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計：以創新為核心的國家戰略_風聞

當今世界，作為一個延續數千年的文明古國，中國在歷經上百年的混亂和屈辱後，得益於改革開放，正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從近代“開眼看世界”始見西方工業文明的力量，到奮力追趕出完整的工業體系，甚至藉助互聯網的普及逐漸與西方信息文明並駕齊驅。但是，創新能力的不足，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的發展潛力：一方面，外部市場環境不斷吸引人才外流，另一方面，本土市場環境不利於企業創新，如不加以改變，將在未來的文明中受制於他國，甚至重回“落後捱打”的局面。對於現在的中國而言，一個以創新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迫在眉睫。

一、開放與創新

城市環境：提升城市服務能力，積聚全球創新人才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增速放緩和週期波動，此為問題之表象，問題的本質在於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依賴型產業比例較高，而知識創新型產業比重較低。如以刺激政策應對增速放緩，以逆週期政策應對週期波動，則會造成資源進一步向資源依賴型產業集中——在強化資源依賴型產業的同時，弱化了知識創新型產業，最終將導致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如此循環往復，後果不堪設想。

破解這個局面需要從調整經濟結構入手：提高知識創新型產業比例，降低資源依賴型產業比例。 如要提高我國知識創新型產業比例，必須提升國家創新能力，國家創新能力越強，對資源的依賴就越小，知識創新產業所佔的比重和發展空間就越大。而國家創新能力由一國所擁有的創新人才數量決定，由於創新人才的數量在全球範圍內、在一定時間內都是有限的，因而對於有限的全球創新人才存量而言，我國需要多流入、少流出甚至不流出。因而調整我國經濟結構的槓桿點並非刺激政策和逆週期政策，而是創新人才的流量，更準確地説，是創新人才淨流入量。

全球創新人才的流向主要取決於市場環境，除了有競爭力的政策和薪酬水平，有同等競爭力的工作、生活環境也很重要，後兩者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是創新人才流動的決定因素。由於知識創新型產業非常依賴創新人才，所以只有創新人才願意居留的市場環境，才有可能有知識創新型企業遷入和創立，進而形成產業。

如要積聚創新人才，首先需要營造在全球範圍內有競爭力的市場環境，至少應包括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其中，工作環境包括就業環境和創業環境；生活環境則涵蓋居住、醫療、教育、交通、飲食、休閒等環境。縱觀全球，最具經濟競爭力的城市i無一不是具備以上條件的城市，如紐約、洛杉磯、新加坡、倫敦、慕尼黑、東京等，都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人才匯聚。

而有競爭力的市場環境，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城市的綜合服務能力決定的。如果僅以GDP看，我國很多城市都可比肩歐美一、二線城市，因為我國城市的“硬件”服務能力，如基礎設施已不亞於競爭對手，但是，我國絕大多數城市的“軟件”服務能力，包括創新人才在工作、生活各方面所需的服務，尚不足以吸引足夠的創新人才流入，尤其是海歸和外籍創新人才，縱使是本土創新人才，都在流向一線城市，甚至還存在外流風險，無法與歐美一、二線城市相比。

根據李永剛ii對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屬高校24856名博士畢業生的統計，博士畢業生在學術單位屬地的就業率平均達到51.67%，在屬地所屬區域（不包括屬地）就業的比例平均達到17.8%。如將二者相加，則可得出，我國2018年博士畢業生有近七成（69.47%）在學術單位屬地及所屬區域就業。在學術資本積累、地緣親近等影響因素變化不大的前提下，可以推斷，我國博士生在過去幾年裏的就業區域分佈也都是類似的情況。

因此，以我國各省市高校及科研機構博士畢（結）業生數量作為衡量創新人才數量的基本指標，根據教育部2013年至2018年公佈的分地區數據，對我國各省市創新人才數量進行排序。由於我國近幾年每年的高校及科研機構數量、博士點數量及博士招生人數相對固定，所以無論是每年平均數量還是累計數量，對各省市的排序都是一樣的，以下使用累計數量進行排序分析，因其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國各省市創新人才的存量排序：

