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西方自由主義的深層理論陷阱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的蔓延惡化，許多州和市發出了“封鎖令”與“居家令”。在其它很多國家中，疫情也在蔓延惡化。
僅僅兩個多月，疫情如此快速蔓延，使世界震驚、焦慮、掙扎，思索……
新冠疫情挑戰着人類的健康，也挑戰着人類的社會制度和觀念理論。在這場挑戰中，自由主義首當其衝，從自由主義的社會制度，到支撐自由主義的深層理論，都受到了挑戰。
本文主要談論的是西方的“自由”，與中國核心價值觀的“自由”並不相同。它是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觀念，是西方的驕傲，被視為永恆的普世價值。但當新冠疫情在世界蔓延之後，這個觀念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當一、二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中國採取了“限制外出”“強制隔離”等等的管控措施，西方政府和媒體立刻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指責這些措施是“違反個人自由權利”。
當二、三月份新冠疫情在西方爆發之後，西方政府開始變化，自己也逐步推行中國式的管控措施，因為他們在付出沉重代價後，看到還是這些中國曾使用的措施行之有效。但是，西方很多民眾卻繼續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指責政府的這些措施“違反個人自由權利”。很多民眾還身體力行繼續實踐着自己的個人自由權利：自由外出、自由聚會……
西方媒體也出現了變化，雖然不少仍固守自由主義，但有的也開始質疑“自由”。譬如《紐約時報》刊登了著名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文章《世界正面臨新的紀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後》（觀察者網已翻譯刊登該文），文中指出：“嚴厲社會”實行嚴厲限制自由的規定來約束社會行為，結果顯示這些“嚴厲社會”能夠更好地應對災難，“只有嚴格的規則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
他批評了“鬆散社會”，認為這些社會有更多的自由，但在應對災難時表現不佳，結果使社會經濟受損，最終使大眾的錢袋子遭殃。他呼籲美國要從“寬鬆”變為“嚴厲”，要對“寬鬆”的程序設定作出巨大修改。“越是讓我們的文化變嚴厲，越是讓人們的錢袋子變寬鬆，我們的社會在‘新元后’才會變得越強大、越友好。”他希望這場疫情大流行能夠“徹底改變美國的文化或政治”。
在疫情之中，批評自由主義的聲音在不少國家出現，但很多批評是情緒化的抱怨、缺乏理性分析，即使有些批評含有理性分析，也僅僅停留在“改變寬鬆程序”方面，並沒有觸及自由主義深層理論的問題。
要想真正認識自由主義造成的危害，不能僅僅停留在表層的分析批評上，而需要深入其理論的源頭。只有在源頭，才可以發現其理論的缺陷，以及給後來的實踐埋下的地雷、挖下的陷阱。
尋找西方現代自由主義的理論源頭，可以追朔到早期啓蒙運動時代，那時產生了一個非常動聽的理論表述：“人生而自由”。自由主義的鼻祖、英國哲學家洛克對這個理論進行了邏輯論證：上帝創造了人類，上帝造出的人是自由的，這是自然狀態，因此自由是人的自然權利，這種自然權利是生而具有的，是不可剝奪的（關於“人生而自由”的論證，可參看洛克的《政府論》）。但這些只是邏輯論證，不是實證的理論結論。“上帝造人”“自由是自然狀態”，都是沒有經過實證檢驗的命題，洛克只是通過邏輯推衍，導出了“人生而自由”的結論。
洛克，圖片來源：wiki
這個沒有實證基礎的“人生而自由”結論，卻被冠上了神聖的真理光環，被後來的很多重要文獻所引用，成為三百多年來無需檢驗的真理。美國的《獨立宣言》引用了，宣稱“自由”是“秉造物主之賜”、是“不可剝奪的權利”，還特別聲稱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也引用了，當首第一條就是“人人生而自由”。
“人生而自由”這個沒有實證支撐的結論被推崇到神聖的高度，在這基礎空虛的高度上，自由主義構建了以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為宗旨的一系列制度舉措。在實踐這些制度舉措的時候，一個問題暴露出來：保障個人自由權利，與保障實行此制度的社會共同體的羣體利益，會產生矛盾。
