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磊：我為什麼反對把大學辦成職業技校或只培養學者的象牙塔

【文/徐磊】

前些日子，觀察者網發佈了餘鵬鯤老師的文章《錢學森科技大學選址瀏陽，合理嗎？》，我在下面寫了條評論，討論了我個人認為大學應該扮演的角色。開學季馬上到了，受時評組阿周的邀請，我想結合此前比較熱的農村留守少女鍾芳蓉高分考上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的話題，就大學的社會功能定位的相關問題，再做一些拓展性的討論。

從鍾芳蓉選擇考古專業熱議的情況來看，現實中應該有相當大比例的人是以職業技校的角色來期待大學教育的，只不過覺得職業技校分數門檻低而瞧不上，但另一方面，這些人又要求大學應該成為功能性的職業技校。

我個人反對簡單的用分數作為評判人的標準，社會越複雜，對分工合作的複雜性需求就越強。一方面，大學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兩者相輔相成，不應該辦成彼此孤立的島嶼，而是出於不同的社會功能而創辦。另一方面，職業技校和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各具自身的優勢和特色，完全可以成為緊密合作的同事。但如果大學被辦成職業技校，進行嚴格定向的職業培訓，那麼社會中必然會缺失具有通用性人才培養的高等教育職能。

現代社會動態發展，一方面有面向既定職業源源不斷地補充新鮮血液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能夠應對社會中快速變化的需求從而可以更高效地自主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人羣，而這需要建立在各方面基礎紮實的通識教育上，而不能靠嚴格的職業限定性的培養方式。

與此同時，現實中很多需要解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本身並不在乎人類如何劃分專業，它可能需要綜合的、跨學科的眼光去審視和分析才有可能找到解決之道。正如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電池的發明最早是受了死去的青蛙腿可以動的啓發（感興趣的人可以點開給出的鏈接瞭解一下這段歷史）。

而更近的一個受生物啓發對工業產生重要影響的例子，包括大阪大學著名的生物物理學家Toshio Yanagida從肌球蛋白依賴無序熱運動（這個過程中不需要消耗額外的能量）尋找肌纖朊纖維上的結合位點（下面的GIF動態圖中沒能表現出來結合位點的尋找是依靠熱運動實現的），然後再依賴ATP實現最低能耗的定向運動的研究中獲得靈感，現在他將這個思想運用到計算機的邏輯控制領域，用於實現超低能耗的計算。

這兩個一舊一新的例子都顯示出人類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本身可以是超越人為劃分的學科邊界的，職業技能教育在社會中有其重要並獨特的價值，但是不以嚴格定向的職業培訓為目標、重視為學生提供基礎紮實的通識教育，讓他們具備更廣闊視野的價值也是獨特的，具有重要意義的。

而就鍾芳蓉選擇的考古專業來説，它也並不是一門單純靠博聞強記，或者靠掌握了挖掘工具使用技巧就可以幹好的工作，在我看來，它的綜合性遠超絕大多數普通讀者的想象。作為一名經歷過嚴格應用物理學學術訓練的技術工作者以及歷史紀錄片愛好者，我清楚地知道考古學的發展本身是非常依賴於現代科學和技術工具發展的，這也能解釋為什麼考古學的發展事實上長期是被精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的西方主導的，而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上的“話語權”一詞就能概況得了的。

且不説什麼碳14測年代這樣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我就舉一些可能大眾不太瞭解的將自然科學和技術應用於考古學研究的實例。比如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有篇科普文章《為何盧浮宮博物館地下有台粒子加速器？》就專門介紹了使用離子束的技術手段對古代器物進行材質分析的重要意義。下圖為AGLAE實驗室首席科學家Claire Pacheco（法國波爾多大學古代材料學博士）。

而我博士研究所屬的光學/光譜學領域，更是早就被應用到考古物品的分析研究當中，像紫外光譜、紅外光譜、X射線熒光光譜以及拉曼光譜技術，在考古研究中應用是非常廣泛的。我個人非常喜歡的文博電視節目《國家寶藏》中就有多個文物動用了拉曼光譜進行材質分析，見《國家寶藏！淺談文物鑑定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拉曼光譜應用》。

作為從事應用技術研發的專業人士，我清楚地瞭解具體的研究對象常常會對人們已經掌握的傳統技術手段提出新的要求，直接的、魯莽的“拿來主義”不足以解決問題。因此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上來講，單是應用於文物檢測的技術手段的開發，本身就足以成為考古學門下一個特定的研究方向。這也意味着，如果某個考古學家有這個意願和興趣願意去研究，他/她完全有可能像物理學家或者化學家一樣開發新的技術和方法，發明新的儀器設備並發表專利。

