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初的維也納之托洛茨基：中央咖啡館的卡斯帕羅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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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當約瑟普·布羅茲開着梅賽德斯在維也納街頭兜風時，托洛茨基已經在這座城市生活了六年。布羅茲不認識托洛茨基，那時的他是政治小白。托洛茨基也不認識布羅茲，那時的他是流亡政治家羣體中絕對的大BOSS。

布羅茲第一次聽説托洛茨基，應該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很巧，他當時就在俄國。1915年4月，奧匈帝國士兵布羅茲在加利西亞與俄軍作戰時，不幸被一位切爾克斯騎兵的長矛刺中肋部，傷重被俘。此後四年，布羅茲逗留在俄國，親歷了那次改變人類歷史的革命，站在革命領導團隊C位的正是托洛茨基。

布羅茲第一次對托洛茨基留下深刻印象，應該是1919年蘇俄內戰時期。作為國際赤衞隊一員，布羅茲為擺脱高爾察克匪軍的追剿，躲在了離鄂木斯克65公里的一個哈薩克人村莊。年底，紅軍擊潰高爾察克匪軍，收復鄂木斯克，紅軍總指揮正是托洛茨基。

1935年7月，布羅茲已經改名鐵托，他作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會議期間，共產國際的創始人之一托洛茨基，是一個禁忌的名字。那時，擁有這個名字的人已經在海外流亡了六年，五年後他在墨西哥迎來了自己的結局。

不斷革命論的炮製者，以不斷流亡來踐行自己的美學。

寄居維也納，是托洛茨基一生中的第二次流亡。1907年10月，他入境奧匈帝國時，假護照上用的是真名字：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是1902年他第一次流亡時用的化名。證件造假乃流亡者的慣用伎倆。可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作風顯然感染了整個國家，老邁而失察以及與之伴生的包容和放縱，成全了托洛茨基。有着標誌性的濃密黑髮、寬闊前額、山羊鬍須和夾鼻眼鏡的先知兼撒旦，順利進入了歐洲最腐朽帝國的心臟。那一年他28歲。

托洛茨基最喜歡的德語城市其實不是維也納，而是柏林。柏林有一種令他神往的精神氛圍，還有與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滿頭皓髮目光明亮的小老頭考茨基，執拗得有些抽風的乾瘦老頭倍倍爾。但柏林警察不是他朋友，由於護照的問題，警察拒絕他長期居住。

令人費解，托洛茨基對接納他的維也納要苛刻得多。從言語中可以看出他的挑剔，他稱此處的生活如小松鼠蹬輪子般忙碌，此處的人又滿是市儈氣。

忙碌而市儈的城市，收留了托洛茨基一家七年。

他們租住在城市郊區的許特爾多夫，一片滑雪場附近的別墅區。這是一個匯聚秋冬兩季美景的特色樓盤，透過窗户能看到漫山紅葉的秋色，穿過籬笆不遠便步入白雪皚皚的曠野。托洛茨基夫人謝多娃曾盛讚她家租的房子“好得超乎想象”，托洛茨基的小兒子謝廖沙1908年就出生在此。遺憾，托洛茨基一家子也只能享受秋冬兩季。因為開春後，房東稍一提高租金，他們就得搬到同樣是郊區但價格更親民的西弗林。

經濟上時不時捉襟見肘，是托洛茨基維也納生活的基本面。美籍俄裔社會主義者奧爾金曾拜訪過租住在西弗林的托洛茨基，他回憶道：“這家人比普通工人要更窮一些，男主人穿着廉價的服裝，女主人有忙不完的家務，兩個可愛的男孩無人照看。傢俱極其簡陋，唯一使房屋增色的是堆滿角落的書。”

給房屋增色的書，有時能派上更大用場。家庭開銷吃緊，托洛茨基就會挑幾本送到舊書店換錢。他夫人謝多娃，跟他熟悉舊書店一樣熟悉去往典當行的路。子彈全打光時，極其簡陋的傢俱將抵付拖欠的房租。

