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富布賴特對華項目，本可以死得更壯烈一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7月14日，在特朗普公佈的結束香港優惠待遇總體行政令中，我們赫然發現一個學術界殿堂級的國際教育交流項目——富布賴特交流項目（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被中止了。
該來的總會來，只是到來的時機有些讓人詫異。此行政令簽署之後，海外很多知名的主流媒體都紛紛梳理富布賴特項目被特朗普砍掉背後的因果邏輯鏈條，其中大多數會把此事的背景調查上溯到今年年初在華“和平隊”的撤退，以及美國對中國赴美留學生簽證之審查機制的一系列變化。的確，考慮到上半年中美關係中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教育交流渠道持續收窄，和中美開放學術合作平台空間逐漸變得逼仄的大背景，中美富布賴特項目被砍無疑是順勢而為，“情理”之中。
美國駐華大使館官網上的富布賴特項目同學會
此項目在7月中旬“官宣死亡”還是讓人有點詫異，也是因為它在過去四十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史的存在感非常之高，完全有資格在美國白宮的總統政令發佈平台上單獨成章成段，而不應該混跡在美國所謂的結束香港最優惠待遇一攬子孟浪且無理的措施中。這一點從美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中也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他們提到富布賴特交流項目時往往喜歡在前面加一個定語——“flagship”（旗艦型），換言之，它是中美高端學術交流領域“皇冠上的明珠”，這顆明珠以如此黯淡的方式謝幕，不免讓外交教育界的業內人士感到唏噓。
論及這個項目本身，有太多有趣的“似是而非”：它成為中美教育合作窗口的時間看起來似乎比較短，但又很長；具體參與到交流項目的學者看起來很有限，但波及面卻又如此之廣；它看起來是搭建了一個教育、學術和文化互動的平台，卻比其它同類型的中美合作項目承擔着更為繁重的外交任務，總的來説，我們的確還需要了解一下該項目的前世與今生。
比庚子賠款還讓國人屈辱的富布賴特項目
1945年9月，剛滿40歲的年輕的阿肯色州民主黨參議員詹姆斯·威廉·富布賴特在美國國會中發起了一份提案，該提案立刻引起了剛剛走馬上任不到半年的新總統杜魯門的興趣。彼時二戰剛剛結束，世界各地戰場上的硝煙味還沒有完全散去，作為反法西斯戰線之中流砥柱的美國，在遠東和歐洲各地都還有大批的軍用物資和不動產等待掃尾處理。按照美國軍方和政府最初的想法，這批遺留的二戰物資應該就地變賣，或者佔地收租，錢充國庫。
阿肯色州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作為他的老鄉，1995年出席了他的高規格葬禮
但參議員富布賴特想了一個妙招，何不把變賣遺留戰爭物資的錢作為儲備資金，或者成立一個基金會，資助美國與戰爭物資買方搞一個國際教育交流計劃？事後證明富布賴特的這個策略非常有先見之明，當然這也和他接受過留歐國際交流項目的教育背景有關，而且美國在一戰後的比利時也出台過類似的政策，即以戰爭遺留物資變現促教育合作。
一年後的八月一日，杜魯門在一片歡呼聲中籤署了《富布賴特法案》，該法案呱呱墜地之時，距離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出生還不滿兩個月。
《富布賴特法案》之所以引發美國社會各界的高度好評和擁護，首先是因為它不佔據國會撥款，全靠海外戰略物資拍賣作為供給，沒有僧多粥少之虞，而且還免去了軍方核算審計的一部分麻煩；其次，該法案規定國際教育合作不能佔用美國國內教育任何額外的資源，且對參與國貨幣信貸有額度限制，去到他國交流的美國學者食宿全包，但去美國交流的學者要自己掏一部分生活費，目的就是保證美國在全球教育系統中的優越感。
或許讓參議員富布賴特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有關該項目實施的第一個政府間協議來自中國。中國是二戰“反法西斯”戰線中亞太戰區美國的頭號盟友，而且在戰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流露出較為強烈的親美意願，以及美國在華遺留下大批軍用物資確實需要進一步處置，這都是富布賴特在華落地生根的重要大背景。
行文至此，筆者突然想起著名諜戰類電視劇《潛伏》中有一個橋段，軍統天津站吳站長打起了飛虎隊將軍陳納德坐過的一輛斯蒂龐克牌轎車的主意，其實這輛轎車作為二戰軍用物資拍賣的錢，應該是可以被納入到富布賴特學術交流計劃中的。
斯蒂旁克牌轎車，拍賣後可以成為富布賴特項目的啓動資金
錢是美國人的，但是美國人把錢以各種形式返還一部分，投資到中美教育交流中，讓你想起什麼？沒錯，就是庚子賠款。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官員們，看到富布賴特草案的時候，也下意識地聯想到當時已經存在了近40年的庚子賠款項目。