數據來源：教育部官網

從上圖可以看出，除了佔據絕對優勢的首都北京以及上海、江蘇、廣東等東部沿海省市，中西部也有諸如湖北、陝西、四川、湖南、安徽、重慶等省市擁有較高的創新人才數量，換言之，除了東部地區，我國中西部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橫向連接：構建創新都市網絡，吸納全球創新人才，合理縮小東西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首先應當同步開放一批城市，在繼續提升這些城市“硬件”服務能力的同時，把重點轉向提升這些城市的“軟件”服務能力。具體而言，根據既有的格局，包括氣候條件、人口密度、交通狀況、城市服務能力、高校與科研機構集中情況等因素，建議延我國人口密集分佈的三條主要的江河流域，以省會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市縣，開放一批城市，將我國現有的城市羣連接成一個創新型大都市網絡，重點提升城市綜合服務能力，尤其是“軟件”服務能力，以積聚全球創新人才，這些省會城市包括：

北線黃河流域，東起濟南，延及天津、北京、石家莊，途經鄭州、西安、太原、呼和浩特，西至銀川、蘭州和西寧；

中線長江流域，東起上海，途徑杭州、南京、合肥、南昌，武漢，長沙，西至重慶、成都和貴陽；

南線珠江流域，東起廣州，途徑南寧，西至昆明；

以上城市多為自然形成的大都市，有良好的歷史基礎，氣候舒適，人口密集，又多居於水陸縱橫交錯之地，城際交通發達，還因是省會城市，高校及科研機構雲集，商業繁榮，治安良好，交通有序，居住、醫療條件較好，基礎教育體系完善，休閒飲食資源豐富，甚至市民雙語能力相對較強，有良好的發展潛力，且有能力輻射周邊市縣，因而適合積聚全球創新人才。

其他城市可根據經濟發展狀況適當增加，如北京周邊除了天津，還可輻射唐山、滄州、保定、張家口、承德等市；上海周邊除了杭州，還可輻射南通、常州、湖州、無錫、蘇州、嘉興、紹興、寧波等市；廣州周邊除了深圳，還可輻射東莞、中山、江門、佛山、惠州、肇慶等市。

縱向連接：發展海上及內河航運，疏解黃河流域發展之困，合理縮小南北差距

華北地區素有“一京二衞三通州”的説法，是指由於漕運的重要性，通州的地位曾經僅次於京、津二地，而對於當今的北京市而言，通州區除了作為副中心，還有着不可替代的“連通”價值。

北京需要港口，天津港是首選。縱觀世界城市排名，位居前列的倫敦、紐約、新加坡、悉尼、巴黎、迪拜、東京iii(GaWC, 2018) 等，多憑藉海港、河港發展海運及河運，以低廉的物流成本優勢，從全球一眾城市中脱穎而出，而相對於擁有上海港、寧波舟山港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擁有廣州港、深圳港、香港的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京津冀地區核心的北京，雖然坐擁首都的地位和資源，卻並無出海口，亦無河道可用，這極大地限制了北京市乃至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潛力。而就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和集裝箱吞吐量而言，天津港無疑是北京的首選，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關鍵就在於讓北京與天津更好地連結起來，甚至形成一體化的城市帶，以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並駕齊驅。

