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米爾斯海默的盲點，看來只能靠中國用事實解答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觀察者網最近作出了一個總結，提出了一些質疑和批評。討論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問題，東、西方的政治及哲學理論差別，核心是當前的中美關係，及我們在當前提出的國際關係大政方針，值得大家深入討論。
米爾斯海默教授在訪問中重申了自己的理論觀點。教授率直、誠懇的態度，顯示了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學者。他曾經多次來中國，願意與中國學者交流，認識中國，這在當前中美關係的困境及惡劣的氣氛中，算是難得的，值得肯定的。他對自己的觀點沒有動搖和妥協，很可能是他還沒有聽到要令他改變他的想法的理由，這是學者應有的風範。子思提出的各種説法，如米教授有幸看到，想也不能説服他。
觀察者網專訪米爾斯海默教授
這世界就是一個“鐵籠子”
米爾斯海默教授認為我們存在於一個“鐵籠子”內，這是一個對客觀事實的表述。這世界就是一個鐵籠子。在我們尚未能大規模移居到月球，或者火星前，地球就是人類的“鐵籠子”，地球上的不同羣體，就生活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
十八世紀前，因交通尚未發達，地球上各個羣體之間，尚有很多空間，相互接觸、碰撞的機會仍然有限，很多羣體沒有生存在“鐵籠子”內的感覺，中國就是其一，也因此而吃了大虧。西方列強來華，包括日本，及俄羅斯的擴充，令中國不得不面對外來出現的挑戰，首次要面對“鐵籠子”這個現實。
民族國家是一個不能逃避的當代現實
米教授認為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基本單位，就是民族國家。中國對此也不例外，不能是個例外。這是個正確的觀察，也是國際上的事實。
“民族國家”是17世紀才出現的一個來自西方的政治羣體單位的概念。更貼切的名字，應是“現代國家”（很多國家並不是只有單一民族）。它要求一個政治羣體對自己的成員有明確的界定（國民、國籍），對自己的領土有明確的邊界，當政的實體（政府，政權）要得到其他人的承認。從前的中國都沒有這些概念，但在現實中被迫接受這三個條件。在過去百多年，中國正努力地按這三個要求辦事，過程中承受了不少痛苦及傷害。當前的中印邊境事件，及美國不斷挑撥的南海問題，就是中國尚未完成構建現代國家（劃出邊界）的例子。
中國有中國文化。但現代中國首先是，也基本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她有明確的國民定義，正努力完成劃定她的邊界，她有一個被世界承認的政府，這是清楚不過的。至於當代中國這羣體的基礎，是否是中國文化？其所指的中國文化又是什麼？是一個尚未有共識的問題。這也是兩岸問題中的一個癥結，也是反映這問題的一個例子。所以説中國是一個文化，一個文明型國家，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例外的這種説法，在探討當代國際關係問題上，我認為是比較難有説服力的。
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必須有上述的三個條件。至於這國家的團結基礎、共同基礎是什麼，是自己要面對的問題，拿不到國與國的關係上來説。在這一點上，米教授認為“今天的中國是個現代民族國家，這對中國來説是件大好事，我認為中國應該盡力確保自己一直是強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國家，用行動確保自己比其他民族國家更加強大。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我認為這符合中國的利益。”是由衷之言 。
米教授繼續質問：“難道你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在消失，在崩潰？難道你覺得美國這個國家在消失？日本在消失？看看這個世界吧，我看不到任何證據表明國家正在消失。它們消失了誰來接班？如果不是國家，那麼應該由誰來主導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活動？答案是沒有其他替代方案，民族國家將繼續存在。”米教授的這個觀察是一個不能質疑的事實，沒有對與錯的問題。任何以道德角度，或以一個例外的文化、文明單位去質疑這現實，都是沒有意義的。
現實主義是當代所有國家的基本出發點
現實主義在當今國際關係中，不單是一個“主流”理論，更是一個沒有任何例外的殘酷現實。米教授認為：“在多極化世界裏，所有大國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以現實主義指導行為，開展強權政治。”這觀察基本上是正確的，問題只出在最後一句。即大國是否必然就展開強權政治？我認為這是米教授的一個盲點，也是當前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很可能不能以理論去反駁他，只能以事實去説服他。
在當下的國際關係中，任何國家都首先是個現實主義者，中國也不例外。但中國作為一大國、強國，不爭霸，不搞強權政治，這是我們的取態，我們的行為準則。但能否以此説服西方國家，或像米教授這樣的人，尚是未知數，起碼到目前明顯尚未成功。