具體處理庚子賠款各項事宜的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其執行秘書任鴻雋在《紐約時報》上看到相關消息時，馬上給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打了電話，詢問項目的落實情況，但未能得到任何答覆。當1947年11月，《中美富布賴特項目執行協議》白字黑字落實的時候，我們很遺憾地發現該協議處處充滿了美國人的傲慢甚至無理：
1. 美國人堅持認為富布賴特項目是屬於美國人的錢，拒絕將其歸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之下，資金不歸中國人管理，而且用於中國教育和科研的領域只有很少一部分；
2. 中國人沒有資格成為項目董事會成員，只有諮詢委員的資格；
3. 儘管民國外交部強烈要求，但美方依然拒絕將執行機構“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改為“中美在華教育基金會”，沒有給中方留任何面子。
更讓中方難堪的是，富布賴特計劃規定締約方必須要有兩千萬美元的準備基金，忙着打內戰的國民政府治下的金融系統一塌糊塗，法幣匯率極不穩定，通貨膨脹嚴重，導致中方最終連5個人的諮詢委員都沒有湊齊。
執行協議的簽字者是民國著名外交家王世傑，他當時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寫有一手好字，在外蒙古獨立以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亮眼”的外交成就上留下過自己的墨寶，這一次籤《富布賴特項目執行協議》的中方代表依然是他，但毫無底氣的王部長無法給出派遣中國學者赴美的承諾，項目落地之後，結果是隻能美方派學者赴華，而遴選出的中方學者因為內戰和國民政府貨幣金融體系崩潰未能赴美。
並且，很顯然美國的“親華派”錯判了形勢，當中美富布賴特項目簽字時，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野在北滿展開了冬季大反攻，並且在一年之後橫掃了白山黑水，緊接着南下甕中捉鱉和平解放了北平，讓富布賴特項目整個在華實施框架變成了一紙具文。
縱覽1946-1949年該項目在華的存在圖景，我們不能單純誇張地就認為這是一則“不平等條約”，確實富布賴特本人對這個項目初心也帶有某種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但二戰勝利之後美國以“教師爺”的心態框定歐亞大陸新秩序的野心，必然導致在人文社科領域交流項目上的霸權思維，給該項目塗抹上了比較濃重的文化“馬歇爾計劃”色彩。
相對地，腐敗無能的國民政府為了爭取更多美援，在富布賴特計劃的中美博弈中且戰且退，退到了連處理庚子賠款權限都不如的程度，但中方4人諮詢委員的領頭人胡適依然歡呼富布賴特計劃給中國帶來了“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化理念，並且認為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可以促進“思想信仰的自由，這是社會變革和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胡適對富布賴特項目的評價，為1949年該計劃在中國大陸的戛然而止增添了一個戲劇性的註腳。
麥卡錫主義的反面——作為外交工具的“富布賴特”
前文中提到，概覽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國際教育史，從未有一個項目能像富布賴特計劃一樣承擔如此繁重的外交任務，相比“和平隊”或者50年代之後美國在亞太尤其是港台成立的一系列立體化意識形態輸出平台，富布賴特計劃的親身參與者是相對比較少的，但輻射面卻是最廣的。
具體到中美教育合作和外交拓展，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富布賴特計劃的窗口性外交意義：20年前的1990年3月，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主流媒體紛紛報道中國教育部準備重啓暫時中斷的富布賴特計劃，而且敲定了雙方互派15名學者的方案，很顯然美國媒體將這件事看作中美關係“破冰”的重要徵兆。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富布賴特計劃與前文中提到的40年代原初版本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改變，今天這個版本是基於60年代初的《富布賴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這個升級版本因為冷戰的升級改變了原來的輻射區域，也對資金來源做了重大改革，畢竟美國的二戰戰略物資拍賣總有到頭的時候。
更值得注意的是，別開生面的《富布賴特-海斯法》是建立在反思50年代麥卡錫主義基礎之上的，它一方面配合了1958年的美國《國防教育法案》，一方面為美國在遠東國際秩序的策略調整提供了多維度的視角。
1961年，美國總統肯尼迪簽署《富布賴特-海斯法》