通州是連接京、津兩地的樞紐，內河航運是降低物流成本的關鍵。作為北京副中心的通州區位於城六區與天津市武清區之間，有豐富的交通線路連接京、津兩地：除京津高速、京津塘高速等公路外，還有鐵路以及成本更低、能耗更小、污染更少、即將恢復通航的京杭運河。試想，如果貨物可以通過內河航運經由天津港直接進出北京副中心，那麼北京的物流成本將會大幅降低，天津的戰略價值也將藉助與北京副中心的連結得以提升，結果將是北京分享了天津的港口，天津分享了北京的資源，實現京、津兩地優勢互補、合力發展，進而能夠吸引更多優秀企業，吸納更多創新人才，解決更多人口就業。京、津兩地政府的各項政策也應逐步協同、統一，簡化行政手續，才能逐步實現兩地交通連接、港口對接、產業銜接的一體化過程。

京、津兩地協同發展，可帶動河北，輻射華北、西北和環渤海經濟帶。以北京副中心連結京、津兩地，結合北京作為華北經濟中心乃至全國首都的資源與天津作為港口的作用，首先實現京、津兩地協同發展，然後向周邊溢出，帶動河北發展，實現京津冀一體化，進而通過公路、鐵路、內河航道、海上航道輻射華北、西北和環渤海經濟帶，成為黃河生態經濟帶與海內外的連接點。

綜上所述，可以通州為樞紐，近接京、津，實現資源互補協同發展，遠通海內外，立足京津冀而放眼全世界。

其他問題：步驟、種族及邊疆地區的發展，向心力是關鍵，影響力是外延

之所以選擇同步開放，是因為這樣對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資源壟斷，促進城際交流、產業間協作和企業良性競爭，對外可以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創新型大都市網絡，比肩歐美一、二線城市的知識創新型產業。

待這部分城市形成一定經驗後，可以考慮將這些大都市周邊的市縣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優先選擇人口密集、相對發達的城市，進一步擴大範圍，讓更多的地區享受開放紅利。

關於開放所涉及的種族和族羣比例問題，由於我國知識創新產業需要大量引入來自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創新人才，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口總數並不多，何況能流入我國的還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海歸和外籍華人，其他族羣數量相對更少，因而相對於我國人口密集地區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本土創新人才數量而言，最終流入我國的其他族羣創新人才並不足以改變我國的既有的種族和族羣比例，反倒有可能激勵本土產生更多的創新人才。

至於新疆，目前已有喀什和霍爾果斯作為經濟特區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連接點。由於新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塔里木盆地是中國最古老的內陸產棉區，盛產棉花、水果、乾果等農作物，應作為農業基地發展；新疆也擁有豐富的油氣能源，還有很好的發展太陽能、風能甚至地熱能的潛力，有條件的地區應作為能源戰略儲備基地發展；新疆還擁有豐富的地下水資源、礦產資源，還應作為我國的水資源戰略儲備基地、礦業基地發展；由於新疆地廣人稀，與戰亂頻仍的中亞相鄰，人口以少數民族為主，年輕人口比例較高，而我國知識創新產業的發展除了需要大量博士級的創新人才，還需要足夠的自然資源和大量的職業工人，尤其是缺少年輕勞動力的西部省市，無法在本地就業的新疆年輕人口恰好可以補充西部省市原有年輕人口流出造成的空缺。因此，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新疆的地理環境和人口特徵，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考慮，都更適合讓新疆對內輻射，以資源和人口的形式支持知識創新產業的發展，融入華夏文明腹地，進而反哺當地經濟，而非過早開放。

考慮到當今國際蒙古學、藏學研究如火如荼的現狀以及“西強我弱”的格局，鑑於北京在歷史上曾作為元大都產生過全球性的影響力，而藏學又是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應在北京建立全球蒙古學研究中心，同時在拉薩建立全球藏學研究中心，形成兩個相互聯繫的戰略制高點，培養我國自己的蒙古學、藏學研究人才，藉助蒙古學、藏學在西方的熱度，提升我國蒙古學、藏學研究在周邊國家乃至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與歐美俄日印形成競爭格局。此舉有兩個明顯的目的：一者讓國內蒙古族、藏族人民安心求學，有助於穩定人心，自然瓦解民族分裂活動，從而鞏固邊疆民族對國家的向心力；二者使海外蒙古學、藏學研究人才心向祖國，迴流祖國，自然瓦解海外流亡勢力的根基，進而鉗制周邊國家對我國的分離能力。