世界正漸漸處於無政府狀態中
子思將現實主義各個流派的共性歸納為四點，即：羣體結構、無政府狀態、自利動機、權力行為。讓我們按此逐個進行深入的探討。
“國際體系是一羣國家的一個具有內在結構的集合，而且整體處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中”，這是一個不能否定的事實。作為一個全球獨大的美國，特別是自從越戰以來，已看到自己的侷限。基辛格在上世紀80年代已提出這個現實，但接受的人並不多。現在特朗普公開宣示“美國優先”，正是美國脱羣的聲明。無論特朗普在其它方面的表現怎樣無稽，他提出並嘗試在全球各地收縮美國的參與，是獲得美國國內左中右不少人的認同和支持的。
聯合國在二戰後成立以來，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扮演過國際秩序的主導者。這實際也是在美國主導下，夥同西方盟國，統治全球的一個白手套。當聯合國的會員國不斷增加，逐漸淡化了幾個大國的影響力，美國就變得對聯合國有些意氣闌珊。中國的出現及逐漸強大，更大大削弱了美國在聯合國的獨霸地位。退出聯合國己成一些美國人的選項。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美國逐漸脱羣，不願意再單獨承擔應對全球問題的主導角色，已是大家公認的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弔詭的是崛起中的中國，雖然被美國及西方國家指責是“修正主義者”，欲改變全球治理的格局，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但中國多次表明並無此意圖或野心。對這表述，美國及西方國家，像米教授的思維一樣，按着他們的認知，大多聽不進去。故此，面對當前的霸主欲退羣、收縮，但中國無意承接作為國際秩序的主導力量這一事實，米教授認為當時的國際關係局面，已是處於近乎一個無政府的狀態，並不過分。這是全球要面對的一個危機及挑戰。
全球的200多個現代國家是一個生存在同一個“鐵籠子”裏的羣組，這羣組正從二戰以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中，走向一個無政府的狀態。這只是個殘酷的現實，不是什麼理論。不同意這觀察的人，要拿出事實來説話。
現代民族國家的自利行為與霸權沒有必然關係
至於“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總是具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而且一定是通過權力達到追逐利益的目的”這一論述，是米教授及很多西方學者、政要根深蒂固的思維認識，這就值得好好探討。
將現代民族國家表白成一個生命體，是近代政治學的一個普遍論述。例如將達爾文針對生物世界的進化論，引用到人類之間的關係上去，就是一個例子。雖然這些借用的理論，很多時是用來為弱肉強食的社會及國與國關係提出理據。但將現代民族國家視為一個生命體，有生存、自衞的權利，這並沒有錯，也是受聯合國公約承認的。所以現代民族國家尋求自利最大化，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在這過程中，是否必然以損人利己，以大欺小為手段，這是值得討論的。
米教授認為“在多極化世界裏，所有大國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以現實主義指導行為，開展強權政治。”應注意米教授這觀察，只限於“大國”，因為只有大國才有玩弄強權政治的條件。米教授的盲點，是認為大國必然爭霸，這也是美國政壇及學界的普遍觀點。如何改變他們這種思維，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最大難題。
米教授指出，“在一個不存在更高權威的體系裏，也就是無政府狀態，各國無從確鑿地瞭解彼此的意圖，而各（大）國都有進攻能力，要在這樣的世界裏生存，最好是成為地區霸主……國際政治，特別是中美競爭，基本就是一場零和博弈。”他説出美國人及不少西方國家領導人的看法。如何令他們放棄這種世界觀，是我們當前面對的一個最大挑戰。
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應就是指每個現代民族國家，都會按照自己的實力，努力尋求生存，保護自己的發展空間。這就是當前國際關係，每個國家的基本出發點。這是一個事實。作為一個結構主義者，米教授最基本的觀點是國際體系的結構就像是鐵籠子，這沒有錯，地球就是這麼大。至於那些有能力的“大國”，會否利用自己的優勢，損人利己，以大欺小，以擴大或維持自己的強勢地位，則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沒有必要將這種行為歸納在現實主義中。
米教授與基辛格同是現實主義的信仰者，但基辛格明顯並不認為大國（起碼在某種特定的環境）必然是個擴充主義者。他長期鼓吹在面對全球問題的複雜性、多樣性的現實下，美國要面對自己能力的侷限，適當收縮自己的外在能量，努力聯同其他盟友，共同處理這“鐵籠子”裏的問題。在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下，他也認為應包容中國在這圈子內，才是一個理性的做法。當然這聲音在當下的美國並沒有市場。相反，米爾斯海默教授的現實主義，認為中美博弈必然是一個零和遊戲，則已成為美國的主流觀點。