亦或者單純出於文物保護的目的，開發新的用於文物保護的技術手段和材料。如果大家感興趣去看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師資隊伍在職教師，也可以看到北大有幾位老師就是專門從事文物保護技術研究的。

另外，從已有的經驗來講，出於某個目的而開發的材料可能具有多種應用價值在科學界並不鮮見，比如我知道瑞典沉船博物館裏展出的Vasa戰船（見下圖）的保護用到了polyethylene glycol（PEG，聚乙二醇）來防止船體氧化，而我曾經在單分子實驗中使用PEG來防止研究對象蛋白分子被吸附到玻璃片上，方便我研究目標分子在水溶液中自由擴散的速率。

聲明一下，這個例子並不是説PEG是為了文物保護而發明的，但是完全有可能將來單純出於保護文物開發的技術或材料具有更廣泛的應用價值。

考古學是一門覆蓋範圍很廣的學科，完全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工作內容狹窄。在這裏，我還想舉一個更冷門、而同時和考古學關係緊密的古生物學例子。

我還記得幾年前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專業多年來只有一個畢業生，也曾引發網絡熱烈的討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2010級的新聞主角薛逸凡，2014年北大畢業後她去了卡內基梅隆大學讀計算生物學碩士，2016年進入匹茲堡大學攻讀生物醫學信息學博士學位，現在在亞馬遜擔任實習應用科學家。

有人可能會覺得這跨度有點大，但是對於在個人科研過程中已經用到三維計算圖形學知識的我而言，這簡直是太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早些年前我就讀到過一篇為實現定量對比遠古人類牙齒幾何相似性而開發的三維圖形算法論文（我就不專門科普這篇論文的具體內容，就做個高度概括的簡述）。

我想説的是該論文的第一作者Doug M. Boyer，現在是杜克大學演化人類學的教授，而他的導師、論文的通訊作者是著名荷蘭裔女科學家Ingrid Daubechies。值得一提的是，儘管Ingrid的博士論文做的是量子力學理論方面的工作，但她在學術界聲名大噪卻是因為小波分析的出色工作（但凡工作中接觸過信號分析的，應該都知道小波以及它和傅里葉變換之間的關係，也能理解相關工作的重要性，此處我就不做拓展介紹了），而我知道她是因為她在三維計算圖形學中的突出貢獻。Ingrid因為數學上的成就，當選了美國三院院士（工程院，科學院，人文與科學院），現在也往往被看作是數學家。

通過這篇頗具代表性的論文和這兩位學者的職業軌跡，大家至少獲得幾個感性的認識：

一是科學問題本身並不一定受人為學科劃分的限制；事實上越是具有開拓性的、顛覆性的前沿研究，往往越是需要跨過傳統學科邊界的。三維計算圖形學技術被用於研究古生物學問題，對於學界而言其實在已不是新鮮事（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古生物學界人人都掌握相應的技能），薛逸凡今天可以跨界去做IT領域做應用科學家事實上並不奇怪。

也許有的人會猜測薛逸凡現在要投身工業界是因為收入的原因。我個人不願做這樣的推斷，因為事實上以她的跨學科背景，在古生物學界應該還是頗有競爭力的，在學界找一個不錯的職位並不難，儘管或許收入不如在IT行業高，但是確保體面的生活質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現在國內大學教授的收入其實也不低了。我個人認為比IT工程師996“福報”的物質條件更好，在國內的話年齡焦慮也不如後者強烈，當然比收入的上限恐怕確實是比不了。

畢竟在大學裏從事研究工作，生產的是知識，而企業在商言商，看重的就是盈利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企業需要自我培養人才的體系，也不應該指望大學直接為企業培養完美契合的人才。首先企業最瞭解自己的需求，而且任何技能的深化必然需要在相應的過程中充分鍛鍊才更有利於積累，否則容易鬧紙上談兵的笑話——在這方面，大學難以越俎代庖。

當然大學可以為企業提供基礎紮實、具有多種發展潛力的人才，但人才潛力的發揮以及能發揮到什麼程度，一定需要企業根據其自身的戰略定位創造條件，有意識地在具體的項目中錘鍊潛力人才的各項技能，以契合企業發展的目標和需要。當然，大學也可以和企業有合作，甚至是較為深度的合作。大學在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上往往具有前瞻性，研究的技術具有更強的探索性質，而企業擅長的是將技術立即（在可預期的若干年內）變現的整合能力，通常只在某個技術已經具有很強實用性前景的情況下才會投入研發資源，否則試錯成本太高、難以為繼。