如此一來，東部一線城市以全球一線城市為目標，中西部二線城市以全球二線城市為目標，進一步提升城市綜合服務能力，將逐漸形成一個巨大的、活躍的、發達的創新型大都市網絡，積聚全球創新人才，形成創新人才淨流入的態勢，讓本土、海歸和外籍創新人才在市場化的環境下公平競爭、有序流動，既能吸引足夠的創新企業，也能產生足夠的創新企業，增強國家創新能力，進而提升知識創新型產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例，讓經濟結構更為合理，最終創造新的經濟增長，並以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平抑週期波動。

最終，在全國範圍內，持續擴大的知識創新型產業足以有效吸納國內就業，甚至可以產生更多的本土創新人才，開放的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發展水平，進而有效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

二、改革與創新

市場環境：國有企業市場化是改革的關鍵，民營企業才是創新的主體

當前，創新人才在我國面臨着難就業、難創新和易外流的問題，其根源在於市場環境，具體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我國現有的市場環境無法接納足夠數量的創新人才。

首先，創新人才難以進入國有企業就業。儘管我國多數城市的國有企業職位價值相對較高，具體而言，則包括收入高、福利多、職位穩定、升遷潛力大、工作壓力小，社會地位高，但對於創新人才而言，即使擁有博士學位，往往仍然需要“關係”才能入職，因為這些國有企業的公開招聘活動由於尋租行為的存在幾乎流於形式。

由於國有企業背景強大、社會資源豐富，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對內能夠形成一定的壟斷優勢，因而在國內市場上有較強的競爭力。由於其產品和服務存在一定的壟斷優勢，國有企業對員工的創新能力需求並不高，多數情況下只需照章辦事，無誤即可，實際工作中更重要的是處理好領導及同事的關係。在這種情境下，“關係”即能力，“關係過硬”、“長袖善舞”的人更容易在包括招聘環節在內的各種競爭中勝出，創新人才要麼難以進入，要麼難以立足，甚至即使進入也由於勢單力孤而容易受環境影響，要麼被排擠，要麼“變質”迎合，難以安心從事創新活動。

而創新活動需要鼓勵獨立思考，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多少都會有些與眾不同的特質存在，需要一定程度的包容才有可能產生創新，但是在國有企業內部，員工人格同質化較為嚴重，也鮮有鼓勵獨立思考的環境。

畢竟，我國以龐大的人口基數，上榜世界500強的企業中絕大多數是國有企業，它們也是我國在全球範圍內最具競爭力的企業，其他國家僅以遠小於我國的人口基數，私人創建的企業同樣位列其中，而且不乏有上百年曆史的企業存在。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如果創新人才難以進入國有企業、難以從事創新活動的局面持續下去，國有企業的技術和產品在今後全球市場競爭中將難以保持現在的地位。

其次，創新人才難以進入民營企業就業。相對於國有企業而言，多數城市的民營企業職位價值較低，具體則包括收入低、福利少、職位不穩定、升遷潛力小、工作壓力大、社會地位低。對於創新人才而言，民營企業縱然在內外部競爭中多了一些公平性，但考慮到其職位價值，多數情況下不會將其作為首選，只有少數有實力的大型民營企業才能成為創新人才的選擇。

當今的創新已是產業化的行為，在從科研到市場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協同才能完成。相對於國有企業，我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難以獨自進行創新。由於沒有足夠的背景、社會資源、行政權力甚至壟斷優勢可以依賴，當多數民營企業面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時，雖然對創新的實際需求很高，卻由於利潤微薄而難以給出具有同等競爭力的職位條件，甚至往往也難以獨自承擔創新活動所需的風險，不足以吸引足夠多的創新人才流入。由於難以通過創新形成核心競爭力，多數民營企業只能採取降低價格同時降低質量的做法，介入國有企業不願意進入的次一級市場，再或者選擇轉行求生。即便是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相對於國有企業，仍然有65%的發明專利和 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iv是由民營企業完成的，也説明民營企業對創新的需求的確很高。

