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文學愛好者，來啃啃這塊硬骨頭（上）_風聞

本文聊東北、聊小説、聊文藝，也聊這些元素背後的美學和歷史。供愛好者閲讀。

文章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作者：叢治辰

本文將雙雪濤、班宇和鄭執及近年來圍繞他們的諸多討論視為一個事件，關注點主要不在他們的小説本身，而在於圍繞他們展開的 種種言説——別人的和他們自己的。因此也並不期待像很多論者已經做 到的那樣，從他們的小説中發掘新的美學元素或找到理解現實與歷史的好角度，而希望對那些言説背後的話語資源有所梳理和理解。

本文以為必須將這一事件放置在較長時間段知識界、文學界與大眾文化的各自發 展與互動關係中加以考量，其間的眾聲喧譁不僅構成了這一事件，也折射出當前審美趣味的複雜結構及其或可想象的未來。

0 事件!

2020年初的雙雪濤、班宇和鄭執已經不僅僅是三位小説家，而且共同構成了 一個事件。

2011年，雙雪濤的小説處女作《翅鬼》獲中國台灣舉辦的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説獎首獎，從此開始認真創作小説;2015年，《平原上的摩西》在《收穫》發 表，令雙雪濤得到批評界的關注，並在此後持續處於關注之中;同一年班宇在豆 瓣閲讀初次發表小説，翌年以《打你總在下雨天:工人村藍調故事集》獲第四屆 豆瓣閲讀徵文大賽喜劇故事組首獎;

2018年，同樣在《收穫》，班宇發表了《逍遙遊》，引發可與當年的雙雪濤相比的熱度，同年他的小説集《冬泳》也出版 了，並在第二年為他贏得諸多榮譽;仍在2018年，雙雪濤和班宇都參加了由 《鯉》、“騰訊大家”和“理想國”聯合主辦的匿名作家計劃，然而最終獲 獎的卻是比他們年齡還小，卻比他們更早開始寫小説的鄭執，這讓這位在新 媒體文藝平台“ONE·一個”上已經小有名氣的寫作者，得到了更為嚴肅的 對待。1 

關於三位作者的履歷，已經有不少論者詳盡整理，並相信還會 有人持續整理下去，此不贅述。總之，即便從鄭執最早開始創作小説的2006 年算起，三位作家也不過用了不到14年的時間就獲得了批評界和媒體的高度 認可;而如果從雙雪濤聲名鵲起的2015年算起，這個時間不足五年。在此過 程中，關於他們的訪談與論述為數眾多，幾可與其發表字數等量齊觀——這 的確可以算是一個事件了。

在2019年末談及一年文學成就時，王宏圖特意將這一跨年度的事件寫入 總結中去，儘管其討論內容真正與本年度相關的只是班宇在《青年作家》發表 的一箇中篇小説。這一略顯反常的追認，隱約透露出論者急於及時地將這一事 件與時間銘刻在一起的衝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意味着，該事件已經具備了 寫入文學史的價值。2 

這一判定或許並非譁眾取寵，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版 圖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多少顯得瑣碎，批評界已經很久無法提供如“尋根 文學”“先鋒小説”那樣清晰飽滿的概念來對文學現場加以概括總結和引導規 訓了。除了底層敍述興起、網絡文學氾濫和科幻小説再認識等少數話題以外， 大概只有鄉土敍述—都市文學、小資寫作和失敗青年書寫等幾個從20世紀遺留 下來的舊瓶可供裝進新酒。

至於70後、80後、90後……這樣不斷衍生的代際命題，似乎至今也未得到有效的學理填充，從而淪為一種批評界的權宜之計，某種 程度上恰恰證實了文學與批評的乏力。在此背景下，一個已經被反覆討論了五年 並可能還將繼續討論下去的事件，理應在這一時段的文學記憶裏佔有位置。

三位年未不惑、寫作幾乎剛剛開始(這當然是相較於他們有可能展開的終 其一生的漫長寫作而言)的作家得到如此隆重的肯定，是否有些過譽了?他們寫得真有那麼好嗎?這樣的質詢實際上是混淆了作為小説家個體的雙雪濤、班宇、鄭執和他們共同構成的事件。

寫得好不好與是否能夠成為事件，二者之間並無必 然聯繫;何況判斷文學作品好與不好，本身就是可疑和令人感到尷尬的。文學批 評家和理論家們曾經付出過艱苦的努力，力圖使文學研究科學化和標準化，但最 終卻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的普遍法則可以用來達到文學研究的目的” 3 。

不可否認的是，文學閲讀和審美判斷仍是一項或多或少依賴主觀的精神活動。至少在作品的文學品質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孰優孰劣難免取決於讀者的個人趣味。因此小説寫得好不好，當然得允許不同讀者見仁見智。就我的個人趣味而言，我認 為這三位作者都是非常優秀的小説家，他們每個人都有不止一篇作品深深打動了 我;但要説他們篇篇都寫得好，我也很難同意。

雙雪濤似乎也願意承認，檢視舊 作，自己寫過一些“做作”和“淺薄冰冷”的東西，但是對此他有着理直氣壯的 解釋:“從另一個層面，我一直認為，寫作需要一點任性的東西，放肆的東西，淺薄的東西，不那麼貪圖讚美，但是自己想寫的東西。有時候，認真地走一些彎 路，是有益的。” 4 

這番挑戰常識的表態其實是對讀者的一種含蓄抵抗，它指出 即便對於那些所謂“不好”的作品，也可以有更加複雜的認識。那無異於説:對 作家而言，每篇作品都自有價值。但事實是，他們三人的作品並非每一篇都得到 了認真而充分的討論，甚至不乏有些時候，小説家和批評家的意見並不一致。5

而恰恰是這些作者和讀者也許並不彼此認同的意見，在各自言説或有意不説之間 隱隱呼應與交鋒，於評判作品的同時透露出作品以外的信息，才共同交織形成了 一個事件值得深入探討的意義。

因此，對於文學作品優劣的判斷並不穩定。張定浩對三位作者作品的判斷 可能就與我和雙雪濤都不一樣，他甚至因此而懷疑雙雪濤等人是否確實擁有想象 中那麼廣泛的讀者:“我接觸到很多普通讀者私下對於班宇和雙雪濤的閲讀感受 都不好，但他們不會公開表達，或者説沒有能力或沒有慾望形成文章來表達，這個大家看一看豆瓣短評就能看出來，豆瓣短評中有時會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見，但豆瓣長評就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五星好評，因為能寫長評的，大多是書評人或評 論家，還有一個宣傳因素，以及評論界一窩蜂追捧新人的趨勢，這些因素加在一 起，也就使得這兩本書的聲譽超出了它們本來應有的水準。很多普通讀者的看法 某種程度上是被遮蔽的，這裏面就有一個王小波説過的‘沉默的大多數’的問 題。” 6 

