政治及其意志”。“政治”會在矛盾衝突最激烈的時候進入一切領域諸如經濟、法律、教育、文化、宗教的問題等等，將其轉化為政治問題。而西方的問題在於，資本權力的意志強於政治權力的意志，所以才被“經濟”困住而裹足不前（參考拙文：主權者的缺位成全了資本權力的瘋狂：堂而皇之地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維護資本利益）。這雖然好像很像是“制”的問題，但仍然不是。不説歷史上的丘吉爾、羅斯福展現出的強大的政治意志而大有作為的史實，只需看看今天面對疫情時西班牙（考慮的）臨時國有化政策（法國也有類似的預案）就能明白，不是“制”的問題，而是領導人的“政治意志”的問題。

除了以上三點外，民眾的配合不配合也確實是問題的關鍵，但這個仍然不是“制”的問題，也不是什麼“文化”、“國民性格”的問題，或者説即使是問題，也不是在既有“制”（法律）的框架內解決不了的，直接加大執法力度就行了，或者推出臨時法案就可以。更容易的是，你直接、充分的向民眾披露關於病毒之厲害的信息，民眾自然知道這次的病毒特別要命，為了小命着想，就極少有傻瓜再做出愚蠢出格的行為了，就會都乖乖配合政府的防疫安排了。當然，中國在這方面確實有優勢，筆者在後附文中就以張旭東（觀網專欄作者）提出的“文化政治”的概念做了一點討論。

作為結語，筆者説幾句題外話：

思維是概念的運動。對一個問題的分析，引入最貼切的概念是良好的開始也是成功的一半。

筆者自認為，後附拙文引入的“領導力”、“例外情況”、“決斷力”、“政治意志”、“文化政治”這一組概念比較貼切，因此也有對根源分析的相對深入。

而對於什麼概念才是最貼切的的判斷取決於“判斷力”——康德意義上的，也即“審美”，筆者常用“鑑賞力”——的高低。筆者非常欣賞西方美學史上的一個著名論斷：“談起口味無爭辯，談起趣味有高低。”所以筆者一直強調並且在身體力行“鑑賞力”的修煉（筆者的微信公眾號“煅履堂薪火”就以“鑑賞力修煉”為宗旨），且遵照陽明的“於事上磨練”的教導。

另，並非筆者傲慢自大、目中無人，而是據實而論，就中西抗疫表現差異的分析方面，難見服膺之文。筆者目前視野所見，唯拜服於文揚先生的兩篇文章：

文揚：全球疫情“政治曲線”中的文明因素

文揚：疫情之下，遊居文明也暴露了它的天性

文揚先生此文，站的比我高、洞察比我深，在“判斷力”（審美、鑑賞力）上更高一籌。

奉上拙文：

東西方抗疫表現巨大差異的根源：領導力（預見性判斷力）、對“例外情況”的決斷力、政治意志和文化政治

供各位批判（批判不是批評，而是“澄清前提、劃定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