但是，考慮到我國上榜世界500強的民營企業只有不到30家的現實，即便是少數成功做大做強的民營企業，無論是在商業模式還是在技術領域的創新，基本上都集中於在國有企業不願進或不熟悉的少數領域。因而在當前市場環境下，我國多數民營企業能提供的條件尚不足以吸引足夠多的創新人才加入，而民營企業的創新潛力也遠遠沒有被發掘出來。

另一方面，我國的創新人才，尤其是頂尖創新人才外流嚴重。由於歐美日發達國家的一、二線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居住、教育、醫療、交通、休閒等多方面的市場環境，而且以發放綠卡、技術移民等方式吸納我國的創新人才，我國創新人才嚴重外流：以博士作為創新人才的基本指標，以擁有最多頂尖學術機構的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18年針對獲得美國學術機構博士學位的個人進行的普查，在2008年到2017年間，共有46831名中國赴美留學生獲得博士學位v，其中自2006年到2008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中，有13000人在10年後仍然留在美國，佔總數的90%；自2008年至2013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中，有11000人在5年後仍然留在美國，佔總數的83%vi。餘下回國或去其他國家發展的人中，可能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近幾年美國綠卡政策收緊以及研究能力相對較差而無法留在美國就業者。

綜上所述，一方面，我國本土由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組成的市場環境難以吸納足夠的創新人才，也難以產生足夠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歐美日發達國家通過良好的市場環境吸納我國外流的創新人才，尤其是頂尖的創新人才。長此以往，我國的國家創新能力在與發達國家的競爭中將一直處於劣勢：從技術到產品都過度依賴發達國家的專利授權，在知識創新產業中持續處於“被收割”的狀態。

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國國有企業擁有的權力扭曲了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

如要改變現狀，就得先從改變國有企業開始，讓國有企業更加市場化，以吸納更多的創新人才，進而產生更多的創新活動，如此則國內的市場環境隨之改善，企業利潤才會逐漸增多，民營企業也能吸納更多的創新人才，吸引風險資本分擔風險，發揮出應有的創新潛力，通過產業化的創新活動增強其競爭力，依靠技術和產品立足全球市場，創造更多的利潤，帶動經濟增長，改善居民生活。只有當創新人才通過更加市場化的途徑流入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形成無需“關係”的、良性的競爭與協作的局面，才能使我國的企業形成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吸引頂尖創新人才迴流和外部創新人才流入。整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越晚開始越難以改變這個局面。

所以，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是營造與創新人才相適應的環境的槓桿點。當前我國應繼續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發揮有政府引導的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釋放國有企業的權力，尤其是有一定壟斷性的國有企業，以減少其在各個環節中的尋租行為，從而提供能夠讓創新人才就業、安心進行創新的環境，進而增強國有企業的市場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對於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要設計合理的、良性的內部競爭機制，只有比目前的競爭格局更為激烈的局面才有利於創新。

最終，我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產生的利潤，將以更具購買力的員工薪資和福利的形式拉動消費，進而帶動經濟增長，並以越來越多的、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市場上流通的股權、債權等形式的投資產生更為多元化、分佈更加廣泛的國民財富增長，更好地實現“藏富於民”，以提升我國綜合國力。

三、文化與創新

對外開明：有機融合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讓創新的花朵在中華大地上自由生長

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信息文明，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不斷地演進，是由於持續的創新改變着生活。而創新源於人類自身擁有的創造力，在不同的時期和文化環境下，人類能夠發揮出的創造力會有所差異，因而產生的創新成果也會存在相應的差異。