中美關係大可不必糾結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理論框架內。圖片來源：美聯社
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關係
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並不一定就是米教授認為的那樣，大國就一定是鬥到你死我活。現實主義是每個現代民族國家持有的基本的國與國關係觀，不然這樣的國家就不會存在。國際關係的討論中，確實有一個流行的二元對立，即現實主義相對理想主義，兩者互不兼容的想法，但事實並非一定如此。米教授認為二戰後的美國理想主義外交，是基本上失敗的。到了今天，美國學者也不能不承認這結論。但美國在二戰後實行的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再加上霸權主義。
基辛格認為美國在“二十世紀許多最佳的外交行動，如馬歇爾計劃、帶頭遏制共產主義、保衞西歐的自由，包括命運曲折的國際聯盟，以及日後取代國聯的聯合國等等，都可以追本溯源到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這説法非常牽強。因為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從來就不是美國的主流思想。他推動一戰後的國聯，國會就不認同。美國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支援歐洲戰後復甦，也帶動西方盟國與蘇聯對抗，亦有自利的考慮。美國二戰後推動組成的聯合國，從現實的情況看來，也是在它能基本上主導及控制這機構下，才給予支持。正如它現在認為自己不能主導大局，要退出世衞組織一樣。
所以美國的所謂理想主義，實際也只是他們的現實主義的一種包裝，或是一種手段。兩者並不對立，並非不能共存。現實主義者如米教授及基辛格之所以反對理想主義，只是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推動理想主義者扭曲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事實上在制定美國對外政策時，為了維護美國利益，基辛格與米教授不時要抗拒理想主義的壓力，與理想主義鬥爭，他們並不是將兩者對立起來。
美國推動理想主義者，主要是一些民主黨的自由派政客。他們以一些所謂普世價值，其實即是美國價值，要求其他國家遵從，這也並非純粹是理想主義，沒有私利的考慮。像希拉里關注中國的人權，前卡特總統成立機構在全球推動西式民主，這些都是非常有選擇性的舉措，並不一致地用在所有與美國往來的國家。這充分體現西方所謂理想主義的虛偽性、工具性。它其實也是現實主義的延伸。 當然在美國社會內，也確實存在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就如基督教教會非常努力向全球推廣福音一樣。他們的出發點是善良的，付出是無償的，但目的只是想將他們自以為的真理及信仰，傳播給世人，拯救世界。但這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動力，它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藉口。
中國引領世界走出“鐵籠子”？
對於中國現在提出的“公天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政治設想，米教授認為：“這些想法不會付諸實踐，這不是世界運行的方式。我們生活的世界圍繞着不同民族運行，不存在什麼人類整體。這種關於全球文明、全球社會、世界國家的想法，完全脱離了現實。”
這看法的問題不在其極端，也不是一個理論構建對錯的問題，這純是一個觀察，對人類歷史經驗的一種歸納。這是美國人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是他們對自己的歷史，西方文明社會經驗的一個總結。他的問題在於片面，只看到自己經歷的東西，並將其擴大到全人類，拒絕認識及瞭解其他族羣的經驗。
首先，人類整體是一個事實，人類有共同命運也是一個事實，如氣候變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這些事情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響，解決的辦法，都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單獨能承擔的。在全球化的大局下，這些性質的問題會越來越多，米教授也不可能不承認這些事實。他不承認的是人類有這個視野，各個現代民族國家能放棄自己的私利，共同合作去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他的盲點，也是他的悲觀及消極主義。
應承認，現在沒有一個世界國家或全球政府。聯合國能扮演的角色與作用，與這理想及要求相差很遠，全球國際社會亦缺乏整體意識。但人類的命運共同體仍是客觀的事實。人類這個羣體能否面對這一現實，共同合力去解決一些大家的問題，就是世界當前面對的挑戰。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這着實與整個世界的認知與現實，有很大的距離。
