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代言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博旁孔子塑像引發的思考_風聞

國家博物館旁邊（北門外廣場上）樹立孔子塑像一事受到廣泛關注，引發熱議，其中不乏質疑。筆者也頗感費解，於是撰寫前文《尊孔？貶孔？——關於國家博物館旁孔子塑像的幾點疑惑》，以期解惑。同時也在想，如果要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尋找代言人物或符號的話，誰或何能擔當？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是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以國子監為館址。1918年以端門至午門的原建築為館址。

1926年10月1日定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

1949年10月，改名北京歷史博物館，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1950年3月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設址在北海團城，不久遷入故宮西華門武英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決定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

1958年10月在天安門廣場東側修建新館，1959年10月建成為建國十週年十大建築之一。1959年 10月1日，“中國通史陳列”在新館公開預展。

……

2003年2月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兩館合併的基礎上中國國家博物館組建成立，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是以展示歷史與藝術並重，集徵集、收藏、研究、考古、文化交流於一體的綜合性國家博物館。

由此可見，中國國家博物館，是隨着中國歷史終結家天下宗法性王朝走向共和而設立國家級歷史性博物館。在這一併不僅僅屬於某一家一派的國家博物館門口，獨樹先秦諸子之一——孔子的塑像，則可能由於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學派曾被家天下王朝作為統治思想獨尊約兩千年，難免讓人感覺有繼續“獨尊儒術”之嫌。儒家主導中國意識形態約兩千年是不爭的事實，功不可沒，但也導致幾近亡族滅種，責不可推，尚需全民族對之深刻反思。

實際上，隨着宗法王朝的終結，“獨尊儒術”（或其他某術某家某派某教）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雖然未來之路尚需要不斷探索，但“獨尊儒術”死路一條，恐難置疑。那麼，誰，或者什麼可以代言中國國家博物館呢？對此，或可圍繞中國國家博物館作為國家級歷史性博物館的基本屬性來考慮。

淵源性，是歷史記載或講述不可忽視的，若旨在彰顯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這一屬性，作為其代表性人物，大概最合適莫過於伏羲女媧。關於伏羲女媧的故事，筆者記得自己童年時代，在湘西山村隨大人們勞作時就在田間地頭聽説了，説這一故事婦孺皆知，實不為過。雖然有關伏羲女媧的故事缺少可考史實，含有較多傳説成分。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不是從傳説開始的？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先民的記憶模糊而忘卻。而且，既無需以其他民族的傳説代替自己祖先的記憶，也沒有必要用本族的傳説抹殺其他民族的記憶。再者，伏羲女媧一男一女，相關故事的時代背景大概是在父系宗法制確立之前，更具本源性。向更加久遠的本源的迴歸，也意味着螺旋或波浪式前進的歷史進程的更具前瞻性的超越。伏羲女媧（像）所持規、矩，是科學發現和勞動創造，作為工具，其普世性實用價值毋庸置疑，同時或正由於此，還有着普世性象徵意義（“規矩”標誌也見於其他文化，參見一美圓鈔票），象徵着科學的規範和行為的準則。

方圓有度、男女和諧、陰陽平衡、天人合一，等等，均藴含在持規女媧與持矩伏羲合體像之中。（作為淵源性的考慮，也曾想到被稱為人文初祖的黃帝或炎黃二帝，但又覺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頑強的父系宗法制確立的標誌性人物，在逐漸超越父系宗法制並講究男女同權的現代社會，未必合適。伏羲女媧傳説可能更具本源性和未來性）

如果旨在彰顯創造性思想的活躍與成熟，先秦諸子皆可，但不宜獨尊一家，應百家爭鳴。故可用諸子羣像，也可簡化為有一定可考事實依據的老孔二聖對談，説禮論道（參見圖二）。老孔對談，是二聖之間的切磋交流，將塑像置於側門或也並無不妥，更不必面朝大街。老孔二聖對談塑像不必太高大，以顯平易近人，好似路人若感興趣就可駐足旁聽，聆聽日用而不知之道，乃至加入討論。

若側重歷史的記述與探究，則可樹立史聖司馬遷的塑像。司馬遷一人撰寫了他之前約三千年的第一部中國通史——甚至可説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史。如果僅用一個人物代言國家級歷史性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而又不致引發太多爭議，或非太史公莫屬（參見圖三）。

至於非人物性的圖案或標誌，可用圖騰性的龍鳳圖，也可用抽象圖標性的太極圖，等等。

總之，可代言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人或器物或符號很多，不勝枚舉，但需注意其選擇的代表性和全面性的統一以及相關設置的合理與合禮。

2011年1月30日初稿發於作者博客（易爾）

因博客被封於夏曆庚子年四月卄六日/西曆2020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館日轉作者風聞（易則之）

補記：

其實，不用另行專門設計製作，上承天道信仰傳統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吉言，開啓“人民大團結”新時代的五星紅旗就很好！（參見圖四、圖五）

夏曆庚子年四月卄六日/西曆2020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館日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