封閉的文化環境抑制創造力。研究表明，富有創造力的成年人一般是叛逆的，而且小時候遭遇過創傷和逆境，他們在這些經歷的影響下變得喜歡挑戰既有的規則和慣例vii（Simonton, 2009）。因而成年人的創造力實則難以被培養，可遇而不可求，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打破既有的規則和慣例才能有所創造，如果文化環境過於封閉，以至於對創造力產生抑制作用，則難以創新。中國近代以來落後於西方列強，最主要的教訓即“封閉導致落後”：自明代起對內推“八股文”、興“文字獄”，對外實行海禁、“閉關鎖國”，此類政策一直延續到清末，以致錯過參與工業革命以進入工業文明的最佳時機，甚至直接導致近代喪權辱國的局面出現。究其本因，並非當時的中國人不夠聰明或沒有創造力，而是封閉的文化環境使然。

日常創造力是傑出創造力的基礎，個人主義文化促進日常創造力。積極心理學對於創造力的研究主要傾向於關注兩個方面：小c創造力（Little-c Creativity）和大C創造力（Big-C Creativity），前者指日常創造力，貫穿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是用於解決問題和適應變化的能力，後者指傑出創造力，如李白、莫扎特、達·芬奇、愛迪生、愛因斯坦等人展示出的能夠產生偉大作品、產品和思想的能力。研究指出，日常創造力是傑出創造力的基礎viii（Richards，2010），即小c創造力是大C創造力的基礎。而相關研究一致發現，個人主義文化，比如美國的、英國的文化，促進小c創造，而集體主義文化，比如中國和韓國的文化，促進服從ix（e. g. Ng, 2003）。據此推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新成就，一定程度上與個人主義文化的引入有關。如果中國想要加大創新力度，就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吸納個人主義文化，以期產生更多的日常創造力，在此基礎之上，藉助龐大的人口基數，則會湧現出燦若羣星般的傑出創造力，進而才會不斷誕生偉大的作品、產品和思想。

中華文明的本質不會由於吸納個人主義文化而改變。鑑於中國有着歷史悠久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又經歷過近代從喪權辱國到民族解放的崛起歷程，已經形成了相當穩定的文化凝聚力，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釋放個體的諸多自由，如新聞媒體、出版言論，讓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敢想、敢説、敢討論、敢報道乃至敢於張揚自己的個性，也不足以改變既有的以集體主義為主的文化格局，但如果在方向上善加引導，在廣開言路的同時察納雅言，個體自由的釋放終將導致偉大創新的出現。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中華文明需要更好地吸納西方文明的長處，實現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有機融合，像一支樂團一樣既彰顯個性又作為一個和諧有序的整體存在。

我們不能指望每一個有創造力的成年人都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去打破既有的規則和慣例，而只能通過為他們提供相對寬鬆、更加包容、更為自由的文化環境然後“靜待花開”，因為創新的花朵生於自由的土壤。

對內開明：以傳統文化研究增強華人向心力，與台灣創新產業合力推進和平統一

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至少可以追溯到中華民國時期，國共兩黨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利益等諸多方面產生衝突，進而引發內戰，最終國民黨敗走台灣，加之美國基於“第一島鏈”戰略進行的軍事幹預，形成了台海現在的格局。

首先，分析以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從軍事角度而言，妨礙武力統一台灣的因素主要是美國。如美國介入，武統台灣則有可能由短期、局部戰爭演變為長期、甚至是全面戰爭，而一旦發展成為大國直接對抗，則勝負難料，但至少可以預見的是，我國將再一次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的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這縱然在經濟上行之時尚且需要慎重權衡，何況我國當前經濟下行，通脹亦有抬頭之勢，此為社會穩定、民族安定不能承受之重。再者，戰爭難免傷及平民。台海戰事涉及本土作戰，不同於美俄等國近年來海外作戰之情形，一旦造成足夠數量的內地平民傷亡，將逐漸蠶食政府威信。台灣的軍事實力雖不足以抗衡武統，但仍可與一些小國媲美，至少能對福建一省形成有效破壞，屆時兩岸將滿目瘡痍、生靈塗炭，縱使是恢復經濟，至少也需十年之久，但逝去的生命、破碎的家庭則永遠無法挽回。