張定浩的論證可能也有武斷之處:對作品持否定意見的人不像喜歡作品的讀者那麼熱情，因而懶於長篇大論，亦在情理之中，因此豆瓣短評與長評 的傾向差別或許與讀者專業與否並不完全相關，而且豆瓣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能 夠代表“普通讀者”，似乎也尚可存疑。但圖書銷售記錄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張 定浩的判斷，從專事圖書行業諮詢、研究與調查的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提供的數據推算，雙雪濤等人的作品銷量儘管在文學類圖書中已算表現優異， 但與媒體和批評界給予的巨大熱情相比，似乎仍令人感到失落。7

 因此，張定浩的論斷仍是具有説服力的:文學事件的形成及形態，並不取決於作品優劣， 甚至與作品是否擁有為數眾多的普通讀者都關係不大，起關鍵作用的是專業讀 者。專業讀者可以引導普通讀者，左右事件走向，並且往往是由他們完成對事 件的總結與昇華，並將之嵌入歷史當中。

事實上，文學史早已為我們提供了足 夠多的證據:多少在文學史當中被重點討論的作家與作品，如今看來乏善可 陳，僅僅具有“文學史意義”;而張恨水這樣銷量巨大的作家，卻在很長一段 時間裏都被文學史排斥在外。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專業讀者就可以構成一種宰制 性的力量。事實上，當文學事件從作家與作品中逃逸出來之後，也就逃逸出了任何一種宰制性的力量。它呈現為一種多元參與的對話狀態，即便作品自身的 質地，即便作者本人的聲音，都不過是眾多聲音中的一種。

這諸種聲音合奏齊 鳴，不僅豐富了關於作家與作品本身的評判，而且未嘗不能以一種壓抑或替換 的方式透露出那些普通讀者的真實意見，從而表現出整個時代的審美趣味，乃至於政治、經濟、倫理、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正如那些鮮活的文學現場即 便被文學史蓋棺論定，我們依然可以從文學史家的選擇、遮蔽及敍述語調中摸 索到歷史的縫隙，並在文學史的反覆重寫中拼貼還原出生動複雜的記憶;在建 構文學事件的種種言説之間，我們同樣可以有所作為。抵抗宰制最好的辦法， 就是對那些專業讀者的發言詳加分析並提出疑問:他們到底傾訴了什麼，又掩蓋了什麼?關於雙雪濤、班宇和鄭執，什麼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什麼又被有 意無意地忽略了?而在強調和遺忘的背後，又有怎樣可資討論的話題?

1 東北……

或許首先應該提問的就是:為什麼是這三個作家共同構成了事件?

將雙雪濤、班宇和鄭執捆綁在一起進行討論，最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他們 都出身於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都在這個不足五百平方公里的區域裏度過了他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如此高密度的空間分佈當然引人注意，也不能不讓他們的故 鄉感到與有榮焉。因此“鐵西三劍客”的名號不脛而走，甚至寫在了《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裏。

在那篇報道里作者指出:“三位作家的共性是生長的環境: 大量的東北日常口語、俚語、諺語，還有方言特有的修辭方式和修辭習慣，都被 他們融入了敍事和對話。由此，形成一種既帶有濃厚的東北風味，又充滿着時代 特有氣息的敍述語言，有點土、有點硬，又自然流暢。”

而在文章落腳處，作者更將這三位鐵西作家與地方公共文化建設的成績聯繫在一起:“近年來，遼寧 省圖書館建立‘圖書館+信用+互聯網+物聯網’的公共文化服務新平台……不同 類型、不同規模的新型實體書店相繼開業，構築成一座座文化棲居的‘最美空 間’。”“近年來”圖書館與實體書店的完善與繁榮多大程度上滋養了雙雪濤等 人的文學創作難以考察，但無疑他們已經共同構成了故鄉的一張文化名片。8

雙雪濤

共同的生長環境真的會造成相近的文學特性嗎?的確，不難在他們的作品 中找到相似之處。鄭執的長篇小説《生吞》與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北 方化為烏有》、班宇的《槍墓》在很多方面都能彼此呼應，以至於劉巖認為， “雙雪濤的短篇小説《北方化為烏有》和班宇的中篇小説《槍墓》可以看作是 鄭執的長篇小説《生吞》的元小説” 9 ;而走走在雙雪濤小説裏找到的那些一 再重複的元素(大火、工廠、踢足球、引用聖經、打槍、豔粉街、殘疾、搶 劫、詩歌……)，也至少有一半都在班宇和鄭執的敍事中不斷閃現。10 

但無論 如何，他們之間的差異一定大過相像，甚至每個人的不同作品之間，都未必共 享同樣的特質。即以《人民日報》那篇報道談及的敍述語言而論，雙雪濤的早 期作品《天吾手記》和《刺殺小説家》其實很難説自覺地使用了當地方言，相 反有一種濃郁的林少華譯村上春樹腔11 ，偶爾於字裏行間辨識出的鄉音，倒會讓 人詭異地想起那位在東北學習漢語的日籍乒乓球運動員福原愛。而即便在那些有 意操作語言的小説裏，雙雪濤使用方言的方式似乎也與班宇、鄭執有所不同。

班宇的語言與全國人民已經非常熟悉的東北方言最為接近，他甚至樂於在小説裏直 接引用趙本山的小品台詞12 ，儘管那在有些論者看來，很可能是一種未必真實的 景觀語言13 ;而雙雪濤並不大規模地使用方言詞彙和語法，他更致力於將方言的 內在韻味融匯到普通話中，從而消除不同方言區讀者的閲讀障礙;至於鄭執，他 的小説裏儘管也有東北口音，但是對方言的使用恐怕還談不上自覺。

這或許意味着，僅就文學層面，將三人並置在一起缺乏足夠的合法性。這種並置很可能是一種有意建構的想象。而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所指涉的區域還在不斷擴大。《人民日報》那篇報道盡管在標題中還是以“鐵西三劍客”來指稱雙雪濤、班宇與鄭執，但文末所 提及的公共文化服務已至少涵蓋了整個瀋陽;而當文章將他們三人放置在蕭紅、 蕭軍以降的文學史脈絡中加以討論時，其實已經是在努力將其與更為廣闊的地理 範疇相聯結。

事實上類似的聯結存在於大量相關報道與論文當中。李雪早在2016 年對雙雪濤加以評論時，即以“城市的鄉愁”討論雙雪濤小説的價值，這裏所説 的“城市”乃是指瀋陽;但在文章中，李雪還提出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地理圈層結 構:“東北—瀋陽—鐵西區—豔粉街。”14 