理論上，托洛茨基不應如此拮据。維也納七年，他擔任《基輔思想報》的特派記者，他還是俄國、德國以及比利時六家報紙的特約撰稿人。對於報紙發行人們來説，他的筆名安季特·奧托是塊金字招牌，是發行量的保證。

稿費收入，足以讓托洛茨基一家的生活超越維也納中產線。之所以日子過得寒磣，因為托洛茨基把從報紙掙來的稿費又投向了另一份報紙，他自己的報紙《真理報》。辦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是托洛茨基佔領輿論陣地的需要。在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他是遊離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外的第三條道路。他要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去影響國內普通的工人。

《真理報》於1908年10月創刊，在維也納編印，讀者卻在俄羅斯，橫亙於兩者之間的是沙皇政府的審查制度。這道高牆難以逾越。堆積在敖德薩港的《真理報》，解釋了主編托洛茨基何以清貧。更重要的是，原本希望利用《真理報》來調和列寧與馬爾托夫矛盾的主編髮現，他自己成了兩派共同攻擊的靶子。紊亂的出版週期，表明這份報紙是多麼不合時宜，週刊、月刊、季刊。1912年4月，托洛茨基的《真理報》停刊。與此同時，另一份《真理報》在彼得堡創刊，主編是不顯山露水的約瑟夫·朱加什維利。朱加什維利辦的《真理報》是聯共黨史裏的《真理報》，托洛茨基辦的《真理報》只能叫維也納《真理報》。那個剝奪托洛茨基《真理報》創刊主編榮譽的人，後來又從他手裏竊取了比這多得多的東西。

托洛茨基失意了一陣子，於1912年10月，也就是布羅茲來到維也納的同一個月，在布羅茲抵達維也納的同一個火車站，登上了去往貝爾格萊德的列車。他將作為《基輔思想報》軍事記者去採訪第一次巴爾幹戰爭。

巴爾幹戰爭，對托洛茨基個人生活有些許影響。塞爾維亞在戰爭中做大，引起奧匈帝國不安，兩國的敵對使戰爭成為必然。1914年7月28日，一戰爆發。維也納街頭刷滿了“消滅塞爾維亞人”，托洛茨基六歲的小兒子謝廖沙卻在自家門前的草坪上高呼“塞爾維亞人萬歲”。兒子的站隊並不代表父親的立場，父親身上最難看到的政治光譜是斯拉夫主義。可民族情緒已至沸點的奧地利人哪管這些，驅逐俄國移民的浪潮開始。戰爭爆發一週，托洛茨基一家匆匆告別維也納，轉道蘇黎世前往巴黎。

在伊薩克·多伊徹所寫的托洛茨基傳記裏，傳主在維也納的這七年，被定義為“沒有政治成就”的一章。但高規格的政治社交卻是“沒有政治成就”一章裏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柏林小老頭考茨基家裏，托洛茨基結識了《金融資本》的作者魯道夫·希法亭，此人後來擔任了魏瑪共和國財政部長。希法亭則將托洛茨基推銷給了維也納的朋友，一羣左翼的政治人物，包括卡爾·倫納和奧托·鮑威爾等，前者在一戰後擔任了奧地利的總理，後者是該屆政府的外交部長。

托洛茨基同未來總理和部長們碰頭，優選地點是維也納中央咖啡館。他抵擋不住咖啡的誘惑，他更無法放棄對國際象棋的迷戀。在全神貫注又滿懷困惑地聽完維也納朋友的佈道後，托洛茨基總會邀請他們對弈一局，在黑白64格棋盤上梳理紛亂的思緒。他的棋友迅速超出了政治圈子，不少在中央咖啡館消磨的文化人也時常湊上來，在寬腦門的俄國人面前自尋其辱。托洛茨基是中央咖啡館的卡斯帕羅夫，他手下敗將裏集齊了當地最會寫作的人：施尼茨勒、卡爾·克勞斯和阿爾滕貝格。很多年後，當卡爾·克勞斯在報紙上看到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革命領袖的照片，不禁驚呼：“誰能想到呢，這事兒居然是勃朗施坦先生乾的！”

勃朗施坦先生下了一盤很大的棋，一盤改變了20世紀曆史進程的棋。或許，擺棋時他還在為自己碌碌無為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