然後，根據台灣的政治現實，分析武統後治理的難度。從政黨的角度而言，無論是當前執政的民進黨，還是曾經執政的國民黨，到目前為止都不認同社會主義制度，這也意味着，他們的選民同樣不認同社會主義制度，考慮到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歷和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也就意味着，武統在台灣是難以得到民心支持的，武統之後，台灣原有的社會體系會被破壞，很有可能面臨着較為混亂的局面，難於治理。

因此，根據存在的風險和可能產生的後果推斷，武統台灣並非最優選擇。

再者，分析台灣的經濟現實。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台灣的創新能力在全世界排名第四，僅次於德國、美國和瑞士，亞洲第一，而內地排在第二十四位x。考慮到內地近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已為世所矚目，與台灣的經濟聯繫也越來越緊密，甚至很多台灣企業都已融入內地的產業鏈中，台灣當然不會拒絕繼續搭內地這趟改革開放的便車，這在兩岸之間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合力，但是，這股合力形成已久，並不足以單獨支撐和平統一。

最後，分析台灣的文化現實。台灣自恃使用繁體字，又未經歷文革浩劫，加之近幾十年來吸納和產生了相當數量的、研究傳統文化的人文學者，積累了諸多有分量的作品，影響不僅遍及東亞和東南亞，而且享譽歐美，因而台灣以“中華文明正統”自居。

綜上所述，台灣問題本質上是一個“遠人不服”的問題，而我國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先哲孔子曾有言：“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xi，是很適合當下的建議：鑑於台灣仍然認同“中華文明”、認同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甚至與內地在地緣政治上存在共同的戰略利益的現實，應考慮以文化戰略繼續推進“一國兩制”，進而通過逐步談判的方式實現對台灣的和平統一：

首先，需要在繼續加強兩岸經濟聯繫的基礎上，通過改善內地的文化環境逐漸實現台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文化認同。具體而言，一方面，需要創造更加開明的文化環境，吸納和培養大量專業的、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研究傳統文化的人文學者，出版大量高質量的作品，讓內地逐漸成為傳統文化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挖掘傳統文化中有現代價值的元素，更好地與以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為代表的現代文明體系相融合，使現代中國人對中華文明具備應有的認同感，目標是讓全世界華人對“中華文明正統”的認同迴歸祖國大陸，至少在研究的專業水準上和在民眾中的影響力上要超越台灣。只有讓台灣民眾認同祖國大陸的文化環境，才能讓他們心向祖國大陸。

再者，繼續加深、加大兩岸文化交流的程度和範圍，包括出版、教育、文旅等多個領域，而且要能惠及台灣民眾，以在文化上增進相互理解，進而讓台灣民眾全方位瞭解祖國大陸在文化環境上的開明程度。具體進展屆時可通過在台灣進行持續的、專業的民意調查來進行推斷。

然後，在此基礎之上，再與台灣啓動“一國兩制”和談進程，通過多輪談判逐步敲定和平統一細則。

最終，中國將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瓦解美國“第一島鏈”戰略。

綜述

綜上所述，一個以創新為核心的國家戰略包含了開放、改革、開明三個部分。政府、國有企業只有把握好自己的邊界，民營企業才能蓬勃發展，持續的、領先的創新才能得以實現，進而惠及億萬普通民眾，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富民強，江山永固，天下太平。

雲博，MBA

2019年12月10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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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李永剛. 知名大學博士都去哪兒了：教育部直屬高校2018年博士畢業生數據分析. 中國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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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論語·季氏第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