這次疫情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保障個人自由權利不被限制，結果個人自由活動造成了疫情惡化，導致社會經濟受損；而社會經濟受損限制了社會發展，使社會共同體的發展自由受到損害。羣體的發展“自由”，與個體的活動“自由”，呈現了相矛盾的現實，疫情中的“個人自由”損害了“羣體自由”。
“羣體自由”是和“個人自由”相關卻不相同的自由概念。西方自由主義從個人主義的個體本位出發，只強調個人自由，無視羣體自由，因而導致了一系列問題。
要想對“自由”，以及對西方自由主義，有更深刻的認識，應該跳出“個人自由”的狹隘侷限，要從“個人自由”和“羣體自由”的雙重角度來進行分析。
人是“生而自由”的嗎？
要回答人是否“生而自由”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比較人與其它動物，來獲得實證性結論。
通過觀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比大多數動物“生而”更不自由。因為人在出生之後，在行動和飲食方面都不能自理，都沒有自由，相對而言，很多動物出生後的行動自由和飲食自由要比人類的嬰兒大得多。從個體看，魚類出生後就能夠自己覓食、自由遊動；幼鳥需要親代餵食、需要學習飛行，比幼魚的自由時間遲一些，但也比人類能夠更早地自由覓食、自由飛翔。很多哺乳動物在行動方面，比鳥類更早獲得自由，有的出生不久就能跑，但在飲食方面因為喝母乳受到更多限制。而人類，也受到了同樣的飲食不自由限制；在行動方面，初生嬰兒完全不能站立，一年後才能搖搖晃晃地、由大人牽着手“不自由”地移動。
除了和動物相比所表現出來的行動和飲食的不自由，人還在其它方面展現了“生而不自由”的特性。
第一是生存的不自由。人出生之後是完全不能自立生存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嬰兒時期，到少年時即使能夠自己做飯，基本還不能自己種地產糧或者賺錢買食物。
動物界也有不少羣居動物，它們的個體也難以獨立生存，但人類社會還有其特殊性。社會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人能夠就業生產的年齡越來越遲，需要接受教育的時間越來越長，人能夠自立生存的時間就越來越晚。在現代發達的社會中，人的生存水平和教育程度緊緊掛鈎，總體而言，教育能夠帶來更高的收入和生存水平。
而根據福柯的理論，現代學校是現代權力實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可以使人變得更加“正常化”“標準化”。人只有被“正常化”“標準化”了，才能在社會上找到正常、標準的工作，才能在社會中生存。這種生存，並非是真正的自由生存，而是喪失了自由的“正常化”“標準化”的生存。不過，“正常化”“標準化”也使社會能夠正常、標準地運作，為社會的整體發展提供了機會。（關於正常化、教育、權力、知識、等級制監視等的論述，可參考福柯的《紀律與懲罰》、《權力/知識》等著作。）
第二是發展的不自由。這種不自由突出地表現在人格發展方面。幼年是人最不自由的時期，但幼年又是人格形成的極重要階段。發展心理學非常重視幼年經驗對人的終身影響，許多研究證實了幼年經驗在塑造人格方面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
幼年和青年時期是人的重要學習階段，記憶力強，但理解力並非很強。記憶力強而理解力不強的學習能力，使人能夠高效率地模仿別人的行為，而不花費時間進行獨立自由的理解。人在高效模仿關鍵期，不可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塑造出了自己的人格。人格最可塑的時期，正是人最不自由的時期，必須模仿接受社會認可的行為模式，認同社會的習俗價值，把自己塑造成社會的一員，讓自己融入社會。這使個人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格發展的自由，卻給社會增加了教化的力量，使羣體能更有效率地教化出被社會、文化、傳統認可的成員來。
第三是語言的不自由。人可以有言論自由，但沒有語言自由，人很難自由創造語言，即使有也只在極小範圍流傳，絕大多數人只能使用已經存在的語言，個別新詞的流傳也要由羣體接納，個體“自由”使用無人認可的語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語言人類學提出了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原理，認為不同的語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形式會影響人對現實世界的認知，人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不同。