大學科研探索性、試錯性強的特性如果能發揮得好的話，事實上是可以讓大學扮演好高科技企業孵化器角色的。船小好掉頭，即使企業孵育失敗但因其規模往往屬於微型階段，也不用擔心會像大公司那樣產生巨大的社會震動，其試錯成本相對低很多。而我注意到國際諸多頂尖高校其實是非常注重大學高科技孵化能力的。我曾經在科學網專門談論過大學作為科技企業孵化器的作用，見《從身邊的例子出發談談實驗室創業及大學作為科技企業孵化器的作用》。在新技術領域，即使大學不直接參與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和培育、或者對高科技企業進行技術轉讓，大學具有的社會功能也並非只限於此。

這裏提及的高校技術轉化或者直接參與高科技企業的孵育等這些重要的大學對社會應有的價值，表面上似乎都和人文科學關係不大。但是真要深究起來關係不僅不小，還非常重大，因為人文科學研究關心的核心問題就是人如何互動的問題，包括社會的組織形式、政治、經濟、企業管理、乃至新聞傳播都是圍繞着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展開的。就連科學探索、技術研究都不是單打獨鬥，哪怕某個學術工作是某人獨立完成的，這個工作的意義和評價都要放到學術共同體的框架裏去討論，而且無論這個人多麼有開創性，也都無法脱離既有的科學框架和知識體系對其的啓發作用。

再者，如果一個社會治理水平低，人民整體生活都非常貧困，大家都疲於字面意義上的求生存，在這樣的社會中資本也是稀缺資源，會有多少人能夠有條件投入到資本密集型的科學探索和技術創新的工作中去呢？現在中國社會已經不缺乏金融資本了，可是又如何引導中國的資本把資源投向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最有幫助的地方去，而不是讓金融資本成為吸血社會的寄生蟲呢？我們的社會中依然存在很多值得關注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然而以論文尤其是以高影響因子的英語論文為導向，就會出現真正關乎中國發展的人文社科問題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視，因為設置議題的指揮棒掌握在西方學者手中。人民大學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温鐵軍教授就在一些演講和談話中批評過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在理工科的研究當中同樣存在。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前能源部部長朱棣文（Steven Chu）於2011年12月8日到瑞典我所在的系樓做報告（後訪問我所在的實驗室——圖片中瘦高個正在做介紹的是我的博士導師，他左側戴橙色領帶的即為朱棣文，見下圖），他親口講了他是如何動用可以調用的學術資源比如在Science雜誌上發表幾篇關於biofilm的論文，從而誘導全世界政府的經費去幫助美國國防部研究試圖解決的艦艇底部覆蓋biofilm從而影響到螺旋槳推進效率的問題。美國自己不用投入太多資源，通過定義什麼是前沿的科學研究，就可以讓全世界的聰明腦袋為了追逐自己的職業發展、職位晉升而無償為美國國防部服務提供他們想要的信息。這就是掌握前沿科學問題設置的話語權為美國帶去的，很多人未曾想到過的“福利”。

要降低乃至破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學術前沿問題設置的話語權對中國科學研究的負面影響，就需要中國從自己社會發展的需要思考我們應該關注和解決什麼樣的問題，而不是看到什麼問題可以得到頂級期刊的關注就去研究什麼問題。否則，中國一方面在材料學領域的基礎研究做到世界頂尖水平，在各種材料學的頂級期刊發表論文，另一方面工業應用需要的多種材料依然嚴重依賴進口的問題就難以得到解決。這背後問題的一個關鍵癥結在於，解決世界上已經存在、但中國沒有的問題不屬於“學術問題”，你解決了也發不了論文，遑論影響因子高的論文。於是乎，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壓力，迫使中國頂尖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缺乏動力去研究可以實實在在推動中國進步的各種材料和技術，造成資源的錯配。

好在我們國家現在已經認識到單純以發論文為指揮棒的弊端，今年2月17日國家科技部印發《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的通知，非常明確地指出對於基礎研究和應用類研究要實施不同的考核和評價。

通知中明確指出：“對於應用研究、技術開發類科技活動，注重評價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新材料、新設備，以及關鍵部件、實驗裝置/系統、應用解決方案、新診療方案、臨牀指南/規範、科學數據、科技報告、軟件等標誌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和影響，不把論文作為主要的評價依據和考核指標。”並且“對於技術發明獎、科技進步獎，注重對成果的創新性、先進性、應用價值和經濟社會效益等進行評審，不把論文作為主要的評審依據。”此外，通知中也明確“培育打造中國的高質量科技期刊”這樣的目標。

當然這個轉變不會是一朝一夕的，我也相信現有或者説既有的評價體系依然會保持很大的慣性，影響着中國研究者的課題選擇和研究方向。但是隻要敢於依據自己的需要開始走自己的路並堅持下去，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被“卡脖子”的高科技例子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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