雙雪濤以及後來的班宇和鄭執，其意 義因之從一條街膨脹到三省四盟。不過真正在學理層面將這三位作家與東北廣闊 大地聯結在一起，恐怕還有待於黃平的論證。

在2019年底與張定浩的那次對談中，黃平已經使用了“新東北作家羣”的 説法，而從他加之於這一概念之前的“所謂”一詞判斷，至少在私下裏該稱號應 該已被頻繁使用。15 

此時黃平應該已經完成了《“新東北作家羣”論綱》，這 篇宏論的確堪稱綱領性的文件。或許是考慮到以區區三人代表面積超過140萬平 方公里、人口過億的東北，多少有些不合比例，在論文開始黃平特意提到了趙松 的《撫順故事集》和賈行家的“他們”系列;但文章主要討論的對象，仍是雙雪濤、班宇和鄭執。

其實將趙松和賈行家納入論述之中，或許有畫蛇添足之嫌，盡 管他們也出身東北、書寫東北，但細究其題材選擇與書寫方式，與雙雪濤等人卻 大異其趣。如此一來，則有可能模糊“新東北作家羣”這一概念的學理邊界。事 實上，如果不考慮所指的具體內涵，僅僅作為能指的“新東北作家羣”並不是新 鮮的概念。

從2011年開始，《渤海大學學報》即提出“新東北作家羣”的説法， 並設置相關欄目加以研究;2015年，該刊主編林喦已經發表文章對相關研究進 行階段性總結。但是被納入“新東北作家羣”的作家有數十人之多，其操持的 文體、寫作的面向都大相徑庭，只能説他們之間存在着同鄉之誼，卻很難在文 學層面找到相互間的關聯。16 

與前述《人民日報》報道的內在目標類似，這一 系列研究更多表現出的是區域內文學從業者力圖形成規模，共同推進地方文 化建設的強烈訴求，這一訴求甚至可以放置在1990年代以來各地“文化搭台、 經濟唱戲”的潮流中加以考量。17 

2017年遼寧作家團訪問吉林，舉辦跨省座談 會，也借用了“新東北作家羣”這一名頭。座談的具體內容未見記錄，但從參會作家名單來看，恐怕同樣難以從中找到可供形成概念的共性。

18 2019年李帥 提出“當代東北作家羣”的概念，其實與“新東北作家羣”大同小異。藉由李 帥的總結，我們得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各地建構區域性文學共同體的巨大熱情和 持久努力，據他稱:“(國內學術界)對小羣體如遼寧兒童文學‘小虎隊’、 大連海蠣子組合、鐵嶺女詩人羣體等作家羣體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

可惜的是，這些豐富的研究中提出的作家羣體概念，似乎都未能產生特別廣泛的影響， 其原因或許正如李帥指出的:一個作家羣體概念要想真正凝聚成形，不能僅僅突 出“地域作家羣體集束性出場或‘亮相’”，而必須“以文化生態學視域中的 ‘羣落’相似性、文化地理學視域中的地緣相似性和社會心理學視域中的心理趨 同性”聯結起來。

簡言之，類似“新東北作家羣”或“當代東北作家羣”概念的 提出，僅僅因為被收納在概念之下的諸多作家出身同一地域是不夠的，還必須找 到他們在審美、文化等多個層面的共通之處。歷史上以蕭紅、蕭軍為代表的“東 北作家羣”之所以成立，也不僅僅因為他們都生在東北，還因為他們都具有—— 或被論述為具有相近的文學質地和精神追求。19 

因此黃平也唯有以雙雪濤、班 宇、鄭執三人為核心，提煉和強調他們的共同點，才真能完成想象的建構和概念 的提出。但與此相應，這樣做也必然面臨三重遮蔽的風險:一方面，雙雪濤等三 人不合乎這一概念內涵的創作，難免會遭到一定程度的壓抑;

另一方面，被林喦 和李帥論及的數十位東北作家乃至於更多的作家，都將被排斥在關注範圍之外; 而更為重要的是，僅僅是雙雪濤、班宇和鄭執有關東北的書寫，而且僅僅是他們 書寫中被“新東北作家羣”這一概念所選擇過的那些，會被視為合理的“東北故 事”，而除此之外有關東北的一切，都將在這一論述範式中化為烏有。

班宇

那麼黃平以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人為核心，提煉出來以供確定“新東北 作家羣”這一概念邊界的共性，到底是什麼呢?李帥曾經展望“當代東北作家 羣”研究的意義，認為“從實踐價值上説，當代東北作家羣與東北老工業基地振 興息息相關，既能產生經濟價值，又能產生社會效益”20 。

黃平同樣將“新東 北作家羣”與東北老工業基地聯繫在一起，但是卻反其意而用之。黃平表示: “‘新東北作家羣’所體現的東北文藝不是地方文藝，而是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 的普遍的工人階級鄉愁。這也合乎邏輯地解釋了這一次‘新東北作家羣’的主體 是遼寧作家羣，或者進一步説是瀋陽作家羣。如果沒有東北老工業基地90年代的‘下崗’，就不會有今天的‘新東北作家羣’。”21 

事實上早在2017年黃平莊嚴 宣告《平原上的摩西》標誌着“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時，就已經相當自覺地指 出“作為歷史事件的‘下崗’”對於這篇小説極為重要，那意味着某種“共同體 的破碎”，並決定了小説的敍事形態。

繼而，黃平談到“平原”，將之視作小説 為破碎的共同體提供的粘合劑:“‘平原’在初始的瞬間銘刻了作為生命本質的 愛與美，在歷史時間中銘刻了對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共同體的體認。”回到雙雪濤和黃平都着意強調的1995年，我們當然很容易理解那破碎的共同體指涉着什麼:莊德增和李守廉都曾是國有企業的工人，從這一年開始才分道揚鑣。

正如與張定浩對談時黃平明確表示的:“我不認為‘東北’是一個純粹的地域範疇，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被地域所遮蔽的‘階級’範疇。”22 

通過這樣的轉喻，黃平將 “雙雪濤、班宇、鄭執—鐵西區—瀋陽—東北”的鏈條進一步延伸，接上了“階 級”，並由此可以指向更為宏大的命題。劉巖就曾經論證，“只有轉義為一種超 越其地方性的歷史，‘這個工業城市’作為‘懸案’的意味才得以充分顯現，瀋陽就是社會主義普遍歷史的寓言”23 