譬如在社會關係的概念方面，熟悉中英文的人都知道，中文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等的稱謂，以區分不同的親屬關係；英文只有uncle一字，不對這些親屬關係作細緻的分類。中文的細緻分類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親屬禮教關係，可以使人形成不同的親屬類別的概念，認同與此相關的禮教。傳統禮教通過語言潛移默化人的行為，語言扮演了無形規範者的重要角色。
圖片來源：搜狗百科
語言詞彙負載着羣體的文化結構，只要使用一種語言，人就會身不由己地套上這個語言的結構枷鎖，同時卻也得到了羣體文化積累的知識遺產。通過語言，人可以輕易地學習前人積累的知識經驗，而不必自己再從頭摸索。語言的出現是人類進化的一大飛躍，給人套上了枷鎖，也給人插上了翅膀。
第四是思想的不自由。當語言給人套上枷鎖的時候，也給思想縛上了鎖鏈，因為思想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語言負載的結構、意識、概念等等，都會通過這條鎖鏈引導思維、影響思想。當然，這鎖鏈並非是剛性的，它不會像剛性的鑄模，把人的思想都鑄得一絲不差。這是一條彈性的鎖鏈，人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間，但同時也要受到社會的影響，受到外在觀念的誘導。社會的影響誘導並不能硬性規定人的思想，它們只是撒開了一張軟軟的彈性羅網，人的思路可以在其間遊動，這是一種不自由的自由。但“人生而自由”的自由主義觀念卻完全沒有表達出這不自由的一面，而是片面誇大了自由的一面。
行動的不自由，飲食的不自由，生存的不自由，發展的不自由，語言的不自由，思想的不自由……這些都是人“生而”面臨的不自由。雖然，人對這些不自由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其中的一些不自由還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了好處，但是不可否認，這些實證事例都顯示了一個千真萬確的客觀事實：人生而不自由。這是實證的結論。
人類的“羣體自由”
實證顯示，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來看，人生而不自由。但如果從羣體自由的角度來看，人的“羣體自由”，或者説“人類自由”，卻是和“個人自由”很不相同。
如果拿人類和其他動物作“羣體自由”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作為個體，人比動物更不自由，但是作為人類的整體，人類要比動物自由得多。譬如，人不能像鳥那樣自由地飛翔，但人乘了飛機就能比鳥飛得更高、更遠、更自由，飛機是人類羣體的產物，是羣體獲得的羣體自由。
人類羣體自由的概念所表達的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所具有的自由能力。上面討論的人必須面臨的行動、飲食、生存、發展、語言、思想等等的不自由，都是指個人的不自由，是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來分析審視的。若從人類羣體自由的角度來分析審視，結論則會很不一樣。尤其是隨着社會的發展，隨着社會不斷改善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人類在這些方面的不自由大大地降低了，人類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自由。
在行動方面，人類創造了各種交通工具，可以不斷地突破速度的限制約束，可以不斷地挺進未知的地域和空間。在飲食方面，人類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進步，使人類具有了食物的安全保障。人類創造的營養科技，更是進一步改善了人類食品的質量，使人能夠更加健康，從而獲得了更多有益於發展的自由機會。