在中法建交、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和中國重返聯合國議題被重新提上日程之後，60年代初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富布賴特重新步入了美國政壇的核心權力層，成為約翰遜政府的高級參謀。在筆者看來，1964年3月份富布賴特的著名演説“舊神話與新現實”對今天的美國外交部門仍有重要的參照意義，這份演説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我們如何理性認識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
這一問題意識，是建立在50年代對麥卡錫主義對華“遏制加孤立”走向失敗之全面反思的基礎之上的。1965年，以富布賴特為首的智囊團，在中國-越戰問題聽證會上，確立了“馴化、遏制但不孤立”（tame, containment but not isolation）的對華外交基本基調，從約翰遜再到尼克松，我們看到美國政界高層的中國戰略方針背後都有富布賴特的影子。
基於此，我們才能深刻認識冷戰以來富布賴特計劃進一步實施的“詩外工夫”。從冷戰高潮到現在，它至少有兩個一以貫之的顯著特點：
1. 富布賴特項目從來都是側重人文社科領域，較少涉及理工學科的國際教育交流；
2. 走上層精英路線，外科手術般地甄別有成為意見領袖潛質的人文社科類精英人才。
2021-2022年富布賴特項目原計劃重點支持的學科（國家留學基金委）
有關這兩點，想必申請過富布賴特項目的國內名牌高校學者都是深有感觸的。這塊項目的牌子很響，申請的人多，名額少，競爭極為激烈，但是一旦申請成功了，可以在自己的學術生涯履歷中增添相當光輝的一筆。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雙方參與交流項目的學者加起來也只有3000人左右，2004年大陸和香港的學者有61人申請成功，到2017年翻了一倍，但也只有128人。
參與過這個項目的學者很多回國之後都成為在該領域獨當一面的人物，比如韓國（Han Sung-Joo）、新加坡（Tommy Koh）前駐美大使都是60年代接受過富布賴特項目資助的精英外交官；前波蘭外交部長齊莫斯澤維茨（Cimoszewicz），前墨西哥外交部長厄爾內斯托（Ernesto）之前同樣也都是項目的交流生，前土耳其社會計劃部主席厄爾岡（Ergun）和前菲律賓中央銀行副行長布里納斯（Brinas）等都是富布賴特計劃開枝散葉結出的碩果，此外有來自13個國家的53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和85個普利策獎得主都曾參與過富布賴特項目。
富布賴特對各國精英階層的人才培養機制，無疑代表了美國孤立主義和強烈排他性的麥卡錫主義的反面。富布賴特本人強調多元對話，以教育促理解，反對“自由世界”和“非自由世界”的對立，依然對現在的中美關係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餘論
生於威爾遜，死於特朗普
前文中已經提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關係一度跌入低谷的時候，富布賴特計劃都沒有真正意義上中斷過，然而時過境遷，它卻被“懂王”特朗普判了死刑。未來它還有可能復活嗎？我們不得而知。如果它確實已經死了，墓誌銘該如何寫呢？
不少觀察者網的讀者對此進行了熱議，一些網友認為，對富布賴特計劃的中止或者終止報以喜聞樂見的態度是不太理智的，畢竟它是中美高等教育友好交往的見證者，它的播種機功能也的的確確增進了兩國學者對彼此的理解深度。筆者在網上看到一篇署名為阿曼達·施密特的文章，他是該項目被斃之前最後一批赴華的富布賴特學者，在網上如泣如訴聲討特朗普，並且呼籲更多人網上簽名反對富布賴特項目被砍，讓人動容。
阿曼達·施密特(Amada Schmidt）參加富布賴特項目，在中國有着美好的回憶（個人博客）
即便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下結論，70多年來該項目就是美國文化霸權主義的軟性輸出，是扶植親美代理人的培養皿和顏色革命的文化前哨站，但不得不説該項目一直秉承合作、共存、對話、多元的原則，與此相配合的是當年美國文化自信的大國擔當風範。富布賴特本人青少年時代在一戰中度過，是個骨子裏的威爾遜主義者，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早在文革時期就在大陸翻譯出版，要知道，當年很多美國最精英的學者，在大陸連作為“毒草”被批判的資格都沒有，而且他領導下的教育項目在和陰騭毒惡的麥卡錫主義者們廝殺下成功勝出並羽翼豐滿，但卻死於特朗普時代。
富布賴特的著作《跛足巨人：美國對外政策及其國內影響》文革期間就在國內翻譯出版
從這個對抗邏輯上反推，特朗普“手刃”富布賴特項目，以他為首的執政集團可以説是麥卡錫主義的再生版本，他對華的孤立性對抗模式能否換來足夠屬於他的正反饋？百天之後可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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