經過諸多論者尤其是黃平的論述，生於 瀋陽的劉巖所習慣聚焦的這座城市，其實已經可以與東北及東北任何一座工業城 市進行語意置換，所以那句話的意思等於是:“東北就是社會主義普遍歷史的寓 言。”“東北”二字因此得以面向不可窮盡的空間與時間範疇展開其意義，以至 於我們不得不在它後面加上省略號作為後綴。

鄭 執

黃平認為“階級”的範疇被地域遮蔽了，但是如前所述，當他為“新東北作 家羣”確立了學理邊界之後，“東北”的所指在不斷延伸的同時也必然遭到“階 級”的遮蔽——東北這塊土地連同它的所有歷史都僅僅被凝聚為一個創傷性體驗 的時刻。然而即便只討論那一時刻，就真的只有“創傷”這一種理解角度嗎?黃平沒有解釋《無賴》當中的老馬算不算工人階級，他的“創傷”只與外在的、不 可抗拒的歷史變遷有關嗎?——對於歷史上關於那一創傷時刻的主流解釋(或者 “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想象”?24 )

具體該予以怎樣的回應呢?關於遮蔽的一個更 為複雜而有趣的案例是劉巖的相關研究。

從2018年對《平原上的摩西》的研究， 到2019年對雙雪濤、班宇、鄭執的綜論，劉巖都對命名與言説當中的遮蔽保持了足夠警惕。在他看來，僅僅認為《平原上的摩西》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創傷時刻其 實是將小説與《鐵西區》等影片等量齊觀，恰恰窄化了雙雪濤的意義，因為經過闡釋話語的運作與現實社會的變遷，《鐵西區》所展示的老工業區及工人階級面 貌，已然被消費社會景觀化，“被挪用和收編為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材料”。

如果 説趙本山的鄉土喜劇讓全國觀眾誤將東北人認作“都市外鄉人”，而忘記了即便 在世紀之交，東北仍是全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那麼《鐵西區》等影片同樣 “以孤立封閉的工業生產及其簡單再生產的空間”塑造了“東北=老工業區”的 認知謬誤。而“‘老工業區’由此與‘都市外鄉人’悖謬性地彼此意指，自動遮 蔽了社會主義歷史中形成的工人階級的有機城市”。

而在劉巖看來，雙雪濤等三 位作家的價值，並不在於簡單地抒發特定階級的歷史鄉愁，而在於復原了那座有 機城市，重新使工人階級成為城市中活躍而生動的元素，從而打破了“區域景觀 化的歷史再現邏輯”。

劉巖的洞見的確打開了更為開闊的論域，令考察雙雪濤、 班宇和鄭執的學術視野在時間上追溯至計劃經濟時代東北最美好的歷史時期，同 時在空間上下沉到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空間，並試圖在新一代作家的精神內面尋 求能夠超越歷史而前行的力量。

但是他的論述仍舊無法脱出“東北—階級”的闡釋框架，而其邏輯起點仍在那個共同體破碎的創傷時刻:“20世紀90年代到21世 紀初的歷史創傷是老工業區懸疑敍事的緣起。”25 

當他循此闡釋框架，將《平原上的摩西》中的蔣不凡視作“城市治安維護者”，並進而指認為“主流的城市 敍述者”時，儘管極為漂亮地論述了工人階級如何從城市的主人淪落為危險的他 者，卻取消了理解蔣不凡這個人物的其他一切可能:他還是一個大齡未婚的單身男子、同事的好兄長、盡職盡責卻丟了佩槍的公安幹警，後來還成為長久依靠年 邁父母照料的植物人。

而在劉巖力圖顛倒以“都市外鄉人”面目呈現的東北人形 象時，是否意識到的確需要追問在東北那些工業城市之外，農民應該如何生活， 而他們又是否同樣有着不可讓渡的尊嚴?

為什麼明知必定造成遮蔽，仍要提出概念並嚴格確定其邊界?黃平給出了自 己的理由，卻令人頗感意外地採取了現身説法的感性方式:“不管是雙雪濤還是 班宇，他們小説裏都寫了一個情節就是9000元的學費，我們都知道上世紀90年代 9000元學費意味着什麼。這個事情在東北是真實的，我也交過類似的學費，壓力 也非常大。對於他們的小説，我這個讀者的感受是真實的。”26 

“筆者不願強化 共同體經驗來論證自己的看法，但不得不説‘平原’對於出生在‘東北平原’上 的我們，不是一個晦澀的象徵。這裏的‘東北’不僅僅是地理空間，更是以地理空間轉喻被粉碎的共同體。”27 

這是一個學者少有而可貴的動情時刻，或者説， 堅定的立場和共同體意識。在具體的對話與辯論中，情感和立場是不容置疑和拒 絕論證的，但不得不追問，是否情感動機足以構成論者持類似闡釋框架的唯一理由?

像黃平一樣成長於東北的論者具備這樣的情感動機或可理解，但仍有不少與 東北無關也不應對那一創傷時刻保有記憶的批評家和媒體人，也於無意識間將 “東北—階級”作為闡釋雙雪濤等人作品的預設。

尤其難以解釋的是王德威，儘管就祖籍而言他也可以算作東北人，但是卻長於中國台灣而工作在美國，他並未 分享那種創傷記憶，卻同樣以國有企業改制和工人階級下崗為討論的切入點，儘管對創傷時刻何以發生的理解與黃平、劉巖或有不同，但王德威對於小説中人物 的遭際似乎也並不缺乏理解之同情。28 

這至少提醒我們，“新東北作家羣”這一 概念的特殊指向，除了情感動機之外，一定肇因於其他可供分享、傳遞和學習的因素。

事實上關於黃平所説的那個共同體破碎的時刻，知識界早有討論，並形成 頗為可觀的理論資源。1999年，在與佩裏·安德森對談的時候，汪暉追溯了1990 年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羣體的分化，尤其是“新左派”(儘管汪暉更願意稱之為 “批判知識分子”)的產生。

汪暉認為，其產生的背景一方面是1992年之後“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所有結構和內容都被‘南巡’喚起的商業化大潮席捲而去”，因而使部分知識分子感到幻滅;而另一方面，則正是市場擴張的重要內容表現為 “非國有化”。這裏所説的非國有化或私有化，指的正是國有企業改制。

汪暉認為這一過程造成了當代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因此有必要對“自發私有化”或 “新自由主義”予以批判，而是否“將私有化或‘國企分家’設定為不能質疑的目的”，也成為“左翼知識羣體與‘新自由主義’及其妥協形式的真正區別之所 在”。

在汪暉的追溯中我們依稀可以辨認出熟悉的話語和邏輯，當黃平動情地表 述自己的共同體認同時，當劉巖迫切地召喚對工人階級有機城市的公正記憶時， 不正和汪暉的訴求不謀而合嗎:“我們必須要回頭審視中國社會自從1949年以來 的歷史和變化，這段歷史的豐富性並不能簡單歸納為階級鬥爭或計劃經濟的失 敗，它同時也包含了許多其他內容——很多人們仍然珍視的東西。”29 