在生存方面，生產和科技的進步大大改善了人類的全面生存能力，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生存自由。人類大大減少了自然災害和瘟疫疾病的傷害，使生存壽命延長了很多，便有了更多的自由生存時間。人類生存的自由不僅表現在生存時間上的數量增加，而且反映在生存質量上的改善。物質的豐富和醫藥的發展，使人可以從飢餓、病痛、寒冷、酷熱的制約中解放出來。
在語言方面，人類創造了數學語言、音樂語言、電腦語言等大量嶄新的語言，這些語言賦予人更多的表達能力、分析能力，使人能夠進入新的精神領域和知識疆界。
在發展方面，人類獲得的自由更是空前的。生物的發展受自然選擇的控制，人類的發展，也曾經在自然選擇的控制之下。但人類早就開始馴化動植物，進行人工選擇，如今人類破解了基因的密碼，自然選擇的禁錮就出現了更大的裂痕。人類可以通過基因工程改造農林產品，也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治療疾病。
人類的這些“羣體自由”是如何獲得的呢？人類的羣體自由能力和羣體中的個人自由有什麼關係呢？西方自由主義雖然沒有使用“羣體自由”這個概念，但對如何獲得這些人類的自由能力，卻從自由主義的角度進行了解釋。他們認為，正是由於保障了個人自由，才保障了個人能夠自由地進行創新，而個人自由的創新，使羣體獲得了各種新技術，獲得了羣體自由的能力。
這種説法有一定道理，但很不全面。因為很多的羣體自由能力，除了需要個人自由的創新，還需要羣體的合作和紀律的調控。
從歷史上看，當個人有較大自由的時候，人的創新潛力往往能夠得到較好的發揮。譬如，歐洲中世紀的時候，個人自由少，創新的思想就較少出現，即使出現了哥白尼、伽利略等的創新理論，也遭到了封殺。但是，當一個創新的理論出現之後，要把它轉化成能夠實際應用的羣體自由能力，則需要羣體凝聚的努力。
譬如，應用力學理論來生產汽車就是這樣的一個轉化過程，這個過程是要在有嚴格紀律控制的現代化工廠中完成的。福柯描述的等級制監視、標準化正常化管理等等現代權力對人控制的方法，在現代化工廠中是極為通用的。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不需要這樣的控制方法，小農可以無組織、無紀律地自由散慢，但現代化的大生產則需要組織、需要紀律。現代化工廠生產了“羣體自由”的產品，但現代化的生產過程卻壓抑了個人自由，甚至還會使人異化，喪失自我。
通過創新產品來增加羣體的自由能力，是既需要鼓勵個人自由，又需要壓抑個人自由的，因為無論是在理論研發的階段，還是在應用生產的階段，個人自由都扮演着複雜的角色。譬如在研發的時候，個人自由帶來的創新固然舉足輕重，但很多時候，特別是當代科學發展，都需要團隊合作，需要組織紀律。又譬如在應用生產的時候，控制個人自由的管理制度固然是關鍵，但如果有人能超出常規、做出革新，則會大大促進生產。
當人類社會越來越發達，新的羣體自由的產品就會變得越來越複雜，所需要的創新和合作也會越來越複雜，從而個人自由和人類自由之間的關係就會相應發展得更加錯綜複雜。（關於自由的論述請參閲尹伊文：《幸福與GDP》（2019）、《美好政治——對自由、民主、市場的反省》（將出版）。）
“平衡點”與政治經濟制度
由於個人自由與羣體自由之間有着複雜而不斷變化的關係，選擇一個最佳的個人自由與羣體自由之間的平衡點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平衡點選擇得好，這個社會就能夠獲得好的發展，選擇得不好，就會發展得不好。而且，最佳平衡點不是恆定的，隨着社會生產力的變化，最佳點也會變化。啓蒙運動以來的歷史發展，就展現了這樣的變化。
啓蒙運動崇尚個人自由，把平衡點從中世紀的強調社會凝聚、束縛個人自由的一端，推向了現代社會的強調個人自由的一端，使個人能夠更自由地創新。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平衡點移動是和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相關的、相適的，因而能夠促進社會發展，使社會獲得更多的羣體自由能力。
歐洲在進入啓蒙運動時的生產力特點是，經過了中世紀的長期凝聚積累，生產力水平有了相當的提高，出現了許多商業、手工業發達的城市，還形成了大學等學術機構。社會要想進一步發展，需要創新。那時用於創新的手段，是只需要個人自由就可以操作、使用的。譬如，伽利略可以自己動手製造望遠鏡來觀察天體；牛頓可以通過個人直接的觀察演算，在個別精英學者的前期鋪墊下，就能創新出新的物理理論。這些理論創新，對現代社會發展貢獻極大，為現代社會帶來了很多羣體自由。