如果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呼籲大家共同面對這些問題，推動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去解決這些問題，就是當代的理想主義，就是中國在當今國際關係中，提出的理想主義。
米爾斯海默教授的問題，不是帶有嚴重先天缺陷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他也不是抽離人、抽離歷史、將國際關係物理學化、數學化。而是他對人性、人類社會有個非常負面、悲觀、及片面的看法，有一個非常狹窄的經驗主義的缺憾。但更重要的是，米教授認為大國必然會以強權來保護及擴大它自身的利益的真正動力，並不單純是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的性格及本質問題。如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必然是擴充性的這種結構性分析成立的話，資本主義社會在其有一定的條件下（大國），米教授所説的那些論述，就必然從他們的行為得到體現，而事實上也是這樣。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這與我們提出的理想主義有什麼關係，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如子思點出的“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希望走出國際關係的固定結構和固定模式，大家拋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通過大國之間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創造新的多邊關係。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希望走出國家的自利動機和權力行為的傳統窠臼，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致力於世界各國的攜手合作，努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子思認為“這不完全是未來藍圖，實際上也是走出西方現實主義‘鐵籠子’、避免重回列強爭霸舊思維、舊模式的唯一出路。當然，新路決不是那麼容易走通的，但中國已經高高舉起了指引前進道路的旗幟，不會再回頭了。”
這是個良好的願望。但這與西方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結構性地對外爭取及維持霸權的地位，存在什麼矛盾？兩者關係如何？如何兼容？都是我們要面對，要回答的問題。這不能以良好的出發點、説教的形式就可以解決。
並不是文化差異的問題
米教授的理論，並不是知行“未能”合一，也不是他忽視了人的因素。他提出的理論也最後必然要受到現實的考驗和認證。而這現實，證明他對與錯的事實，看來只能由中國的行為結果來提出。他的論述是基於他對人及人類社會的理解，他並沒有忽視人的因素。西方的思維傾向形而上學，這是他們的思想傳統。我們與米教授的分歧，並不是源自他的形而上學與我們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的差異。反而對方可能會認為我們提出的純是理想主義，一廂情願，才是形而上學，缺乏事實支持。米教授的思想可能是頑固的，這是他的“鐵籠子”，但作為一個學者，堅持己見並不一定是件壞事。
中國學界能否從自身的歷史經驗中，發展出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這絕對不能懷疑。中國不會以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去構建其國際關係理論。中國人提出“公天下”、“天人合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自然是基於自己的歷史、文化與哲學。但中國也不應，也不能單以自己的歷史材料，歸納出一套能應用在當今世界的規範化的理論模型。無可否認，中國世界觀的視野，是超乎現代民族國家，超乎西方在這問題上的水平。正如梁啓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中國人則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組成‘天下’之一階段。政治之為物，絕不認為專為全人類中某一區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
中美關係是當前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當然也是中國對外關係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對美國就這問題的各種思維、看法，對我們如何處理這關係，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如果我們的論述是基於事實，在話語權仍被操控於西方的現實下，則最後只有以事實，才能説服西方人。或在過程中，根本不用説服什麼人。所以我們做的，比我們説的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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