或許只有 以1990年代以來大陸知識界的立場分化為背景，才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黃平、劉 巖等人賦予“新東北作家羣”的特殊內涵，也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從李陀到王德威，不同美學立場的批評大家都著文肯定這一批作家的文學探索”30 。

基於此，“新東北作家羣”大概可以算新世紀之初的“底層敍事”之後， 又一個被深深打上“新左派”思想烙印的文學事件——這或許提醒我們在對 “新東北作家羣”保持持續關注時，可時時以“底層敍事”的經驗教訓為參照。

“底層敍事”的發軔之作和最重要代表《那兒》(曹徵路)，同樣圍繞 國企改制和工人下崗展開敍述，一時之間引發諸多討論，甚至久不關注文學 現場的學者亦為之振奮鼓呼，由此引發了書寫底層與苦難的熱潮。但隨着討 論深入，論者卻圍繞知識分子是否有資格為底層代言而展開激烈爭論31 ;

以此為背景，黃平關於個人經驗的動情表述，以及黃平在內的多名論者對雙雪濤 等人工人階級子弟身份的強調32 ，或許並非無的放矢——成功地解決了小説家 和批評家為工人階級代言的合法性問題。但“新東北作家羣”畢竟不是“底層 敍事”，前者身處更加複雜的社會現場和文化生態，因而呈現出更為曖昧的面貌。

這種曖昧複雜的一個直接表現就是，“不同美學立場的批評大家”都能在 雙雪濤等人的創作中找到自己欣賞的審美趣味:李陀認為“新世紀裏成長、成熟 起來的一代青年作家，很多人都在追求或者傾向於現實主義寫作”33，並將班 宇作為例證;而王德威則從雙雪濤的寫作中發現“他明顯受到現代主義風格的影 響”34 。

另一個更為耐人尋味的表現是:在討論雙雪濤的時候，黃平不能不提及 王小波。雙雪濤自稱是“王小波的擁躉”35 ，而黃平本人也從不掩飾對王小波的喜愛36。

事實上，出生於1980年代的文學從業者，未曾被王小波深刻影響過的 恐怕為數不多，1997年王小波逝世之後的“王小波熱”幾乎席捲了整個閲讀界。如黃平所説，那同樣是一種深刻的情感記憶。

然而弔詭之處在於，無論黃平如何 努力將“純文學”的王小波與“王小波熱”及其背後“歷史的密謀”剝離開來， 仍難以否認:之所以彼時剛剛浮出水面的自由主義會選擇王小波來加以“塑造與 生產”，實因其種種敍述與言説中，的確流露出濃郁的自由主義氣息——他跟 “新左派”的差異一定比“自由主義”大得多，對於他生前已經開始的國企改制與工人下崗，他未置一詞。37

這樣的複雜曖昧甚至弔詭，同樣可以在汪暉的追溯中找到解釋:“我也不贊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二元對立描述當代中國的知識狀況，因 為被歸納在‘新左派’之中的一些知識分子理論上也汲取了大量的自由主義的因素，而被歸納在‘自由主義’範疇內的知識分子也包含了偏左和偏右的差異。”38 

時至今日，無論“左”還是“右”，在其來源、構成與訴求上，或許 都遠比汪暉20餘年前所講述的更為複雜。對於年輕一輩知識分子而言，恐怕沒有人能夠簡單以“左”或“右”的立場、陣營來表達自己的良知與真誠。更常 見的是，他們在生活趣味、文學審美和公共事務等方面，可能表現出完全不 同的立場;甚至在同一事件推進的不同時刻，立場也不盡相同。在此意義上， 他們深刻理解和精熟掌握了左翼經典理論的精髓:世界是複雜辯證而變動不居的，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

而這也再一次提醒我們，即便在“東北—階級”的闡釋框架之下，也可以包 含廣泛而複雜的課題:黃平和劉巖的立論就不盡相同。而隨着事件推進，共享同 種思想資源的論者也難免發生進一步分化。這讓“東北”這一概念不僅朝向未知 的空間和時間指涉無限敞開，而且還將在意義賦值的層面越走越遠。

2 “文藝”

既然前文中指出，王小波之所以會被自由主義選擇，乃是因其本身包含了自 由主義元素;則或許在此必須回答，雙雪濤、班宇和鄭執被置於“東北—階級” 的闡釋框架下討論，是否他們的寫作中也的確存在着與這一框架相合之處?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雙雪濤就曾明確表示，自己寫作的出發點是:“東北人下崗時， 東北三省幾百萬人下崗，而且都是青壯勞力，是很可怕的。那時搶五塊錢就把人 弄死了，這些人找不到地方掙錢，出了很大問題，但這段歷史被遮蔽掉了，很多 人不寫。”39 

班宇在談到自己的小説為什麼總是聚焦工廠工人時，也表示那是 因為“我對工人這一羣體非常熟悉，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輩，或者他們的朋友。他們的部分青春與改革開放進程關係密切，所以其命運或許可以成為時代的一種 註腳”40 。

而鄭執在“一席”演講時，也詳細講述了“窮鬼樂園”的那些窮鬼 們，把對父親個人的悼懷上升為對整個“東北”的悲憫。41 

三位作者的確都寫了 不少衰敗的老工業區和過得不順心的下崗工人，不過在談及自己小説的題材時， 他們其實很少像上文引述的那樣明確表達立場態度，而基本止於承認自己對那些 人、那些事、那一區域和那一時刻比較熟悉。

而當相關討論一再地圍繞着東北、 階級與創傷時刻展開，他們便明顯表現出想要逃離這些標籤的衝動。這種逃離甚至直接表現在創作層面:雙雪濤最新的小説集《獵人》幾乎是在有意地抹去筆下 的東北色彩，讓黃平多少有些不以為然。42 

劉巖或許認為，雙雪濤、班宇和鄭執 對於工人階級有機城市的書寫乃是其創作的最重要價值，並將不斷召喚後來的書 寫者，而一旦如雙雪濤《武術家》那樣的文本呈現出某種複雜性，則有可能造成 “前景的不確定性”——但是很顯然，作家們未必這麼想。43 

其實這無可厚非: 優秀的批評家和學者致力於闡釋提煉，而有出息的作家總是想要突圍出去，這是 相當正常而健康的文學生態;唯有在這樣的互動中，作家和批評家才能構成一種 良性關係，持續不斷地為彼此提供創新動力。