但在接踵而至的現代社會發展中，生產力又出現了很多新特點，個人自由又面臨了新的挑戰。伴隨着個人自由創新帶來的羣體自由能力的發展，許多新出現的羣體自由能力產生了對凝聚合作的強大需求，譬如射電望遠鏡、哈勃空間望遠鏡、現代粒子加速器，都是極為複雜的合作產品。現代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已不再簡單沿用伽利略和牛頓的方法，而是需要團隊合作來開展研究。在社會的發展運動中，在生產力的不斷變更中，平衡點需要不斷調整，而不能固定在一個定點上，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天眼”這樣的大工程需要大量科研與工程人員的協作，圖片來源：新華網
生物的進化顯示，突變的基因給進化提供了機會，不過，基因突變也可能造成癌細胞。如何才能使社會獲得進化的自由能力、卻又不被自由的癌細胞所毀滅呢？當一個社會過度禁錮個人自由，會使社會喪失發明創新的動力；但當一個國家過度縱容個人自由，會使癌細胞氾濫腐蝕國家的凝聚力。一個良好的、能夠不斷進化的社會，應該具有一種體制，可以在基因突變和羣體凝聚這一對矛盾的兩極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使創新力和凝聚力能夠得以兼顧。
如何調整和掌握平衡點，是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考驗。能夠調整掌握好平衡點的國家和社會，就能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顯現優勢。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形成了不同的平衡點，有的較佳，有的較差，在全球化的生存競爭中，它們顯現出各自的優勢和劣勢。能夠在競爭中勝出的國家，其體制是能夠把握好這個平衡點的。
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能夠把握好平衡點呢？
啓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者將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視為最佳體制，忽視了“平衡點”的概念，堅稱“民主”和“市場”能夠帶來最佳的社會發展。從三百多年的歷史發展現實來看，很多實行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的確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成為全球生存競爭中的勝出者。這個歷史事實，使自由主義者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也使自由主義的信念被很多人所接受。1990年前後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更是讓自由主義者把自己的信念推上“歷史終結”的頂峯。
但是1990年代以後的歷史發展，卻並非如自由主義者所預言的那樣，尤其是這次新冠疫情，更讓自由主義的實踐陷入災難，讓自由主義的理論難以自圓其説。畢竟，三百年只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小段，斷言自由主義最佳，未免太過急切。
回顧三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的幾個核心觀念在實踐中的表現，也可以看到其理論中的幾個誤區。其表現並非一直都差，當然也不是一概都好。其誤區有時並不明顯，有時表面看上去很好，卻埋藏着陷阱。本文分析了自由主義的一個核心觀念“自由”，我們可以看到，個人自由在某個階段對社會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其“人生而自由”的誤區卻埋下了陷阱，而其對“羣體自由”的忽視則顯現了理論的缺陷。
自由主義的另外兩個核心觀念“民主”和“市場”，也有和“自由”相似的問題。它們在某個階段對社會發展作出過貢獻，但也都存在誤區陷阱，而其理論也忽視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對這兩個核心觀念的分析和探討，將在以後的文章中逐一展開。在展開的過程中，可以從“民主”與“市場”的角度，來更為全面地回答“平衡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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