至於逃跑得漂亮不漂亮，《武術家》這樣的作品寫得好不好，尤其是，逃跑之後的前景如何，過早定論難免顯得 武斷，而且很容易再次陷入見仁見智的莫衷一是。更加值得探討的，或許是他們 採取了怎樣的逃跑路線，以及何以作這樣的選擇。

在北京大學“我們”文學社舉辦的一次活動中，魯太光、雙雪濤與劉巖的 對談就極為有趣，頗耐分析。44 除主持人魯太光的開場白之外，雙雪濤是第一個發言者，看似應該起到破題的作用，卻不得不面對已經預設的活動主題:“文 學中的東北。”對此雙雪濤輕描淡寫地表示，之所以寫的東西多與東北相關，不過因為生於斯長於斯，“是一個無法選擇的命運”;他強調對於東北的認識不應 該是固定不變的，而“對於一位作家而言，他寫作的材料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 的是他看待材料的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方法”。由此，雙雪濤硬生生地將話題轉到小説技術的層面，轉到納博科夫。

但是之後發言的是學者劉巖，他再一次把話題拉回了東北，不無揶揄地指出:此前雙雪濤分明表示過“想反映一點東北人的思 想、特有的行為習慣，尤其是幾個大工廠”，但是“當今天越來越多的批評家和 媒體以‘東北’這樣一個標識來塑造你作為小説家的形象時，你似乎要從這種定 型化的塑造中掙脱出來，強調自己不是在記錄、反映真實的東北。這就形成了一 種悖論”。

面對這個尖鋭的問題，雙雪濤承認寫作時難免要調動自己熟悉的歷 史，但是當媒體和專家朋友們對此過分關注時，作為作家他就難免有所警惕。他 再一次努力把話題從小説的材料轉向小説的技術，並強調自己“在寫作裏面得到 的最大的愉悦可能還是虛構的愉悦，一些精神的樂趣”。

而後，他特別提醒讀 者，“從小説裏認識真正的客觀世界是比較困難的，在小説裏更重要的是認識到 精神世界”。作為主持人的魯太光在此時起到了重要的調和作用，他説自己的確在《天吾手記》裏讀到了“不屈不撓的故事、精神”，進而指出雙雪濤的小説有兩個面向，其一是“世界瓦解、粉碎的過程”，其二是“很強的救贖意味”，此外魯太光也特別指出雙雪濤對藝術性的重視。

世界的瓦解粉碎、精神層面的 救贖和小説藝術性，魯太光的發言幾乎涵蓋了之前劉巖和雙雪濤涉及的所有方 面。在這樣的緩衝之後，雙雪濤談起文學對於自己的意義，他提到了經典作家的 名字，提到了自己的閲讀，也提到了此前的工作，但是卻偏偏並未涉及媒體和批 評家們關心的那個“東北”。

他特別説到，對於自己的小説，魯太光、劉巖乃至 於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讀，他無法預料也無法控制，而在他看來，寫 作處理的是“人和意義的關係”。

在這組關係裏，當然有“鐵肩擔道義”的責 任，但是“道義很重要，妙手也很重要”，至少就他個人而言，最難的是要“對 自己寫的這點字負責任”。接下來雙雪濤主要談的是自己對文稿近乎強迫症的一 再修改，則基本可以確定這裏他所説的“負責任”大概僅就“這點字”本身，即 文學內部。

接下來發言的劉巖表示要“接着説一點自己的閲讀感受”，但實際上 卻並沒有“接着”雙雪濤的話講，而是重振旗鼓，又一次頑強地回到了瀋陽，回到了豔粉街。

劉巖談到《平原上的摩西》中對豔粉街地理位置的有意錯置，談到作為警察的蔣不凡喪失了正確理解下崗工人李守廉的能力，談到在小説的諸多敍 事聲音中唯獨缺少了案件當事人李守廉的經驗表述，也談到《北方化為烏有》的 元小説寫法，然後他對雙雪濤提出了問題:“無法直接呈現的父親的聲音和消失 的北方、消失的社羣的關係，在你的小説創作裏，是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連接?” 

劉巖所談到的幾個問題，在他的那篇研究雙雪濤的論文裏皆有涉及，這篇文章在 座談當時應該已在編髮過程中，並將於次月正式刊出。在文章中他以強勁的理論 武器和綿密的學術修辭將他對雙雪濤發問時提到的那些零散元件，組裝成精緻的話語裝置:

在他看來，小説中豔粉街位置的有意錯置乃是雙雪濤將瀋陽從消費社 會的意識形態化想象中“脱嵌”而出的努力，其目的是嘗試復原那個工人階級的有機城市;蔣不凡對李守廉的誤判，印證了下崗工人已經成為自己城市的他者; 但未能發言的李守廉，儘管只能在警察、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敍述中以他者身份 出現，喪失了發聲的機會，卻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的經驗和思想傳遞給了女兒李 斐，從而構成對話的可能。45 

劉巖的繁複論證是否當真合乎雙雪濤的創作意圖姑且不論，至少我很懷疑，在缺乏以上討論前提的座談現場，雙雪濤真的能夠理解劉巖問題所涉及的全部內涵嗎?他們兩人的話語結構與思維方式顯然大相徑庭。

因而意料之中，雙雪濤的答覆非但不合乎劉巖在論文中設立的框架，甚至有些答非所問:他簡單地在一般意義上談了兩句父親形象與父子關係，便表達了悔於少 作的意思:“説到《平原上的摩西》和《北方化為烏有》，我覺得這兩部小説寫 得有點問題，這兩部小説寫得有點機巧，尤其是《北方化為烏有》。這個題目雖 然比較容易被人記住，但我稍微有點武斷。”

這與其説是在反省過去的自己，不 如説是在反對批評家們對他的指認。在此之後的兩輪對話基本都圍繞着雙雪濤的 寫作和發表展開，直到魯太光突然提到雙雪濤小説中的紅旗廣場和廣場上的毛主席像。這一次，其實能夠明顯看出雙雪濤對劉巖的解讀是認同的，但或許仍是因 為學者與作家發言方式的差異，二者的意思依舊存在着微妙區別。

劉巖操持精巧的理論話語，雄辯地闡釋出雙雪濤小説對某種藴含複雜歷史經驗之底層情感結構 的揭示，其視野朝向整個共和國曆史;而雙雪濤則以一種典型的小説家敍述語 調，從自己與父母的經驗談起，兜兜轉轉，還是將書寫廣場與雕像的理由歸因為自己對特定環境和特定環境中人的熟悉。

發生在北京大學的這整場座談就像闡釋者與作者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逃遊 戲:劉巖努力把雙雪濤講進一個“東北—階級”的宏大歷史敍事裏;而雙雪濤則扭 頭向兩個方向逃跑，一個方向是某種純粹的“文學性”，另一個方向是個人的精神 世界。其實不僅僅是雙雪濤向這兩個方向逃跑，班宇和鄭執也有過類似的表述46 ， 不少論者也的確是沿着這兩個方向展開對雙雪濤、班宇和鄭執三人的研究。

事實上，像劉巖這樣幾乎完全聚焦在理論命題與現實關懷的研究者少之又少，絕大部分 論者儘管以“東北—階級”為闡釋框架，卻往往只是以此為論述的起點或背景，最 終仍要落實在文學層面討論三位作者的價值:要麼從“文學性”角度探討雙雪濤等 人在小説技術方面的成就與貢獻，要麼褒揚他們在作品中賦予小説人物的尊嚴和精 神力量，要麼則兼而有之。47 

就此而言，座談中那場追逃遊戲就不僅僅是發生在 闡釋者與作者之間，還發生在一種話語與另外一種話語之間。在雙雪濤等人的自述 與研究者的闡釋中浮現出來的兩個逃跑方向，或許也指向左翼話語之外，造成雙雪濤、班宇和鄭執這一文學事件的其他思想資源。考慮到三位作家對於前一種話語避 之唯恐不及，卻並未拒絕後一種話語的指認，則顯然至少對於寫作者而言，後者更 具有吸引力，因而也更有可能造成內在的盲視。

雙雪濤等人及其大量研究者們熱情奔向的兩個方向，構成他們於無意識間 認定為“文學”之物的基本輪廓，那完全可以在賀桂梅所説的“純文學”意識 形態中找到其淵源48 ，並在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更迭與反覆中找到具體 線索。

如果依賀桂梅所説，文學/政治的二元結構乃是“純文學”首要的認知框 架，那麼先鋒文學是一個標誌性的節點。在此之前的中國當代文學，無論是書寫 一種政治，還是另一種政治，抑或是以文化替代政治作為文學的填充物，都不如 先鋒文學來得徹底。

它根本不再考慮在內容層面“寫什麼”，而轉向關注“怎麼 寫”，並由此在對以政治為核心的他者之排斥中塑造出某種純粹的“文學”概 念。以此為參照或許更容易理解，為什麼雙雪濤等人那麼不願意認同自己作品的 價值在於書寫了東北和工人階級，而一再表示自己對“怎麼寫”更為關心。

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曾經談及先鋒作家如餘華對他們的深刻影響49 ，而雙雪濤和黃平共 同熱愛的王小波，儘管因遲到太久而未被歸入先鋒作家的行列，卻至少在小説形 式上與先鋒作家們有着同樣對複雜的追求。

但是如賀桂梅所説，先鋒文學始終存在着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在完成一 種語言秩序的革命時，並沒有更多地關注與當代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關聯”50 。以 所謂的世界文學傳統為話語背景的單純形式實驗，因為無法對現實問題予以有效 回應，而難以符合長久以來已然形成的中國讀者閲讀期待，顯然不足以支撐文學 的持續發展。

因此即便是先鋒文學最熱情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面對人物和 故事，‘先鋒派’注重形式的敍事方式並沒有釋放出充足的藝術能量”，於是不 得不“在90年代完成了故事和人物的復歸”。51 僅僅在形式層面運行的先鋒文學實際上終結了，或者如有些學者理解的那樣:轉型了，幻化為其他形態。52 但無 論如何，先鋒文學之後的中國當代文學都不得不以先鋒文學為前提。

徐則臣就曾 經明確表示，“所有好小説都需要一種先鋒精神”53 ，21世紀“中國可能出現的好小説應該是:在形式上回歸古典，在意藴上趨於現代”54 。就此而言，先鋒文學的偃旗息鼓並不僅僅是因為內部創新能力不足，更因為其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無論是終結了還是轉型了，先鋒文學都絕沒有失敗，而是被講述成某種常識，從 而構成新的意識形態。

而隨着1990年代文學外部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繁榮，人文精神大 討論又不無弔詭意味地為這一意識形態提供了新的他者，將與商業有關的文化生產也明確地驅逐出這意識形態之外，從而大致完成了對所謂“純文學”的定義。

“純文學”的概念邊界看起來是涇渭判然的，通常來説那包含着對以下等級差序 的認同:刻意為配合政治而寫的文學當然是淺薄庸俗的;與商業資本關係密切的 影視文學、通俗文學同樣也不入流;對於外在世界的關注與思考或許應該算作文學的一部分，但是卻必須以所謂的藝術性為前提，如果二者不能得兼，則“文勝於質”總好過“質勝於文”。

因此雙雪濤、班宇和鄭執不僅對“東北—階級”的 標籤頗感不適，也總是委婉而堅決地撇清自己和影視工業之間的關係:儘管承認 “電影不是文學的敵人”，雙雪濤仍然強調二者是兩碼事，而自己對於電影只是 外行和觀眾55 ;

班宇也表示自己“寫小説的初衷，幾乎沒有考慮過影視化……影像是在創立或複製語言，小説卻可以抵達語言和一切事物的最深處”56 ;至於鄭 執，在“一席”演講介紹自己“缺錢的時候就會寫劇本”時，更是分明透露出一 種不得已而身在曹營的委屈與不甘。57 

這倒並不是説這三位作者深深服膺於“純 文學”的自我想象，從而拉斯蒂涅般的非要擠進那個所謂的“文化精英”階層， 畢竟雙雪濤就曾經頗為不屑地表示過，很多“自稱是純文學”的作品，“其實是 很乏味的東西”58 。但是當他憑藉着後來被視為類型文學或青春小説的《翅鬼》 贏得台灣的文學獎金，開始盤算自己的未來文學之路時，想的恰恰是“我又不是 寫網絡文學的，我得給文學期刊投稿”59 ——那分明證實了“純文學”的意識形 態已經牢固地內化在他的認知結構當中。

雙雪濤心理活動中的“文學期刊”，是“純文學”得以持續存在併發揮作 用的重要載體。它們都是官方主辦的刊物，但是在1980年代特殊的歷史訴求下， 實際上是體制內的文學期刊與一批青年作者們，以“文學現代化”為旗號共同完 成了“純文學”的革命。

因此自那以後，儘管在局部仍會存在政治與文學的張力 關係，但是文學期刊的編輯們大致都已經接受了1980年代文學變法的成果。60 更何況到了1990年代，市場經濟與大眾文化才是“純文學”更加危險的敵人。於是 文學期刊代表“純文學”，與商業氣息濃重的其他文學形態針鋒相對，便成為大部分寫作者理所當然的認識。

但是體制內刊物畢竟要求對中國現實有所反映，而且1984年《國務院關於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頒佈之後，市場化趨勢 下的文學期刊也不能不考慮普通讀者的文學趣味和需求。因此“純文學”從高度 精英化的形式實驗向書寫現實撤退，既是賀桂梅所指出的文學內部規律使然，也與文學期刊所承受的外部壓力不無關係。

1990年代以來新寫實主義、新歷史小 説、底層敍事和非虛構的潮流，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視為這內外因共同推動的產 物。但是身處體制之內又要兼顧閲讀市場慣性的文學期刊難免求穩多於求變， 從而使其所願意容納的“純文學”很容易呈現出一種同質化的疲怠狀態:

具有事件意義的作品一旦出現，大量平庸的跟風之作便蜂擁而至，《那兒》之後 哀鴻遍野的“偽底層”苦難書寫61 ，至今都還不絕如縷。疲怠的“純文學”當然不能令人滿意，於是必定又有關於創新的呼喊，可是像1980年代那樣的風雲 變幻未免過於刺激，因此最好的創新不過是題材上無傷大雅的微調:看慣了鄉 土風情，繁華都市便足以令人耳目一新;讀多了小鎮青年，可以把筆尖輕輕一 抬，挪到縣城。

在此邏輯之下，雙雪濤、班宇和鄭執受到“純文學”的歡迎簡 直順理成章:一定程度上他們的書寫也可以被納入“底層敍事”這個已被認可 的穩妥的小傳統當中，但是他們還提供了新的空間場景，他們還真誠熱忱，他們還有講述故事的合法性，他們還在藝術上頗有追求。同樣在此邏輯之下，雙雪濤在最新小説集《獵人》中“去東北化”的努力其實值得肯定，儘管力求創 新未必一定得離開“東北”，但有創新的野心總比甘於自我重複要好。

不過“純文學”的疲怠狀態還不僅僅來自創新的惰性，更根本的原因或 許是王德威所説的:對於“神性”的思考在當代中國文學裏已成為“久違了 的題材”62 。中國當代文學長久在一種對歷史總體性的篤信中展開，這讓它 從一開始就獲得了某種宏大而剛健的力量。

但是當“純文學”從政治的緊縛中鬆綁，也就必然同時從歷史總體性中跌落，自此之後，再難找到一個足夠 達成共識的信念來填充精神空白。足夠達成共識的信念好還是不好?一定要 在某種總體性下進行文學創作嗎?

這些問題當然都可以長久探討，而且恐怕 難有定論，但是王德威所謂“神性”的缺位似乎的確容易使文學陷入一種瑣 碎、綿軟、猶疑、頹廢的氣質——新寫實主義中的現實只能一地雞毛，新歷史主義讓時間迷失了方向，底層敍事裏的《國際歌》也只剩下兩個虛弱的字 節。63 

其實無須比較這樣的氣質與宏大剛健孰優孰劣，任何一種氣質獨佔文 學版圖過久都難免遭人厭膩。因此近年來失敗青年書寫中一敗塗地的頹喪， 令論者再次迫不及待地呼喚某種超越性的精神力量:金理期待鄭小驢《可悲的第一人稱》中那個小婁，能夠通過勞動完成“主體修養的內在建設”，尋找到人類真正聯合的可能64 ;而李雪則為蔡東筆下的人物憑藉自我反省而完 成主體重建深感欣慰，哪怕那看上去很像是對現實的逃避。65 

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小説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對於歷史事件與場景的虛構、對於邊緣 人羣的關切，使他們當然可以被放置在新寫實小説—新歷史主義—底層敍事—失 敗青年書寫的脈絡中加以理解，但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們極為自覺地也極有 華彩地寫出了那些小人物的尊嚴。論者往往喜歡將這種尊嚴歸之於階級，或者歸 之於宗教，但其實也可以如雙雪濤所説，那就是一個寫作者對個人精神世界的重 視。無論如何，它滿足了“純文學”長久以來的期待。

但是僅僅在一般所謂的“純文學”概念中，能夠完滿地理解雙雪濤、班 宇和鄭執嗎?雙雪濤對“純文學”的表態早已證明，儘管無法外在於“純文 學”的意識形態去理解文學場域的構成，但對這一意識形態作家並非沒有反省。

論者早已指出，和以往青年作家相比，雙雪濤等人的出場“更多地受到市 場化媒體的支持”66 ，這種出場方式其實通向三十年來文學史發展的一條隱在 的線索。1990年代以來湧現的類型小説、網絡文學、青春寫作等潮流，由於與 大眾文化、消費市場和新興媒體聯繫緊密，並獲得了商業成功，因而長久以來隱隱遭到“純文學”的排斥，被目為低人一等的“亞文學”。

但雙雪濤等人對待它們的態度顯然與“純文學”有所不同。班宇和鄭執都曾參與由《中華文學選刊》組織的“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在回答“科幻、奇幻、推理等類型 文學，非虛構寫作以及互聯網時代種種新的寫作實踐，是否正移動着文學的邊 界”這一問題時，兩人的回答驚人相似，都認為文學不應該存在邊界67 ;雙雪 濤也早就表示過，不應將小説分為純文學和類型文學。68 

儘管早已改旗易幟，但類型小説、網絡文學和青春寫作的影子，始終浮現在他們的文字之中。論者並非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有趣的是經過闡釋卻會發現，那些“亞文學”的元素總 是可以被納入“純文學”的認知當中:張元珂將雙雪濤的校園題材小説視為一種 “反類型的青春寫作”69 ;

在劉巖看來雙雪濤之所以採取懸疑敍事來結構小説， 正和他的寫作對象和寫作目的吻合70 ;

而徐勇指出雙雪濤的成長小説指向的並 非個體而是社會現實的思考，也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劉巖、黃平對雙雪濤等人 工人階級子弟身份的強調在為他們提供了底層代言合法性的同時，也順便抹除了 他們青春寫作的色彩。71 

這提醒我們，“純文學”的概念邊界很可能只有在下意識表明立場的時候是涇渭判然的，細究起來卻曖昧模糊，並且處在不斷變動當 中:近年來科幻小説不是已經為純文學作家們提供了新的實驗場地?而在麥家、 須一瓜、弋舟等人的創作中，早已能夠讀出懸疑推理小説的潛在影響。

所謂“亞 文學”未嘗不可以對“純文學”產生建設性作用，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寫作再 次證明了這一點。這使得由他們三人構成的這一事件所涉及的層面，必須從知識 界、文學界延伸至大眾文化領域，而我們也因此格外需要將“文藝”一詞置於雙引號中。

後文及註釋閲讀：東北文學愛好者，來啃啃這塊硬骨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